广东省委依法治国决定

A.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义精神

主要就是加大，
人们对新时代思维的提升，
以及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调整。

这就是他主要的意义存在。

B. 2020广东省考笔试行测考多久

一、2020广东省考各科目占比总分数分别是多少?
公共科目笔试总分是200分，行测满分100分，申论满分100。广东省考审计机关“审计专业类”职位加考专业科目笔试，满分也是100分。
公共科目笔试内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全部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90分钟，满分100分。
申论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限120分钟，满分100分。
专业科目考试：
广东省审计机关笔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全部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120分钟，满分100分。
广东省公安机关笔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全部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广东省考笔试内容分为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
公共科目：所谓公共科目，就是报考所有职位考生均需参加考试的科目。广东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历年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全部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与公务员职业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主要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应用、资料分析等内容。
申论是测查从事机关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笔试科目。主要测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审计专业科目：
考生应掌握所报考职位类别重点测查的专业知识，并具备审计工作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和技能等方面，具体如下：
(一)职业素质。主要测查考生必备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政治素质包括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职业道德包括审计职业道德和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
(二)专业知识和技能。主要测查考生履行审计职责所需的审计及宏观经济、财政、税收、金融、会计、财务管理、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审计实务问题的能力。
公安专业知识
公安机关面向社会招录人民警察专业科目笔试，主要测查报考者报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与能力，包括职业素养、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三个方面。
1.职业素养
主要测查报考者的政治素质、对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认知水平。
在这里考生要重点注意人民警察职业道德，了解《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的相关内容。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重要时事新闻要有所了解。
2.基础知识
主要测查报考者掌握有关法律和公安基础知识，及运用相关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及执法依据”“公安基础知识”两部分内容。
对于法律基础知识及执法依据的考查，考试大纲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基础知识、民法基础知识、人民警察法基础知识、行政执法基础知识、刑事执法基础知识。考生要明晰这些知识点具体考查的内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涉及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内容。
(2)法学基础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理学，包含法的概念、特征、分类、作用，法律关系，立法、执法、司法等。
(3)宪法基础知识考查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了解与掌握。
(4)民法基础知识考查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了解与掌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原有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5)人民警察法基础知识考查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的了解与掌握。
(6)行政执法基础知识考查的是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的了解与掌握。
(7)刑事执法基础知识考查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的了解与掌握。
对于公安基础知识的考查，考试大纲中包含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职能、职权与组织管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路线、方针、政策及公安历史沿革;公安队伍建设;公安执法监督。
3.基本能力
主要测查报考者在有关执法勤务活动中，正确观察、判断、分析案(事)件，严格守法、规范执法，有效沟通协调，妥善应对处置的能力。
对于“基本能力”的考查，细化到具体知识点，实际上是考查考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110接处警规则》《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和使用枪支规范》《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等的了解与掌握。
三、总成绩如何计算?
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60%+面试成绩×40%(其中：面试前加考专业科目(技能)测试职位的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50%+专业科目(技能)测试成绩×30%+面试成绩×20%)，考试总成绩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3位。若同一职位考生总成绩相同的，则依次按照笔试成绩、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高低顺序确定名次。

C. 为什么广东省没有取消劳动教养

十八大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的行政措施，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劳动教养初步纳入了法制轨道。在建立之初，劳动教养制度兼有教育矫治和收容安置功能。

“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了劳动教养的审批、管理、期限和监督等问题。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特别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毒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补充、调整和完善。

可以说，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深、屡教不改但又没有达到犯罪定量标准要求，既不能给予刑事处罚，适用治安处罚又不足以为戒的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予以劳动教养，创造性地解决了刑法结构上的缺陷和治安管理处罚程度上的不足。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50多年来，对维护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备。

处理违法犯罪的法律不断完善、有机衔接，劳动教养的功能逐步被相关法律制度所替代，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社会共识已逐渐形成，时机日益成熟。

按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制度应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程序予以废止。

