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礼乐
⑴ 中国传统立法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发展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中国古代法制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与特色。在战国时期“礼治”与“法治”开始进行交锋，交锋的结果之一是“礼治”东山再起，“法治”隐退，另一方面也是“礼治”与“法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融合。“礼法合治”实质是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相溶合的结果，相应地法文化型态也妥协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这种样式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儒法合流，珠联璧合，形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并且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礼法交锋促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地位，并且这种“内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实践领域扩张，西汉儒学们发动“以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之中，吹响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号角，东汉儒臣掀起“以经注律”的热潮，几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后“以经立法”的唐律结出“一准乎礼”的硕果，“礼法合流”即大功告成，“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礼与法的关系是“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在法律规范上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习惯法与成文法并举的“混合法”状态。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则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致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传统法文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德与刑相比，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叫做德主刑辅，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依据，否则就不会得当。从使用效果来说，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从使用顺序来说，儒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由儒家所倡导，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被统治者采纳。后来，由于秦王朝不施仁义，专任刑罚，导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辅”说才逐渐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经贾谊、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辅”被奉为正统，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自我发展张力极其衰微，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界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
⑵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什么
文化 ，各自的思想 秦始皇也很重视文化呢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专各种学术派别的总属称。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议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ˇ处士横议ˇ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ˇ天道ˇ，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ˇ诸子ˇ，ˇ百家ˇ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 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诸子百家之中最为流传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纵横家。
⑶ 秦朝提出“法令由一统”，意思是说，全国不仅施行统一的法律，而且最高立法权属于（）。
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全国都要实行统一的法律令，内其二是最高立容法权属于国君，“法出于一”，由国君“制作明法，臣下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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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所有。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全国都要实行统一的法律令，其二是最高立法权属于国君，“法出于一”，由国君“制作明法，臣下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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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所有。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全国都要实行统一的法律令，其二是最高立法权属于国君，“法出于一”，由国君“制作明法，臣下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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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所有。
⑷ 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谈谈如何理解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和急速转换的历史时期。“诸侯力政，争相并”，“礼崩乐坏”。王权失坠，霸政兴起。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经济、政治权益，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制，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并进而执掌政权，便以法治为思想武器，向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发起了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的运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即是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和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这两次成文法的公布活动。春秋之际的成文法公布，开中国法律史之先河，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冲击和强烈震撼，迫使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家们都纷纷站出来，从各自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围绕这一事件表达各自的法律主张和政治观点，形成一场持久的论争，可以说从春秋一直延续到战国。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动及其论争过程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势力日渐壮大并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张扬，思想领域的斗争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实践，从而加速了体现“事断于法”原则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义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历史进程。