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立法现在问题及对策

Ⅰ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

Ⅱ 我国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监督面临的难题及其对策

从行政监督领域中存在的难题看，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还有相当艰难的 路要走。�

1.抽象行政行为的产生过程和产生结果是司法监督的死角。�

依法行政指的是国家政府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管 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责。依法行政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要依据法律符 合法律；二是政府一旦作出违法的行政行为能依法予以纠正；三是应该由政府负责做而政府 不做的失职行为，法律能及时的制裁并给予责任追究。依法行政，强调的是法律在约束行政 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的严肃性和法的权威性既体现在政府的行为依据上，又体现在纠 正偏差行政行为的能力上。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要受到法律的监督，政府违 法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既然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那么，其产生的过程和结果都 有个法律认定的问题。比如，是否遵守了法定的权限和办事程序，是否经过了论证、规划、 起草、协商、讨论、协调、审查、审批、备案、公布等等，都应该受到法律监督。�

2.司法权和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滞后。 �

依法行政的"法"指的是由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所形成的全社会都必须普遍遵循的行为准 则。值得研究的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规范，自己执行规范，自己裁决因执行规范而发生的 争议，这种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可以以国家名义强制 被管理者服从，政府官员所从事的行政管理行为拥有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一切有权力 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 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3.公众监督权力没有被置于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公众监督权力是民间的个体的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在监督效 果上无法直接对监督对象的违法后果实行惩治。由于政府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和不可控制性 ，以及司法和执法部门受利益驱使容易产生腐败，使公众的监督权力非常容易流于形式。另 外，公众监督权力在行使的时间上，都是在公共权行使违规后对其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在权 力行使前的预防阶段，行使中的控制阶段，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不愿受到监督，公民个人不知 道情况不能监督，知情者看到监督风险太大不敢监督，社会其它监督机构形不成合力无法监 督。�

4.行政权力过分集中给政府官员腐败埋下祸根。�

行政权的运行采取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机制，在权力运行中"家长制"的现象 十分严重。这种权力运行的异化问题出在权力运用的过程之中：一是在权力的授予环节上， 存在着暗箱政务；二是在权力的使用环节上，信息错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积极介入社会资源分配的做法，导致了企业行为的扭曲。当政府 掌握着资源配置生杀大权时，试图谋取某种私利或特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其首要任务就不再 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到市场上争取，而是以各种手段去拉拢收买控制资源的政府官员和 部门，通过走捷径去获取利益。�

5.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力行为不受人民司法的监督。�

我国的行政监察机关设在政府系统内部，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独立行使行政监察权，其监 督的功能是：保障功能，从权力运行机制内部去规范和制约被监督者的行为；防范功能，防 止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发生；控制功能，对偏离正轨的行为给予及时制止；揭露惩戒功能， 对违法行为按法律规定予以制裁；威慑护善功能，维护、保护、弘扬廉洁奉公行为。但是， 监察权的行使不受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却弱化了这些功能，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 条第4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法》第41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即使由此 引起了行政纠纷，也只能由上一级监察机关或者监察部以复核决定的方式予以最终解决，而 不能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监督的方式解决。这就是说，行政监察机关永远不能成为行政诉讼 的被告。行政权的相对人即使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最终裁决"，也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6.行政权运行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的《行政监察法》虽然对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监察程序、法律责任等作了严 格的法律 规定，但是，其规定并没有解决一级政府组织权力的主要行使者受到监督的问题。《行政监 察法》对监察机关的职能规定是只能对本级政府任命的公务员实施监督，本级政府的领导成 员由上级政府的监察机关实施监察，这就形成了权力行使单位的主要领导在本级监察机关眼 里是垂直上级，对其无权行使监察权，他们只能由上级监察部门对其监察。而他们的上级对 其知情的程度和监察的力度却没有硬性规定，这种监督的后果是给行政权滥用留下了空间。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由行政组织外部的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的同体监督两部分组成 。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内部有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 的监督。这些监督打折扣的原因：一是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缺乏相对独立的权力 和能够与同级或上级组织抗衡的权威；二是监督权处于事后行使，没有进入到权力行使的过 程之中；三是监督主体自身的评价机制不健全，上级行政监督机关对下级行政监督机关缺少 工作政绩的评价机制，一级行政机关发生非法行政的现象，该级的行政监督机关应该受到何 种失职追究不明确。�

