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大臣

① 清政府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宪政运动的有什么积极意义

清末新政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占领北京，清廷不得不亡命西安。这是继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廷亡命热河后清政府受到的又一次奇耻大辱。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清朝从最高统治者到文臣武将比以前清醒了许多，他们终于认识到，要对付外国侵略，挽救国家危亡，非变祖宗成法不可了。 清廷亡命西安之时，就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变法上谕。上谕说：“法积则弊，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所以，“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世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义和团档案史料》第914—916页。)”。同年10月2日清政府又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布文告，再次强调要挽救国家，非变法不行。文告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且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应该说这是清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得出的肺腑之言。 那末，清末政府有哪些内容呢？ 经济上，新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步措施。 1903年9月，清政府成立了以载振为尚书的商部（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措施。 1903年11月，商部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其中指出：“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41页)”，也就是说，清政府明确提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对经营工商业者的奖励办法：凡能集股五十万元至五千万元经营工商业者，分别奖以议员或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位，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 1906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给商勋章程》；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进一步鼓励资本主义工业商的发展。 文化上，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步骤。内容如下： 废除科举。1901年8月，清政府下令从1902年起，科举考试不再用八股文。到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奏，痛切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63—64页。)”。清政府乃令自1906年起废止科举。 广设学堂。还在1901年9月14日，光绪在上谕中就明令各地兴办各级各类学堂，上谕说：“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83页。)”。清末大办学堂，成效不小。1909年，国内各类学堂约为5．7万所，学生160余万人(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7)。到民国元年，全国学校达到87，272所，学生达到293．3387万人(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367页)。 鼓励留学。早在1898年，杨深秀、张之洞就提出了鼓励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建议。如张之洞所言：“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第974页。)”，并指出派遣留学生以到日本为宜。这样，到1903年10月清政府就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对留日学生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正是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清末形成了一个留日高潮。1901年留日学生仅为274人，以后1902—1909年分别达到608人、1300人、2400人、8000人、12000人、10000人、3000人，1906年为其顶点(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8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还大力倡办女学。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师范学堂，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官办、民办均可。官办女子师范学堂的经费由地方筹备，对读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以优惠，“女子师范生无庸缴纳学费(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下册，第811页。)” 军事上，清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措施。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新军最先练成。为了培养近代军事人才，清政府除下令在各省没武备学堂外，从1904年起还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近代军事技术。 由清末新政的上述内容看，它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发展。 新政在经济上所采取的鼓励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比戊戌变法时所采取的措施要深刻、持久得多。特别重要的是，新政大力提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的一个巨大冲击，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清末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的主张。以科举而言，康有为主张：“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36页。)”。梁启超上书光绪，请求“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39页。)”。张之洞也正确地指出：“变法必自变科举始(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980页。)”。总之，他们无一不是主张变通科举，而没有提出废除科举。因此，戊戌变法的文化措施也就只是：“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但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考试制度，这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清末新政中，发展女学也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中国几千年来，妇女处于低下的地位，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女中英杰寥若晨星。虽然戊戌变法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等提出了开办女学的主张，但其主张未能实现。清末新政中则大力创办女学，女学的创办就为中国妇女的最终解放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妇女的解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如傅立叶所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第300页。)”。 清末新政的军事措施，同样是戊戌变法措施的继续。戊戌变法只是提出了重练海陆军，而清末新政的军事措施则完成了这个任务，首先练成了北洋六镇之师。 清末新政的十分重要的内容还体现在政治变革上。通过清末新政自上而下的改革就逐渐地变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君主立宪制。 清末新政之初，仍然带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胎记，因为在1901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中还明确地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义和团档案史料》第914页。)”。 但是，事实是最好的老师。1904——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随着战争的进行，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向了日本。最后，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终。在这样一个不可移易的事实面前，清朝上下震动，同时也很自然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之大，人民之众远在日本之上的诺大的俄国竟然鹿死日本之手？思考的结果是：日胜俄败，原因在于政治体制，这是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清政府看到：要拯救国家，非顺应世界大势，改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不可。这样，清末新政中政治体制改革就很自然地提上了日程。 如果说在日俄战争前中国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还只是辽阔中华大地上的几声微弱的呼唤的话，那么，到了日俄战争之时，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特别重要的是，这种要求成了统治阶级中许多人的共同呼声，这就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充要条件。 1904年6月，张謇致信袁世凯，要他支持立宪，他在信中指出：“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转引自：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53页。)？”1904年，林绍年也奏请清政府，“尤有所最要者，则无如改专制为立宪法(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8页注②。)”。1905年2月29日，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又奏请：“变法大纲，似宜仿效日本(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10页注③。)”。岑春煊指出：“无论何种政体，变迁沿革，百折不回，必归于立宪而后底定(《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第498页。)”。端方痛切指出：“假如在商旅不通，各自孤立的古代，国贫民弱还尚能立国的话，那么在列强林立，弱肉强食的今天，不能自存，即将灭亡，不能夺人，即将为人夺，断无苟且偷安而可图生存者。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战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专制政体之国万无可以致国富强之理由也(《端忠敏公奏稿》卷6。)”。袁世凯也正确地指出：要挽救国家，“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之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听其自然，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势不至今之朝鲜不止(转引自《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第64页注@20。)”。 在上述情况下，慈禧为首的清政治顺应时代潮流，为在中国实行宪政做了许多工作。 1905年12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到日、英、法、比、美、德、意、奥考察宪政。