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刑法学家

㈠ 李斯特与刑事社会学讲述了什么

弗兰茨·冯·李斯特，是德国刑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1851年3月2日，李斯特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爱德华·冯·李斯特曾经担任检察署长，他的堂兄弟弗兰茨·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1875年李斯特在奥地利的格拉茨担任刑法教师。以后，他先后在德国的吉森、马尔堡、哈勒和柏林各大学担任教授，并在马尔堡、哈勒和柏林等地开办刑法研究所，他在刑法教学和研究所中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1881年李斯特创办了《刑法学杂志》，1889年他与比利时邢法学家普林斯和荷兰邢法学家哈默尔共同发起组织国际刑法学联合会。这个组织主要是在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开展调查犯罪原因和探索控制犯罪方法的活动，实行刑法的改革。国际邢法学联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解散，1924年由巴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发起复建，改名为国际邢法学会。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有《德国刑法教科书》、《刑法的目的观念》、《德国和外国执行刑法的比较情况》，此外还有《从比较法律说明现代的刑事法制》。李斯特还是一位国际法学家，著有《国际公法的系统说明》。

19世纪下半期起，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公开抛弃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标榜的“民主”、“法制”的外衣，更加赤裸裸地镇压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德国在1878年根据俾斯麦的倡议通过了一项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律，这项法律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同时，由于帝国主义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各种犯罪急剧增长，犯罪构成更加复杂，旧的刑法学派已经不可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无力同日益增长的犯罪作斗争。

以李斯特等为代表的新的刑法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近代所称新旧邢法学派之争，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引起的，以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争论。

所谓旧派，就是刑事古典学派，其主要代表有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德国的费尔巴哈和宾丁。新派就是刑事社会学派，其主要代表就是李斯特，还有意大利的非里等。“报应刑”论，是旧派邢法的理论基础，而“教育刑”或“目的刑”论，则是李斯特的刑事社会学派的刑罚理论的核心。

李斯特运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刑法，在吸收了意大利刑法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刑事社会学派。这个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和决定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主张与自由意义的“理性人”相反的“经验人”，而这种经验人则是以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以社会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中的因果法则充实起来的。刑事社会学派的所谓决定论认为，犯罪是犯罪的条件所决定的，是这个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研究刑罚本质，应在国家邢罚制度和社会现象中找原因。

关于犯罪产生的原因，李斯特认为，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这就需要研究犯罪者本身具有的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原因，他在承认个人的生理因素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着重指出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诸如失业、贫困、酗酒、烟毒、娼妓、物价高昂等社会环瑰。他强调要研究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为，他的口号是：“刑罚不对行为而是对行为者”。当然，这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置之不顾，而是应着重考虑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或社会危险性，并依照社会危险性的不同程度对犯罪者分类，从而采取不同的刑罚。

在刑罚理论上，李斯特是教育刑论或目的刑论的倡导者，他主张刑罚不是一种本能或原始的同害报复，而是以改造罪犯保全社会为出发点。不但要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复归社会；而且要根据犯罪者的社会危险性所侵害社会利益的程度，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保卫社会的目的。

李斯特的教育刑论主张刑罚的个别化，即根据犯罪者已成“罪型”和“潜在”社会危险性以及人格形成过程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大小，来适用相应的刑罚，同时，把犯罪者分为偶犯、惯犯、可能改造和不可能改造等类，按具体情况分别适用刑罚。他提出对累犯，其中包括犯过轻微罪行的累犯采取特别严重的刑罚措施。

李斯特还是资产阶级邢法中的保安处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所谓保安处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刑法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刑罚以外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适用对象从犯罪人扩大到嫌疑犯或有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

从19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国家刑事立法上都规定了这种保安处分制度。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这个制度的，是18世纪末期的德国学者库莱茵，但是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到了19世纪末，由李斯特、菲里和瑞士的斯托斯等人将这个理论发展完善起来。

李斯特在《刑法的目的观念》一书中，论述了刑罚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于犯罪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李斯特主张“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对那些不能矫正的“危险状态的承担者”采用不定期刑，或者在服刑后送入习艺所或其他特设的机关；对于那些处于犯罪前的“危险状态”的人，社会有权采取预防性的“保安处分”，以免遭受危害。他的这些论断，实际上为保安处分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刑事立法和保安处分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法学说方面，李斯特是属于实在法学派。他主张，“国际法是确定属于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达到其生存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他认为，国际法的根据，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现在条约或习惯之中的各国的共同认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李斯特这一派的观点在国际法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㈡ 拉伦茨的生平

