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法学家

『壹』 谢飞：刘少奇第三任夫人，走完长征的巾帼女杰，离婚后成为法学家

提起刘少奇的第三任夫人谢飞，想必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陌生。似乎在泱泱的 历史 长河中，这个名字并没有留下过痕迹。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的革命 历史 ，谢飞这个名字，绝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谢飞女士，不仅是完整的走完长征全程的三十个女红军之一，也是这些女英雄中为数不多的寿命过百岁人。

谢飞有很多的身份，她既是渔民的女儿、也是赤卫队长、更是归国华侨和女红军以及后来的法学专家。

但是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刘少奇的第三任夫人。

1913年2月，谢飞出生在广东省文昌县湖山区茶园村的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

由于谢飞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家人都称她为“阿尾”。

由于家里贫困，孩子众多，谢飞出生后一直也没有个正式的名字，一直到上小学时，父亲才给她取名谢琼香，此后人们都叫她“阿香”。

谢飞的父亲靠着打鱼为生，家境十分贫寒，因此谢飞5岁的时候，就要帮着家里到村后山坡上放牛、割草。

虽然家庭贫困，但谢飞一直十分的向往学习。

在父亲的支持下，1924年谢飞来到了海南公学读书，并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在这期间谢飞积极的参加学校的革命运动，并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别看谢飞只是个女子，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而是一个实打实的有理想、有行动的老革命。

对谢飞革命思想影响最深的人，是她的三哥谢冠洲。

在文昌县成立农民赤卫队的时候，谢冠洲任赤卫队指导员，而谢飞则是他的左膀右臂。

谢飞参加赤卫队后，率领全体队员挨家挨户动员华侨捐献枪支，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同时，谢飞积极的发动当地妇女起来反抗，在她的教育启发下，文昌县的女子们争先恐后地参加革命运动，这对于当地的革命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谢飞和三哥的影响下，谢飞一家逐渐的都参加了农会和农军，投身革命，一家人在当地十分的有名。

但是，正因为如此，也使得谢飞一家人自然而然的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为此国民党多次派人来抓捕他们，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于是反动派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谢家房子，并扬言要杀掉谢家老小。

但是，面对敌人疯狂的报复，却没有动摇谢飞坚定的革命斗志。在这得看开，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就要为之奋斗终身。

但是为了保护谢飞的安全，省委还是将谢飞调离了赤卫队。

1928年10月，谢飞来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当佣人。

虽然表面上谢飞只是个佣人，但是其实是当时省委的秘密交通员，执行了很多秘密的任务，这对于谢飞来讲是一种极好的历练和考验。

一年后，中共六大决定成立南洋临委，将革命的火种播种到南洋去。

但是由于南洋偏远，缺乏革命干部，因此就需要派人远渡重洋到南洋去开展工作。

这时候谢飞临危受命，孤身一人远渡重洋，来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展革命工作。

而此时的谢飞，年仅16岁。

在寻常人家来说，16岁的年纪一个女孩子基本做不了什么大事，多半就是在家中苦守着丈夫和孩子平淡的生活。

但是16岁谢飞却已经是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了，足以担负起组织的重任。

谢飞这一去，就在南洋待了三年。

在南洋的三年，谢飞成长了很多。

到了1932年1月，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谢飞离开南洋，奉命回国。回到国内后，谢飞迅速的融入了当地的环境，先后在福州、厦门开展工作。

1934年夏天，21岁的谢飞秘密的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

此时的苏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蒋介石50万军队大兵压境，而红军只有八万。

由于错误的战略，导致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了重大的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虽然是女儿身，但是个个是巾帼女杰，最小的钟月林19岁，最大的蔡畅34岁。

长征的路上，她们虽不直接参加战斗，但在那样的极端的环境下，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对于长征的苦和难，我们很多人都从各种资料中了解过。

正所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长征路上的每一步，都是要付出血和汗的代价的。

在这场人类 历史 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的背后，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思考和传承。长征，绝对是对于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的极限考验。

作为女子，在先天体力劣势的前提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谢飞和她的伙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辛苦困。

对于谢飞来讲，这个过程让她刻骨铭心。

在渡过泸定桥的时候，谢飞那时候正在发高烧，为了不脱离队伍，谢飞硬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紧跟队伍的步伐。

但是由于谢飞生病了，所以行动非常吃力，而此时渡河的时间又十分的紧张，所以当时部队想将谢飞留在当地休养。

但是，谢飞知道自己如果留下，可能以后就再也回不到队伍中了，于是硬是咬着牙紧跟队伍。

而就在快来到泸定桥的时候，谢飞实在走不动了，看着不远的泸定桥，谢飞咬着牙站起来走几步又跌倒。

看着此时不远处的大渡河，谢飞心里很难受，她 脑恨 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生病。但是如果渡过大渡河，那么就必然会脱离队伍。这是谢飞绝对不能接受的。