其后随着战国时期变法派在各国的法制变革，旧的法律制度趋于全面瓦解、终结，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在春秋战国之际争鸣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当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法、道三家明确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由此体现、反映出的三种不同的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道家而言，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国力之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汉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剥削、反压迫、要求自由的进步主张，对后来的农民起义与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因素，经过后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还用来慰藉官场的失意和弥补空虚的精神食粮。因此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道家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儒、法两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会统治者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①由论争时的极端对立走向合流互补。儒、法的合流对汉以后的封建法制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的礼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者相互补充的两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再未出现任何一方面的绝对化。②这里就当时争论的焦点及各自的主张作归纳阐述。
一、“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存废
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管仲、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战奉行了千余年的奴隶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隶制法律制度下，奴隶主贵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④不让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处于不知底细的境地，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任意刑事杀的司法特权。他们用作为大经大法的礼，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统治国家，维护着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秩序。
作为奴隶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政治迫害，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礼仪”⑤的主张。至管仲相齐，“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⑥并突破了周礼“任人唯亲”的原则，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⑦和“使各为其所长”⑧的原则。子产则向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法律观提出挑战，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⑨实际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来盛行的“天罚”论。针对奴隶主贵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弄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不忌于上而有争心”，⑩所以犯罪一定会增多的论调，法家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11）犯罪不但不会增多而只会减少。子产认为严厉的刑罚公布出来，就象烈火一样，触死的人一定会减少：“民望而畏上，故鲜死矣”。（12）商鞅认为百姓了解法律后,“皆务自奉公”,国家也就“易治”了。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邓析、子产等人，本着务实和进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标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与礼治形成直接对立，引起激烈的论争。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重“礼治”而尚先王。反对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为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14）的先王之“礼”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孔子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国家的政治规则，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16）正因如此，晋国铸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7）照孔子的主张，晋国的法度，应该遵循的是周礼，现在摈弃了礼而作刑书，铸刑鼎，民众看鼎办事，就还会服从统治，统治秩序将无以维持。其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公布成文法从先王那里找不到理论根据，故子产“作刑书”也好，晋国“铸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儒家的非难。
道家创始人老聃，是没落中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社会大动荡面前，以其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反对法家的人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对于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说：“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19）叔向反对郑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国将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论。所以，道家从“无为而治”的主张出发，也是反对公布成文法的的。
二、“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废
在这一点上，法家反对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提倡“以非为是，以是为非”，（20）即以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所以邓析认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断于法”，赏罚就失去了标准，“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否则“喜而便赏，不必当功，怒而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赏诛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弑君不绝”。（21）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滥施赏罚，才是导致弑君亡国的根源。所以邓析子同子产一样，都力主将法布之于众，以打破“贵贱不愆”的“度”，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与旧贵族分享司法特权。邓析同时身体力行宣传法律，向敢于造反的群众传授法理。在适用法律上，法家主张法律一旦公布，就应人人遵守而坚持“事断于法”，贯彻“刑无等级”的原则，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22）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贵贱等级不能错乱，是为法度。“贵贱不愆，所谓度也”。（23）下事上，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周礼的基本原则，是天下之通义，一旦失其序则乱，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灭亡。现在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抛弃了“贵贱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贵贱没有了区别。这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孔子看来自然便属名不正言不顺的失序败亡之道。
