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法学

A. 在著作权概念体系中引入放映权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什么

一、判断“著作权概念体系中引入放映权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在理解“根据受控行为界定专有权利”的原理前提下，“根据受控行为界定专有权利”原理主要内容为：著作权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是用来控制特定行为的，享有一项专有权利就意味着能够控制他人利用作品的特定行为。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实施了受著作权控制的特定行为，又不属于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均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反之，任何人利用作品的行为只要不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列举的行为，就不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增加该项权利也就是增加了权利人的控制特定行为的能力，对更好地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有裨益的，
二、判断“著作权概念体系中引入放映权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限定为制定著作权法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即在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而增加的，依据当时的技术水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已经是很先进且广泛的使用著作权的行为了，当时增加该项权利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著作权法》第十条有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不过现在网络传播盛行，对于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情形已经不是特别的普遍，所以在《著作权法》（送审稿）中去除了该项权利并被播放权所吸收，《著作权法》（送审稿）第十三条 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六）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公开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的权利；

B. 高考报考法学专业对语文分数要求

一、一个观念与两种能力(一)转变一个观念曾反复强调，不要总认为语文是文科，认为语文成绩不易提高，认为语文高考不拉分。这其中关键是不要像学初中语文那样学高中语文，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高考语文成绩才真正能提高。这意味着，第一，学习语文不能靠“死记硬背”，不是靠掌握那些程式化、固定的答题套路、模板，对有关古诗鉴赏、现代文、古文阅读和作文试题尤其如此。(二)具备两种能力语文高考到底考查高中生什么？最核心就是考查学生两个能力：一是思辨能力，简单说就是认识、判断能力，具体反映在两种能力上：(1)阅读能力，落实到试题则是现代文阅读、古文阅读，目标侧重考查学生联系上下文语境准确把握个别词句意思，概括、筛选段落、全文主要或者核心信息能力。(2)理解能力，要求学生从给定材料理解出字面、文面没有的语义信息，包括主题思想、中心论点、与人生、社会实际联系以及作文材料深层意义、寓意等。从本质上说，阅读能力重在概括归纳，理解能力重在演绎推理。虽然两种能力往往密不可分。二是表达能力，这是指联系给定材料，如何熟练运用汉语、汉字流畅表述个人对人生社会的新看法、新见解。具体试题反映在古诗鉴赏、探究题和作文写作，共计近80分左右。需提醒我们的同学注意的是，语言表达重在“三有”，即“有思想”、“有真情”、“有条理”，与之相反的是“无理”、“无情”、“无序”。二、克服大小毛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真正提高语文学习效率，有效提高语文高考成绩，学生必须能找到自己语文学习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人人易犯的“通病”，一旦纠正，则走在别人前头；有的属于自己特有的“小毛病”，能及时改正，同样可以迅速提高语文成绩。正因为如此，不管自己复习还是跟老师学习，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学习。毕竟，找对问题与原因其实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一)影响高考语文成绩的“四大通病”通病一：阅读答案不精不细高考阅读理解的命题重在题干和备选答案。很多学生一旦完成正文材料阅读，马上草草读答案，结果很难选对，尤其是社科文一题。这也是语文高考拉分的第一项。高考语文的阅读理解，与中考一个重要区别是要实现精读细读，这不仅仅体现在给定文本材料的阅读，更体现在题干和备选答案的阅读。而所谓“精细与否”，就材料言之要求读者(考生)能从深层或字面背后把握给定材料(文本)反映的作者写作意图、材料基本框架以及核心观点等信息，为此需要找到必要的话语标记，像连词、重复性语词、评述性语句、引用性语句、总结性语句等。须知，“抓标记”是出题者的命题思路，当然也是考生阅读材料的“窍门儿”。就题干言之，则是要找到“题眼”，即命题者的命题意图或关键所在。就答案言之，则是能仔细分析每个备选答案的语法、语义结构，运用排除法将有标记的明显不属于正确选项的排除，之后再分析、筛选。通病二：鉴赏缺乏诗情画意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高考的诗歌鉴赏材料主要是写景叙事抒情类诗歌，特别是写景类诗歌。这要求考生联系原诗能合理想象，能把自己感受的诗歌之美，包括语言之美、意象(意境)之美、思想情感之美表达出来。可是很多学生的答案表述干干巴巴，毫无美感可言，甚至变成了诗句的直接翻译。这是拉分的第二个地方。通病三：探究不会联系实际探究题分布在实用文阅读部分，即“小说阅读”或“传记阅读”(二选一)。一般是8分题。探究题其实是微型议论文，这意味着论点、论据、结论都不能少。只不过论据要从原文中概括归纳，结论要联系个人或群体人生社会现实。但考生往往“探而不究”：不能联系原文有效概括，条分缕析列出原因或成因；“究而不探”则只是就材料中现象谈现象，难以提升核心观点与现实、实践相联系。要知道，“探究”之“探”重在探讨原因，“究”则重在深究该如何做、有何启示。探究题也是高考语文拉分项之一。通病四：作文观点叠加例子面对现在的“新材料作文”，我们的考生基本都是作一篇800字的议论文。不管“正论”还是“驳论”，关键是要向人家证明自己从材料引申出的中心论点是正确的。为证明自己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不得不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但每年的高考作文，大量考生运用作文套路、模板，写出那种“观点加例子”的作文。