于是谢飞重新打起精神，每当她由低处向高处时，她就爬着走，而当她由高处向低处时，她就自然下滑，爬不动也滑不动时，她就将两手撑在地上，慢慢的往前磨。

就这样，谢飞足足爬了2个小时，才艰难的爬到桥边。

然后谢飞鼓足勇气，坦然地伏在大渡河的铁索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

就这样在咆哮的河水下，谢飞一点点的往前蹭，半个多小时后，谢飞终于蹭过了泸定桥。

此后，长征的队伍又翻过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穿过了满是泥沼的水草地，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都留下了谢飞的身影和脚步。

在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之后，终于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此时的谢飞，再回看自己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这个过程实在是艰辛无比，甚至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居然挺了过来。

但是经历过长征的洗礼之后，此时的谢飞已经是一身钢筋铁骨的战士了。

来到延安，虽然生活条件依旧很艰苦，但是大家终于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终于安定了下来，这对于所有的女红军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慰藉。

随着在延安各项工作都逐渐的恢复正常，在很多大姐姐的眼中，谢飞这些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也应该抓抓紧了。

此时，最小的姑娘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在那个年代，寻常人家的女子到了这个年纪，孩子都有了好几个了。

于是在大姐们的热心牵线之下，渐渐地女红军们都各自有了小家。

刘英嫁给了张间天，钟日林嫁给了宋任穷。

而大姐姐们当然也没有忘记谢飞。

某一天，邓颖超邓大姐找到了谢飞，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谢飞。

谢飞拿过信来一看，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

大致的的意思是说，邓大姐曾许诺帮助刘少奇解决个人问题，然后刘少奇现在自己有了意中人，而这个意中人就是谢飞，于是想请邓大姐做媒来帮自己同谢飞来牵线。”

谢飞看信后，脸一下子就红了。

这位曾经的赤卫队长，虽然可以从容的面对任何敌人，但是在恋爱方面，这位“海南女杰”还真是没什么经验。

对于刘少奇的名字，其实早在谢飞在南洋的时候，她便已经听说过了。

后来在苏区第一次见到刘少奇的时候，两人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谢飞和刘少奇的第一次正式的沟通是在长征途中过草地的时候。

那时候由于路程实在太难走了，几个女红军已经迈不动步子了，于是她们便想几个人合伙雇一个民工帮他们背着行李。

于是她们便推荐谢飞去找刘少奇请示。

谢飞虽然在中央苏区见过刘少奇同志，但和他直接接触还是第一次。

由于刘少奇平时都是一副十分严肃的面孔，因此当时很多人都十分的惧怕刘少奇，谢飞也不例外。

所以谢飞来到刘少奇处，看着刘少奇严肃的面孔，一紧张竟结结巴巴怎么也说不清她们的要求。

这时刘少奇看着谢飞。笑着问：“你们是不是想雇一个民工?”

谢飞连忙点头称“是”。

然后刘少奇哈哈一笑，爽快地答应了。

通过这第一次接触，谢飞才感觉到这个平时严肃刻板的工运领袖，其实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在长征的路上，刘少奇对随行的同志都非常的关心，但是他对自己却要求严格。他有一匹老白马，但是为了减轻马的负担，刘少奇经常自己步行，只让马驮一些行李和干粮。

这些谢飞看在眼里，对于刘少奇又多了几分敬佩。

而在此后的长征途上，刘少奇也开始注意谢飞这个豪爽的女子，他看见谢飞经常不畏艰难，忙前忙后，因此经常称赞谢飞。

这一天，刘少奇又遇见了谢飞，而这时候谢飞正在生病。

刘少奇本来以为谢飞这样一个女同志，在生病的情况下可能走不动，会掉队的。但是万万没想到谢飞竟走在行军队伍的前头。

于是刘少奇惊奇地问：“阿香，你怎么走到前头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掉队呢！”

谢飞连忙回答：“首长，您好!我就是怕掉队，所以才走到前头来了。”刘少奇微笑着频频点头。

此时，看着刘少奇的这封信，谢飞回忆了起自己和刘少奇初次见面的场景，又回忆起刘少奇的为人做派，敬爱之心油然而生。

如今，邓大姐提出婚事，谢飞双颊飞红，在邓大姐的笑声中，谢飞害羞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两人的婚礼非常的简单，刘少奇和谢飞准备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结为了夫妻。