7.行政权缺乏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

就我国权力运行过程而言，一个比较突出的弊端是权力和责任相分离，对于权力界 限范围， 权力行使主体如何对自己的权力行为承担责任、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邓小平指出："各 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 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 管 。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0.)缺乏责任制的权力运行机制，极易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在廉政建设中，对腐败 行为的追究基本上只追究当事人，而几乎从不追究当事人的领导责任，只强调领导干部要自 身廉洁自律，而忽视对该组织领导者的责任追究。在用人方面，对违反干部政策，不按规定 行事造成失误的，缺少追究责任的法律依据。对推荐失误，考查失误，任用失误的，难以按 法律处罚。在项目投资方面，资金批出去收不回来却难以依法追究审批者的责任。 �

8.行政权行使程序违法的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行政程序建设的一大特征就是制度化与法治化特色不明朗，随意行政和恣意 行政现象 严重。"(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99-600.) 行政程序，指的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开展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方式、步骤 、顺序以及时限的规则。行政机关和行政权相对人双方对行政程序的认同和遵守是衡量一个 国家行政法治的基本尺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是依法行政的起码要求。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用 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其行为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 法典，办事程序五花八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人民法院判决撤消或者部分撤消，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是目前立法形 式明确地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认定行政程序违法的标准和依据。但是，《行政诉讼法》颁布 至今14年来的相关资料表明，司法审判实践中未出现过一起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消行 政行为的审判。没有这种案例并不能说明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都符合程序规则，相 反，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现象并不鲜见。既然违法，又得不到纠正，原因就在于对行政程序 违法缺乏实质的认定标准，没有法定的标准。�

9.透明行政的法规建设滞后。�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经 常保持同 人民的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宪法的规定，为行政公开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人 民把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当然有权了解政府行使权力的质量和过程。现实状况 是，人民的这种知情权缺少法律保障，政府侵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界定不明确。�

行政监督面临的问题很多，决不仅仅表现在这九个方面，要实现依法行政，这九个方面至少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并研究相关对策。

Ⅲ 行政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行政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强制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但围绕行政强制措施，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上和实务中，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和模糊认识。本文认为，我国的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执法过程中采用的强制性手段，是应行政执法的需要和借鉴民诉法的规定而来。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一方面使行政执法者拥有了排除妨碍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名称不一、形态各异的行政强制措施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留有弹性空间；行政法理论对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强制方法缺乏理性的总结和归纳；法律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时未考虑与既有概念的协调。我国的行政强制措施存在三种形态：执行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一般性强制措施。我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处理思路是不可取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取决于它是否为一个独立完整和已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 形态 思路 可诉性

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经常使用的手段，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但究竟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规范和把握行政强制措施？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却存在许多模糊认识。本文从行政强制立法需要出发，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现行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意义和问题，现有理论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和分歧，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形态及其可诉性等问题展开研究。
一、 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由来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我国现行法上没有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在文字表述上与行政强制措施比较接近的现行法上的概念，有宪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1]，及《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2]，但其含义与现在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通之处。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其形态表现为行政主体对具体事件作单方面处理；二是指抽象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特指县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或命令而规定的各种办法和手段，其形态表现为命令、决定、条例、决议等[3]。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行政措施显然是一个概括性、包容性的概念。仅将其按第一种含义即具体行政行为来理解，仍然是比行政强制措施范围大得多的概念。《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本质上属于针对犯罪嫌疑人和排除防碍诉讼行为的司法行为，与行政强制措施性质截然不同。1989年以前，现行法上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行政强制措施这个概念，但并不表明现行法上没有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方式的规定，更不表明实践中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据统计，1989年以前规定

