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法治惠民
1. 古代的包青天真的有吗
真有其人
就是包拯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纠正地方弊端
在公元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辽国，在途中，他发现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界的人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赶忙上奏皇帝，请求大大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下诏实行，很快，边界人民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
一颗时刻为民的心时刻留心民间疾苦，而不是时刻看着上司的脸色，这是包公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历史性的，这就是流芳百世。
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室，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为民不畏权势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 便民诉讼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万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 "，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 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爱国、爱民，并且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来，有时为民请愿谋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法者特别是法官们都应该以包公的精神自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法治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回答者：yuwei7883 - 江湖豪侠 十一级 6-22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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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包拯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纠正地方弊端
在公元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辽国，在途中，他发现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界的人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赶忙上奏皇帝，请求大大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下诏实行，很快，边界人民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
一颗时刻为民的心时刻留心民间疾苦，而不是时刻看着上司的脸色，这是包公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历史性的，这就是流芳百世。
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室，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为民不畏权势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 便民诉讼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万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 "，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 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爱国、爱民，并且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来，有时为民请愿谋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法者特别是法官们都应该以包公的精神自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法治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六安国始祖：皋陶，制定刑法与教育 以正直闻名
人物生平
出身
舜因皋陶生于曲阜(一传为山西洪洞县皋陶村人)，皋陶姓嬴（汉朝始误作偃姓），被大禹选为继承人，意外死亡，皋陶之子伯益继承之位。后来改李姓。约公元前2170年，皋陶卒，葬之于六（Lù），后代封地为皋城(今安徽六安市)。李唐皇朝认皋陶为李姓始祖，唐玄宗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即“大唐德明皇帝”，简称“唐德明帝”生于山东曲阜，亡于皋城(今安徽六安市)。兆旦前
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高阳氏的皋陶与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辅佐尧、舜、禹，成为中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
在舜、禹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又被禹选为继承人，并协助禹处理领导事务。皋陶在禹之前先死了，而未能继位。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立法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五刑处于辅助地位，对于有过激行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晓之以理，不听教化，再绳之以法。“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们懂得并恪守最基本的几种关系，使人们彼此亲睦，互相谦让，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实现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和谐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赞皋陶：“汝作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五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 德法结合 ，即道德与法律结合、德治与法治结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二是 民本思想 ，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即说明此理；三是 司法公正 ，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终极目标，獬豸断狱的故事实质上是神化了皋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司法活动；四是 天人合一 ，皋陶所言“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等是告诫人们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晚年