结果，例子一大堆，全是人家说过的，自己的判断、分析少之又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考新材料作文：观点+例子=作文失败，观点+例子堆叠=作文彻底失败！这是高考语文最大通病，也应是最拉分的一项。关于作文，我思考的可能最多。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再专门跟大家谈，包括如何审题、立意、引材、理论、论证、结尾、结构等。因为涉及问题太多，恕我不谈了。(二)影响高考成绩的“八小毛病”毛病一：字迹潦草，卷面脏乱；毛病二：语法错误，错字连篇；毛病三：标点错用，书写欠规范；毛病四：翻译不通，遗漏重点；毛病五：语言干瘪，缺乏文采；毛病六：文题平庸，立意跑偏；毛病七：引材啰嗦，论点不明；毛病八：论据陈腐，结尾平淡。上面的“六、七、八”条，主要是针对作文的。这些“小毛病”，不是所有同学都有。但不管有否，都应引起注意、尽量避免还是很重要的。那些存在上述几条小毛病的同学，更应注意改正。三、解决问题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个人认为，高中生要想提高语文成绩，必须做到“四勤”，即“动眼勤看，动手勤练，动脑勤想，动笔勤攒”。(一)动眼勤看现在，由于课业负担重，应试教育使然，大部分同学忙于上课、补课、完成作业，很少有时间阅读，造成我们的高中生普遍阅读面窄、知识面窄。为了应对高考阅读理解材料涉及知识相对多元的现实，考生有必要增加一点阅读量，比如：读一些与考试材料风格相近的文章，像《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的社科论文等；读读《唐诗鉴赏辞典》等古诗词鉴赏范文，学习、借鉴名家、权威如何解读、表述古诗词的鉴赏。也可以翻翻《史书》，找一两篇好的历史人物传记读读，仔细琢磨其语言特点、内容结构等信息。除此之外还应当在学习之余坚持收看央视晚间新闻报道类的主流媒体，了解社会民生的“最新闻”，让自己的视角能伸向更宏阔的社会现实。(二)动手勤练高中语文学习、复习的“题海战术”并不可取。尤其不要买一本本的习题集、模拟题反复做。语文的核心知识就那么多，重在活学活用。但不多做题不等于一点不动手。其实，高中同学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很少在平时能将成套的语文试题、模拟题按照高考规定时间、要求完成，特别是容易将作文与前面17道客观题分开做，结果实战效果很差。一道高考，作文时间不是不够，就是留得太多影响前面答题效果。要知道，对于考试而言，“只有平时像考试，考试才能像平时”。这就要求考生在平时能定期严格按高考标准完成一套语文试卷。动手勤练的另一方面是能“模仿造句、写段落直至模仿经典文章”。未经高水平的模仿，很难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尤其表达能力的训练。(三)动脑勤想主要是能够经常回想、默诵高考语文试卷的17道题的题干。通过思考找到自己常错考点。自己试着总结寻求破解法。(四)动笔勤攒主要是积攒一些万能的经典的独到的理论论据，像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名句、“四书五经”的名句、古诗词名言警句等。这些往往能够反映考生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语文素养。其次，要练习压缩材料，最好用“排比+(比喻)+例子+观点”的结构。最后，要练习、积累作文开头结尾精彩语段。四、突破难点要切实提高语文成绩，还要再突破“四个重点”，当然也是高考的难点所在。我概括成四句话，即“今文阅读重三细，古文传记有三立，古诗鉴赏言象意，作文论据重分析”。“今文阅读重三细”是针对阅读理解试题的，即要求考生做阅读理解题时尽可能做到“细读文本找标记、细读题干找题眼、细读答案找差异”。“古文传记有三立”是针对古文阅读和翻译的。古文传记无非叙述历史人物的“立言、立德、立功”，抓住这样的主线归纳信息会非常简洁。“古诗鉴赏言象意”是针对高考另一难点古诗词鉴赏的。优秀的诗歌作品一般都要具备“言象意”三个要素，语言层面的“练字”、语词方面的“诗眼”以及语句方面的“修辞”，都是为描写、塑造“象”(物象或意象、形象)服务的，最终当然要反映诗人的思想情感。把握这样的主线对理解、鉴赏诗歌很有好处。最后的“作文论据重分析”是针对高考最大难点“新材料作文”的，核心是要求考生能在引用事实、理论论据之后作出扣题、扣论点的精到分析。

C. 对法律的概念及发展的理解

首先明确法的概念：法是什么，法律本质是什么问题，是法律理论、法理学的迷津。“争论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勒内），反而使人如堕迷雾中，不辩方向。当然，它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法学的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是法学最核心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涉及法律运作、法律实践的方向、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法的本质
一、法的词义
关于中文法字的来源，古代曾有神兽决狱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部落联盟生息在黄河流域。该部落联盟首领舜委任皋陶为司法官。皋陶正直无私，执法公正，非常受人爱戴。他在处理案件时，若有疑难，就令人牵出一头神兽，该神兽名廌,又名獬豸。《异物志》说：“东北荒中，有兽名獬，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汉代王充《论衡?是应》说：“鹿者，一角之羊也，情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此兽似羊非羊，似牛非牛，似鹿非鹿，也有人说它同麒麟想象。它的头上长着一支独角，锋利无比，故又俗称独角兽。獬豸有分别罪与非罪的本能，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见人争斗时，用它的一只角向无理、有罪的一方触去，是非曲直，立见分晓。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神明裁判。——所谓神明裁判，就是借助于神的力量和方式来考验考察当事人，以确定其人是非曲直，判定有罪或无罪的原始审判方式。神明裁判使诉讼裁决及其形式披上神圣的外衣，使人诚心信服。
中文法字，在西周金文中写作“灋”，与其它汉字一样，是一个绝妙的意象丰富的象形文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灋由三部分组成：氵、廌、去。氵，平坦之如水，一说喻示法象水一样平，是为公平、公正；一说将人犯置于水面凛去。廌（音），神兽。《说文解字》说：“解廌，兽也。似山羊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者。凡廌之属，皆从廌。”《后汉书?舆服志》说：“獬豸神羊，能别曲直。”在这里，廌为图腾动物，一角之圣兽，代表正直、正义、公正，或说是正义之神（性直恶曲），具有审判功能、职能，能为人分清是非曲直、对错，助狱为验。去，“人相违也”。去即对不公正行为的惩罚。一说判决把人驱逐出去，从原来的部落、氏族中驱逐出去，于水上凛去（古代之流刑），或交由神明判决，由神兽“触不直者去之。”由此可知，（1）法是一种判断是非曲直、惩治邪恶的（行为）规范，是正义的、公平的。（2）法律是一种活动，是当人们相互间发生争执无法解决时，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种审判活动；是当人们的行为不端、不公正时，由圣兽行使处罚的惩罚活动。（3）法律的产生、实施离不开廌这一圣兽，它是社会权威力量的代名词，是社会强制力的代表，没有圣兽作为切实保障机制，法律没有神圣性，无法发挥出它的功能、威力。
