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译丛
⑴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
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
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
二
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
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
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
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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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张明楷的学术成就
论文总数约400余篇
1.《新刑法与并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 2000.1
2.《行政刑法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95.3.94-117
3.《Criminal Responsibility》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95.1.101-111
4.《论刑事责任》中国社会科学 1993.2.143-155
5.《新刑法与法益侵害说》法学研究 2000.1
6.《“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1997.3
7.《新刑法与客观主义》法学研究1997.6.93-105
8.《犯罪概念探讨》法学研究1989.3.44-48
9.《关于类推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87.2.46-51
10.《教唆犯罪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法学研究1986.3.42-44
11.《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结合犯》法学研究1984.3.17-19
12.《论以危险方法杀人案件的性质》中国法学 1999.6
13.《关于增设背信罪的探讨》中国法学1997.1.67-73
14.《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中国法学1995.1.74-82
15.《关于共犯人分类刑事立法的再思考》中国法学1993.1.96-104
16.《罚金刑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国法学1991.4.98-105
17.《中国刑法の未遂理论》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32卷1号，405-421,1991
18.《西德刑事法律的变迁》法学译丛1989.5.40-45
19.《论修改刑法应妥善处理的几个问题》中外法学1997.1.65-71
20.《如何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法学评论1997.2
21.《论淫秽物品的认定》法学评论1995.1.72-76
22.《外国短期自由刑简论》法学评论1991.2.81-83
23.《对刑法第170条的修改意见》法学评论1989.5.55-57
24.《浅论强奸罪的主体》法学评论1988.5.58-61
25.《英国刑法中共犯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86.4.70-73
26.《行为结构与犯罪构成体系》法商研究1998.2
27.《正确处理粗疏与细密的关系 力求制定明确与协调的刑法》法商研究1997.1.12-17
28.《论绑架勒赎罪》法商研究1996.1.14-19
29.《论刑法的谦抑性》法商研究1995.4
30.《论刑法分则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法商研究1995.1.14-19
31.《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回扣》法商研究1994.3.1-6
32.《犯罪预备中的“为了犯罪”》法学杂志1998.1.7-8
33.《简论共同犯罪的立法完善》政治与法律1997.1.11-12
34.《英美刑法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法学家1996.3
35.《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的故意》法学家1994.2.87-91
36.《德日刑法中的过失》法律学习与研究（法学家）1992.4.88-92
37.《简评共犯的竞合》法律学习与研究1991.2.62-64
38.《论疏忽大意的过失》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1.47-52
39.《论性病患者卖淫、嫖娼罪》法律科学1992.2.40-42
40.《论虚假广告的刑事责任》法学1994.10.26-29
41.《刑事政策的调整》法学1993.6.16-17
42.《对“能人”犯罪从轻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法学1992.7.22-24
43.《简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学1991.6.31-33
44.《论原因自由行为》河北法学1991.5
45.《刑事责任能力的若干问题》中南政法学院学报（法商研究）1994.1.55-58
46.《浅论毛泽东关于对罪犯实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思想》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3增刊，12-16
47.《德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3.1.58-63
48.《监督过失探讨》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3.1-5
49.《商品经济与经济犯罪》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4.52-56
50.《对刑法分则第八章的修改意见》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3.53-59
51.《论犯罪的动机》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1.61-65
52.《再探犯罪未遂的特征》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9.4.70-77
53.《试论介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9.2.12-15
54.《论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2.30-34
55.《论犯罪构成要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4.40-45
56.《刑法第140条“销售金额”的展开》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177-197.1999
57.《危险犯初探》清华法律评论第1辑,118-142.1998
58.《大陆法系国家的因果关系理论》刑法论丛第2卷,270-296.1999
59.《论不作为的杀人罪》刑事法评论第3卷,256-277.1999
60.《刍议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9-14 1.《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一版） 独著 法律出版社 1999
《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二版） 独著 法律出版社 2004