在和少奇结婚后，谢琼香也正式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地叫她阿香。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华北主持工作，加强北方局的领导，而谢飞则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理惠兴的成衣铺楼上，来到天津后，这斗争环境相比较于延安，又更加严酷了一些。

在延安，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毕竟周围都是自己的同志，而在白区，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生命威胁。

当时在天津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

刘少奇总揽全局，管辖黄河以北的各省市党的工作，而谢飞则是刘少奇的好帮手。

每当刘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的时候，谢飞总会悄悄送上一杯新茶，而当刘少奇写完文章后，谢飞总是第一个读者。

在那时候，谢飞不仅要照顾刘少奇，还要负责管理机要文件，传递信件，更要保护刘少奇的安全。

有了谢飞的照顾，刘少奇免去了很多的后顾之忧，在他的领导下，华北抗日局面迅速打开，扩大了党的影响。

此时，看着刘少奇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谢飞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在她的心里，还有是有一些小失落。

由于参加革命比较早，谢飞没有在学校待太长的时间，因此她十分的想要继续去学习。但是眼看丈夫的工作如此繁忙，也没有办法开口。

终于在1937年11月，刘少奇接到了回延安开会的电报，谢飞陪同刘少奇回到了延安。

在刘少奇参加会议的时候，谢飞进入了中央党校进行学习，在中央党校期间，谢飞如饥似渴的学习各种理论知识。

然后在中央党校毕业后，又进入了马列学院进一步的深造。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抵达河南竹沟，着手开展组建中原局的工作。

不久，从马列学院毕业了的谢飞奔赴竹沟，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协助刘少奇工作。

在河南，谢飞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开办党训班、组织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迅速的打开了局面。

但是此时的谢飞，也在经历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磨难。

此时，谢飞和刘少奇结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孩子，这是因为在长征的途中，由于环境太过于恶劣，身体损耗过大，谢飞此时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所以，每当听到别人祝他们早生贵子，子孙满堂的时候，谢飞的心里都非常的不是滋味。

另一方面，谢飞自从在延安学习归来以后，她感觉自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此时的谢飞已经不再满足仅仅作为丈夫的助手而存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妻两人逐渐的产生了矛盾。

最终，矛盾彻底爆发，谢飞跟刘少奇摊牌，自己要去新四军前线打鬼子，并让他另择佳偶。

1940年的秋天，谢飞主动请缨渡过长江到皖南军部去给项英送信。

但是由于日伪军封锁控制了交通要道，谢飞一过长江就回不来了，从此与刘少奇中断了联系。

而这一断，就再也没有恢复。

由于长期的分离，后来经过组织批准，刘少奇和谢飞，解除了婚姻关系。

对于两人的婚姻的分离，既有彼此性格上的问题，也有双方对于自己定位上的不同。

在刘少奇看来，婚后的谢飞，应该全力的协助自己，成为自己生活中的爱人，工作上的助手，家庭里的贤内助。

但在谢飞心中，自己是一个斗争多年，而且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革命和战斗，才是自己的不懈追求和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

刘少奇和谢飞这两个人同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同样是信念无比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只是一个深沉如海，另一个却却热烈如火。

刘少奇的性格沉稳、内敛、寡言，而谢飞的性格却泼辣、直爽、快言快语。

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时候，院长张闻天评价谢飞“八个理论家也比不上你的一张嘴”。

赤卫队长出身的她，行为干练、意志坚定，敢说敢做，敢作敢当，甚至为了内心的追求与信仰，宁为玉碎。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此话用在谢飞身上，是一点都不假，这样刚烈和决绝的性格，注定了谢飞的命运。

在和刘少奇分开后，谢飞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革命斗争中。

这时候的谢飞，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羁绊，在 担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的时候，谢飞带领江南社同志穿梭在水网地带，泛舟于芦苇荡中，躲避着敌人的追捕。

她和编辑们一起调查研究，亲自写评论，宣传中央抗战方针，报道抗日成果。

到了1942年底，根据组织安排，谢飞被派往浙东，担任余上县委书记、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政委。

此时，谢飞来到了对敌作战的第一线，在同日伪军的作战中指挥果断，有勇有谋。其中有一次战斗就消灭敌人100多人，俘虏顽军大队长以下30多人。

而谢飞麾下的特务营也由原来的200人，扩大为600多人，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实力最强的部队。

至此，曾经的海南女孩儿“阿香”已经完全的成长为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谢团长”。

建国后，谢飞已经不需要再拿着枪同敌人去战斗了。

而此时的谢飞开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为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谢飞在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谢飞研究生毕业，谢飞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