叔向认为，下层百姓知道了法律，对上层的贵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引证刑法为根据，求得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立，弗可为矣。”基于同儒家一样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制度的出发点，反对公布成文法。
道家本于“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仁义礼法及制度设施。即对“礼”“法”通通反对。所以，老聃不仅反对公布成文法，即使旧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对之列。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日益衰朽的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典章已失去信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又深恶痛绝，于是他既鄙薄人为法，又鄙薄仁义道德。这种政治法律虚无主义，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在战乱动荡的社会中，悲观绝望的末日心态。
三、用什么法律以“经纬其民”
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家就关于用什么法度来治理其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孔子在指斥晋国“铸刑鼎”时提出，晋国应使用晋的始封君唐叔从周公那里接受的“法度”来治理其民。他说：“夫晋国将常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25）这里所谓“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指唐叔从周公那里带来的法律《唐诰》。孔子认为晋永远用《唐诰》来进行统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才能被尊重，宗法等级制度才能保持而不致崩溃。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法律的本质问题，即法律应该体现哪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而道家一是强调“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对人为的法律；二是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对民不过多干涉，而不像儒家或法家那样提出了立法、司法的具体主张主张；三是强调“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之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老子并不是完全否定规范管理，而是要“大制不割”，即最理想的法制是不要去宰割人民。认为“道”是人们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而“大道无形”，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且“先天地生”，也不是人们能够制定出来的，因此，不应该制定什么法律制度，同时“国之利器，不可示与人”，所以有关治国的规章和措施，都应该秘而不宣，基于此，道家反对公布法律。
新兴地主阶级法家人物一方面主张“修旧法”，废止体现旧贵族意志的秘密法，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定顺乎时代和民心人情的新法律。管仲说：“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欲之所否，因而去之”。（26）他们在“令顺民心”的掩饰下，打破井田制，“相地而衰征”，（27）承认私田的合法性；突破“亲亲”原则，倡导贤人政治，使出身卑贱的“匹夫”“可得而举”，有机会参与中家管理，执掌政权；废除秘密专横的法律制度，公布体现“事断于法”的成文法，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忠俭者，因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28）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创造能够和旧贵族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总之，新兴地主阶级力图通过改革，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
在关于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备，法治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深入人心，最终使得法家在政治上取得节节胜利，封建法制取代奴隶制法制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自然，这是中国法律制度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随着制定和公布成文法运动在各国的有效推行，不但在根本上改变了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开创法治替代礼治的新局面，而且对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战国的社会变革，促进封建主义政权的最终建立和巩固，也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汉书》卷九
（2）（3）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4）（10）《左传•昭公六年》
（5）《荀子•非十二子》
（6）（7）（27）《国语•齐语》
（8）《管子•牧民》
（9）《左传•昭公十八年》
（11）（13）《商君书•定分》
（12）《左传•昭公二十年》
（14）《荀子•王制》
（15）《论语•阳货》
（16）《论语•子路》
（17）（23）（2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18）（19）（24）《道德经》
（20）《吕氏春秋•离谓》
（21）《邓析子•转辞》
（22）管子•任法》
（26）《史记•管晏列传》
（28）《左传•哀公三十年》
郑国的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史称“铸刑书”。
晋国“铸刑鼎”(赵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春秋时期较早指定成文法的国家是楚国。第一次在楚文王时期（前689——前677）年制定了《仆区法》。此后晋国、宋国也相继制定了成文法。
以上成文法虽然制定于春秋早期，但是没有公诸于众。到春秋后期，成文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尤以郑、晋两国最有代表性。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见：《左传.昭公六年》）。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动及其论争过程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势力日渐壮大并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张扬，思想领域的斗争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实践，从而加速了体现“事断于法”原则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义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历史进程。其后随着战国时期变法派在各国的法制变革，旧的法律制度趋于全面瓦解、终结，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在春秋战国之际争鸣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当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法、道三家明确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主张。