《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 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外国刑法纲要》（第一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3.《未遂犯论》 独著 法律出版社 1997
4.《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独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
5.《刑法的基础观念》 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5.7
6.《刑事责任论》 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5
7.《犯罪论原理》 独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10
8.《行政刑法概论》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3
9.《刑法学》（第一版） 法律出版社 1999.7
《刑法学》（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03．7
《刑法学》（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07.8
《刑法学》（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1.7
10.《法益初论》，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
. 《法益初论》（2003修订版） 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
11.《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日本刑法典》 独译 法律出版社1998.9
13.《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15.《刑法学》（第五版） 与曲新久、陈兴良、王平、张凌、李芳晓合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16.《刑事疑案探究》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17.《刑事疑案演习》（一、二）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010
18.《刑法学教程》（第二、三版） 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010
19.《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01]程序上的刑民关系
[02]从生活中发现法
[03]渎职罪中“徇私”、“舞弊”的性质与认定
[04]法治、罪刑法定与刑事判例法
[05]犯罪构成理论的课题
[06]非常时期的刑法机能
[07]论刑法的表述顺序与行为结构
[08]商业贿赂、回扣及相关条款的法律性质
[09]实体上的刑民关系
[10]英美刑法中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
[11]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
⑶ 费安玲的主要学术成果
1、《论著作权的继承客体》，载《福建论丛》1986年第1期，独撰
2、《论经济体制改革与法人制度》，载《函授与教学》1986年第1期，独撰
3、《论房地产相邻关系》，载《中国房地产》1987年第1期，独撰
4、《民法通则概念辨析》，载《律师与法制》1987年第1――6期，独撰
5、《论作者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载《政法论坛》1987年第4期，独撰
6、《刑法与民法的一个冲突点――出版权的剥夺与不受保护》，载《政法论坛》1993年第2
期，独撰
7、《罗马法研究在中国的态势与展望》，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4期，独撰
8、《罗马法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合撰
9、《论罗马法中的“财产合算”制度及其对后世民法的影响》，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
法法典化》（论文集），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独撰
10、《论编绘性地图作品的法律特征》，载《著作权》1995年第2期，独撰
11、《La tutela giuritica dei diritti d’autore in Cina ed in parti colare la tutela giuridica dei
softuare》，Italia, 1997， 1， 合撰
12、《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的产生及特点》， 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独撰
13、《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研》，载《民商法论丛》第10卷，1998年，独撰
14、《论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载《当代司法》1999年第3期，独撰
15、《论保证人的抗辩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1期，独撰
16、《中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在《北京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合撰，再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类2000年第5期
17、《国外保险中介制度模式比较研究》，载《北京金融》2000年第5期，合撰
18、《论担保的独立合同》，载《民商法纵论》，2000年，中国法制出版社，独撰
19、《保险投资 监管法律要跟上》，载《中国保险报》1999年11月5日，独撰
20、《保证人抗辩权及其罗马法溯源》，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与债权
之研究》（论文集），2001年11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独撰
21、《对中国保险市场现状与对策的研究》，《中国商业保险》，2001年第4期（2001年8月）
22、《条款费率期盼变革》，载《中国证券报》2002年10月14日，合著
23、《论保险条款费率的市场化》，《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2年第5期
24、《品牌创设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 载《人民日报》（第三版，理论版）2002，11，29，独作
25、《不动产征收制度的私法思考》， 《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独撰，《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26、《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对作者权利保护的强化》， 《中国法律》2003年第1期，独撰
《La recente riforma della legge sul diritto d’autore in Cina. Riflessioni su alcuni problemi》（意大利文）， 意大利法学学术刊物Diritto e Storia，第2期，2003年3月，独撰
28， 《对物权中先取特权一般规则的立法思考》，载《制定科学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19页，独撰
29, 《The China Insurace Market From 1980 to Now》, Risk Management Review N.9 2002, Singapore 合著