具体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为数不少[4]，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名称和形态也多种多样。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对人身的强制约束、强制传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带回、人身搜查、人体检查（《海关法》），限制活动范围、强制离境（《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强制隔离、强制立即离境（《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办法》）及人身扣留、强制实施行为、强制进入相对人处所等；限制财产权的强制措施主要有：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征缴滞纳金、强制扣款、强制拆除、强制征收、强制拍卖、以物折抵等[5]。这些具体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正是《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范围的基础。继《行政诉讼法》之后，《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和《国家赔偿法》（1994年）分别将行政强制措施明确纳入可申请行政复议和可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范围之中。《行政诉讼法》颁布12年以来，各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基本沿袭《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的轨迹发展。

根据最新统计，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共10369件，其中法律314件，行政法规1584件，部门规章8469件。在314件法律中，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有33件，占10.5%；在1584件行政法规中，占1.7%。另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函调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中也规定了一些行政强制措施。如河南省制定和批准的329件地方性法规中，有65件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占19.8%；四川省规定和批准的155件地方性法规中，有32件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占20.6%上海市政府制定的500多件政府规章中，有26件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占2%。[6]上述33件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涉及的执法主体有：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和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环保、林业、审计、卫生、动植物检疫机关和戒严机关等。上述71件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涉及的执法主体要有；工商、技术监督、城建、土地、规划、教育、民政、边防、港务监督、渔政、水产管理及商品流通部门。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我国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的行政机关比较多，行政强制措施通常是作为一种行政执法手段被使用的，行政强制措施存在领域非常广泛，存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还必须看到，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政府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集中和突出的社会问题，经常采取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的突击行动，进行专项“治理、整治和打击”，如“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行动，“整顿集贸市场小摊贩”的行动，“扫黄打非”行动，“拆除（城市）私搭乱盖违章建筑”的行动等等。这类集中治理行动，一般都是由国务院或者省、市政府发出通知，实行“严厉查处、有效整治、决不姑息”。在这类行动中，行政机关往往采取超过法定限度和范围的行政强制措施，以收加强打击力度的效果。[7]这类行动往往被看作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手段，并因此而被频繁使用。

通观行政强制措施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形态，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执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行政执法过程中采用的强制性手段，而且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从理论和行政执法的特点上来讲，行政强制措施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当前行政执法难的现实，也使行政执法机关更加偏爱行政强制措施。这也是推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现实原因。

通观行政强制措施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形态，也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行政强制措施作为对行政强制性手段的综合概括，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形态行政强制措施方式？进而言之，各领域单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的强制方式，哪些应归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如何认识行政强制措施，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诉性？
二、 我国现行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意义和问题

由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各个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规定，一般都不直接使用行政强制措施的名称，而是使用最能直观地描述强制手段的语言和叫法，如强制约束、强制带回、限制活动范围、强制离境、强制立即离境、扣留、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扣款、强制拆除、强行拍卖等等。这种形式的规定，既是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使用强制手段提供依据，又是对行政执法实践的总结和对行政执法实践需要的回应。由前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被统计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所占比例，多数远远高于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所占比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离行政执法实践活动越近，对行政执法实际感知越深的法规和规章制定者，越容易规定行政强制措施，与此相反，中央级国家机关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相对比较审慎。

另一种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1990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也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国家赔偿法》和《立法法》规定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规定，都是用行政强制措施概括地指称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名称不一的各种强制手段，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这种规定形式是对单行法规定的名称不一、形态各样的行政强制手段的综合概括，其初衷或目的，是实现对单行法规定的这类强制性手段进行设定上的和复议、诉讼上的制约，并对其违法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国家赔偿。如果说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执法实践需要的回应的话，那么，《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则一方面可以统合名称不一、形态各异并散见于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活动实现对这些强制手段的事后制约提供明确的指向。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规定形式，其意义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强制性手段的规定或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行政执法实践的需要，也与加强行政执法的总体政策思路相吻合，并且符合强制实现法律的方式本身对力度的要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分析，行政执法是实现法律内容的方式之一，行政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必须拥有足以排除各种抵抗或妨碍的强制手段，否则，行政执法将不会形成任何权威，也无法实现行政执法预期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单行法律赋予行政主体采取强制性手段的权力也是必须的。