由此体现、反映出的三种不同的法律思想对后世的封建主义法制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道家而言，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政权建立之初、恢复国力之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汉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剥削、反压迫、要求自由的进步主张，对后来的农民起义与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因素，经过后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还用来慰藉官场的失意和弥补空虚的精神食粮。因此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道家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儒、法两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会统治者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①由论争时的极端对立走向合流互补。儒、法的合流对汉以后的封建法制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的礼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为统治者相互补充的两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再未出现任何一方面的绝对化。②这里就当时争论的焦点及各自的主张作归纳阐述。
一、“临事制刑，不予设法”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存废
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管仲、子产、邓析等“法家先驱”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战奉行了千余年的奴隶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隶制法律制度下，奴隶主贵族“议事以制，不为刑辟”，④不让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处于不知底细的境地，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掌握着任意刑事杀的司法特权。他们用作为大经大法的礼，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统治国家，维护着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秩序。
作为奴隶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政治迫害，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礼仪”⑤的主张。至管仲相齐，“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⑥并突破了周礼“任人唯亲”的原则，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⑦和“使各为其所长”⑧的原则。子产则向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法律观提出挑战，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⑨实际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来盛行的“天罚”论。针对奴隶主贵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弄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不忌于上而有争心”，⑩所以犯罪一定会增多的论调，法家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11）犯罪不但不会增多而只会减少。子产认为严厉的刑罚公布出来，就象烈火一样，触死的人一定会减少：“民望而畏上，故鲜死矣”。（12）商鞅认为百姓了解法律后,“皆务自奉公”,国家也就“易治”了。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邓析、子产等人，本着务实和进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么是犯罪，犯罪者处什么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标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与礼治形成直接对立，引起激烈的论争。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重“礼治”而尚先王。反对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为本”的主张。他们认为应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14）的先王之“礼”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孔子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在儒家看来，礼不仅是国家的政治规则，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16）正因如此，晋国铸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7）照孔子的主张，晋国的法度，应该遵循的是周礼，现在摈弃了礼而作刑书，铸刑鼎，民众看鼎办事，就还会服从统治，统治秩序将无以维持。其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公布成文法从先王那里找不到理论根据，故子产“作刑书”也好，晋国“铸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儒家的非难。
道家创始人老聃，是没落中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社会大动荡面前，以其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反对法家的人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对于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态度是鲜明的，他说：“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19）叔向反对郑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国将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论。所以，道家从“无为而治”的主张出发，也是反对公布成文法的的。
二、“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废
在这一点上，法家反对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提倡“以非为是，以是为非”，（20）即以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所以邓析认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断于法”，赏罚就失去了标准，“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否则“喜而便赏，不必当功，怒而便诛，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赏诛从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国相继，弑君不绝”。（21）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滥施赏罚，才是导致弑君亡国的根源。所以邓析子同子产一样，都力主将法布之于众，以打破“贵贱不愆”的“度”，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与旧贵族分享司法特权。邓析同时身体力行宣传法律，向敢于造反的群众传授法理。在适用法律上，法家主张法律一旦公布，就应人人遵守而坚持“事断于法”，贯彻“刑无等级”的原则，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22）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贵贱等级不能错乱，是为法度。“贵贱不愆，所谓度也”。（23）下事上，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周礼的基本原则，是天下之通义，一旦失其序则乱，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灭亡。现在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抛弃了“贵贱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贵贱没有了区别。这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孔子看来自然便属名不正言不顺的失序败亡之道。