30、《50 anni di evoluzione del diritto matrimoniale e di famigli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DIRITTO CINESE E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2003, 10 独撰
31、《Il pluralismo linguistico della Cina moderna e le sue basi costituzionali》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2004 , 17 MUCCI EDITORE 独撰
32、《不动产相邻关系与地役权若干问题的思考》，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独撰，《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33、《不动产征收法律制约论》，载江平主编《中美物权法的现状与发展》第177-19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独撰
34、《论私权理念与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独撰， 《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一期转载
35、《人：罗马法与近现代民法典研究的连接点》，载《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四卷（2004年10月），独撰
36、《论著作权的正当性——历史的透视与权利要素理论的思考》，独撰
37、《中国保险监管基本制度研究》（日文），载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法学》38卷第3期（2005，7），独撰
38、《论著作权法理念与数字图书馆利益的维护》，载《中国版权》2005年第1期，独撰
39、《对机动车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的修改建议》，载《中国保险报》2005年1月28日理论版 独撰
40、《Recenta reforma a legii dreptului de autor din China Reflectii asupra unor probleme》, STUDII JURIDICE ALESE “Ad nonrem Ion Dogaru”, Editura AII Beck, Bucuresti, Romania, 2005, 5 470-488pp. 独撰
41．《公众享有不动产登记簿查阅权》，载法制日报2005年7月20日理论版，独撰
42．《对侵害事业法人合法权益承担民事责任的专家评析》，载法制日报2005年7月20日，法律人专版。独撰
43．《法人作为著作权原始性利益人的理论思考》，载《私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83-307页，独撰
44．《经济生活中的法律视角》，载法制日报2005年9月21日理论版，独撰
45．《论著作权的权利体系构成的制度理念》，载《科技与法律》2005年第2期，独撰
46．《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独撰
47．《中国保险法修改之理论研究》（日文），载日本《比较法学》（第39卷，2006年第3期），合作
48．《现有法律管得好博客著作权》，载《法制日报》2006年4月19日理论版·民商法评，独撰。
49．《土地立法与农民权益》，载《洪范评论》2006年第2辑（2006年6月）第18-21页，合。合作
50．《论受益人及其权利维度》，载《保险研究》2006年第8期，合作
51．《法学本科课程设计思维中的教育目的之透视》，独撰
52. 《担保人抗辩权之析》，载《2006中国担保论坛》第492-5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独撰
53. 《论我国立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载《中国版权》2007年第2期，独撰
54．《不动产与动产划分之罗马法与近现代法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4期，独撰
55．《建筑所有权与以该建筑为主画面的作品著作权之利益冲突的解决》，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中国案例指导》2007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 独撰
56． I regimi proprietari in cina: la nuov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in Quaderni costituzionali, 2007. n. 3 p. 641-644.独撰
57．《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债法趋同之罗马法基础》，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独撰
58．《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载《知识产权》2008年第5期，独撰
59．《Gli sviluppi storici del diritto cinese dal 1911 fino ad oggi. Lineamenti si una analisi relative al diritto privato》,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Rivista di diritto dell’intergrazione e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in Europa e in America latina) 23/2007(2008年 7月), 111-130页， MUCCI EDITORE 独撰
60．《论<物权法>中强制转让物权的法律维度》，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独撰，《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0期转载
61.《I limiti alla trasmissione di informazioni vai internet nel diritto cinese》,载Regimi e tutela della proprieta’ interllettuale in Cina, A cura di Marina Timoteo, Tiellemedia Editore, 2008,9 独撰
62. 冲突、保护与发展——论中国立法中对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韩文发表），载于《法学论丛》第21卷第1号（KOOKMIN LAW REVIEW, Vol. XXI, No.1[2008]），2008，8，独撰
63. 《罗马法中遗嘱意思表示规则之探究及现代法之继受》，载日本《Waseda Proceedings of Comparative Law》(《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讲演记录集》)Vol.11(2008)，（2009年3月出版），第185-195页，独撰
64. 《论应收账款质权之实现》（合作），载《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65. Il trasferimento coattivo dei diritti reali, pp.293-306, Le nuove leggi cinesi e la codificazione — l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TIELLEMEDIA EDITORE, 2009,5 (意大利文) 独撰
66. 《灾后重建之法律问题研究——以“5.1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观察视角》，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一期，合作