第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立法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使名称不一、形态各异的行政强制性手段，从属性和特征上被统合到一类“行为”之中，并被置于“行政强制措施”名下，解决了理论上和立法上对该类强制性手段难以穷尽列举的困难，也解决了列举的烦琐和不周延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各单行法律、法规、规章重授权、疏监督的漏洞，并将这类强制性手段置于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经常性监督之下。

第三，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和《立法》的规定相结合，使显得散乱的众多强制性手段有了明确的类别归属，也使《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概括、统合的行政强制措施有现实的依托。两种规定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规定形式，也可以发现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出现的。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实际所指应是行政机关“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自由加以暂时性限制，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8]这种强制性手段源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它或者服务于行政违法案件的查处，或者服务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实现，或者服务于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即时强制的状态，也可能为其他种类的具体行政行为服务。”[9]正是这种强制性手段的服务性，使其容易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相混淆，因为在许多时候，这种强制性手段及其使用是某一特定具体行政行为完整过程的组成部分。从作为方式、方法的强制性手段，到对众多强制性手段概括和统合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如何实现从方法、手段到具体行政行为的转化？现有法律规定和现有理论的解说都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这也是在行政强制措施问题上存在众多歧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既然行政强制措施是对众多行政强制性方法、手段的概括和统合，那么，从逻辑上讲，行政强制措施应该是对众多强制性方法、手段的概念抽象。对强制性方法、手段抽象概括而成的概念——行政强制措施，同被抽象概括的实务原型——强制性方法、手段，在根本属性上应该是同一的。如果不同一，就犯了逻辑错误。如同水果是对苹果、香蕉、桔子和梨等的抽象概括一样，水果同香蕉、苹果、桔子和梨在根本属性上是一致的。学界存在的关于行政强制措施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认识，[10]与上述逻辑环节上的处理不当有关，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行政强制措施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也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强制性方法或手段，多数重授权、疏规范和监督。《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措施重事后监督或救济，而对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建设，通常是鞭长莫及。这就使二者的衔接常常出现问题：法院审理以行政强制措施为诉讼标的案件，常常因为缺少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而难以作出判决，这就给加快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提出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三、 现有理论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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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行政法新论的问题：从行政法产生的角度，谈我国行政权利的现状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应当说是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同步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分散在集中、从低层次到高层级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两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一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它从司法监督的角度有力推进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其中有宣言式的规定条款：具体行政行为违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销；二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开始，《行政处罚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在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程序违法无效的原则上，又进一步确立了保障公民权利与促进行政效率相结合的公正、公开原则，规定了告知、陈述、早辩和听证等程序制度。总体来看，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新宪法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宪法依据。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往往有关于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些规定构成这些国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渊源。我国宪法并没有专门明确规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则，但是，宪法中的有些规定却可以被认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据。例如，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行政程序无法可依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有关国家机关先后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度程序暂行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使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盖面大为扩大。

3、某些行政领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程序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但从局部看，有些领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如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复议程序等。以行政处罚以例，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以及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都作了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此外，还制定了大量专门规定特定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这使我国行政处罚程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则体系。

4、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开始得以确立，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单纯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权功能和保护公民权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认识，其结果，使得我国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益为主要目的、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规则和制度逐步被确立。例如，告知程序、听证程序、回避程序、复审程序等。这种变化表明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5、行政程序制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随着国家法治的发展，行政程序开始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诉讼法》明确地将程序合法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行政处罚法》则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些规定表明，我国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实体法的附庸，它已经获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还比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还存在诸多问题。

二、完善我国行政法的必要性和趋势（途径）

就我国行政法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来看，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根据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也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完善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是改变我国向来重实体、轻程序这一落后观念的必要途径

行政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机统一，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就谈不上行政实体法律目标的实现，甚至还可能带来破坏和其它消极的作用。在行政法制建设的起步阶段，一般地说，行政程序法往往成煤其实体法的附属品，行政程序法远没有行政实体法发达。但是，随着行政法治与民主观念的提高，行政过程中的一切活动，不仅实体上要求合法，而且带必须在程序上合法。行政程序法的兴起和发展，使其具有与行政实体同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违反程序法则，与违反实体法规则一样，都将影响行政行为效力。

