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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伦理道德

发布时间: 2024-07-16 09:55:45

A. 谁帮我说一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是《中国文化概论》皇高才主编的那本书。望认真对待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 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无“仁 ”更谈不上其它德行,由此逻辑地得出“为政以德”、天下太平的结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忙于征战,政治上的功利压倒了道德上的考虑,所以,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遭受着冷遇。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成了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孔子道德观因具有统一人民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而受到重视。到汉武帝的时代,董仲舒根据孔子的道德教义,在提出“三纲”、“五常”的同时,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硬手段,将儒家道德观念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地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商代“六德”就提出了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忠”、“信”等;《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政治伦理的规范;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宋元时期 ,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第一,天下为公。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整体意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天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也有以仁义为内容,以社会道德风气为主要表现的天下。如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显然, 这两个天下有不同的内涵和阶级属性。但它们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必须普遍遵守天命的整体意识,或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形成统一的、具有社会性利益的整体意识。因此,出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规范——公忠。什么是公?“背私之谓公”《韩非子•五蠹》、“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谓也”班固:《白虎通•爵》。即是说与私相背、相反,就是公。而“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就是“尽己”, 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一个人为人处事能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保留。“忠者,中心而尽乎己也” 《谭嗣同全集•治言》。这样“忠”外延就很广,“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以身报国,尽力帮助别人,并且 始终如一,都谓之“忠”。
“公忠”则兼有公与忠两个字的含义。讲的是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忠诚。它强调的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以公灭私”、“至公无私”,强调的是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实际上包涵了爱“君”之国家和爱“大家”之国家这两种内容和性质的爱国主义。其中虽然具有局限性,却也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之类政治伦理观念。
第二,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孔子的观点,他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而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 子继承并深化了孔子的思想,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如何才能实现“为政以德”呢?那就是执政者率先垂范。“政者,正也”,为政者应先正己。从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 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同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示范力量对于保持政治廉明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政权的决策者和各级官吏的品德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
政治道德,体现为官员从政须加强道德修养和以“仁义”为政纪的要求。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历代统治阶级或集团对于治理国家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正廉洁、开明政治的出现。实事求是地说,“为政以德”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德教为先。“德教为先”与“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递进的上下两层。“德教为先”并不仅仅在说道德教育为先,同时还明示了道德在儒家的政治蓝图中的核心地位,即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手段,视为立国之本。
德教是否是可能的呢?孔子通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回 答了这个问题。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一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原来并不大,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并进一步分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 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即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有道德,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德教”当然就是人成为人的基础。反过来说,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所以,孟子回答别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荀子虽然持性本恶的观点,但其德教思想却和孔孟殊途 同归,认为人性本恶,但后天教化却可以成善,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教育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无论是在地主阶级上升和发展时期,还是在没落时期,都有许多士大夫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营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德教为先的思想下,形成了中国十分注重道德的伦理文化,被誉为伦理之邦。
第四,修身为本。修身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孟子发扬光大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NB175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而 荀子讲得更清楚,“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 《荀子•修身》从内容上讲,修身就是要正其心,整饰自己的心情欲念, 保持心地平和,净化、纯化自己的意念,不自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不掩饰自 己的“不善”,逐步达到至善的境界。
但为什么要“修身为本”呢?关键之处就在于“本”。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克己”的目的 在于“天下归仁”。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由此可见“修身为本”与“德教为先”是相贯通的,它们是实现“为政以德”的两翼。只不过“德教为先”的着力点在社会、在统治阶级整体或集体;“修身为本”的着力点在于从天子到庶民的个体。
《大学》中有这样一段家喻户晓的文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为本”的本就是“修”、“齐”、“治”、“平”。
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特点