总体而言，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既必要又可行。

需要强调的是，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免受违法犯罪分子不法行为的侵害，我国目前还需要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D. 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可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调解处理条例吗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1月21日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5月1日起施行。本人就《条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初步的学习解读。
一、《条例》出台的背景
（一）领导重视、亲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湛江市一些市县政府在处理集体土地、林地纠纷时，居然以“双方均无权属证明”为由，违法将集体性质的土地、林地收归国有，近年来引发多起纠纷。省委《值班要情专报》第225期对此转载。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要及时研究，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意见”的批示精神，建议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归纳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纠纷的类型，并由省林业厅牵头，联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纠纷调解处理适用法律规范》，由省府办公厅印发全省，分类指导各地准确适用法律规章。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果断行动，突出问题导向，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条例》补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计划，明确由省人大主导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实施。《条例》的起草，省人大黄龙云主任亲自部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任省人大肖志恒副主任带队调研、多次提出起草重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林业厅领导亲自主持调处部门《条例》研讨会，出席、列席条例起草评估会等，对有些条款作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批示。
（二）现行调处规章不规范，不适应新常态对调处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滞后于形势的需要。目前，已实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规章《调解处理办法》局限性显而易见，该《办法》存在没有规定政府处理期限，对政府确权行为的责权利、对当事人争山抢林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模糊等问题，造成许多纠纷久调不决、成为历史积案，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不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2015年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尤其强调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建设。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属行政确权的范畴，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各地调处部门普遍反映，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省政府规章《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予以修订，并独立升格为地方性法规，才能更好地依法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通过明确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程序约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三是部门规章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问题。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确权案件，有部分市、县相关裁决机关认为，只有土地、林地权属证书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实例中部分规章又存在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补充规定》等。事实上，在处理山从山林权属争议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依照林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不能依照国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混淆使用，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此，出台《条例》，才有利于在调处实践和参与诉讼实践中，不易造成处理林地纠纷适用了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法规的矛盾，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获得“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定，有利于当事人息诉罢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权属变迁的复杂性需要有健全法规来规范保障。从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的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山林土地权属历经了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时期、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时期等多次变革调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历次改革均没有确权发证，已确权发证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权属不明、权属凭证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积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若没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强制约束的法规保障，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严格立法程序，科学严谨起草《条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农委、常委会法工委、省法制办、省林业厅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的条例草案起草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报告常委会分管领导，全面启动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条例》起草小组通过省内外的实地调研、召开林权争议案件审判法官专题等10多场座谈会，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点，在现行的政府规章《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全面征求意见建议。多次向省编办、省法制办、国土资源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法院、检察院等1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由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征求了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机构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律师、基层实务工作者、社会人士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公众网平台向全省社会开放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条例》出台前共征求意见达到上万条之多，起草组认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内容，将主要的修改意见均已采纳吸收。
三是开展重点制度规定的试点工作。本《条例》立法项目是实操作性很强的程序性、实体性立法。为检验《条例》是否接地气、有实效，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先后在选择在林情不同、山林纠纷案情不一、管理体制各异的连山、仁化、五华三县开展《条例》试点工作。着重在试行公开聘请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及按照调处依据、调处程序和调处时限等规定试行调处。通过为期三个月试行，为《条例》的完善制度创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是严格遵守立法规定，立法程序科学严谨。《条例》是严格通过立法的程序要求，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及《条例》草案经过吸收了中山大学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与咨询服务基地、省法学会等4个地方立法社会参与和评估中心、66位立法咨询专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了6次专题论证会、表决前评估会等，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共三次会议审议后，最终于2016年1月22日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因此，《条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民为本、爱民之心、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领导敢于直面问题、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凝聚了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积极参与立法良好法治氛围。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群众利益高度关注并极力维护，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进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体现了全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推动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二、《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条，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原则、调处依据、管辖与受理、调处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与原《办法》相比，增强新内容、创设了新亮点，突出“事要解决”的原则，着重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林区的平安边界建设，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氛围。
（一）重在调解，特别对民间调解制度作了设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目的是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先通过调解方式来处理，而且通过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实现案结事了。为此《条例》将做好调解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制度设计的首要环节，力求通过调解解决大部分的林权争议。一是在林权争议受理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先行组织调解；二是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调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会调解力量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民间调解；三是规定调处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多次调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调解有可能解决争议，就应当组织调解；四是调处机构应当组织一次有利于增加公信力的调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有关社会组织和双方亲友代表参与，见证调解。