五大臣在1906年奏请立宪，他们力陈立宪之好处：“宪法所以安国内，御外侮，固邦基，保人民……且立宪政体，利君利民，独不便于庶官也。……保邦致治，非此末由。……伏愿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转引自：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55页。)”。他们带回大量政治书籍，编成《列国政要》及《欧美政治要义》，供立宪参考。 接着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谕旨首先指出为什么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因为“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指出，因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需作多种准备，故不能仓促立宪，所以只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62，第438页。)”，而当务之急是改革官制。看来清政府是下定决心立宪了。 在清末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央官制的改革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把它作为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条件之一。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雷厉风行，对沿袭了200多年的清代官制进行了改革。 人们对清末官制改革多持否定态度，笔者不以为然。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为指导思想的，这在1906年11月7日奕劻、孙家鼐、瞿鸿■给皇帝的关于官制改革的奏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奏疏指出：“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接着，奏疏深刻指出：中国“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一则权限之不分……，一则职任之不明……，一则名实之不副(《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77页。)”。 正是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官制的弊端，奏疏中提出了三条对策，总的目的是“以清积弊、定责成、渐图宪政成立为指归(《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77页。)”。具体办法是： 第一，为改“权限之不分”的状况，故“首分权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拟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77—5578页。)”。 第二，为改变“职任之不明”的状况，故“分职以专任”。建议将政府各部门分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各部设尚书一人，侍部二人(《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78页。)。 第三，为改变“名实之不副”的状况，故“正名以核实”。将巡警归为民政部；户部更名为度支部；兵部更名为陆军部；刑部归于法部；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78页。)。 慈禧及光绪除了对奏疏中提出的改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的意见不同意外，对这次中央官制改革的其余办法均表赞成。光绪在上谕中再次强调改革官制的目的“原为立宪始基，实行预备(《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79页。)”。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次改革一改自隋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变成了近代国家机构。重要的是，这一改革体现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进步原则，这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个大大的限制。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近代化。 清政府也对地方官制作了改革，在此暂不论列。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绝非掩人耳目的把戏，而是实实在在为立宪作准备。 在上述中央官制改革的奏疏中，奕劻等提出了应该设立资政院作为议院预备的主张，清政府并未徒托空言。因此，1907年7月20日，光绪颁布上谕指出：“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736页。)”，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因此，到了1908年7月8日，资政院章程正式颁布。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成立于北京。 同时，清政府也在地方为实行宪政作准备。发布设资政院上谕不久，光绪又在1907年10月19日发布上谕，要求在各省设立谘议局。谘议局的作用是“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749页。)”。1908年7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到1909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谘议局相继建立起来了。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君上大权”及“臣民权利义务”。 “君上大权”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宣告戒严之权；爵赏及恩赦之权；总搅司法权；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79—5980页。)。 “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法律规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规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臣民按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580页。)。 许多人把《钦定宪法大纲》说得一钱不值，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离事实实在太远，是完全错误的。 我认为：《钦定宪法大纲》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制定的一个体现君主立宪精神的宪法纲要，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政治成果。 《钦定宪法大纲》吸收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合理成份，体现了三权分立精神。《大纲》明确规定：“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搅，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79页。)”。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及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事件。 《钦定宪法大纲》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钦定宪法大纲》前言中就明确指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80页。)”。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中再次明白无误地指出：“上至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78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宣布，是对中国千百年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极大冲击。 《钦定宪法大纲》限制了皇帝的权力。《钦定宪法大纲》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紧接着明确规定：“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80页。)”。《钦定宪法大纲》虽然规定皇帝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但是“唯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80页。)”。又，在与《钦定宪法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980页。)”。也就是说，经济大权在议院之手而不在皇帝之手。 《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义务”的规定，也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大纲》以法律形式明确宣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到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总之，我认为，《钦定宪法大纲》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法律文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纲要。 这样，从清末新政的政治改革措施来看，它标志着清政府倡导的主要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洋务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主要学习“用”发展到“体”“用”兼学的新阶段。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学习西方，认识西方的一个质的飞跃，中国学习西方终于从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发展了。 顺便谈一谈与本文有关的洋务运动的分期问题。以笔者浅见，洋务运动从广义上说，就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科技等诸多内容。笔者以为：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预备立宪”上谕，把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最终提上了日程，、这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了一个质的飞跃阶段。故笔者以之作为洋务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称为前期（早期）洋务运动，在此之后的洋务运动称为后期（晚期）洋务运动。晚清洋务运动从1861年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终，中以1906年为界标，图示如下：(附图) 章开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清朝最后十年政治体制和政策措施的更改之大，远远超过前此二百五十余年(转引自：宫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他说的正是清末新政。 笔者正欲停笔之际，列宁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根据列宁的科学论述，结合清末新政的实际，笔者认为：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推动清末新政的人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应用于中国政治舞台，试图演出君主立宪的政治剧，当这在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清末新政在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其作用不可低估。 总之，清末新政是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面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②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③ 议会内阁制是什么制度