在古代文献中，称法为刑，法与刑通用。如夏朝之禹刑、商朝之汤刑、周朝之吕刑，春秋战国时期有刑书、刑鼎、竹刑。魏相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改刑为法。“刑，常也，法也。”“法，刑也。”这里的刑，原为?，出于井田，含有模范、秩序之意。因此，以刑释法，表明模范遵守法律（秩序）。刑，又指刑罚。《盐铁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暴止奸也。”
古代中国法又往往与律通用，“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不也。”（《唐律疏义》）据史籍记载，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从此“律”字广泛使用，其频率高于法，我国古代法典大都称为律，如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宋代称刑统，元朝称典章。《说文解字》说：“律，均布也”。段玉裁注疏说：“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管子说：“律也，定分止争也。”律原为音乐之音律，音乐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谐，否则杂乱无章。均布是古代调整音律的工具，以正六音，木制，长七尺。律后来引申为规则、有序，范天下之不一而一，成为规范所有人及其行为的准则，即规范天下千差万别的所有人所有事而趋于整齐划一（统一、协调）。《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有轨，壹于六律，六律为万事之根本焉。”丘浚说：“臣按律之名……凡度之长短、衡之轻重、量之多寡，莫不于此取止，律以着法，所以裁判群情，断定诸罪。”（《大学衍义补》第120卷）最早把“法”、“律”二字联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灭六国，“法令由一统”，二世用赵高，早法令，“更为法律”。（始皇本记）后来汉代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后汉书》有“皋陶造法律”等说法。但总的说来，“法”、“律”两字是分开使用的，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广泛使用。
除了上述几字与法字有关外，古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也是法律，与法有一定的联系。当然，礼不是诉诸刑罚的。
古代汉语中的法的含义是复杂的多样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意义是：（1）法象征着公正、正直、普遍、统一，是一种规范、规则、常规、模范、秩序。（2）法具有公平的意义，是公平断讼的标准和基础。（3）法是刑，是惩罚性的，是以刑罚为后盾的。
在西方语言中，含有法、法律的语义的词更为复杂。从语源来说，西方的“法”一词都来自拉丁文。拉丁文的jus和lex，德文的recht和gesetz，法文的droit和loi，等等，其中jus、recht、droit均可翻译为法，同时又有权利、正义、公平、或规律、规则等内涵。英语有law、norm、rule、act等词，其中law有规则、规律双重含义，加定冠词又有不同含义，A law指单个法律，The law指整体法。总的来说，西方法的词意的核心是正义（公平、公正），是正义的化身，其次是权利，再次是规则，人的权利之规则。法律既保护人们正当权利，同时也惩治人的不正当行为的。法律及其行使与暴力有关，但很显然，暴力本身不是法，暴力必须受制于法。
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富有民族性。中外法的词意的大异其趣，是不同的法律理念、精神、价值的体现，反映了中西民族精神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及其传统。
在现代汉语中，法、法律两词基本上可以当作同义词。但也有区别，都可以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法是指所有的法律、法律现象，既包括实在法（现实法、制定法、国家法、实然法），又包括自然法（理想法、正义法、应然法、超法律原理），既可以用在规范的意义方面，作为专门的法学范畴和法律用语，也可以作为团体组织中所有的规矩，如党纪、厂法、帮规，这种用法具有一定的比喻性。狭义的法，区别于法律，特指自然法，即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理。广义的法律是指法律的整体，包括由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法令、条例、决议、指示、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国家认可的惯例、习惯、判例、法理等。在中国，包括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等等。狭义的法律是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根据法定权限，依照法定程序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中国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这种种区别和含义既有界限，又有交叉，我们应该注意交关系。
二、历史上法的本质学说
法律本身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也是多样的。在历史上，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层次认识和解释法律，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法律理论和学说，形成了迥然不同法律理念。
规则说 这种理论主要由分析实证法学家所提出的。他们认为法律是一种规则，国家创制的规则。如哈特说，法律是主要规则和将要规则的结合。奇普曼说，法律是法院为了确定合法权利和义务而定下的规则。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规则说注重法律的实在性、规定性。
命令说 这一理论也主要由分析实证法学家所主张。他们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如霍布斯说，法律是一种命令而不是一种建议，是国家对臣民的命令；边沁说，法律是主权者自己的命令或为主权者采纳的命令的总和。还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力处罚犯罪的威吓性命令。奥斯汀说，法律是掌握主权的人向下面的人发出的命令。命令说注重法律的国家性、命令性。