67． 《罗马法对所有权限制之探微》，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3期，独撰
68. 《意大利著作权法》（译文，合译），载《十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69.Responsabilita’ giuridiche per protezione dell’ambiente nel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economica del BRICS, 载于《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БРИКС》 САИКТ2011，第107-115页，独撰
70. 《罗马法: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13期，2012年6月6日，独撰
71.《论银行格式保证条款中的保证人权利救济》，合著，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72. 《Institutional Thinking on the Preventio of IPR Abuse》，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3第1期，独撰
73. On promoting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CHINA LEGAL SCIENCE》，2013年第1期，独撰
*《职务作品及法人著作权主体资格若干问题之探讨》，1990年全国版权理论研讨会大会指定宣读论文，论文中对法人为著作权主体的问题及其立法建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该见解被立法机构所接受。 1、《著作权的保护》，载《外国法学译丛》1985年第1期。从俄文独译
2、《苏联著作权代理公司章程》，载《版权参考资料》1985年。从俄文独译
3、《罗马法律制度中的契约外责任》，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论文集）》，1995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意大利文合译
4、《婚姻》
5、《单纯合意即形成债：论罗马债法中的合意主义》，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与债权研究》，200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意大利文独译 1、《民法大全选译·家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拉丁文独译
2、《民法大全选译·遗产继承》，从拉丁文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意大利文合译
4、《民法大全选译·婚姻、家庭与遗产继承（拉汉对照本》，从拉丁文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2004年版《意大利民法典》，第一译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6、《民法大全选译· 物与物权》（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合译
7、《意大利著作权法》（译文，合译），载《十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1、《罗马继承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独撰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讲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合著
3、《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合著（后再版两次）。
4、《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合著
5、《民商法实务研究·著作权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副主编
6、《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合著，副主编
8、《知识产权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合著
9、《著作权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独编著
10、《民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刷，1999年版
11、《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执行主编，2001年11月
12、《各国保险法律制度对比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12月，合著
13、《委托、赠与、行纪、居间合同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11月，主编
14、《委托、赠与、行纪、居间合同实务指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11月，主编
15、《著作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6月，独著
16、《知识产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7月，主编
17、《知识产权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8月，主编
18、《法律基础》（修订版），合作，北京出版社，2003年8月
19、《比较担保法——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和中国担保法为研究对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20．《私法的理念与制度》，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21．《民法案例教程》，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
22．《知识产权法教程》（修订版），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8月
23．《知识产权法案例教程》，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2月
24．《知识产权法案例教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6月
2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精解》，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26．《中国物权法教程》，副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3月
27．《学说汇纂》，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4月
28．《知识产权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第一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29．《民法学》，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30.《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法、侵权行为法和商法之研究》，执行主编，2008年5月
31．《中国物权法教程》（修订版），副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1月版