皋陶帮助夏禹当上了中原华夏的大领袖。禹继帝位后，为了尊重禅让制度，推举皋陶当继承人，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大禹继位后，江淮诸国对禹有不满情绪，他多次巡视江淮，宣讲大禹功绩：“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一心为民排除水患，使民迟态安居乐业。终使淮夷畏威怀德，一致拥戴大禹。皋陶为开创华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勋。但是，皋陶在禹帝死前就逝世了，传说活到106岁。皋陶的死，让禹又把帝位让给了伯益。
皋陶死后，葬于六，即今安徽六安市，这里古有皋陶墓，世人称之为公琴。
史籍记载
《虞书·皋陶谟》
《史记·楚世家》
《论衡》
《唐书·玄宗本纪》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
主要成就
制典
传说我国的第一部《狱典》就由皋陶制定，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大禹，禹看后觉得很好，就让皋陶实施。
《狱典》归纳了杀害同伴就得服法而不在于用刑。
东汉《论衡·是应》有记载，汉代衙门里供奉皋陶像、饰獬豸图，后被传神话为“狱神”。
皋陶也是古六安国始祖，还是徐国国君的祖先，而且是古代东夷部落的首领之一。蓼国国君也有可能是皋陶的后裔。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又名皋陶村，以皋陶的官称和名字同时命名村子，这种形式很少见。
“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帝王世纪》）“繇，封之于皋，卒崩于皋。”（《钦定四科全书》）故六安古称皋城。皋陶墓收录于《中国名胜大辞典》。皋陶封地英、六，位于今六安、英山、金寨、霍山一带。皋陶后裔聚集于封地和舒城、潜山、庐江、巢县、霍邱、怀远、灵璧、泗县、凤台、亳县，广布于全国各地，江苏省盐城市现有皋姓2000多户。
皋陶英灵归宿之地的皋城子孙们，已把古皋城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并重修了皋陶墓。我们祈盼皋陶陵园早日建成，高大的皋陶石雕像耸入青天，屹立在“天河”岸边，成为体现族清新皋城文化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向世人展现皖西皋陶文化的一道亮丽彩虹！
皋陶所创制的法律，极有逻辑，比如“五典五”“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简意赅，比如“昏、墨、贼，杀”等。所谓良法，不仅要有好的内容，更要有好的逻辑；立法过程中，要注重内在逻辑，强调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简便易行。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远，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统一，所以民才信服。
执法
他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舜在任命禹担任司空，治水的时候，禹万分辞让，推荐稷、契和皋陶担任这一职位。但是舜还是把这一职位交给了禹。舜对皋陶说：“皋陶，蛮夷侵扰华夏，坏人为非作歹，你就担任司法官（士），处刑要让人信服，流放罪分为不同等级，而远近不同。只有公正明允，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皋陶做了尧帝的理官，被赐嬴姓。其子孙后裔中以官为氏的，称理氏，后逐渐演变成李氏，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就自称姓李。
传说皋陶还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兽来决狱。獬豸类似羊，但只有一只角。据说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至使天下太平。舜帝极为欣赏皋陶的成绩，他的后代被封于六，英等国。
文化
尧舜禹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谋划的。皋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部活动中所体现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形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体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起国家产生的基础。
皋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兴"五教"。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定"五礼"。五礼即"吉、凶、宾、军、嘉"。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乃丧礼，宾礼系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为"饮食、男女"之礼。创"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整合为"五刑"，无疑是一大进步，创我国刑法之始。立"九德"。九德即宽而栗（秉性宽弘而有原则）、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质朴而能尊贤）、乱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扰而毅（谦和而有主见）、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简而廉（具大略而能务实）、刚而塞（果敢而不鲁莽）、强而义（刚强而不任性违理）。皋陶制订的"九德"，内涵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许多方面，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亲"九族"。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联盟的权威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安邦之道。
历代史籍记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见，皋陶刑法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皋陶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为中国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起了典范作用。
他执法严谨，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对罪疑者从轻处罚，在杀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不伤无辜。他执法公正，“决狱明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他注重教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德政
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对皋陶言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皋陶讲道德、勇于担当、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其次，从《尚书·皋陶谟》中，还可看出皋陶以人为本、谦抑、正直无私、民本的形象；而从《荀子》《淮南子》《牟子理惑论》等，又可以见到皋陶铁面无私，不怒自威的理性法官形象；再从《后汉书》《提牢备考》亦可见皋陶作为狱神而存在；最后，在《左传》三处涉及皋陶的故事中，又可发现人们对皋陶的无上崇敬和怀念，主要是因为他以德服人，制律简明扼要，执法公平。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张是实行德政。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强调君主、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为官者要具备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以道德处理政务，大臣们就会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业就谋略实现。只有“知人善任”，举用德才兼备、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施恩惠于民。
