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立法沿革
Ⅰ 中国古代是怎么惩罚盗窃的
历代王朝，对贼也都从不手软。远的不可考，但《尚书·费誓》(费念bi，古代地名，今山东境内，誓是誓师诰戒之词，费誓指得是鲁国国君率军征讨淮夷、徐戎的誓师词。)就有载：“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虽说这是警告军队的，但也说明西周时法律已经严惩盗窃之贼的规定。如《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行于盗贼。”它表明《法经》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盗贼”。这以后，《秦律》和《汉律》也都把《盗》、《贼》列为前两篇，而且对盗贼的处刑更为严厉。
从秦简的片断规定中可以看出，窃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既包括私有土地，也包括牛、马、猪、羊、金钱、珠玉、衣服和王室玉器等。秦律严格维护法定的地界，不允许擅自移动，否则即以盗论。《盐铁论》说“秦之法，盗马者死，盗牛者加 ”。为了保护私有权，秦律对于轻微的盗窃罪，也处以刑罚。如“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对于群盗处罚更为严厉，如“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承秦制。汉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对盗牛马者施加死刑，这虽然是为了包含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恢复社会元气，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律对盗窃罪处刑之重。据《汉书·肖望之传》载，由于镇压西羌反叛，西北八郡民陷于困顿，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有罪者“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但“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不在此列。不过由于肖望之等人反对，最终并未实行。而对于无故侵入他人室宅庐舍、车船，其中或有盗窃嫌疑的，法律规定立即格杀而无罪。
后世各个朝代之法律虽各有更张，多沿袭汉法，对于盗窃，都加以重罚。其中以北宋为尤。上文我们已经谈过，“盗 ”与“贼”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犯罪行为。所谓“盗”， 《晋书·刑法志》云：“取非其物谓之盗”。由于“取非其物”的方式不同，又把“盗”分为“强盗”与“窃盗”两种。凡以威力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谓“强盗”；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谓“窃盗”。所谓“贼”，则指“杀人不忌”及“逆乱者”。可见古代的“贼”罪也分为一般杀人贼和“逆乱”贼两类。所谓的“逆乱”贼，主要指以武装形式进行反抗斗争的人民群众及统治阶级内部叛逆行为。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把“盗”与“贼”看作是一种渐进的关系，经济反抗往往会转化为政治斗争，在“盗”与“贼”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说“盗”罪是“贼”罪的最初形态,“贼”罪则是“盗”罪的发展结果。因此自北齐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把“ 盗”与“贼”视为一体，在立法中合为一篇。北宋初，宋太祖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权，标榜“仁政”，曾多次更定“窃盗律”和“强盗法”，以减轻“盗罪”的处罚。又定“折杖法”，以杖作为流、徒、杖、笞的代用刑。并立“刺配法”，以贷杂犯死罪。此举皆有轻刑之意。而对强劫贼罪，特别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威胁、损害皇权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的处罚，则通过《宋刑统》中的附令敕进一步加重了。但随着盗贼的增多，宋太宗在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镇压的诏书中说：“其贼党等，或敢恣凶顽,或辄行抗拒，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开始举起屠刀。于是，宋仁宗首创“窝藏重法”；宋英宗别立“ 盗贼”重法：宋神宗颁发《盗贼重法》，到了宋哲宗时“重法”更加严酷，但效果十分之差。由此，到了宋徽宗时期，开始征剿并用，矛盾才稍有扭转。不过，平心而论，宋朝打击的对象主要还是劫掠，而非窃盗。而且，还曾经减轻饥民盗窃之罪，“ 故饥民可悯而不可疾，可济而不可杀”。
以后，元朝外族统治野蛮血腥，对窃盗自是有着种种法外之罚，惭愧异常。而有明一代，朱元璋重罚是出了名的，清朝对明律基本完全继承。整体而言，对于盗窃，处罚都比较重。不过，这些朝代多对盗窃做了比较详细的分类和界定，比如盗马牛畜产、盗窃官物甚至御用之物与盗窃田野谷麦以及亲属相盗，处罚均有一定差异。那时候的刑法惩罚盗窃主要是维护社会正义、社会稳定、皇权以及农业生产的，其次才是维护个人财产
Ⅱ 古代盗窃罪怎么判
古代对于盗窃罪得处罚都是重刑。 【拓展资料】 历代王朝，对贼也都从不手软。远的不可考，但《尚书·费誓》(费念bi，古代地名，今山东境内，誓是誓师诰戒之词，费誓指得是鲁国国君率军征讨淮夷、徐戎的誓师词。)就有载：“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虽说这是警告军队的，但也说明西周时法律已经严惩盗窃之贼的规定。如《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行于盗贼。”它表明《法经》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盗贼”。这以后，《秦律》和《汉律》也都把《盗》、《贼》列为前两篇，而且对盗贼的处刑更为严厉。