32.《学说汇纂》第2卷，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3.《罗马私法学》，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34.《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法律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35.《物与物权》（罗马法原始文献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36. 《从罗马法走来》，第一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
37．《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5月版
38. Pluralismo linguistico e costituzioni—Un'analisi comparata，ALPHA BETA, 2004
39. 《著作权权利体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为主线的理论探讨》，（独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40. 《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文选）——从古代罗马法、中华法系到现代法：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执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41.《学说汇纂》第3卷，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8月版
42.《民法总论》，第一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
43.《物权法》，第一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
44.《家庭暴力防治法制度性建构研究》，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45.《学说汇纂》第4卷，主编，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12月
46.《信用担保人权利救济研究》，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1．《著作权权利体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为主线的理论探讨》，（专著，独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2.《罗马继承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著作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4.《信用担保人权利救济研究》，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5．《比较担保法——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和中国担保法为研究对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研》，载《民商法论丛》第10卷，1998年
7．《论保证人的抗辩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1期
8．《不动产征收制度的私法思考》，《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9．《论私权理念与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10．《论著作权的正当性——历史的透视与权利要素理论的思考》，载《科技与法律》2004年第4期
11．《法人作为著作权原始性利益人的理论思考》，载《私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12．《论著作权的权利体系构成的制度理念》，载《科技与法律》2005年第2期
13．《法学本科课程设计思维中的教育目的之透视》，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4．《不动产与动产划分之罗马法与近现代法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4期
15．《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债法趋同之罗马法基础》，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
16．《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载《知识产权》2008年第5期
17．《论<物权法>中强制转让物权的法律维度》，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
18.《罗马法对所有权限制之探微》，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3期 1、La tutela giuritica dei diritti d’autore in Cina ed in parti colare la tutela giuridica dei
softuare， Italia, 1997， 1， （意大利文）
2、La recente riforma della legge sul diritto d’autore in Cina. Riflessioni su alcuni problem，Diritto e Storia，2003，2（意大利文）
3、50 anni di evoluzione del diritto matrimoniale e di famigli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DIRITTO CINESE E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2003, 10 （意大利文）
4、Il pluralismo linguistico della Cina moderna e le sue basi costituzionali，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2004 , 17 MUCCI EDITORE （意大利文）
5、Recenta reforma a legii dreptului de autor din China Reflectii asupra unor probleme，STUDII JURIDICE ALESE “Ad nonrem Ion Dogaru”, Editura AII Beck, Bucuresti, Romania, 2005, 5 470-488pp.（罗马尼亚文）
6、 I regimi proprietari in cina: la nuov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in Quaderni costituzionali, 2007. n. 3 p. 641-644.（意大利文）
7、Gli sviluppi storici del diritto cinese dal 1911 fino ad oggi. Lineamenti si una analisi relative al diritto privato,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Rivista di diritto dell’intergrazione e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in Europa e in America latina) 23/2007(2008年 7月), pp.111-130， MUCCI EDITORE （意大利文）
8、I limiti alla trasmissione di informazioni vai internet nel diritto cinese，Regimi e tutela della proprieta’ interllettuale in Cina, A cura di Marina Timoteo, Tiellemedia Editore, 2008,9（意大利文）