（二）强化责任，特别对限定调处期限作了突破。为体现社会民众立法意愿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条例》从几个方面强化了调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一是为强化调处具体工作的责任，规定了受理、调查、勘验、使用、处理、公告、送达、建档等各个时机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完成时限等；二是为强化管辖的责任，规定林权争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就地处理的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辖权进行受理，依法调处并作出决定；三是为强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调处技能等培训；四是设置了法律责任，明确不作为将受到严惩。
（三）明确依据，特别对各类权属凭证作了规定。为解决林权争议双方各持一词，证据界定困难的突出问题，《条例》将现有的各类林权凭证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梳理，力求调处依据更加明确和清晰，通过凭证效力认定等工作解决大量类似的林权争议。一是对法定林权凭证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二是在规定不同时期权属凭证应当追溯权源依据的同时，又规定同一时期合法权属凭证处理的原则；三是在规定当事人凭证与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属同一情形的予以认定的同时，又规定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四是对鉴定凭证本身真伪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权属凭证所载实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办法。五是对登记发放、撤销、变更林权证作出指引性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能作为林权依据的情况。
（四）分类调处，特别对常见争议调处作了区分。《条例》归纳分析了当前林权争议的不同种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调处作了原则性、选择性规定，力求解决几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解决某类争议共同的焦点问题，促成全省林权争议的批量解决。在规定确认林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的基础上，对以下六类争议的调处作了规定：一是仅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的；二是因历史原因当事人对争议的林地均无法提出权属凭证，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经营使用事实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权属和林木权属分离的原则进行调处的；四是国有单位与乡镇、村农村集体发生林权争议的；五是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真伪。六是跨行政区域发生林权争议的等。
关于限定调处工作期限，《条例》有所突破。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已经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设置了办理期限。但从我省山林纠纷调处现实来看，必须对大量积存的林权争议及时调处，并争取通过制度保障来批量解决，决不能延办。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审查期限、调解期限、处理和重新处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关特殊情况下延长的期限和当事人配合有关调处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别对调处关键环节作了细化。林权争议调处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条例》对相关主体在几个关键环节应当遵循的调处程序进行了细化，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既体现《条例》要结合调处实际赋予适度自由裁量权，又要体现出法规的刚性约束及执行严肃。
一方面，细化当事人在申请环节的配合义务：一是规定当事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二是规定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推选参加调处的代表并予以授权委托；三是规定行政村、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应当全程参加调处活动；四是规定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另外，对当事人维护林权争议现状和依法参加、配合调处工作等管理重点作了规定。
另一方面，细化调处机构在调处环节的工作规范：一是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细化，规定通知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二是规定签订《林权争议调解协议书》应有的附件和手续；三是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后，送达、公开、归档等工作均应规范办理；四是规定一般只有五种情形才能中止调处；五是林权争议调处期间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调处机构可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终止调处；六是规定对争议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补偿提存发放措施等。
三、《条例》创设的主要特色亮点
《条例》的制定坚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系列指示，从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搞好制度创新和设计，规范相关行为，落实有关主体责任，调整相关利益诉求，着力解决林权争议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导集体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方式、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林权争议问题，为我省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出台的《条例》主要特色亮点体现在“五有”：
（一）林权争议“有人受理”，解决了当事人“出路”问题。《条例》降低了门槛、放宽了山林纠纷调处申请条件，凡是当事人认为有权属争议并能提供证据材料的，向当地调处部门提出申请，政府调处部门必须先接受，经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这一宽进制度设计，解决了群众诉求有人理、申请有人管的问题，畅通了渠道，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服务”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权争议“有人调解”，解决了权属争议“源头治理”问题。引入民间调解，是《条例》制度设计的首创，“多元调解、民间参与”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一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熟悉林权历史和现实情况，既有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作为民间调解员，组织专门的履职培训，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充实调处力量。另一方面规定，民间调解员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加给当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选择权。还规定民间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交通劳务费由调处机构支付。这一创设条款，既充分尊重民意，传承中华民族“和为贵”理念，又积极引导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突出主动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决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权属争议的“案结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权争议“有限期结案”，解决了权属争议“久拖不决”的问题。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但是，广泛存在的林权争议不能因此延办，否则以后更加难办。尤其是对目的全省积存着已受理未办结的案件达7841宗，因山林纠纷引发的信访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矛盾纠纷、权属争议就象是埋在林区“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将成为影响林区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因此，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及行政高效原则，从原来没有时间限制到现每宗案件必须在15.5月时间内限期办结案件，否则将受到行政问责或承担法律责任，这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政府不作为情形，避免了争议案件从原来的只受理没期限解决处理规定，造成了当事人想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都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减少或者杜绝出现案件的“堰塞湖”现象，保障了争议案件解决有出路。
（四）林权争议“有规范程序”，解决了权属争议调处程序问题。调处林权争议是政府法定行政行为，属于程序和实体的裁决，既要充分依据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实体的裁决，又要严格依照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因程序不规范等情况被撤诉。从调处实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问题被法院撤诉，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因此，《条例》在制定时已充分考虑、作了周全安排，严谨了调处程序、细化了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环节内容，同时条例颁布施行后，将对调处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尽可能减少因程序出错被法院撤诉的风险。
（五）林权争议调处“有问责追究”，解决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未按照规定时限调解和处理林权争议造成不良后果的”；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明确了调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期限，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没有在规定期限结案，不仅调处具体工作人员、而且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解决了调处人员及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依法行政的要求，减少或杜绝了机关工作人员懒政、不作为现象出现，压实了责任，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实现了林木林地争议“定纷止争、案清人和”调处目的，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我省平安林区建设。
当然，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体现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将更好地调动调处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有为则奖、无为就罚”管理措施。