从秦简的片断规定中可以看出，窃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既包括私有土地，也包括牛、马、猪、羊、金钱、珠玉、衣服和王室玉器等。秦律严格维护法定的地界，不允许擅自移动，否则即以盗论。《盐铁论》说“秦之法，盗马者死，盗牛者加 ”。为了保护私有权，秦律对于轻微的盗窃罪，也处以刑罚。如“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对于群盗处罚更为严厉，如“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_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承秦制。汉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对盗牛马者施加死刑，这虽然是为了包含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恢复社会元气，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律对盗窃罪处刑之重。据《汉书·肖望之传》载，由于镇压西羌反叛，西北八郡民陷于困顿，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有罪者“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但“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不在此列。不过由于肖望之等人反对，最终并未实行。而对于无故侵入他人室宅庐舍、车船，其中或有盗窃嫌疑的，法律规定立即格杀而无罪。
后世各个朝代之法律虽各有更张，多沿袭汉法，对于盗窃，都加以重罚。其中以北宋为尤。上文我们已经谈过，“盗 ”与“贼”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犯罪行为。所谓“盗”， 《晋书·刑法志》云：“取非其物谓之盗”。由于“取非其物”的方式不同，又把“盗”分为“强盗”与“窃盗”两种。凡以威力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谓“强盗”；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谓“窃盗”。所谓“贼”，则指“杀人不忌”及“逆乱者”。可见古代的“贼”罪也分为一般杀人贼和“逆乱”贼两类。所谓的“逆乱”贼，主要指以武装形式进行反抗斗争的人民群众及统治阶级内部叛逆行为。那时候的人们已经把“盗”与“贼”看作是一种渐进的关系，经济反抗往往会转化为政治斗争，在“盗”与“贼”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说“盗”罪是“贼”罪的最初形态,“贼”罪则是“盗”罪的发展结果。因此自北齐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把“ 盗”与“贼”视为一体，在立法中合为一篇。北宋初，宋太祖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权，标榜“仁政”，曾多次更定“窃盗律”和“强盗法”，以减轻“盗罪”的处罚。又定“折杖法”，以杖作为流、徒、杖、笞的代用刑。并立“刺配法”，以贷杂犯死罪。此举皆有轻刑之意。而对强劫贼罪，特别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威胁、损害皇权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的处罚，则通过《宋刑统》中的附令敕进一步加重了。但随着盗贼的增多，宋太宗在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镇压的诏书中说：“其贼党等，或敢恣凶顽,或辄行抗拒，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开始举起屠刀。于是，宋仁宗首创“窝藏重法”；宋英宗别立“ 盗贼”重法：宋神宗颁发《盗贼重法》，到了宋哲宗时“重法”更加严酷，但效果十分之差。由此，到了宋徽宗时期，开始征剿并用，矛盾才稍有扭转。不过，平心而论，宋朝打击的对象主要还是劫掠，而非窃盗。而且，还曾经减轻饥民盗窃之罪，“ 故饥民可悯而不可疾，可济而不可杀”。
以后，元朝外族统治野蛮血腥，对窃盗自是有着种种法外之罚，惭愧异常。而有明一代，朱元璋重罚是出了名的，清朝对明律基本完全继承。整体而言，对于盗窃，处罚都比较重。不过，这些朝代多对盗窃做了比较详细的分类和界定，比如盗马牛畜产、盗窃官物甚至御用之物与盗窃田野谷麦以及亲属相盗，处罚均有一定差异。那时候的刑法惩罚盗窃主要是维护社会正义、社会稳定、皇权以及农业生产的，其次才是维护个人财产
Ⅲ 各个国家对盗窃罪的法律
你好，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
大陆法系若干国家的刑法对于同时具备两种以上严重情节的量刑标准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彼此却并不相同。具体则言，包括以下两种情况：（1）法国方式。法国刑法第311—4条第2款规定：“犯盗窃罪，有本条所指两种情形的，所处刑罚加重至7年监禁并科70万法郎罚金；有本条所指三种情形的，所处刑罚加重至10年监禁并科100万法郎罚金。”换言之，法国刑法认为，犯罪人所具有的严重情节越多，应当相应地判处更重的刑罚，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2）西班牙方式。西班牙刑法第516条规定：“在所有案件中，即使犯罪者同时符合各其他严重情况，法官得根据各有关规定判处适当等级之刑。”
对于西班牙刑法的规定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该国刑法认为，犯罪人具备两种以上严重情节的，应当由法官酌情加重处罚。 2．比较研究与借鉴意义
我国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虽然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盗窃罪的各种加重处罚情节，但是却未对犯罪人同时具备两种以上严重情节的盗窃罪作出量刑的指导性规定，因而导致出现此种情况时的司法困惑：是在同一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还是在下一量刑幅度内处罚？笔者认为，相对而言，法国刑法和西班牙刑法的规定都是较为可取的，将来我国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或者在修改相应司法解释时，应当明确指出具备多重严重情节时的量刑标准与量刑指导原则。具体而言有二种方式可以借鉴：其一，在修改立法时明确规定，如果行为具备两种以上的加重情形，则“可以”在下一量刑幅度内处罚，或者“应当”在本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其二，明确规定如果犯罪人具备多种加重处罚情节的，则可以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加重处罚。
对此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刑法中的诸多罪名均存在相同情况，即对于犯罪行为设置相对较多的加重处罚情节，例如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即达到八种之多，而对于行为人同时具备两种以上加重情节的司法适用，却没有适当的指导原则。此种将不利于对犯罪的惩治，导致犯罪人在具备一种情节后即可肆无忌惮地再实施其他更为严重的行为，因为具备一种加重情节与具备多种情节的司法实际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