判决说 这一理论是由社会学法学家、现实主义法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法律是法官的判决。判决说比较注重法律的具体运作，重视活法。
神意说 这一主张是由神学家们所提出和坚持的。神意说认为，法律是上帝理性的表现，是神的意志，是神创造出来规范人的生活和行为的。神意说诉诸超人间的力量来说明法律的来源和本质，突出了法律的宗教性。
理性说 这一理论是由自然法学所倡导的。理性说认为，法律是人的理性的创造物，是理性的（最高）体现和表达。如西塞罗、格老秀斯、洛克、康德等思想家都极为重视法律的理性根源和特征。理性说注重法律的合理性、价值性。
意志说 这一理论认为，法律体现的是意志。而意志又有主体的差异，与此相应，意志说又分为：个人（统治者）意志说、阶级意志说、共同意志说（如卢梭的公意说）。前述的神意说亦可归入意志说。意志说注重法律的意志性。
社会利益说 这一理论认为，法律是社会利益的体现和表达。许多社会学法学家，如耶林、庞德，是社会利益说的代表。社会利益说突出的是法律与人的利益，特别是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
社会控制说 一些社会学法学家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手段。如布莱克说，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庞德说，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或社会控制工具，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社会控制说强调的是法律在社会中角色、功能、效应。
正义论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体现。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等。正义论着眼于法律的道德性，强调法律的合法性是奠定于正义、价值的基础上。
预测说 这一理论认为法律是对行为后果的预测，是对法院可能判决的观测。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是这一理论的主角。这种看法常被戏称为“坏人上眼中的法律”。预测说突出法律的可预测性，它的结果的效益性。
这种种理论、学说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解释法律现象和本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这些理论有的注视法律的价值（性），有的注重法律的形式（性），有的强调法律的事实（性），有的突出法律的工具性、功能性，有的重视法律的目的性、理想性，有的从法律的人为性、人定性出发，有的从法律的神创性着眼，有的强调法律的经验性质，有的侧重法律的意志或理性根基，显然在揭示法律的意蕴方面都分别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难免偏差，忽视了法律的整体性、统一性，割裂了法律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反而使法律的本质被阉割，被遮蔽了。法律本质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廓清各种迷雾，还其本来面目，是当代法理学的重大任务和问题。

三、法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研究法律问题时，形成了系统的法的本质理论，这不仅深化了对法律的认识，而且推动了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律科学的深化和发展。
（一）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反映（阶级意志性和国家意志性）
法律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的（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反映，这一命题和思想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1．法律是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律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意志的结果，而非神的意志，或其它物种的意志的结果。不论反映、体现地意志（主体）是一个人的，集团的，阶层的，阶级的，或全体人民的，也不论其内容如何，形式如何，法律总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与人类意志息息相关。因此法律带有很强的意志性色彩。
那么，意志是什么？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心理过程，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意志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合一，同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而以非理性为主。它对人类所有的一切活动，对所有的文化创造都具有极其重要、极其重大的影响。所有人的行为、活动，所有文化创造都与意志有关，不可分离。法律作为人的行为及其产物与意志同样不可分离，密切相关，是意志的反映、体现和外化。当然，意志本身不是法，只有经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一般化、统一化以后，把非理性的东西或以非理性为主的东西转变为理性的东西，具体体现为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才是法律。也就是说，意志这种以非理性为主的东西经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经过理性化以后，上升为理性，才是法律。理性和理性化是法律的生命和基础。
2．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第一，法律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是统治阶级的一般意志、整体意志、普遍意志，是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公意”、“合力意志”，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也不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众意”），更不是统治者的任性和随意。这种阶级意志是通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系统化、一般化而成为法律的。法律正是通过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系统化、一般化，把个别性的东西转变为普遍性的东西，把局部性的东西转变为整体性的东西，把集团性的东西转变为社会共同性的东西。经过这种升华了的意志，就真正变成社会的规范规则。