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为《法学方法论》，在纳粹时代是主要的官方思想家，在战后受到处分，冷战开始后恢复了教职，思想也发生极大转变而成为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的学生现在仍是德国各大学主要教职的占据者，波恩大学法哲学家雅克布斯曾经批评了他的理论，但也“在沉默中被扼杀”。这也证明法律方法只是一种奴仆，是一种工具性的适用。在任何时期，任何意识形态之下都可以被自由便利的适用。此说的集大成者Roxin，也是当前德国刑法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㈢ 谁帮忙介绍下德国德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 冯·李斯特 的简历

国内刑法学和犯罪学专业文献中常常提及冯·李斯特的著名的“马堡计划”（marburger programm），但好象还没有人对“马堡计划”进行过研究和介绍。那么，冯·李斯特的“马堡计划”究竟是个什么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一、“马堡计划”产生的时代背景

当德意志刑法典于1870年问世时，具有完整体系的古典学派业已存在，其理论支柱是意志自由。古典学派认为，国家在伦理上和法律上对犯罪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以意志自由为依据的，认为刑法的本质是对犯罪的报应。由于德意志刑法典的问世是在具有完整体系的古典学派形成之后，所以，该部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典学派理论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相信，德意志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并未能实现其期望，德意志帝国的犯罪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危险的方式增加。自19 世纪80年代初以后，被认为是“正确的法律”出了问题， 人们要求对德国的刑事立法进行合理的改革。冯·李斯特同样提出了对刑法进行改革的主张，而他的这一主张或这一改革要求，最初见于他在德国马堡作的关于刑法改革的学术报告“刑法的目的思想”，后人将该学术报告称为“马堡计划”，实际上该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刑事政策问题。“马堡计划”的提出，使冯·李斯特成为马堡学派（die marburger schule，也称折衷学派vereinigungsschule）的创始人。其后，他又于1889年至1892年间在其《刑事政策的任务》一书中，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展【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6版第28～29页】。

二、“马堡计划”的主要内容

冯·李斯特在学术报告中首先要求对犯罪的原因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使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刑罚措施适得其所。与以龙勃罗梭为代表的意大利人类学派相反，作为犯罪社会学派一个分支的马堡学派摈弃“天生犯罪人”的观点，认为犯罪根植于社会。

冯·李斯特对现行刑法进行的改革，涉及刑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就“马堡计划”的主要内容而言，在我看来恐怕还是涉及刑事政策的内容较多，而且刑事政策计划也是冯·李斯特较为感兴趣的。这些刑事政策要求的实现，冯·李斯特认为，至少要克服符合目的的和有效的刑法道路上的三个重要障碍：

1.从行为刑法转为行为人刑法；

2.从法官的量刑转为不确定判决；

3.确定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

关于障碍1：从行为刑法转为行为人刑法。 冯·李斯特一再反对报应刑法原则，反对在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和刑罚之间确定一种均衡关系（proportionalitaet）。在他看来， 这一原则只能被看作是对“公正”的进行形而上学的理解的结果。在刑罚的种类和期限应当对特定之人起到最大的特殊预防效果的前提下，行为报应原则（das prinzip der tatvergeltung）是违背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转向行为人和其个性似乎是有更合理的且也是必须的。事实上，冯·李斯特认为，如果刑法反应（刑罚）的最终目的是将某人改造为一个具有特定行为或特定思想者，则在所能提供的措施中进行明智的选择情况下，必须将行为人的个性作为有效地和符合目的适用刑罚措施的基础和标准。行为人及其个性是量刑的基础和条件，如果量刑是以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为准的话。因此，在此意义上，行为人的行为只具有表明其个性和思想的指示器的作用。“处罚的不是犯罪这一概念，处罚的是犯罪人”是冯·李斯特所坚持的观点【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75页】。如果在量刑时均衡关系就应当发挥作用，则“它应当是刑罚和犯罪人思想之间的均衡关系”【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1页】，对“刑罚的种类和范围”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思想”【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3页】。冯·李斯特认为，从行为刑法转为行为人刑法，是刑事立法改革的最高之主导思想。他说：“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未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77页】。冯·李斯特对行为刑法的批评是纯技术上的， 而非伦理上的：报应原则（vergeltungsprinzip）将阻碍刑罚方法的符合目的的运用。他的这一技术上的态度还清楚地表现在其对“犯罪人类型”的言论之中，他提出“犯罪人类型”的目的，在于改善有效的特殊预防的决定性因素。他说：“现代刑事政策从……主导思想出发，处罚之对象不是犯罪，不是概念，而是行为人；因此，对于刑罚的种类和范围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学构成要件概念上的区别，如刑法典所表明的那样，而是不同犯罪人的生物学上的区别。这一刑事政策的主导思想也直接将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涵盖其中：指出并证明当作为规定刑罚种类和范围的基础的不同犯罪人之间的生物学上的区别”【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171页】。