民心之安，取决于君、臣之德。“皋陶迈种德，德，乃降。”皋陶墓东5华里处的“种德寺”， 就是后人为纪念皋陶教化民众播撒仁德种子而兴建的古遗址。“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由于皋陶卖力推行德政，身体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众宾服他，归附他，怀念他。从而开创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势。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评价皋陶：“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皋陶总揽朝政，谋划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九族”，立“九德”。这些重大举措全都付诸实施，建立了社会正常秩序，加强了部落、部族间的联系和融洽，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皋陶的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光大，创立了儒家理论学说，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治国基础理论。
作耜
皋陶作耒耜，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大禹治水，皋陶“功不在禹下。”《史记·殷本纪》引《汤浩》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皋陶佐禹治水，“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利用法律手段确保治水工程的胜利完成。乃于怀远涂山举行了治服水患的庆功盛典：“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夷的先民们不仅在农业方面先进于中原地区，而且在手工业中的制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金属冶炼技术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皋陶高明的谋划和鼎力辅佐，使尧舜禹时代出现了繁荣盛世，迈进了“早期国家阶段”。
随之，夏王朝就应运而生了。皋陶文化，是源于东夷的农耕和礼乐文化，涵盖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皋陶制造的长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皋鼓”。至今朝鲜仍有一种高脚鼓和小腰鼓，都是皋鼓之类。朝鲜也是东夷的一支，故亦有这种皋鼓。皋陶创制的古龠乐器，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国经过多年研究论证，终于解开了古龠斜吹的千古之谜。刘正国的古龠乐器和吹奏技艺被国家批准为专利。2001年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的“回响八千年”民间管乐音乐会，刘正国应邀担任客席独奏。他展示的古龠“斜吹”绝技，将自汉代失传了的皋陶古龠首次重现于大雅之堂。
轶事典故
出生传说（此为大业，非皋陶）
很久很久以前，帝尧时代（公元前21世纪），今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现名皋陶村），帝少昊之女女修正当华年。她相貌美丽，勤劳善良。有一天，像往常一样，天方熹微，她便早早地来到家门口一棵巨大的黄连木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纺线织布。纺呀、织呀，女修始终沉浸在劳动的愉快之中。突然从东方飞来了一只巨大的玄鸟，栖落在黄连木上，吸引着女修好奇的观看。只见这只大鸟在树颠上下腾飞，振动着闪着灵光的翅膀，引吭高歌，好像在和女修倾诉衷肠。女修也似乎听懂了玄鸟话语，不住地点头，脸上漾起幸福的光芒。
日上三杆，玄鸟终于安静了下来，浮在黄连木上，用尽气力，分娩下一颗巨大的鸟蛋。女修眼疾手快，稳稳地接在手中，捧在心上。此时，玄鸟腾空而起，绕着黄连木飞了三圈，然后高叫一声，恋恋不舍，又飞回了东方。
女修捧着玄鸟蛋，望着玄鸟飞去的地方，好久、好久 女修回到家中，和谁也没有说起早晨发生的事。她把玄鸟蛋小心翼翼地供放在案头上，然后焚香沐浴，一切准备停当，她又把玄鸟蛋捧在手中，口中念念有词，颂祷了一注香的时间后，她奋力张开绣嘴，艰难地将玄鸟蛋和壳吞下。
时间一天天过去，女修的肚子也一天天增大。家人问起女修，女修什么也不说，照常纺线织布，脸上始终漾着幸福的光芒。 时间过去了二百八十多天，女修感到腹中躁动异常，便焚香沐浴，静静地躺在床上，玄鸟又从东方飞来，栖落在黄连树上，上下盘旋，引吭高歌，守望着女修的闺房。
傍晚时分，一阵剧烈的腹痛后，女修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只是这个婴孩相貌奇特，脸色泛青，嘴巴突起，像鸟喙一般，家中人都以为此子是个怪物，只有女修心中有数。她站起身来，抱着血气盎然的孩子，对着黄连木上的玄鸟躬了三躬，玄鸟大叫了三声，然后振翅而飞。
女修为孩子起名为繇（yáo），字庭坚。她精心地教养着繇，使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善辨是非的人。
皋陶造狱
皋陶主张“罚弗其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唯轻，功疑唯重。”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如果赏功，就应该世代不遗。对于过失犯罪的，即使严重一点也应该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他们也要从严追究；对于犯罪事实有不清楚的，处断一定要从轻；对有功于国的人，虽事实有可疑处也应该从优赏赐。这段话真是精辟入里，这一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对于今天的法律工作者来讲，也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
据说皋陶非常善理狱讼，当了士师后，遇上疑难的案子，就让神兽獬豸（独角兽）以角触不直者，独角兽顶了谁，谁就输了，官司。在皋陶的辅佐下，大禹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出现了一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因此禹决定把帝位传给皋陶，不料皋陶由于操劳过度，不幸过早地死去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盛赞皋陶的功绩：“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挚是伊尹，汤的贤相，咎繇即是皋陶。诗意是，成汤和夏禹都能和帮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相敬相合，伊尹和皋陶也能和他们的君主和衷共济。《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记载着大文豪孟轲的热情歌颂：“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诗仙李白也赋诗讴歌：“何不令皋陶拥彗清八极，直上清天扫浮云。”希望皋陶复出，扫尽天下一切罪恶和不平。
由于皋陶治狱功绩很大，影响深远，自古以来的监狱，都把他奉为狱神，建庙造像，不论狱吏还是犯人，都要向他顶礼膜拜。《泊宅篇》中就记载着：“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自汉已然。”
獬豸决狱
传说皋陶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兽来决狱。这种獬豸有点像山羊，但它只有一只角。据说它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