第一,历史悠久,良莠杂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形成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置于其下的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虽然孔子的思想中也有我们不能接受的内容,但总体上是积极开明的。孔子的道德学说经其弟子,特别是孟子的继承发扬,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孔孟在世时并不被统治阶级所认可,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着。
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不能再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首选工具,而是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汉代董仲舒应运而生,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所谓“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路线。这标志着,孔孟的伦理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
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政治性明显增强,它必须服从并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当然,此时中国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社会的方向,作为政治伦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也同样具有思想上、文化上的先进性。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之不断地进行整理和改造,使之服务于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勃勃生机逐渐窒息,它狭隘的阶级私利日益膨胀,与此相应,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道德观念也趋于僵化并走向极端。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程颐说“人心私 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二十四)。这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导致“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的价值观,使得先秦以来的道义论走向了禁欲主义。这种变了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更显其反动性。南宋孝宗时,驱逐外敌,收回中原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而朱熹却对孝宗讲他“平生所学,唯此四字”的“正心诚意”。同样地,明末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理学家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讲的依然是“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这时的道德文化已经是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在历史上起了束缚人民活动的严重的消极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
第二,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反映了先哲们反对“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张载 集•文集佚存•答范巽之》强调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密切结合的学风。而统治阶级也看重了“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等级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社会细胞,在一个“家”中,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有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社会治理得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关键在家。
孔子有差等的爱,就是承认尊卑、亲疏的存在。封建社会的亲疏关系就是与社会生产生活相联系的,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的,近亲的关系和疏远的关系。例如:处于首位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次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其次是亲戚关系,其次是邻里乡亲关系,其次是国人关系;从尊卑关系上说,既有家庭内部的尊卑关系,也有国家和社会上的尊卑关系。在家庭内部,是以父为尊,以男性为尊,以嫡长子为尊。宗法制度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如嫡长子为尊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有非常鲜明的表现。
这样一种宗法等级制度,要求有适应自己并为自己服务的伦理道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封建伦理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孝悌忠信”都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性质。
第三,入世尚仁,重义轻利。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然而,道德的这些超越性和理想性的根据在哪里呢?外域的道德学说更多地是从“彼岸”或“来世”中寻找道德的合理性,表现为出世的特点。中国则相反表现出入世的性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对自己学说的入世性质的最好 诠注。
“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人情世故。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入世原则,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 上 》、“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 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仁爱百姓、爱万物。而且孟子还进一步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上升为伦理原则,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逻辑结构讲,仁的逻辑起点为孝、梯,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讲忠、恕、恭、让,并通过修己、推己、克己,使天下之人归于“仁”,从而达到调和人际关系,清除社会矛盾的理想的道德境界。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从社会现实中获得合理性,从而使这一道德思想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滋养和营养而经久不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 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更概 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书传》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 “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致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文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精神归宿的人会解读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不同的价值。本人认为,解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甚至简单地重复和张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历史上的某种解释是不够的,继承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面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然而,我们曾经全面地否定过这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至少两代人的精神中形成断层。正如罗国杰先生所说“一旦一个民族抛弃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被别的民族的文化所征服,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也就岌岌可危了”

儒家学派,孔丘开创.特征: 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 现实事功;重道德修养;哲学上,信天命,崇古. 道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特征: 崇"道"(宇宙本体);向往"自然" ;主张"无为" ; 政治上主张退回到"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 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等.特征: 重法度,主张君主集权, 主张严刑峻法;文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 墨家学派,创立者为墨翟,信徒皆下层民众.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是其主 , , 要主张.墨子既重义又重利,其价值观是比较全面的. 秦王朝致力于文化统一,思想统一的工作,主要包括: 书同文(统一文字),车同 轨(定车宽,车形,修驰道),度同制(统一度量衡),行同伦(以法为教,统一文化心理),地 同域(废分封,立郡县,政令,军令一统).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儒家的六经(《诗》《书》《易》 《礼》《乐》《春秋》)作为统一思想的指针.(六经中的《乐经》失传,西汉事实上只用五 经.) 汉武帝后,儒学占统治地位,但汉代之儒学,实为"今文经学" .所谓今文经,即以"今 天" (指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儒学经典, 以区别于以先秦古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 主张为现实服务,学风活泼,但往往流于空疏荒诞,以致造成了东汉 时儒学的衰微.
魏晋玄学: 它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 ,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 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它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造就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 情趣.
唐代的文化繁荣表现在: 三教并行;以博大的气魄广为吸取外域文化;诗歌,书 法艺术的黄金时代;绘画艺术盛极一时;散文有丰硕成就.(唐代诗人以李,杜,王,白为 代表,绘画以吴道子,阎立本为代表,草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楷书以颜真卿,柳公权为 代表,散文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
宋明理学: 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视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称为"天理" ; 并强调个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完备,最精致的儒学体系. 宋词,宋画,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
明清文化专制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字狱盛行. 清乾隆时,借编撰《四库全书》之机,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中国 文化遭到一次巨大浩劫.