叔向认为，下层百姓知道了法律，对上层的贵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引证刑法为根据，求得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立，弗可为矣。”基于同儒家一样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制度的出发点，反对公布成文法。
道家本于“无为”，反对一切人为的仁义礼法及制度设施。即对“礼”“法”通通反对。所以，老聃不仅反对公布成文法，即使旧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对之列。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老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日益衰朽的奴隶主贵族的礼乐典章已失去信心，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又深恶痛绝，于是他既鄙薄人为法，又鄙薄仁义道德。这种政治法律虚无主义，表达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在战乱动荡的社会中，悲观绝望的末日心态。
三、用什么法律以“经纬其民”
在围绕公布成文法的论争中，儒家就关于用什么法度来治理其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孔子在指斥晋国“铸刑鼎”时提出，晋国应使用晋的始封君唐叔从周公那里接受的“法度”来治理其民。他说：“夫晋国将常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25）这里所谓“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指唐叔从周公那里带来的法律《唐诰》。孔子认为晋永远用《唐诰》来进行统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才能被尊重，宗法等级制度才能保持而不致崩溃。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法律的本质问题，即法律应该体现哪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而道家一是强调“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对人为的法律；二是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对民不过多干涉，而不像儒家或法家那样提出了立法、司法的具体主张主张；三是强调“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之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老子并不是完全否定规范管理，而是要“大制不割”，即最理想的法制是不要去宰割人民。认为“道”是人们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而“大道无形”，并没有固定的形式，且“先天地生”，也不是人们能够制定出来的，因此，不应该制定什么法律制度，同时“国之利器，不可示与人”，所以有关治国的规章和措施，都应该秘而不宣，基于此，道家反对公布法律。
⑸ 孔丘将礼视为立法 司法的指导原则，体现在哪儿
孔丘将礼视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具体表现在（ABCD ）。
A．主张"正名"
B．主张"礼乐征自天子出"
C．主张"父子相隐"
D．反对"铸刑鼎"
⑹ 简答题简述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观
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观，简而言之，就是正名，法先王，并反对公布成文法。
在儒家法律观念中，“先王立法”确立了作为现实法合法性根据的理想法的立法主体，那么“法自君出”则是确立了现实法的立法主体。在先秦儒家看来，现实法的立法主体的确定是以其“正名”理论为基础的。由于等级制与身份制的影响，先秦儒家特别重视“正名”，可以说一部《春秋》，皆是为了“正名”。所谓“正名”，即对违反周礼等级名分的各种现象加以纠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只有端正名分才能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故齐景公问如何为政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守其名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享有自己的权利，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儒家“正名”论的根本目的是为尊君或君主主义作论证。
基于“正名”原则和尊君思想，儒家将国家现实法的立法权交予了君主，君主成为立法的主体，立法成为君主的权力。故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并且只有君主立法才是正当的、合理的，也只有君主所立之法才可谓是“良法”。在孔子看来，礼法是否出自君主之手是天下“有道”或“无道”的重要体现。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当国家立法权不由君主执掌时，国之将亡也不会远了。《后汉书?五行志》载：“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则君王出政之号也。’”“号”即号令，包括法律在内。总之，孔子认为国家立法权应归之于天子掌握，这是天下有道的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
孟子用“君权神授”论来论证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统治的合法性。他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统治权力来自于天，为天所授，而民只是君主的统治对象。君主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天下。孟子认为天下大事应“定于一”，又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尽管孟子没有直接说君主立法之事，但由其“定于一”思想，我们可推之，孟子是主张君主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力的。否则，何以“定于一”？
荀子则鲜明地主张“隆君”。他说：“君者，国之隆也。”国家的统治权力应该统一于君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盛强大，否则必将弱而乃亡。故荀子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议兵)可见，荀子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主义政治。这与法家所说的“权者，君主所独制也”(荀子?修权)的绝对君主专制政治虽有区别，但其旨意也大为相近。⑤在这种君主主义政治前提下，立法权必定归之于君主，故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王不仅制礼作乐，而且制定刑罚。《尚书?吕刑》载：“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这段话中所谓的“苗王之刑”、“皇帝之刑”、“周穆王制刑”等，充分地说明了“刑”是由君王制定的。荀子亦说：“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各以宜，舍巧拙。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荀子?成相)“律”，即刑律是也。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制定“刑”、修改“刑”、颁布“刑”的权力皆应属于君王。不过，在君王的授意下，大臣也可代君行使这种权力。如《尚书?吕刑》中说：“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是代尧帝而制定刑典，并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但制定“刑”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于君王。
不仅如此，“刑”的颁布权也由君王决定。如《周礼》云：“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职，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周礼?天官冢宰)孔颖达疏曰：“‘宪禁’者，与布宪义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书，表而县之於宫内也，以听王命”。这说明颁布“刑”也是由君王授意而行的。经过君王认可而由大臣颁布，“刑”就真正生效了。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⑺ 礼乐制度
礼的渊源为祭祀,而乐是伴随着礼的.礼字的初文在商代甲骨文中是一个曲字下面版加上一权个豆字,曲字即为双玉,豆字为鼓,战国以后加上了"示"旁,后来简化为今天的"礼".所以最初的含义是在鼓乐声中"行礼以玉".礼乐是一体的.
