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的法治

『壹』 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时期的判决是中国法律儒学的开端。

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古典注释的高潮。这样的法律与原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形成了儒法合一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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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已经确立。在中国法的儒家化过程中，儒家思想的精髓被注入法律，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4、中国法律的儒家思想促进了司法的儒家思想。春秋战国判决书的广泛运用，使一大批具有儒家经典素养的官员变得越来越重要。

『贰』 儒家讲求“仁政”，法家讲求“法治”，结合当今社会现实，你能谈谈对两者的认识吗

这两者不能完全照搬，只能是说两者相辅相成，才是最正确的，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两者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单独的一个能够支配整个社会的发展。

(2)儒学中的法治扩展阅读：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为历代儒客尊崇，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叁』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四家为救世提出的治国主张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四家：

儒家

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墨家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道家

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

法家

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

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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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宋国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主张“以法为本”“法不阿贵”。

『肆』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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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伍』 分析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

国家没有持续强盛的,也没有持续衰弱的.治理国家崇尚法律,国家就会强大;治理国家崇尚仁义,国家就会衰弱.
自从有了私有物,人类便有了私心;有了私心,因而产生贪念;有了贪念,才有了劫取他人财物的事情发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也变的比以往更聪明.所以劫取他人财物的方法方式也就多种多样了,因而衍变出各种乱法行为.而人类的私心也在不断膨胀.我不知道这种私心何时达到顶峰,我只知道在战国时代,人类的私心已然不可能再膨胀了.
对于一个私心极重的人,任何的仁义都不可能使他舍去私心.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百姓都有这极重的私心的时候,仁义就不可能会治理好他们了.而这个时候,圣人舍去迂腐的仁义并采取法律来治理国家.利用百姓的自私心来治理百姓.通过奖赏来鼓励他们做该做的事情,通过处罚而禁止他们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百姓虽然贪心,却不敢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虽然畏惧,却不敢逃避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倘若是用仁义去治理,百姓做错了事,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处罚.那么百姓就会违背仁义而去拿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不会承担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了.
仁义是百姓所喜欢的,却是弱国的根本.百姓喜欢仁义是因为百姓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对自己讲仁义.当人越是困苦,越是艰难便越是希望别人都对自己讲仁义.所以在那个年代了,天下最盛行的学术就是儒术.然而国家讲求仁义,百姓就不会讲求仁义.百姓不讲仁义,就会滋生各种霍乱.百姓滋生霍乱,国家却一味的以仁义治理,那么国家不衰弱是不可能的.
法律是百姓所讨厌的,却是强国的根本.百姓讨厌法律,因为法律是制约百姓行为的.国家通过法律,对百姓的行为作出标准,百姓依照法律,从事法律所规定的,远离法律所禁止的.人人依法行事,事事有法可依.那么国家不强大是不可能的.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百姓作出乱法的事情.所以怎样处罚可以制止百姓乱法,便制定怎样的处罚条例.制定百姓所畏惧的处罚而废除百姓不畏惧的处罚.百姓畏惧处罚就会守法,百姓守法国家就会安定,国家安定就会富强.可是那些腐儒却一味的贬低刑法而重视仁义.迂腐的认为刑法就是通过严刑峻法来残害百姓,却将法律视为是对于百姓的危害而舍弃它.盲目的盛行仁义.致使百姓不再畏惧乱法而乱法.
孔子奉行仁义周游于列国.于国无益,于民无益.然而天下人都奉其为圣人,并永世尊崇.商君奉行法治实行于秦国.富秦强秦,使秦称霸天下.然而天下人都视其为酷吏,并永世贬损.
法治可以富国强国,而仁义无益于国家民族.史实已证.可国家仍然奉行仁义而贬低法治.我真不明百那是为什么.

『陆』 中国传统立法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发展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中国古代法制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与特色。在战国时期“礼治”与“法治”开始进行交锋，交锋的结果之一是“礼治”东山再起，“法治”隐退，另一方面也是“礼治”与“法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融合。“礼法合治”实质是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相溶合的结果，相应地法文化型态也妥协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这种样式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儒法合流，珠联璧合，形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并且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礼法交锋促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地位，并且这种“内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实践领域扩张，西汉儒学们发动“以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之中，吹响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号角，东汉儒臣掀起“以经注律”的热潮，几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后“以经立法”的唐律结出“一准乎礼”的硕果，“礼法合流”即大功告成，“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礼与法的关系是“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在法律规范上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习惯法与成文法并举的“混合法”状态。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则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致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传统法文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德与刑相比，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叫做德主刑辅，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依据，否则就不会得当。从使用效果来说，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从使用顺序来说，儒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由儒家所倡导，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被统治者采纳。后来，由于秦王朝不施仁义，专任刑罚，导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辅”说才逐渐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经贾谊、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辅”被奉为正统，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自我发展张力极其衰微，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界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