这一传说无法考证真假，但獬豸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受到历朝的推崇。史载春秋战国时期，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也戴着这种帽子。到了东汉时期，皋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清朝时，监察御使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的补服。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
皋陶作刑
“皋陶作刑”就是指在虞舜时期，将黄帝以来（即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并在原来“象刑”的基础上，制订了劓、n、痢Ⅶ簟⒋蟊俚燃钢中谭＃为以后的奴隶制五刑奠定了基础。此外，还以流刑作为五刑的“宥刑”，鞭刑作为官刑，扑作为教刑，金作为赎刑。
人物评价
“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论衡》）
皋陶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圣”之一，史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皋陶思想是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主体“法治”和“德治”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皋陶的主要功绩：制定刑法和教育，帮助尧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独角兽獬豸治狱，坚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虽然史学家评价皋陶时莫衷一是，但作为“中国法律鼻祖”的认识，却是出奇的一致。
皋陶，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是舜帝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皋陶又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司法鼻祖”，他的“法治”、“德治”思想，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皋陶文化中的司法活动与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皋陶还被后人神话为狱神，他辅佐夏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和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相关争议
身世
实际上， 大业 与皋陶 并 不是 同一 个人 ：史书中仅仅是说“皋陶之子孙被封于英、六”，并未说其子为伯益；历史上的益、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个人。
姓名
皋陶别名庭坚：
《左传·文公·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P病睢⒋罅佟唇怠⑼ゼ帷⒅偃荨⑹宕铮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
《左传·文公·文公五年》载：“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郑玄注《论语》云：“皋陶为士师，号曰庭坚。”
杜预曰「蓼与六皆咎繇後」
此蓼国为皋陶后代之封国，已被考古所验证。庭坚即皋陶之名，亦说明皋陶乃颛顼帝之后，非是伯益之父大业。
故乡
传说，皋陶出生于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
家族关系
世系
<ol class=""custom_num" para-list="" list-paddingleft-1"="">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大业—伯益—大廉—衍曾—衍祖—衍父—中衍—轩祖—轩父—戎胥轩—中—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己—大骆—秦非子（秦国首任国君）—秦侯—公伯—秦仲—秦庄公—……—秦始皇（嬴政）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大业—伯益—大廉—衍曾—衍祖—衍父—中衍—轩祖—轩父—戎胥轩—中—蜚廉—季胜—孟增—衡父—造父—渠父—安父—梁父—莒父—奄父—叔带（赵国始祖）—明祖—明父—公明—赵成子（赵衰）、赵夙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大业—伯益—若木（伯益次子）—昌曾—昌祖—昌父—费昌（费国始祖）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黄帝次子）—颛顼—皋陶（李唐皇帝的始祖，也是天下李氏家族的得姓始祖，其子孙被封于英、六，此后世系不明）
后代
实际上， 大业 与皋陶 并 不是 同一 个人 ：史书中仅仅是说“皋陶之子孙被封于英、六”，并未说其子为伯益；历史上的益、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个人。伯益应该是大业之子。
古籍记载皋陶生三子，长子伯益（伯翳）能驯鸟兽，事虞，食于嬴（山东省莱芜市）；次仲甄，事夏，封六（安徽省六安市）；次封偃，（山东曲阜西）偃后俱食于楚。皋陶卒后其长子伯益封于少昊之墟，成为诸嬴之祖，后世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嬴政乃皋陶长子伯益之后，皋陶长子伯益原是舜的畜马官，因养马有功被赐于“嬴”姓，周孝王时，伯益之后又营养牲口被封“秦邑”，号称“秦嬴”。伯益后裔造父。周缪王时造文取骥之乘匹献缪王，王使造父御，攻徐偃王，破之。仍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赵城（山西洪洞县赵城镇），古造父之邑，赵姓始祖。次子，事夏，后封于六安。而英、六等姓为皋陶少子后；嬴姓和舒、徐、阮、江、黄、李、梁、赵、萧、费、莒等氏均为皋陶后裔。
后来禹又举荐皋陶的长子伯益为继承人。禹根据皋陶的品德和功劳而举他为继承人，并授政于他。但皋陶未继位即去世，禹便举荐其长子伯益为继承人，也授政于伯益，又封伯益与帝舜之女所生的儿子玄仲领江地（意思是凡有江水流经的地域皆为玄仲封地），还把费、英、六、偃等一带封给皋陶其他后裔；玄仲的江国和费、英、六、徐等方国形成庞大的嬴姓方国群，直到春秋时还大部分存在，后多为楚国所灭，秦楚因此成为世仇，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楚国成为被秦国攻略最多的国家。唐玄宗以李氏始祖皋陶为荣，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
后代分称为皋陶氏、皋氏、陶氏、李氏、阮式等，皋陶是这些姓氏的得姓始祖。今六安城东有皋陶墓，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赵国、江国、黄国、徐国、费国、偃国、英国、六安国、萧国、阮国、梁国、莒国等嬴姓诸侯国的贵族都是皋陶的后人。
人物陵墓
皋陶的墓冢遗存至今，在今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皖西大道北侧。
据《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载：“今六安城东有皋陶墓”。皋陶墓位于六安城东7.5公里、六安至合肥公路北侧15米处，东北35米处为皋陶祠旧址。皋陶被孔子列为上古“四圣”之一，《史记·索隐》载：“六安国六安，咎后偃姓所封国”，故六安有皋城之称。皋陶墓为圆形土冢，周长97米，高6.2米，墓顶平面直径4米，上有黄连木一棵，形同华盖，墓前有清同治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手书“古皋陶墓”碑刻一块，碑高1.82米，宽0.92米。1981年公布为六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入《中国名胜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