而到了周朝,神权与族权结合起来,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往的礼发展成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一般称之为周礼,其内容非常庞杂,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上至国家的立法,性质,各级贵族官吏的特权,下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实际起到法律甚至根本大法的作用.直至春秋战国,奴隶制瓦解,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的融合及进一步发展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政权由士族集团控制，在立法上标榜儒家思想，维护士族集团的等级特权，儒家礼教与封建法律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都曾进行过大规模法典的编纂，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正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学进一步发展。
一、立法指导思想
（一）厉行“法治”、“一赏”、“一刑”
我国古代“刑罚世轻世重”的传统法制思想在三国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三国乘汉末之弊，战乱不止，统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会秩序，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三国统治者在肯定礼治对法制具有指导作用的同时，格外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拨乱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曹操认为，治理太平盛世，统治者应致力于礼乐教化，以淳朴风俗；而治理乱世，统治者应首先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安定社会。这就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曹操不但积极提倡，而且认真身体力行，其“割发代首”实践了其人人守法、违法必罚的主张。蜀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诸葛亮，也认为治理国家应当礼法并用、德威并用，主张审时立法、厉行法治。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且一再规劝蜀后主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依法奖励和处罚。统治者的这些行为都明确地体现了法家的“一刑”、“一赏”的主张。东吴君主孙权也是一个重刑主义者。汉代早已废除的族诛之刑在东吴屡见不鲜。孙权为重刑辩护说：“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主张执法从严，依法行赏罚，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应“理直”、文约例直、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
建立晋朝的司马氏集团，系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以精通儒学而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司马氏集团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确立和保护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汉代所开启的礼律融合的事业在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
晋代统治者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张斐认为法制必须“理直刑正”。所谓“理直”，即法律必须明确体现儒家的纲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则立法和司法。张斐在总结晋律体例时，认为晋律体现了“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的原则。所谓“王政布于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权，在立法上应处居高临下之势；“诸侯奉于下”，即诸侯贵族必须遵守君主之法而统治百姓；“礼乐抚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执法都必须体现礼乐的精神，以礼为指导原则。晋代统治者认为立法与执法社会效果的优劣，完全系于“礼”。礼是律产生与执行的依据。统治者认为，断狱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条，而应该用礼的原则去裁判是与非，罪与非罪。所谓“刑正”，即立法和适用法律应该做到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应当明确界定和规定各种犯罪的概念。其时，得到官方承认的律学家杜预认为，立法时应当做到“文约例直、听省禁简”，即法律条文简约、法例明白易懂，这样老百姓就知道怎样守法而不触犯刑律。
晋代统治者在立法实践中“纳礼入律”，使礼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晋朝统治者将维护士族礼仪的礼大量入于律中，使礼直接成为法律条款，“礼律合一”不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现实。西晋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积极变法、重视法制、引礼入刑
南朝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多因袭魏晋时期的主张，因而没有什么建树。北朝统治者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满了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汉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同时他们本身开放和豁达的民族文化特点，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时期“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北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积极进行变法，虚心采用和学习汉民族创立的先进的封建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礼制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礼对其政权法制建设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刑的统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张并积极实践。如其时，统治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犯人裸体受刑，有伤风化，违背礼仪，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据礼治“恶恶止其身”的原则，统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门房之诛”。只要不是谋反罪，由一人承当。北齐统治者设置“重罪十条”对违背礼制的行为进行重罚。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
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时也创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为隋唐时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律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体例不断完善，内容逐渐丰富和充实，概念和术语逐渐科学。三国初期，大都沿用汉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权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晋制定和颁布了《泰始律》。南朝也进行了许多立法活动，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陈朝制定了《陈律》。但其立法成就并没有超过晋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晋律的完全继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齐制定了《北齐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齐律》最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现以曹魏、西晋、北齐和北魏的律典为例介绍律的发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魏明帝即位后，令陈群、刘劭等在吸收汉代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传。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其内容较为丰富，体例较为科学，结构更加严密。与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正式将律作为定型化的法典，一经制定即不再有单行法规编入。这开启了后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汉律九篇增加为18篇，弥补了以往法典“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缺陷。再次，规范了律典的编纂体例。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律首，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法典的体例更加合理和科学。再次，改革了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减轻了对某些罪的处罚，将刑制定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和杂抵等七种，为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刑法文明的发展。第四，《新律》将刑名与刑期联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观。此外，“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开辟了礼律融合的新途径。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泰始律》是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考汉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条。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颁布实施。 与汉、魏律相比，《晋律》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分了律与令的性质，将律确定为定罪量刑的法典，将令确定为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颁布后，张斐和杜预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泰始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称为《张杜律》。张斐不仅对法律的字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且对晋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区分。