随着从行为刑法向行为人刑法的转变要求的提出，冯·李斯特试图克服一个由以行为为中心的量刑而得以存在的重要的障碍：尽管根据他的观点，实施犯罪行为是适用刑法的先决条件——在这里未提出纯思想刑法（即行为人刑法）——但不应当再取决于这一决定对当事人科处何种刑法后果的行为的质量。如此，刑事政策在实现其目的时能够自如些，并可使犯罪人的个性特征作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无需通过被目的思想（der gesichtspunkt der zweckmaessigkeit）认为是违背理性的行为报应原则（das tatvergeltungsprinzip）来加以限制。

关于障碍2：从法官的量刑转为不确定刑。 在解决犯罪问题的刑法干预和以犯罪人的特征和思想为中心方面，冯·李斯特也期望对刑法典作必要的修改，这是明确的，“如此，我们刑法典中的整个刑罚制度将会有重点的改变”【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0页】。他认为， 在报应刑法中，立法者的艺术在于，为特定的犯罪找到合适的刑罚种类，并按照犯罪行为的客观的严重程度区分不同的刑罚。他设想：“将来的刑法典将会多么的不同啊！尽管如此，对具体的犯罪仍将科处不同严厉程度的刑罚，也许科处最高刑度或最低刑度：所有其他的区别将不复存在了，因为相对于行为人的反社会意义，犯罪行为的法学特征退居次要的地位”【出处同上】。

冯·李斯特认为，每一个人均必须清楚，“在犯罪人站在面前的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内，刑事法官是不大可能对犯罪人的应当作为处罚依据的真实的内心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的”【李斯特文集第2 集第91页】。作为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冯·李斯特建议或者讲要求适用“不确定判决”（das unbestimmte urteil, die unbestimmte verurteilung），认为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取代法官的位子，根据被判刑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表现，最后确定刑罚执行的期限：“为判决之法官根本不确定刑罚期限；刑罚期限应根据在具体情况下是否实现刑罚目的，也即根据刑罚执行的效果来确定”【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1页及以下几页】。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冯·李斯特不确定判决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主要是将不确定判决作为有效地与犯罪作斗争的工具来看待的。他说：“如果真想改变，则必须找到弊病的根源。但弊病的根源并不存在于刑罚范围内，它也不存在于刑事法官的软弱或无能之中；它更多地存在于法官的量刑原则本身……因此，至少部分地取消法官的量刑就成为今天的刑事政策向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该问题的解决，将导致刑法各个领域的彻底的且非常有益的改变，这种改变必将促进和保证成功地与犯罪作斗争”【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333页】。

在对待不可能被矫正的惯犯问题上，冯·李斯特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首先申明，“至少有一半的犯罪人是不可能矫正的惯犯，他们今年进入监狱，成为监狱人口，明年又从监狱里释放出去”。冯·李斯特认为，在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又将他们“象猛禽一样”放入社会，仅仅是因为对他们报应已经足够了，是完全“荒谬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8页及以下几页】。对于这种情况，冯·李斯特明确要求从罪责报应原则（das schuldvergeltungsprinzip）转为特殊预防。他说：“防卫社会则要求使这些反社会因素不可能再危害社会。由于排除了将犯罪行业的所有成员予以绞死或斩首的可能性……，除通过执行自由刑使他们与社会相隔离别无他法……根据我反复强调的今天仍然坚持的观点，原则上将他们长期监禁直至其死亡，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27页】。

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冯·李斯特所说的“不可矫正者”和“猛禽”究竟是指谁或哪些人：“与惯犯的斗争是以对它的清楚的了解为前提条件的。但这种前提条件我们至今还没有。与惯犯的斗争只涉及惯犯的某一部分，比如作为社会病态现象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险的惯犯，我们习惯上将之归结为贫民阶级。乞丐和流浪汉、男妓和女妓、酒鬼、骗子、广义的半上流社会、精神和身体上堕落者——他们构成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反对者大军，而他们的代表便是那些惯犯”【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7页】。在冯·李斯特看来，那些没有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其思想者，从小偷到银行劫匪，从低级骗子到高级骗子，应当予以终身监禁，使其不能再危害社会（muessen unschaedlich gemacht werden）， 以行为为中心的报应原则只是我们道路上的不受欢迎的障碍。因为这涉及与惯犯的不服从社会秩序的犯罪倾向作斗争，这种犯罪倾向是所有不可矫正的违法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在冯·李斯特看来，这要比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所侵害的不同法益的质量给予不同处罚重要得多。冯·李斯特认为，“盗窃、窝赃、抢劫、勒索、诈骗、纵火、毁损、强奸和强奸儿童”，只要是惯犯所为，那么，它们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危害是一样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9页及以下几页】。