E. 谁有10月12日《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的全文么

广东司法体制改革再迈大步。近日，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正式成立，审议通过《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下称《章程》)。这意味着，“人财物省级统管”这项试点任务有了新进展，全省法官、检察官今后将统一提名、管理，并按照法定程序任免。
根据《章程》，遴选委员会由8名常任委员和60名非常任委员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遴选委员会主任和非常任委员都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超过两届。
遴选委员会由68人组成
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遴选制度，是党中央在司法领域部署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广东是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被赋予的改革试点任务共有4项：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其中，人财物省级统管这项试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此次遴选委员会的成立，建立了全省法官、检察官统一提名、管理并按照法定程序任免的制度，旨在增强法官、检察官选任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加强司法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保障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从而为实现公正、高效、廉洁司法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章程》，遴选委员会由8名常任委员和60名非常任委员组成。常任委员由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编办、省人大内司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公务员等8个部门各推荐1名代表组成，非常任委员由有法学专业背景、法律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律师、法官、检察官组成。
根据《章程》，遴选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广州大学副校长董皞被推选为遴选委员会主任，省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叶敏辉、省法院副院长霍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欧名宇被推选为遴选委员会副主任。遴选委员会主任和非常任委员都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超过两届。
五道程序遴选法官检察官
今后，上级法院、检察院从下级法院、检察院遴选法官、检察官；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从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中公开遴选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需要遴选的法官、检察官，都将由遴选委员会来完成。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涉及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务的，遴选委员会委员应当回避。
据了解，遴选委员会遴选法官、检察官一般包括五道程序：公告遴选职位和条件；组织报名和资格审核；考试；业务考核；审议确定推荐人选。
上级单位从下级单位遴选法官、检察官，一般应当逐级遴选。拟任中级法院法官、地级市检察院检察官职务的，应当具有担任基层法院法官、基层检察院检察官3年以上经历；拟任省高级法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职务的，应当具有担任中级法院法官、地级市检察院检察官3年以上经历；且作为经办人审理了一定数量的案件。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涉嫌违法违纪尚未结案的、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其他情形的，不得遴选为法官、检察官。
相关遴选办法还明确了初任法官、检察官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资格：原则上必须具有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任基层法院法官、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应当具有4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任中级法院法官、地级市检察院检察官应当具有6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任高级法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应当具有10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其中获得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可减少1年，获得法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可减少2年。

F. 广东省考考点一般在哪

你报考省属单位的话全部安排在广州各区的大中院校,主要是大学城和白云区的学专校.报考地方公务员的考场属就会安排到你报考职位所在城市的中学.所谓的省属单位,我作个解释吧,比如你报韶关地税,因为地税系统是属于省直属公务员的,所以你也会被安排在广州笔试的.