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美国，行政法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美国学者认为，“程序法是执行，而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从实际的观点来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过了实体法。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在我国，以往往重实体法，轻视程序法，认为行政行为只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上有所不足，责令予以补政即可，一般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程序法，认为违反程序也是违法。立法上在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同时，作出了适当的程序性规定。其实，从某种意见上说，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如果存在着一些实体规则，但没有好的程序规则去执行，实体规则定是再漂亮，没有程序规则来保障，十有八九是执行不好的，相反，即使没有实体法制，但却有一个良好的程序法律，我们仍然可以实现理想的目标。为什么在执法中经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关键是我们的法律缺乏科学合理的程序设定，以致受该实体法律规范调整的人可以寻找很多对策来对付这个法律，致使法律得不到贯彻执行。有时实体法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程序法可以公平合理地解决好。即使没有一个实体规范，只要有一个好的程序规定，事情仍然可以处理得很好，所以行政程序规范具有独立存原的价值。

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在很多情况下将会影响相对一方的实体效权益，但也有相当一些行政程序，并不涉及相对一方实体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权利义务问题。首先，行政机关不履行程序义务，即程序违法，是行政机关违反法律的问题，就“违法”这一点而言，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并无差别；行政机关违法而不纠正，其危害远较公民违法要严重很多。其次，实际上程序问题也涉及到实体问题。比如，在检查公民身份证时，公安人员必须首先出示自己的证件，这是表示身份程序。是否表明身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影响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立法者设置这一程序，首先是为了体现执法工作的严肃性，也是为了防止假冒，避免社会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利益。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程序的背后都体现着国家的、社会的某种更高层次的利益。

凡是违法行为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切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同样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是发挥行政程序法功能的基本的主要途径

各国的行政程序法律由于其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在功能上表现出一定差异。从理论上讲，现代行政程序法功能有三种：

一是效率型。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其基本功能。这种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律讲究比较少的人力、财力来进行行政管理。

二是控制型。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其基本功能。这种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律侧重于防止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滥用权力。

三是权利保障型。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为其基本功能。这种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律侧重于保护相对各种合法权益，尤其是程序上的权利。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功能类型应当是以效率为基础的权利保障型。学术界普遍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兼顾权利保障和效率两方面。以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来看，应当保障公民的程序权利。但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如果脱离社会利益而过分强调公民权利的保障，就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要把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效率型和权利保障型都是非此即彼的思路，并不可取，“并重型”的具体设想是把效率和权利保障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兼顾权利保障和效率。这样的功能类型既不是完全的效率型，也不是完全的权利保障型，而是介于的选择。立法者应当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考虑每个公民的具体利益应当保障到什么程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处理好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关系，因为效率更多地反映社会利益，而权利保障更多的反映个人利益。处理两者关系的原则是：以提高效率为范围，以权利保障为目标，在效率允许范围内，对权利的保障努力达到“最大化”。

要实现行政程序的上述功能，只有通过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即通过科学的立法，才能构建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只有有了完备的或尽可能完备的程序法，才可能发挥程序法的功能，以保障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实现公共管理职能，同时又最大限度的维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社会进步。

（三）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发挥行政程序制度的积极作用，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为中无处不在的，实体法不通过一定程序，就不可能被实施。为批准某一申请，可以通过几个部门，盖几个章就简明迅速地完成，也可以盖上几十甚至几百个章，使这一程序成为一个漫长的难以完成的过程。对当事人从事一种行为，可以放任，可以要求备案，也可以要求审批，程序不同，效率也不同；对于审批许可，是规定一个月，还是三个月，直接影响行政效率。程序法的作用，就在于将合理的、即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护公民权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简化繁琐的程序，从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2、制约作用。所谓制约作用是指行政程序法能够在程序上对行政机关起制约作用，防止其失职、越权和滥用职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或为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成为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行政程序合法，不等于运用实体法也正确；但是，如果行政程序严重违法，即使运用实体法正确，也将导致行政行为无效。例如，依照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局批准专利权必须经过三个月的公告期。这是批准专利权行为的行政程序。如果专利局不经过公告程序就给予申请人专利权，那将导致该行为无效，即使申请人的发明实际上已符合专利的条件，还是不能获得专利权。第地理与腐败行为等行政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手段。行政违法中的失职和滥用职权等行为，大都与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规范有关。例如，在公民申请某贰权利的程序中由于没有明确的时效限制，就可以为以权谋私开方便之间。处罚程序中缺少说明理由和听证程序，就便于滥用职权。行政程序强调公开原则、参与原则，都对防止腐败起积极作用。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将从制度上制止腐败、违法现象，保证为政清廉。