对于谢飞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战斗，她深知加强法治建设任重道远，这副担子无论多重也要挑，自己必须要出色的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此后的岁月里，在政法公安教育战线上，谢飞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司法干部。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学员大多数成为公检法司领导骨干，国家建设的栋梁。

1982年，中国法学会成立，谢飞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她积极工作，撰写的多篇论文发表在法律学术刊物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晚年的谢飞仍然继续为革命忙碌着，1984年6月，年逾古稀的谢飞就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

1991年9月，为表彰谢飞对公安、法学教育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公安部授予谢飞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这是对于谢飞女士一生奉献最好的认可。

离开刘少奇的谢飞，终身没有再次组建家庭，也没有子女。

她将自己的生命全部的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选择上，谢飞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进行这样的升华。

2013年，2月14日凌晨，谢飞同志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101岁。一时间举国震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而谢飞老人的离世，也代表着红一方面军里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全部都离开了人世。

从此，这些巾帼英杰，都成为了世世代代的传奇，永远的活在人民的心中。而我们，也将一直传颂她们的故事，直到永远。

『贰』 中国古代的法学家有哪些

1、李悝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嬴姓，李氏，名悝，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战国时期魏国大臣、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早年师从子夏，魏文侯以为相国，主持变法事宜。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

2、士匄

士匄（gaì），祁姓，士氏（按封地又为范氏），名匄（范匄），谥号宣。范文子士燮之子。又称范宣子。中国春秋时代晋国法家先驱，军事人物，政治人物。

出生于晋国名臣大将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家族的门望也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使这位历史名臣在晋悼公时就较早地登上了晋卿之位，担任中军佐，为悼公建立霸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3、赵鞅

赵简子，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原名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晋昭公时，公族弱，大夫势力强，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致力于改革，为后世魏文侯李悝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改革首开先河。

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

『叁』 肖永平的人物业绩

1984年，当肖永平踏入西南政法学院的门槛时，这位18岁的麻城少年正做着“律师梦”，电影中的大律师博学善辩，匡扶正义，让他神往。而今天，33岁的肖永平己成为武汉大学一名法学教授，是青年法学家中的佼佼者。
凭着对法律的浓厚兴趣，他刻苦攻读，本科期间曾连续三年成绩居全校第一，并考入武大读研，尔后又提前攻博。武大法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使肖永平改变初衷，决心致力于法学研究。在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教授的指导下，他以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倾注于国际私法的探索。自留校以来，他先后主持或参加了“市场经济与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等三项全国性重点课题的研究。1996年，其专著《中国冲突法立法问题研究》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通过对各国冲突法立法体制及其基本运作方式的比较研究，剖析了我国冲突法立法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立法建议。尤为可贵的是，他率先引入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我国理论界第一次论证了国际私法法典化问题，从而在诸多学术领域实现了突破。此外，他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2部，其中个人独撰3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比较法杂志》等国内外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1篇。1997年，31岁的肖永平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法学教授。次年又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是法学界最年轻的博导。1998年肖永平又访学哈佛，并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赢得了美国法学界人士的尊重，他们邀请这位来自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法学家赴纽约、华盛顿等各地作学术报告。肖永平也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与美国法学界广泛交流，拓宽学术视野，并在美国权威法学期刊《美国比较法杂志》上发表了《大陆与香港的法律冲突与协调模式的选择》一文。
作为中国法学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肖永平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在反思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突破，开放、多向和动态地思考问题。他主张，新一代学者要实现发展与重构国际私法学，须在人文积淀与研究方法上不断开拓，并力求掌握现代科技知识。他说，独特的国情为每一个有强烈民族和社会责任感的法学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学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肖永平认为，脱离司法实践而局限在“象牙塔”里做文章，无法迎接21世纪的挑战。1998年2月，江苏南通某国有进出口公司与俄国商人发生经济纠纷，后来，英国银行在英国伦敦对中国某银行提起诉讼。肖永平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为当事人在英国法院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专家证言，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千万余元。
肖永平入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2011年1月 25日，10位青年法律法学工作者在京获颁“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教授榜上有名。
该评选活动由中国法学会主办，是我国法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自1995年启动以来，今年已是第六届。按要求，参选对象必须是年龄在45岁以下的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拥有具备原创意义或学术前沿水平的法学研究成果，在理论创新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显著成绩。
肖永平教授出生于1966年，在冲突法与法理学、比较国际私法、中国冲突法立法等方面有开创性的研究，代表作有论文《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冲突法中的应用》和著作《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等。

『肆』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都有谁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伍』 当代主要法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中国当代法学流派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学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风波”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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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
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