第二，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其意志的全部，而是经过国家中介的（马克思说，一切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那部分意志，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被奉为法律的那部分阶级意志”。也就是说，意志是多种多样的，并非也不需要所有的阶级意志都上升为法律，转化为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认可、确定、处理的那一部分意志，只有经过国家中介的那一部分意志，才是法律。就此而言，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的掌权集团或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而以国家名义制定、认可、解释的，并由他们通过国家力量强加于全社会，要求一体遵行。法律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
第三，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可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第四，法律的阶级（国家）意志的基础是利益，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普遍利益。马克思说：“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统治阶级所创立的任何法律法规都与他们的利益、需要有关，是为了满足、实现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欲望的。
（二） 法律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中社会生产方式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法的本源性存在基础。物质生活条件是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社会生产方式诸因素在内的综合体。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社会都不能脱离开它的具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诸条件而生存，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社会也不能无视具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而从事自己的文化、思想、制度、历史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因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了人的社会、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石。
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各要素中，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政治、法律、国家等制度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哲学、文学、历史、宗教、道德、法律思想等思想性的社会要素，以及从事这些制度性、思想性社会要素的建设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进行的，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依存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依存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它的存在、发展、运作、实施都受制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离开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基础，也就无从产生、存在和发展。法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所表现的法权关系。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资产阶级法律观念和本质时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有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因此法律不是独立自足的，相比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它是派生的。
法律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法律本身具有内在的经济逻辑、经济机制、经济属性，一切法律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关系、经济状况、经济机制的反映和要求，任何一条法律，任何一种法律规范，任何法律体系无不体现经济方面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在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因此，一切法律现象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法律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经济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的基础、本源、本体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了法的产生、形成、发展、变革，决定了法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决定了法的内容、性质、本质、属性、功能、作用、运作、实施，决定了法的价值。第二，法是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相比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法是第二性的、第二位的，是派生的。第三，法对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一方面法律具有促进、维持、保障和调控包括经济秩序在内的所有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的社会生活正常有序地进行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也有阻碍、妨碍、破坏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阻碍、破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消极作用。