3、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要靠行政实体法予以规定，还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例如，在行政处罚中设置说明理由，听取意见以至听证、裁决的顺序性程序，就具有避免和减少滥用职权，保障个人和组织法权益的作用。

总之，适应依法治国、建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认为，我国尽快制定“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并对有关单行法律、法规、规章等作进一步的清理，以备在制定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时参考。

参考书目：

1、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

2、林纪东《行政法》

3、赵震江《中国法制四十年》光明日报出版社

4、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5、王名杨《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王名杨《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王名杨《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应松年《行政法新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9、应松年、徐平《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

10、应松年、徐平《涉外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罗豪才《行政审判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应松年、胡建淼《中外行政诉讼案例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4、姜明安《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5、张宗厚《法学更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Ⅳ 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

摘 要： 新形式下，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环境行政执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大大改变了过去那种环境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

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环境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在今后环境监督管理中正确运用行政执法权，应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对症下药，予以改进。

笔者对环境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以探讨：

关键词： 环境执法; 存在问题; 对策

1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l.1法制观念淡薄，影响或干扰环境行政执法。

有的部门领导环境保护法制观念淡薄，使现有的环境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认真贯彻，少数领导甚至利用职权干扰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执法活动。

某些领导，重经济轻环保，为了本部门的利益，不惜用牺牲环境来换取眼前利益。

1.2环境保护法规不完善，给环境行政执法带来困难。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存在不明确、不具体、法律责任不清以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这给予环境行政机关正常行使行政执法活动带来了很多困难。

1.2.1法规制定不完善。

如：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的管理是防止产生新污染源的最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此作了原则规定，核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领域法规还不完备，尚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

而环境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的上下级环保部门职责的划分问题，也就是以什么为标准确定执法相对人归哪一级环保部门管理以及各项环境行政执法权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一级环保行使， 则还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1.2.2执法程序不完善。

由于环境执法程序还不健全，因而在环境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着较严重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环境行政执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采取适当的形式。

实践中经常发生一些对环境行政执法中技术性问题处理不当的情形，如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明、用语不当等，并由此可能引起其他纠纷，影响环境行政执法效果。

1.2.3环境标准不完善。

环境标准是国家进行环境监督管理的技术基础和准则，是环境行政执法的尺度，在环境监督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我国目前已颁布了大量的环境标准，但还不够完善，有的环境标准尚未制定，有的虽有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但无收费规定，等等。

1.3执法机关职责不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环境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责范围不够明确，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以致各个执法机关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在执法活动中自身违法的问题时有发生。

1.3.1环境行政执法范围十分广泛和复杂。

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是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是环境行政执法的主要方面。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具有一定的环境执法任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因而具有一定的资源执法任务和权力，从广义上讲也是环境执法部门。

另外，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核安全管理部门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也具有一定的环境管理职权，因此也应属于环境行政执法的相关部门。

1.3.2越权行政执法。

有环境行政执法权的机关超越其权限，作出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环境行政处理决定，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管理相对人处以本应由人民政府作出的停产治理、责令搬迁、关闭等的处理决定。

而无环境管理权的机关行使环境管理权，如有的地方县委作出停产治理决定，这就违反了环境法的有关规定。

越权行政的现象目前在环境执法中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其危害非常大。

一方面，越权行政打乱了国家环境管理体系，使有关管理机关不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必然降低行政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越权行政于法无据，因而它埋下了环境行政纠纷的种子，成为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因。

1.3.3有些部门违法执法。

如有的地方环境监测站、环境保护公司等部门也实行征收排污费、罚款、发放许可证等具体行政执法活动。

1.3.4少数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少数执法人员不能正确行使行政执法权，有的执法人员不懂法，有的对法律理解不深，对违法乱纪者的违法事实掌握不准，以及调查处理的程序不规范，有的甚至在执法活动中自身严重违法。

