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依法治国的问题
1. 如何认识全面依法治国问题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的指引下,开始各领域的立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不但要求我们按照法律条文办事,更主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与民主结合起来,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五个具体的体系,即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
四、坚持“两个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并且把“法治中国”归结为“三个依法、三个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为彻底否定人治、全面实行法制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要求被称为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这是我们法治工作的布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和保证,法治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法治能力是重点
2. 我国在推进法治化过程中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依法治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必须持续进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一)公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现阶段,我国社会成员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法制意识欠缺,与学法、懂法、知法、用法的差距很远,民主意识不浓,法制观念淡薄的情况很严重,甚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懂法律、不学法律、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屡屡可见。执法队伍群体的职业素质较差,群众对一部分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甚至滥用职权、敲诈勒索、徇私枉法的批评常见报端。
(二)法律制度不尽完善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新时期建设需要,我国立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很多法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许多法律、法规制定的过于笼统,法律本身的逻辑结构不严密,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在执行中缺乏可行性。在法律体系内部,由于对立法活动协调和监督不够,对某些过时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清理,造成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相互抵触,影响法律的整体和谐。在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还没有完全配套,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断层”和“缺项”。
(三)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不够彻底
现行党的领导体制在遇到法律和党的新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忽视法律的权威,体现党的意志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受到某些地方党组织的干扰,这些干扰往往以坚持党的领导的名义进行,原因就在于现行党的领导体制为其提供了制度条件,其结果是法律和中 央权威受到影响。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其实际权力并未完全到位,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接受其监督,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太大,因而导致一部分法律带有明显行政部门利益的色彩,使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可行性受到影响。司法机关相对独立性程度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差,无法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
(四)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我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专 制历史的国家,受儒 家思想影响严重,人治思想还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甚至许多人民群众还习惯于某个人说了算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党的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为了取得荣誉、职位和利益,口说法治,实行人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弄虚作假,欺骗百姓的现象十分严重。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仅仅是走向法治的起点,真正步入法治的轨道还要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
3. 论述依宪治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依宪治国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有欠缺、不完善。二是规范性文件多而杂,是否违宪审查不够,三是公民和社会的宪法意识不强。
二、对策:
1、首先是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依宪治国的关键是要保障宪法的实施,依宪治国要搞好,关键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承担最重要的职责,因此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
2、其次,提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实施必须要有解释,这也是《决定》所强调应当加以完善的重要制度。
3、再次,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对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进行认真和严格的审查,及时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保证法制统一性。
4、提高政府和社会公众宪法意识。一是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二是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三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一切法律法规赖以存在的前提,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保证一国法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这些都体现了“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
依宪治国是落实依法治国的重点与关键,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4. 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哪些方面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具体表现在:
1、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2、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3、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
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4)我国依法治国的问题扩展阅读:
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改善:
1、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
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2、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
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5. 近年来,我国在依法治国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讲依法治国,取得了一些成绩,建立起一套更加完备的法制体系,法律条文覆盖了我们国家的各行各业,如《物权法》,《公务员法》等,不管哪个行业都有法可依,提高了我们人民的法律意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经济纠纷。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执法不严,执法力度不够强,普法教育做的不好,全民法律知识相对贫乏,尤其是农村老百姓大多不懂法,法盲多,犯罪率依然很高,青少年犯罪率也很高等一系列问题。我的知识有限,只能回答至此。
6. 我国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一)行政立法的不规范和不完善
依法行政的前提和依据是要有健全和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我国目前行政立法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一是行政立法不规范。尽管我国二十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但行政立法仍然很不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须限制行政机关的自我立法,减少地方立法。由于行政立法权在“依法行政”口号下日益膨胀,加上行政立法法治监控机制的残缺,行政立法显露出架空、取代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倾向,因而行政法律规范急剧增多;行政法律粗疏,由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补充、细化,甚至取而代之,这就难免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为自己制造执法依据的不正常现象,出现了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市场中的“运动员”和“裁判员”。二是行政立法不完善。一些领域还没有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来加以调整,致使法律出现了一些空白地带,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一些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以至于行政机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 (二)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清
首先,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行政执法机关设置不完善。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应该设立的机构没有设置,不该设置的机构、部门又到处设置,致使行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层次过多,而机构臃肿又导致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出现工作上互相推诿扯皮、官僚主义以及沉重的财政负担等弊端。其次,行政执法机构之间权限不明,职责不清。在我国的执法体制中,长期存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限不分的弊端。行政职能与企业职能合而为一,管理权、经营权与行政处罚权集于一身,这样很难做到自己监督自己和公正执法。这样的后果是,好管的、有利可图的,各执法部门都要争着管,出现行政执法的“密集地带”;不好管的、责任大的、无利可图的,各部门都不去管,互相推诿,出现了行政执法的“空白地带”。 (三)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否则就会被滥用。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行政系统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有党的监督、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专门机关以及上下级的监督,还有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但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未真正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行政侵权、越权、违法事件时有发生,阻碍了依法治国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政监督立法残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行政监督法》及与其配套的法规、规章来统一规范行政监督主体与客体的权利和义务、程序和时效及法律责任,我国一些有关法律法规或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或职权重叠交叉而使有关监督主体互相推诿,监督不力。二是执法监督机制不尽合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低、权力小、权威性差。监督工作未能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靠搞突击检查,未建立并认真实行监督责任制,当出现执法违法行为时相互推诿、无人追查。三是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往往因经费不足、实际法律地位低等原因不能或不敢去行使监督权。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舆论监督,也因种种原因而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 (四)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数量少
法律需要有人去实施、去操作,而依法行政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因此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目前行政人员
的分布极不合理,较高素质的行政人员主要集中在高层行政机关,而基层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不仅文化素质低,而且法律意识淡薄。行政人员素质的低下,在执法中往往会出现重视权力和局部利益,忽视执法责任和义务;不依程序执法、随意性大;野蛮执法、滥用职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我国执法人员的数量少,而行政执法范围广、数量大,任务繁重,这也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的数量和质量。一些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顶岗执法,既严重影响行政执法机关的形象,又增加了执法的成本。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不仅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低,而且严重。 (五)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不健全
授权不充分是保障不力的重要表现,也是导致权责不对称的重要因素。依法行政的成本应该由国家来解决,不能由行政机关自行解决。而目前的情况是不少执法单位实行“自费执法”,即实行自收自支,以收费和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给执法部门分配罚款任务,有些单位将罚款与执法人员收入和奖金挂钩。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保障制度也不健全。在依法行政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遭到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对侵犯执法人员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不严格、不具体,以致在很多情况下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开展
7. 当前在依法治国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是什么
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版观权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8. 简述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两高自我批评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司法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只内有建设一套符合司容法规律的现代化监督体系,司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才能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只有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法官、检察官带头接受监督,时刻反省、自我批评,放下要维护颜面的思想包袱,正视当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才能推进依法治国的步伐。如果依法治国取得成效,法治进程推进顺利,依法依规办事成为人民群众的第一想法,那么许多腐败现象也就会失去滋生的土壤,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才能得到巩固,人民群众才能直接受益。
(8)我国依法治国的问题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的中央全会。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体现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党对担当执政使命。
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刻认识,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和依法治国期待的积极回应,表明了党中央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9.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
10.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党回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答,但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