『柒』 儒家法律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综述
吴晓梅
1997年5月22—24日,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古城开封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日本以及美国的四十余位学者、专家聚集一堂,就“儒家思想与现代道德和法治”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本次年会的情况综述如下:
经过2500余年历朝文化的冲撞及各种思想的融汇,儒家思想终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传统法律文化影响至深。有的学者从宏观方面作了论述,指出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国传统法制以刑律为核心,融道德、习俗、家规乡约为一体;在法律思想上强调礼治、德治,实行人治;在法律观念上是缺乏权利意识,认为法即是刑,君权高于法律、官吏享有特权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学者从记录中国法律发展历史的基本文献历代《刑法志》入手,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学为主,综合道、法、墨等名家学流的精华。具体表现是强调以仁义治国,提倡亲亲尊尊,主张德主刑辅,甚至在司法中直接引用儒家经典。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儒家宗法论理及等级名分观念的影响,私有制度在我国虽早已确立,但健全的个人财产权的观念和事实却未能形成。地封建家族内部,不仅子女卑幼不享有独立的个人财产权,封建家长也只是代行家族的财产所有权,其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在家族外部,又有皇权的干预和习俗势力的影响。个人财产权观念的不健全,导致我国公民私权利意识薄弱,而我国古代法律也没能完成从身份到契约,向近代法律转化的过程。
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也是本次年会的中心议题。为此学者们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有的学者指出儒家历来强调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经过二千多年的丰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对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借鉴意义。特别是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以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如中华民族敬老尊长的美德就是吸收了传统孝道中养亲、尊亲的合理因素,在对传统教道进行传统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如由儒家“亲亲、尊尊”思想所衍生出来的宗法家族观念对现代道德也存在着正负两面的影响。一方面它能促使族人遵纪守法、尊长敬老 自尊自爱、讲信义、重义务,维持社会稳定,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宗法思想中的家长制、保守主义、独断专行、及家国本位的观念,又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因此,对传统的宗法观念与宗族组织,也应因势利导致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位香港学者指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可资借鉴。尤其在香港回归之后,更应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纽带,广泛团结港、澳、台及全世界的华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以德治见长,重礼重德的传统法律的控制手段不再显得单一,它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治理。与会代表的一致观点是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扬弃,充分发挥德治之长,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客观存在,它沉淀在现实生活中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对儒家思想在现代法治中的作用问题,与会代表观点不一。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法治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对传统法律文化应持积极的态度,加以批判地继承。有人将儒家强调的“诚”“信”与当代民商法中公认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了比较,指出中国人对诚信的理解与西人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中国人对诚、信的崇尚绝不弱于西人,可以说儒家学说中的诚信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两者也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是由中西方历史背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的。从诚信规范的双重作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人们在现代法治建设中,既要利用为人们熟悉和长期认可的价值标准,又要针对其不足予以调整。
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是否一定要继受移植西方法律提出质疑,认为单纯的法治不一定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唯一的最佳的途径。有人分析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法律的直接原因,认为这些引进均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社会伦理变迁的要求,因而收效甚微。法律的接受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特质和道德伦理契合,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中国在建设现代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借助社会文化与道德伦理的力量,以其作为沟通现代与传统的桥梁。但由于秦朝“专任法治”和汉朝“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的不同,同样的制度却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见,法律思想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以德治为长,法治为短,当务之急在于扬长补短,而不能弃长用短或扬长避短。另外,从中国近代史看,法制变革总是不了了之,而最初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最后往往又复归传统,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很难在中国实现。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特定文化背景,一方面实践证明法治并非万能。中国应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它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在借鉴传统与引进西方两者中,当以前者更为重要。
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哲学基础的不同;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略的不同;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的不同;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的不同;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的不同;家庭归责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的不同;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的不同;君主民本与主权在民的治国主体的不同。各个冲突之间相互联系,归根到底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冲突。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时数千年,至今影响不息。如何在这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认识和发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寻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会上代表们观点纷呈,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对儒家思想首先要进行分解,对那些仍富于现代价值的材料经过改造后可以吸收为新的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儒家强调德治,其着眼点在于抑制王权,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保民靠民。道德实际上构成对统治者权力的一种约束。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它能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儒家德治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即通过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方式,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成为约束权力的一种辅助力量,与现代法律相得益彰。
又如儒家素重个人修养,它同司法要求结合就形成了古代中国对司法官的伦理要求,包括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体恤民情等。借鉴经验,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可将个人修养同法律运作相结合,建立现代中国的司法伦理原则。包括提高自身人格修养、日常生活中保持行为庄重、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力求司法公正等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其许多概念已深入人心。对古代有价值的观念作新的解释,在最合理的意义上予以继承,是顺利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捷径。民本之“民”是子民,民权之“民”是国民,民主之“民”是公民。子民社会唯君权,无民权,其法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国民社会限君权伸民权,其法文化以国家为本位,公民社会废君权兴人权,其法文化以个体公民权利为本位。民权一词介于民本和民主之间,是以儒家文化资源为本根,在西方民主文化的刺激下,由中国人创造并喜闻乐见的新词,它起到了接引西方民主文化和促进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转化的作用。
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在现代社会,它经过吸收和扬弃,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一位日本学者就认为现代中国解决纠纷不仅在于发挥民间调解的优势,调解在官方诉讼中也被广泛采用。体现为诉讼中有调解程度,判决的执行中重视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等。调解制度适合中国国情,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纠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司法和执法量的不足。
儒家思想内容宠杂、气象万千,学者们在讨论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过几天的探讨,大家互通有无,对儒家思想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