认识法律的本质，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1）法律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法有物质制约性，有社会的根源，并不意味着法律总是与经济条件、经济规律、经济状况完全相符合，完全同步，而是有一定的不一致性、不同步性，更为重要地是二者总是形成和保持一种动态的契合关系。（2）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规律。（3）除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外，社会其他因素，如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科技等等，也对法律、法律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导致法律的多样性、变异性和差异性。再次，法律的概念：法律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法律泛指一切规范性文件；狭义上讲，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与法规等一起谈时，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

D. 通过法律课的学习有哪些收获和启发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著《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集》（1947）； H·马尔库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与美学》（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国学人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心灵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样，法可以为艺术（美学）服务，艺术（美学）也可以为法服务。象任何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法也需要具体的表达手段：语言、手势、服饰、符号和建筑等。法的这些具（物）体表达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过审美作出评价。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法的担当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们也可以接着说，人也是美的担当者。几千年来，艺术（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较性，因为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起源，均追求着某种永恒的价值（如“善”）。法表现为正义的工具，而艺术则是创造美的“技艺”（Koennen）——在希腊人那里称techne，在罗马人那里称ars。所以，在欧洲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18世纪，某些艺术家和法律家一直还保持着一种亲缘关系，他们被封为供职的“艺术创作者”（Kunstwerker），为教皇和王室服务。他们的技艺包含多种多样，如诗歌、建筑、绘画，甚至还有法的修辞和法的艺术（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艺术和法遵从的是美和正义的“传统”。 法律与艺术（美）的结缘，事实上并不完全是“风雅的时代”（例如“巴洛克时代”或“洛可可时代”）矫揉造作生活的一种表象的修饰，从根本上讲它是人们试图将一切事象诉诸直接的“观看”和“欣赏”而必然产生的现象。而正是处在遵循传统与寻求自由伸展之机的人们才会把他们惊异的目光以及想象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观察的对象之上，不仅继续探寻对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内含之“美”。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承认“真”、“善”、“美”之内在的关联性，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甚至认为，追求功利的“善”与表达为概念的“真”有害于“美”的纯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探讨“美的本质”，而是把美视为对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属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任何对象物及其属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有时，认识事象的美，正是获知事象之真、善的桥梁和基础。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艺术家们》（1789）一诗中写道： 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 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事象所暗含的所谓无意识的“隐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时也必须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把“法美学”看作是一门“画地为牢”的学科，而看作是那种用美学的观点、方法和态度来把握、审视和判断法律现象的问学方式及方向。“法美学”并不象其他艺术门类那样通过直观、感性呈现的方式把美的对象物直接展示给“观看者”（Spectator），而是通过直观的认识来发现法律内在的美的秩序，探求这种秩序形成的审美动因，并为法律的构建提供某种可以参照的美学标准和原则。无疑，法美学将从感性的进路拓展法学的生动形象地观察法律的视野，同时也将激活被传统法学长期压抑的法律认识，使法律研究者们从绝对主义和纯粹理性规则主义的法律教义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在法学理论中寻求一种“和谐的自由活动”之旨趣。