关于障碍3：确定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 将刑法的目的确定为特殊预防，不仅仅是转为行为人刑法，而且还要将行为人的个性置于刑法利益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将犯罪人的个性作为量刑的基础和标准，是因为通过特殊预防，犯罪人的个性首先能够成为刑法措施的目的：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之刑法必须将改变犯罪人的个性，使之在将来的生活中尊重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寻找有效的行为调节和个性研究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始终如一地运用于犯罪人。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实现特殊预防目的，刑罚制度必须具有灵活性可变化性。冯·李斯特认为，“具体的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决于使实现刑罚目的成为可能的保安性和灵活性。每一种具体的刑罚措施必须同样具有保安性和灵活性”【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4页】。

三、简要之结语

实际上，在刑罚执行中追求特殊预防目的，存在使犯罪人成为不正当治疗的被害人的可能性。确定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正如冯·李斯特所坚持的那样，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权利，如侵害对其阴私权和意志自由的保护，分割其作为一个人而被承认和尊重的正当要求，而不是成为国家权力的牺牲品。

对冯·李斯特的主张或者说思想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刑事政策计划（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其“马堡计划”中）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只有当刑法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权利成为刑事政策目的之障碍时，当事人的权利才受到限制。他的“在刑法中实施目的思想”的要求，尽管毫无疑问地具有启蒙性质或影响，但不能被误解为要求构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刑法。冯·李斯特的目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有效的以行为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它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刑法目的。冯·李斯特完全是从纯技术上，而没有从道德和公正的角度来对待该问题的。易言之，在冯·李斯特看来，最重要的是何种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实现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种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种刑法措施和方法，在规范上是被认为公正的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公正的刑法被冯·李斯特与有利于刑事政策的刑法等而视之：只要符合公众利益，可以不择手段【鲍尔曼：“无节制的刑事政策——关于冯·李斯特的马堡计划”，载奥地利《犯罪社会学书目》1984年第11期，总第42期】。

㈣ 马克思生平事迹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马克思在1835年-1841年中学毕业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中学毕业时著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8月），大学期间，成为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主编。与“自由人”决裂。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结婚。6月，前往克罗纳茨赫度蜜月，期间写成《克罗纳茨赫的笔记》。10月移居巴黎，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为《德法年鉴》撰写《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4年3月，与卢格决裂。8月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见，合写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从此他们开始了终身的合作。11月至次年5月，他们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

1845年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与恩格斯合著)(1845-1846年）。1847年7月，作《哲学的贫困》。1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委托起草同盟纲领。

1848年2月中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问世。1848年2月，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1848年5月31日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创刊。

1849年5月16日，普鲁士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19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用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

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恩格斯一起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写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1年底至1852年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绍了欧洲、特别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

1852年10月末-12月初，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7年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1858年 著作：《鸦片贸易史》（1858年8月3日和9月3日），1859年 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860年12月1日作《福格特先生》。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应邀出席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即第一国际），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1867年9月14日，在汉堡《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宣读了题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指出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1875年，他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的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

1877年，作《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

1880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法国工人党盖得派领导人制订党纲，口授了纲领的理论部分。

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作序。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积劳成疾，躺在安乐椅上溘然长逝。享年65岁。

拓展资料：

1、出生：

马克思于1818年公历5月5日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现属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洛宾·列维（Rabbin Marc Levy）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他的父亲是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同荷兰裔犹太女子罕丽·普列斯堡（Henriette Presborck）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非亚、爱米尔、路易莎存活。

2、求学生涯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18岁后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大部分的学习焦点却摆在哲学和历史上。

1840年，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迫害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大学失去学术自由，新国王任命的柏林大学教授F.W.von Shelling将会审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不可能被反黑格尔的教授所接受，所以马克思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Jena）审查博士资格。

1841年马克思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申请学位，并因得到委员会一致认可，未进一步答辩而顺利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担任《莱茵报》主编，遇到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林木盗窃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推动了该国容克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饥饿驱使贫民到地主的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一些人甚至破坏地主的猎场和牧场，虽然有1826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树木行为的严厉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而许多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正是饥饿和无家可归才迫使人们违反林木管理条例。