其次，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首，完善了我国古代刑法总则，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的含义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礼律进一步融合。纳礼入律，礼律并重。如为了维护士族的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设立了“杂抵罪”，确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强调父在子不得分家异财，允许被杀者之功亲为之复仇；晋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礼教的精神和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四，在省减的条文中，主要减少的是重罪的条文。如缩小了妇女缘坐的范围，废除了“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等规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魏为鲜卑拓拔贵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前，既无文字，也无法律。进入中原之后，积极变法改革，学习汉民族法制建设经验。北魏孝文帝亲自主持修律，在参酌汉、曹魏、晋和南朝律令的基础上于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综合吸收各地的儒学文化和西晋以来律学的重要成就，在礼律融合方面颇有创新，具有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创制了存留养亲之法，即对于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没有成人的孙子，旁边也没有近亲属来抚养老人，法律规定罪犯可以减轻处罚，留在家中抚养老人。存留养亲之法一直适用至清末。
4. 《北齐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齐取代东魏后，便着手制定律令，由高颕等人编纂，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终于制成《北齐律》，共12篇，949条。与晋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精简律文，将律典从《泰始律》的20篇减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其次，确立了“重罪十条”，这是后世“十恶”的前身。再次，确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体系奠定了基础。总之，它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令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方面变化最大的是“令”。这一时期“令”不再与皇帝的诏令发生直接关系，成为定型化的、与律对称的国家法典。令逐渐演变为积极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规范，用于规定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制订定型化的令。史籍记载，曹魏制定有《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邮驿》等法律，总篇目达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晋立法的原则是将一些“太平当除”的临时性法规，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设教”的积极性、正面性的法规编入令典。268年，与《泰始律》同时颁布的还有《晋令》40卷，2306条，分为32篇。篇目为户、学、贡士、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佃、复除、关市、捕亡、狱官、鞭杖、医药疾病、丧葬、杂、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军吏员、选将、选吏、选杂士、宫卫、赎、军战、军水战、军法、杂法等。其体例显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项以及职官机构两个方面来编制的。
南朝时期的南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令典的编撰。503年，与《梁律》同时公布的还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等。南陈编有《陈令》，也是30卷。
自西晋以后，律令并列已成为习惯。北魏时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没有同时制定。因此，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大臣孙绍说，如果只有律而没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么来行事。可见令已经成为政府机构必备的制度性的法律规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据《太平御览》记载，其令典有《太和职员令》21卷。北齐在564年制定了篇幅达40卷之多的令典，其编制方法与晋以来的惯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书24曹机构名称来进行编制。篇目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驾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仓部、左户、右户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变化
科是三国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汉魏之际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独立地位的临时性法规，后来发展成为三国的基本法典。它给予当时的政权建设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动和促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魏、蜀、吴三国建立之初，都承袭汉制，沿用汉代法律。但汉律经过四百多年的实施，到汉魏之际，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三国各政权往往采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较重视法制建设，在吸收借鉴汉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为曹魏政权初期的一种临时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国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也由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晋朝在立法时取消了“科”这种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时期又恢复。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陈朝有《陈科》30卷。东魏政权编纂了《麟趾格》，颁行天下，首创了“格”，并作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开始于东汉初期，但是其时还没有编撰系统的法典。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故事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并且出现了成文法典。晋朝在颁布律、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故事》30卷，将律令以外的皇帝诏旨之类的法律文件汇编在一起，作为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规章和办事细则。南朝将“故事”改为“科”。另一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这一时期有关政府具体办事细则的法律规范。据记载，晋代有“户调之式”。西魏在大统十年（544）颁布了《大统式》5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式”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这一时期“式”的内容还不太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式”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⑼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礼乐制崩溃,经济原因
铁具和牛耕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出现了封建地主和农民， 经济关系发生改变。固有的井田制经济经过各国立法，逐渐被破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改变，造成了分封制礼乐制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