由于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环保部门特别是基层环保部门的机构、队伍一直偏弱，存在着一个人身兼数职的情况，影响了正常的环保执法功能。

1.4机构挂靠带来执法难题。

目前，全国仍有不少环保机构，特别是县一级的环保机构仍挂靠在城建系统中的一个部门，这给环境执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这种将环保机构挂靠在其他机构中的作法，使环保机构无法独立行使环境行政执法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些地方环境行政执法流于形式。

1.5放弃职权，以调节代处罚。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部门既负有环境行政执法的职责，也有处理环境纠纷的权限。

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时，有些环保部门只求尽快息事宁人，能过调解使双方达成协议了事，面对环境纠纷中所涉及的环境违法行为，则不予处罚。

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目前以调解代替行政处罚的现象时有发生。

2 措施和对策

2.1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境意识。

提高环境意识是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中许多现在问题的有效手段，其途径是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律意识，特别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的环境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维护和督促环境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行政执法权。

2.2摆正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位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建设无疑会处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

要避免经济冲击环保事件的发生，必须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行事，摆正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位置。

2.3进一步理顺环境监督管理体制。

明确各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职责范围，做到分工负责且密切配合，协同执法。

例如企业向工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及时与环保部门配合，搞好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这样可以促使有环境污染的企业实行“三同时”制度，避免以后产生环境污染纠纷或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4强化内部监督。

明确专门部门负责受理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对环境行政执法方面的投诉，定期和突击开展内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检查执法人员是否公正、廉洁执法。

2.5健全、充实环境保护机构，加强环境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切实加强地方环境保护机构的建设，使其能有效地独立行使职权，使机构没置和人员编制与所担负的任务相适应。

同时，应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善于管理、为政清廉、立志为环境保护事业贡献力量的生力军，不断提高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敢于执法、善于执法和正确执法。

2.6改进执法手段。

在环境行政执法中，必须一改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强硬呆板的做法，应该更多地依靠法制管理手段，使环境管理工作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

当前环境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在日常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困难和问题，本文通过剖析环境执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法制、体制、机制、能力等方面加强环境执法的对策，以达到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环境行政执法;问题;对策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自从《环保法》颁布实施以来，环境保护的各项制度不断的建立和完善，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也不断地向规范化、法制化迈进。

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环境污染从整体上开始得到控制。

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影响环境保护的因素也日益增多，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

加强环保执法，依法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国民经济高效、持续、健康发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现在环境行政执法力量薄弱，执法配套设施不足，执法手段落后以及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不到位等一些原因，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很多的制约，因此加强和完善环境行政执法，提高环境执法效能就变得极为迫切。

一、我国目前环境行政执法所存在的问题

1、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在某些领域仍为空白，而且现有的一些环保法律法规还存在着缺陷，严重滞后于现实的需要，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机制不相适应。

有些环保法律法规不具体，不明确，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甚至还出现矛盾与冲突。

而且法律条文过于原则化，抽象化，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得过于笼统，导致环境行政执法具体操作起来难以落实。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许多惩罚都是象征性的，罚款数额过低。

在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中，禁则多，罚则少，容易导致在环境执法中出现“两高一低”的现象，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导致对破坏环境的不法行为不能给予应有的制裁。

法律赋予环境行政执法的权限不足，环保部门没有行政强制权，对拒不履行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查封、冻结、扣押、没收等行政强制手段，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造成环境行政执法疲软，有法难依，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工作的进行。

2、环境行政执法机构薄弱，人员欠缺。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大量新的环境污染源不断产生，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逐年增多，任务越来越繁重。

但在环保监管工作最艰巨、最繁重的基层，县级基层环保机构设置却没有得到广泛地重视。

一些县区的环保机构挂靠或并入当地的城建部门，大多数基层县区至今还没有建立环境监理机构。

而且环境执法装备落后，基层环保部门现有的环境监测、环境监理的仪器设备严重缺乏、陈旧落后、品种少、档次低，缺少懂得用科学化、自动化仪器设备来实施监测和调查取证的技术人员，导致环保部门很多时候没办法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现场取证，致使一些有力的'证据灭失，给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环境执法力量薄弱，人员不足。