或者，简括地说，法美学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们在法律认识领域正悄然逝隐退化的直观想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原创力和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或法律作为美学（艺术）考察的适切的对象，作为艺术素材来对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蕴藏着某种“戏剧化的冲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内在地包含有一个多样态的反题，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实在法和自然法、正统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义和公平、法和宽容之间的对立性[10]。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在于阐释反题（矛盾），它也特别喜欢抓住法或法律现象的内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恶有恶报》等，均极尽曲折而生动再现了“想象的现实”中“法律的故事”之动天哀地的情节，通过安提戈涅、鲍西娅和伊萨贝拉们冲突的命运，揭示出人情与法律、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义伸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与此相应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性（Problematik）。[11] 在这里，艺术（美）形象地复述出法律世界中的“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使法律的叙事和对话形成“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部组成的复调”（米·巴赫金语）[12]。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将打破或改变传统法学理论研究中那种既定的、“独白式（主调）的”解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谈（Diskurs）或对话的规则，以便在复杂的“疑难案件”（hard case）的辩谈中引申出更切合问题性的法律义理。 除了戏剧外，还有另一些艺术（美）形式表明特别适合表达法的矛盾性，这其中包括讽刺作品和漫画艺术。一个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职业生涯中不能及时充分认识到其职业中存在的深层的问题性，就不是一个好的称职的法律人。因此，严肃的法律人应当喜欢看待那些用讽刺形式批评其法典的人，应该喜欢那些诗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为他们对正义基础中值得怀疑的人性比较敏感；同时也应该喜欢托尔斯泰，喜欢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伟大的司法讽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这些人既是讽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过分陶醉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纯粹“专业性质”，每时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养成偏狭独断的职业作风。而法律人的责任，不仅仅是机械精细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伟大的博爱精神、人文的关怀、美学的原则和正义的情感以专业化的、理性而又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是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人应当同时是工匠和艺人（Kuenstler），是法律艺术的创造者。 （四） 从美学的观点观察法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把一个抽离了一切内容和规定性（Gegebenheit）的“纯粹的法”或法的纯形式作为法美学的对象物来研究。但事实上，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法均包含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或者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现实地”存在过，它才会被人通过审美意识所经验和认识。没有历史和地域的规定性，没有现实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许是可以成为（形而上学）“思”之对象的，但绝不可能成为（法美学）“视”之对象。毕竟，法美学不是关于法律的思辩的哲学，而是研究人对法律之美的感性审视的学问。 “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还包含这样一层涵义，即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形式的。我们不可能以超时间的美学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验地预设它们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的同一性。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宣称所谓“一般的法”有什么样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总是说处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法”有什么样独特的美学意义、价值或性质。在此，法律的审美态度实际转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的态度。 以这样的态度来观察法律，我们总是要谨慎地对待所观察的法律形成的历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进的隐秘过程，比较不同地域（如东方与西方）和不同时间段（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现形态、“式样”、“风格”等等。或者说，我们对待不同形式的法律（习惯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东方法”、“西方法”、“大陆法”、“英美法”）、不同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纪法、近代法和现代法），所持的审美观点、方法和态度应当是存有一种情境的差别的。 （五） 法美学若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更多地从法的表现形式之美的研究中获得滋养。如果我们怀有维科和格林们那样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们将会在浩如烟海的史料、诗歌、古律、判例、话本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的解读中寻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踪迹。