G. 为什么广东省的政治体制改革总走在中国前列如题 谢谢了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政治体制改革及民主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关键问题上仍难有新突破，集中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和监督制约机制乏力，权力腐败蔓延、官员选任中买官卖官、重大决策失误、官僚主义严重、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干群利益矛盾冲突易演化为暴力对抗事件等。政治发展中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社会主义人民主权先进理念和价值观的实现，不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的完善，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难于实现我们改革的目标，并导致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等问题。因此，广东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区，除了经济体制先行一步之外，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先行一步，在全国做出示范。而实际上，广东已经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一、改革开放30年广东民主政治建设的丰富实践，为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发展先行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实验区，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为全国的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伴随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本来历史上民主风气有丰厚积淀的广东，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发展问题上也解放思想，继续敢为天下先走在全国前列，并提供了不少好经验。 1、在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广东以人大制度平台探索拓宽代表履行职责的渠道，在推动民主发展和依法行政中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和制度创新，出现了“广东现象”。1998年广东人大建立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省高层领导直接进言的“直通快车”制度，并在全国引起强烈关注，纷纷借鉴； 2000年，广东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工作的大胆质询轰动全国，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它标志着人大“已告别只举举手的时代”，创造了一个“广东人大现象”的概念；草根维权期望借力人大制度，是近年出现的又一个“广东人大现象”。在广东，人大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正成为最权威、最有效的申诉与维权途径。此外，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了关于法规草案征求省人大代表意见和常委会领导约见代表的制度，坚持邀请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的制度，组织代表参加执法检查、专题视察和调研，举办“代表活动日”和“代表热线”等活动，在“区域性代表小组”活动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性代表小组”等活动。人大代表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代表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2、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广东多年来，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已有19517个村委会和5972个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起以“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居）民自治制度，逐步使城乡居民走上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发展轨道。在2005年第三届村委换届选举中，广东在国内率先推行选举观察员制度，2008年的第四届村委换届选举中，继续推行选举观察员制度。目前，我省城乡居民自治呈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村民自治的整体水平已进入全国前列。 3、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屡开先河。广东在减少对行政审批和加快政府转型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上一直采取较大的力度，率先探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2003年的机构改革中深圳是当时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五个试点之一，较早探索和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突出"效能"的改革新思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顺德则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进行综合改革开放试验中，就在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今天我国实行大部制的改革，进行积极的探索等。 4、不断创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蛇口民选干部的个案发展到全省联合公选新探索。深圳蛇口早在上个实际80年代初就率先进行探索民主选举干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广州市白云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在全省率先进行干部能上能下的探索。1997年后逐步在全省全面推开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并探索了干部选用过程中的适度分权的新形式。把干部选任制度改革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并使之制度化。如，建立省委讨论决定干部的票决制等。 5、在对公共权力监督方面，积极探索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有效监督的制度机制。广东充分利用人大立法，改革和完善对政府预算监督制度，通过“预算会议”，改革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2001年，广东省人大通过了《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完善人大对政府工作监督的制度。在这一基础上，2004年广东通过省人大财经委与省财政厅联网，共享“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使人大对政府花钱实行线监督。 6、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实践民主立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为完善立法，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订和批准地方性法规431件（其中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订的有7件），现行有效的336件。在立法过程中，不断推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2000年，广东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为广东省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推进地方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提供了法规保障和操作规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从实际出发，就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把一些牵涉面较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等方面的法规草案，通过登报、上网、召开征询意见会、立法听证会等形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某些专业性、试验性较强的法规委托专家学者负责起草。 