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面对这种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了一个更严厉的法案，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

马克思根据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资产阶级立法偏袒机关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观。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一气之下，辞去了报纸的主编职务，马克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相反，他更认清了反动政府的丑恶本质，他在寻找着时机，去继续与反动政府作坚决斗争。

1843年《莱茵报》发行许可被普鲁士国王撤销，因为马克思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俄国沙皇的文章，引发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普鲁士国王接到沙皇的抗议后下令查禁莱因报，马克思因此失业，在此期间内，马克思认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是工厂主子弟却十分欣赏马克思的主张，经常出钱赞助马克思的活动与生活，马克思做学问思考认真严谨但生活随性，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恩格斯常协助马克思的工作并代笔部分文章。

3、婚姻家庭

1814年2月14日，燕妮·马克思诞生于特利尔一个名门望族，燕妮·马克思（1814年2月12日——1881年12月2日），原名约翰娜·“珍妮”·贝尔塔·朱丽叶·冯·威斯特华伦（Johanna "Jenny" Bertha Julie von Westphalen）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燕妮·冯·威斯特伦的家离马克思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贵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遥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互相忠诚等待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力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异常沉重。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等待。

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即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男爵）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结婚。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她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1843年秋，年轻的马克思夫妇一同踏上流放的征途，来到巴黎，在此期间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运动及法国历史，并最终导致其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序幕。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

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即长女珍妮·马克思，次女劳拉·马克思，三女儿艾琳娜·马克思）长大成人（当时多亏了海伦·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忠实的助手，那就很难设想她和她的孩子们后来怎样过下去）。

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与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情况，不少由她代办。

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迫，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轰吻……”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

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源自印度，形容皮肤黝黑的人）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

㈤ 德国刑法学总论的作者简介

克劳斯·罗克辛，1931年5月15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950年进入汉堡大学学习，1957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Promotion），1962年7月通过教授论文（Habilitation），同年在汉堡大学担任私讲师（Privatdozent）。1963年至1971年在哥廷根大学担任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一般法原理的教授教席（Ordinarius），1971年以后在慕尼黑大学担任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一般法原理的教授教席，1974年以来担任全体刑法研究所学术所长，1999年9月30日退休。从1984年10月开始至2004年5月，罗克辛先生已经获得韩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等国14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另外，2000年5月获得秘鲁利马大学的名誉教授。此外，罗克辛先生在1994年1月获得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勋章（Cruz de Honor de la Orden de San Raimundo de Penafort[Madrid,Spanien]），2000年9月获“慕尼黑金质奖章”（“Müuchen leuchtet-den Freunden Münchens”），同年11月获是“联邦德国一级功勋十字奖章”（Beccaria-Medaille in Gold）。自1973年至1981年，罗克辛先生担任德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会的专业鉴定人（Fachgutachter），自1975年自1980年担任洪博基金会（die Humboldt-Stiftung）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专业的遴选鉴定人（Auswahlgutachter）。他自1973年起就是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专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并且自1989年起担任委员会主席。另外，他自1994年2月志担任巴伐利亚科学、哲学和历史研究院院士。罗克辛先生还是《全体刑法学杂志（ZStW）》和《刑法新杂志（NStZ）》的主编之一，以及卡尔·迈协会（Karl-May-Gesellschaft）的法律图书的主编之一。他在1971年至1999年期间，担任卡尔·迈协会主席，自2000年12月起，担任卡尔·迈协会管理委员会主席。截至2003年，罗克辛先生已经独立出版专著17部（包括在意大利和秘鲁出版的三部专著），其中的《刑法中的罪责和预防》一书是用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文三种文字发表的；与其他学者合作发表了教科书和专著4部，其中的《刑法典、刑事执行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选择性草案》一书共计13卷，从1996年开始，到2004年才出齐。此外，罗克辛先生还出版了150篇以上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成果，涵盖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事政策的所有领域。王世洲，男，1953年6月20日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和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与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德国洪博研究基金，作为德国洪博基金会客座研究员在德国弗来堡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和奥格斯堡大学法律系从事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讲授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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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德国刑法学家

德国刑法学家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托马斯﹒魏根特、比克迈尔、埃里克·希尔根多夫、费尔巴哈等。

㈦ 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古典犯罪学派亦称“刑事古典学派”。是反映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的犯罪学思想流派。犯罪学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学派。产生于18世纪中期。
代表人物为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和英国法学家边沁。英国启蒙思想家J．洛克亦提出，只有法律才是善与恶的标准。奠定该学派的理论及思想基础，被称为“近代刑法之父”的费尔巴哈完成该学派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