作为社会 心理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学说的重心. 其包含七个特点: 1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3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4 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5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6 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7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B. 请问如何理解传统伦理道德

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道德价值的最终目标上,追求“天人合一”、人与仿搭郑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中国的文化形态中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追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中华民族突出的持征。强烈的和谐意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备颂力。
在道德价值的应用上,重视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是—种伦理型文化,按照中国古代的传枝改统说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叫作“崇德”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

C. 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经典有那些

我觉得要学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可推荐您几本书籍:
1.四书:《大学》、版《中庸》、《论语》、《孟权子》
2.五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易》
3.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4.道德经、史记
别以为这些书很老套,但却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哟,希望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忙,我已经读过,确实很有深意,让我在为人处世方面学到很多,也领悟了很多的事,真的对自己的日后的学习和成长很有帮助,嘿嘿!

D.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哪些 伦理道德有哪些问题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一)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
(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
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实践”、“慎独”等。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三等可以夺帅焉,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经典里,“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学习与了解。《论语》的开篇词,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上)。明代的学者王阳明,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真的清查出来,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严加批判,将之消灭干净。“如去盗贼,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务必使其扫除净尽”;“又如猫之捕鼠,一眼盯着,斩钉截铁,务必将其消灭净尽,廓然大公,方始为快”(《传习录·下》)。“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独”的方法和境界,是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

E.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今社会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F. 怎样评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利弊两方面 一个弘扬和传承名族文化,一个禁锢人们思想导致君主专制

G.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哪些

一般说来,具有实践特性的学科都以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圈定相对稳定的知识范围。所以,理解一门学科,关键要看它研究的社会生活领域究竟是什么,而不能单从名称出发去简单理解。

应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伦理学,只是它的表述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有关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明白的表达,即“人伦之理”。汉代开设的“大学”“小学”教育,虽然是按适学年龄划分教育阶段,但就其教育内容和宗旨来说,它不仅是祖传的伦理道德礼仪教育之学,而且作为“治国理政和育人之道”就是学习并践行伦理、道德、礼仪的伦理学或品德学。朱熹在作《经筵讲义》时,确切说明:“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主要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小子之学”,就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前者是学道,即穷理治世,后者是学文字和应对礼节。虽然所学内容和学问层次颇为悬殊,但都在伦理、道德和礼仪的范围之内。古代设立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则要培养如荀子所说的“成人”——“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成人”就是有觉悟能担当的成熟的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除去偏于个人物欲之蔽的脾性,复其善性而尽其人伦之理的理性。不难理解,所谓“大学之道”,其主旨就是使人从小到大,逐步通晓并践行“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这“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就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宋明时期的伦理道德之学已成熟为独特的中国哲学)。

在古代中国,我们的先贤曾把圣人的言论、所学汇集起来称之为经典,如早期由孔子、孟子讲学记录汇编而成的《论语》和《孟子》。在他们之后出现的许多传世经典,也都有这个特色。如战国时代荀子的著作,就是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对治国理政、人伦道德和礼仪文明分别讨论。这种把伦理道德和礼仪融入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展开讨论,是中国特有的探讨“道”的一种方式。

荀子在《解蔽篇》中对“道”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于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曲解地论道,限于一隅之见,便不能提高对道的认识。不仅自己思虑会乱,若是用来处事还会蛊惑别人,危害事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荀子接着就强调“衡”的作用:“何谓衡?曰:道。”(注:道,谓礼义)这个“衡”既指恒定的价值目标,又指根本的判断标准,而用“衡”的关键在于“治心”。“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那么,“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有所谓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一而静”。所以,中心在于“治心之道”。对心应导之以理,养之以情,不为物所引,则能定是非,决疑惑。而“治心之道”就在于“辟耳目之欲”,做到自强、自忍、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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