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可能是探寻维科和格林均描述过的悠远年代的“诗体法”。这些以诗歌表现的法律，记载着每一个在成长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记载着他们对朦胧的正义、神圣的规则及隐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在以“输洛加”（Slokas）诗体写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们甚至读到了来自远古“诗化的”醍醐灌顶的智慧[13]。这些充满着先民惊异、想象和虔诚的诗体法，对我们后来逐渐成熟老化变得精明世故的人类将是值得永远自我观照的镜鉴。它们的魅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益增强。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和正义有时必须呈现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们现实的身影[14]。在这里，生动形象的诗歌之美“调和了它自身的内外界限，调和了规则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动表达，并不只限于诗歌，它们也可能表现为民间俚谚（语）、格言、散文、韵文或绘画。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进化论》中提供的凿凿之据表明：在东方和西方的法律进化史上，从“无形法”到“成形法”的过渡，其间经历了“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和“文字法”诸阶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谚简明匀称，罗马法《十二表法》句韵切合，中国太古之“象刑”（绘画法）栩栩生动，均属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积氏看来，这些法律表达形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人类智慧、认知能力的增长和社会力之自觉的发展过程[16]。 此外，历史上各个时期法官的判决（判例）也是表达法的的审美价值的合适形式。实际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则（如法律语言的对称均衡、逻辑简洁性和节奏韵律，法律文体的多样统一，等等）更多地体现在那些独具个性而又富有审美趣味的法官们的判词之中。法官们的“优美的”判决所生发的美学价值，决不压于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鲁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经赞扬塞尔苏斯（Celsus）的判决才能，说他能够从个别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规则，运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凌空飞动的语词的冲击力，令人升华，使人澄明，犹如一道闪电照亮遥远的风景[17]。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审美渴望，美国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说：“除非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过引入不连贯性、无关联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破坏法律结构的对称性。”[18] 总而言之，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文字法和优美的判词等等，这些法的审美素材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漫长历史之中，成为亟待探掘的丰富宝藏。法美学应当点燃火光并小心地护卫这光亮，以照亮进出幽暗深处探掘的通道。 （六） 最后要指出的，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即人们可能会把法美学的研究等同于一种法律浪漫主义或法律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倾向。这里，笔者不拟做过多的讨论，只想交代一点：法美学是利用多学科方法、态度求知问学的一种，而法律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则属一种实践指向的“意蒂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法美学研究之旨趣绝不是要服务于这种“意蒂牢结”或与之共谋，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法律观念或法律纲领的。因为，只有认识到“美”的界限的人，才会在法律的理性实践中做出审慎的判断和决定，避免唯美主义在实践上的独断专行[19]。 法美学所崇尚的，是一种开放的探索精神，一种不断探寻未知的态度。如果哲学要奔赴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中之路”的话，那么法美学同样会选择这条可能“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的道路。海德格尔（M. Heidegger）在《诗人哲学家》中道出了问学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坚忍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独行路上凝聚。[20] ——这，亦当成为一切追求法美学“探险”的学人们的共同志趣。 [1]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法律属于“客观精神”，艺术或美学属于“绝对精神”的感性阶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维科：《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页563。 [6] 柏拉图：《会饮篇》210B-D。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262。 [7] 详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55以下。比较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 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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