9、 冲突、保护与发展——论中国立法中对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韩文发表）KOOKMIN LAW REVIEW, Vol. XXI, No.1[2008]），2008，8（韩文）
10、The China Insurace Market From 1980 to Now, Risk Management Review N.9 2002, Singapore（英文）
11、Il trasferimento coattivo dei diritti reali, pp.293-306, Le nuove leggi cinesi e la codificazione — l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TIELLEMEDIA EDITORE, 2009,5 （意大利文）
12、《中国保险监管基本制度研究》，载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法学》38卷第3期（2005，7）（日文）
13、《中国保险法修改之理论研究》（日文），载日本《比较法学》（第39卷，2006年第3期）
14、Responsabilita’ giuridiche per protezione dell’ambiente nel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economica del BRICS, 载于《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БРИКС》 САИКТ2011，第107-115页,（意大利文）
15、Institutional Thinking on the Preventio of IPR Abuse，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3第1期，（英文）
16、 On promoting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CHINA LEGAL SCIENCE》，2013年第1期，（英文）
⑷ 《万国法》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时期。该时期，不仅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专著，如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黄右昌著《罗马法与现代》、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程树德著《九朝律考》、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也推出了约四百余种外国法学译著，如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孟罗·斯密的《欧陆法律发达史》等，它们是中．国近代法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这批译著日渐散失，即使少量保存下来，也因当时印刷水平低下、纸张质量粗劣等原因，破烂枯脆，很难为人所查阅。同时，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书，只保存于全国少数几个大的图书馆，一般读者查阅出借也很困难。
鉴于上述现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高瞻远瞩，关爱学术，策划并决定对民国时期(包括少量清末时期)的译著进行整理、筛选，以“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的形式重新点校、勘校出版，以拯救民国时期法学遗产，满足学术界以及法律院校广大师生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本译丛主要整理点校、勘校出版民国时期国人翻译出版的外国经典法律名著。
《万国公法》于一八六四年刻印之后，虽曾有过几次重版，但总的来说印数不多。经过一百三十八年的岁月磨难，该书已经很难看到，不仅是广大的讯者，即使是法学甚至是国际法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也是难于查阅到此书。
本书点校所依据的底本，为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所藏北京崇实馆一八六四年的刻印本。
⑸ 查阅史尚宽先生、王泽鉴先生、我妻荣先生、米健老师主持的德语译丛中包括梅迪库斯等人的民法相关著作
史尚宽先生的书经典不过台湾民法修过后有些过时了，个人推荐王泽鉴的学说判例8本还有债原，民法思维，民总，不当，侵权，外加2013新出的人格权法，北大出版社的，民法概论就不要看了，至于我妻先生的书嘛，我建议不要买了，（如果你是珍藏的话）我妻的那套中译全套固然经典，但很多的是60年代出版的，现在日本正在准备债权法修改，很多都变了，日本现在流行的是内田贵的四卷本，可惜只有日文版。至于德语译丛的话，美迪酷似的还行，最好入请求权基础和德国民法通论，还有新出的德国新债法。综上，王泽鉴的最适合不过了。顺便可以入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到2006间引进的台湾民法书，如黄立的债编各论。
ps，有条件搞本小六法。
这么详细了给点分吧
⑹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学译丛包含哪些书
同类相食与普通法 / 共1册
平装定价：￥64.00
著者：[英] A.W.布莱恩•辛普森 译者：韩阳
正义法携脊键的理论 / 共1册
平装定价：￥69.00
著者：[德] 施塔姆勒 译者：夏彦才
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 / 共1册
平装定价：￥38.00
著者：[日] 桑原辩巧洋子 译者：韩君玲，邹文星
司法伦理 / 共1册
平装定价：￥40.00
著者：[日] 森际康友 译者：于晓琪，沈军
公正的审判 / 共1册
平装定价：￥25.00
著者：[美] 戴维•J.博登海默 译者：杨明成，赖静
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 / 共1册
平装定价：￥62.00
译者：高维俭 编者：[美] 马格丽特•K.罗森海姆，[美] 富兰克林•E.齐姆林 ，[美] 戴维•S.坦嫩豪斯，[美] 伯纳德•多恩
知识财产法哲学 / 共1册
平装定价：￥30.00
著者：[澳] 彼得•德霍斯 译者：周林
法律的限度 / 共1册
平装定价：野宽￥22.00
著者：[美] 尼尔•K.考默萨
⑺ 季卫东的主要著作
《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年）
《宪政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补本，年）
《中国审判的构图》（东京：有斐阁，2004年）
《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现代中国法制变迁的多元景观》（单著，东京：日本评论社，即将出版）
《法治秩序的建构》（单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超近代的法--中国法律秩序的深层结构》（单著，京都：米内尔瓦书房，1999年）
《让正义遍及世界--法律教育、律师业务以及共同体》（合著，美国佛蒙特：阿什葛特有限出版公司，1999年）
《中国的人权与法》（合著，东京：明石书店，1998年）
《多维的法文化》（合著，京都：晃洋书房，1998年）
《最新教科书·现代中国》（合著，东京：柏书房，1998年）
《何谓亚洲价值》（合著，东京：TBS不列颠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
《研究开国》（合著，东京：富士通书籍社，1997年）
《现代中国的人权保障》（合著，东京：信山社，1996年）
《亚洲法的环境》（合著，东京：成文堂，1994年）
《现代法社会学入门》（合著，京都：法律文化社，1994年）
《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合编，已经刊行9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非西方各国的法社会学》（合著，西班牙欧尼阿逖：法社会学国际研究所，1993年）
《中国的开发与法》（合著，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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