诚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和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循着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宪政民主的路径展开，最终建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因此，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要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使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及民主发展的探索仍然任重道远。 二、广东政治体制改革及民主发展先行一步具有独特优势 南国之滨的广东，一向有领风气之先的传统和优势。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外来物质、文化观念大量涌入，激发了南粤人民的变革情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是杰出的代表。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敢为天下先的敢闯精神在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拓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宏扬和发挥。经济上先走一步必然引发政治体制改革的萌动。因此，广东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发展先走一步，有其独特优势。 1、广东率先实行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及民主发展先行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现代民主发展，无论价值理念，抑或制度机制，都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催生民主政治体制。市场经济的交换、平等、自由、竞争、规则等基本属性，都能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找到其相对应的制度机制。 第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发展和实行民主政治。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要求参与者必须恪守平等、自由和竞争的规则。市场经济发展建立起来的这一价值观，及其游戏规则，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人类社会找到了用和平、协调的方式，以建立起能够共同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游戏规则进行和谐、理性的竞争，取代了以武力、暴力的强权压服性、恶性和非理性的竞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建立起来的平等、自由和竞争的价值观，及其游戏规则，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则表现为建立起平等、自由和竞争的价值观，及其游戏规则，使政党和个人政治权力的获得、运行，遵循民主政治的形式而非暴力、指定和世袭等形式。因此，民主发展和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经济交换的游戏规则，运用到解决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行问题上来。如公民通过参与直接、普遍的选举与参与竞争政府管理职位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权利交换。公民之间、候选人之间在政治人格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各自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候选人之间和政党之间参与政治竞争的活动行为是建立在公开、平等和有详尽而系统的规则约束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后，首创民选干部、提出行政权三分、民选人大代表等新事都在特区深圳出现决非偶然。它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最早设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及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对政治改革要求的具体体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都能迅速推行的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和村民、社区自治中的直接选举活动，虽然不完全等同西方市场经济的价值倾向和政治要求。但，也决非我们传统政治文化中产生的价值观，更不是传统政治体制中所有的内容，是我们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创新的政治文化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好的实现形式之一。 第二，民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为民主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从世界民主发展的客观事实来看，民主实践是没有统一的经济发展水平规定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两者有高度的正相关性。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总结了这一现象。他列举了以下事实，收入高的国家，民主化基本完成；收入赤贫国家，民主化有困难，民主发展存在最大空间的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520-5810美圆）。[1]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圆，而广东省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圆，处在中等收入、民主发展有较大空间的状态。当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只为民主发展提供可能和条件，并不等于民主发展一定发生，更不等于民主实践只有等经济发展之后才能开始。 经济是民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因为建立和实行民主政治体制机制需要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如，经济发展壮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造就了新的经济阶层、利益集团和产生新的权力中心。这些新的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是原体制中的力量，而是借助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起来的。他们为维护自己和本集团的利益，必然要求政治参与，影响决策，其政治诉求的发展必然提出改革原政治体制的要求。他们的成长和扩大成为民主政体和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又如，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公民民主价值观的形成，也有利于公民在选择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矛盾冲突的倾向中达成共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与教育水平，它不仅为缩小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提供了条件，而且，公民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公民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宽容。他们对生活稳定，提升个人能力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民对民主普世价值的认同和选择。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和宽容。使公民社会解决利益矛盾冲突使暴力的反抗方式被民主的和解的方式替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素质。因此，经济发展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经济是民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一世界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建立，对政治发展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要求，是保证改革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必然需要，是执政党消除执政合法性危机的需要。把发展中面临的危险转为发展中的动力和机会，必须发展民主，路径就是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避免风险的对策就是从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区域进行试验。广东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面临诸多发展方面遇到的诸多障碍和问题，迫切需要在制度安排上作出相应变革。于是，广东行政改革力度是显然比别的地方更大、更深入。很多政治改革的举措就这样在深圳、珠三角地区展开。 2、广东毗邻港澳台特殊的地域环境为其率先探索民主发展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