面对不断增多，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现有的执法人员队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环境行政执法任务，只得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使得对排污单位的日常检查次数偏少，范围偏窄。

3、环境执法人员素质偏低，难以胜任工作需要

由于环保执法工作面广，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所以执法人员不但要具备基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而且还应该具有比较广泛的科学知识和相应的业务专业技能。

虽然，现在环保执法人员队伍的总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但环保执法工作的高要求和执法队伍素质偏低的矛盾仍然突出。

问题主要存在于：业务素质偏低，执法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生产工艺、产业政策不熟悉，一些环保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工作责任心不强，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将政府公共权力和执法行为市场化，大搞权钱交易，执法随意。

而且执法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对企业的法律、政策宣传引导不够，执法应急能力不强，对环境应急预案的制定、处置技术缺乏。

在环境行政处罚中也常存在程序违法，适用相关法律法规不准确、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处罚又不规范等问题。

在执法中存在着执法不严，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现象，这些严重损害了环境执法队伍的整体形象。

4、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

当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着错误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由于在干部政绩考核、晋升提拔上侧重于经济指标，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一些地方领导竞相追逐的首要目标。

部分领导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不少领导干部环保意识薄弱，对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认为GDP增长才是硬指标，而环境保护只不过是软指标。

只注重招商引资却忽视了许多引进的建设项目造成新的污染源而对地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特别对一些污染企业只要是当地纳税大户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则为企业挂牌保护不让查，公开限制环保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导致一些“特殊”的污染大户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环境监管。

5、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多头管理，职责不清

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的是统管与分类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

《环保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

而且《环保法》还规定：环保、海洋、渔政、公安、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资源、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但在现实中，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何监督其他部门，拥有哪些监督权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正是在这种执法体制下，由于多头执法，造成执法主体林立，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分散，不利于统一执法并给环保行政执法造成混乱。

特别是有关部门不认真履行职责，给违法者开绿灯，而作为同级的环保部门，却无法给予必要制约。

而且当出现违法问题时，容易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的实效。

二、完善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相关措施

1、加快修改和完善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

要改善和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就必须尽快修订和完善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环保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对一些不合时宜或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法律法规应及时地修改或废除，对存在的环境法律盲点要尽快加以立法，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减少原则性规定，来增强环保法律的可操作性。

加大对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处罚标准，以解决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的倒置现象。

并赋予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相应的行政强制权，如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没收、责令停产等必要的强制措施。

2、充实和健全环保执法机构，提高环保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充实和健全基层环境保护机构，县级以上必须要单独设置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落实环保执法工作的经费，增加环境执法人员的编制。

严格把好进人关，择优选择一批年轻化、知识化、能力强、能吃苦的人进入环保执法部门。

改善环保部门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

增加他们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洁意识。

大力推进执法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做到文明执法和规范执法，树立良好的环境执法形象。

对执法人员的环境业务知识和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逐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和先进环境监测、分析、检验仪器设备，提高污染源现场快速监测取证的能力，为环境执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3、落实地方领导环保政绩考核，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地方领导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要确立“绿色GDP”的概念，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要在制度上将环境保护列入各级领导进行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将环保指标作为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指标来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推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和“环境保护问责制”，凡是环境质量达不到标准要求，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官员，不得晋升提拔，甚至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促使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切实增强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自觉性和紧迫性，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4、理顺环境执法主体体制，加强环境监察力度

首先要统一环境执法主体，明确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各个环节中的环保职责和执法责任，把本应属于环保主管部门而又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环境执法权尽量集中到环保主管部门。

凡是涉及到执法主体较多，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分散的污染问题，环保部门要与相关执法部门形成各尽其职，齐抓共管的协作配合机制。

加强环境监察力度，对主管环境违法案件徇私枉法、包庇纵容、推诿责任、查处不力而造成严重后果的部门，要追究其主管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环境保护部门要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省级以下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的任免，由上一级环保部门来决定，地方政府只能提出建议和意见，这样可以避免地方领导干预环境执法工作，有利于环保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