内阁制：总揽国家行政权力的内阁在议会的基础上产生，并对议凳亮洞会负责。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内阁首脑，组织内阁。

内阁受议会监督，议会对内阁不信任时，可以倒阁。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元首名义上代表国家，但是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与内阁制不同的有总统制和君主制。

严格来说，『内阁制』应称之为『国会制』或『议会内阁制』。议会内阁制是以议会（国会）为权力核心，行政系统受议会的节制，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政府（内阁）则对议会负责。

而且不同于总统制的制衡理念，议会内阁制的基本原则是责任政府但个别之阁员需对议会负责，内阁整体亦需对议会负责。

(3)立法大臣扩展阅读：

内阁制特性：

一、 行政、立法（指立法创议权，提出的法案要经过内阁审议、表决）合一，而非明显之三权分立，而且无总统制式的制衡机制。

二、 国家元首与行政首长分由两人担任。因为历史传统与个别制度差异，其名称并不固定。国家元首有的称之为国王，有的称为总统，也有的称为大公（如卢森堡）或亲王（如列支敦士登）。至于行政首长则多称之为首相或总理。

三、 行政首长的产生是建立在议会的同意之上，并对议会负责。行政首长及阁员通常可兼任议员，（但有些国家规定不得兼任），并得因议会的不信任而去职。因此阁揆的任期较不固定。

四、 元首发布命令时，需经行政首长或有关阁员副署，以明权责，其责任则由副署者承担。无副署者，则元首之政令不生效力。因此元首的角色实系“统而不治”。

五、 国家元首平常主要键吵承担仪式性任务。但是当国家发生紧急危难，得超越党派，任命新的行政首长，或宣布行使紧急权力，保护国家渡过危难。因此国家元首虽然不经常行使权力，却仍拥有象征性权力或保留之权力。

六、 行政首长系由间接方式产生。通常系由人民选举国会议员，再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行政首长。至于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则多系以君主继承（立宪君主国家），或间接选举（共和体制国家）方式产生，但亦有采取直接选举者。

七、 议会通常有“倒阁权”，内阁通常也有“国会解散权”，但亦有特例。此二权限使议会内阁制下的议员党性较强，党纪亦较易维持，因为如果执政党议员对内阁决策不表赞同，导致“倒阁”，议员即需重新面对大选。

八、强调议会至上。在内阁制度政府制度下，议会处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组织内阁和监督内阁的权力。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向议会负责。内阁首脑和部长（大臣）需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并接受议会监督。

九、内阁组成独特。在实行内阁制政府制度的国家，内阁由议会（下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或构成多数席位的数党联盟组成。议会中的多数党或数党联盟即为执政党，其领袖受国家元首委托而组阁。

受命组阁的政党领袖多为内阁总理或者首相，依据法律规定由国家元首任命。内阁总理或首相是政府首脑，不兼任国家元首，负实际责。

内阁总揽行政权力。在内阁制政府制度下，内阁系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政府首脑执掌实权。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政府首脑，利用自己的党在议会中占多数控制议会，实际上又掌握着立法权。

内阁成员必须同时是议会的议员。他们既在政府中负责某项行政工作，又在议会中参与立法活动，因此往往出现内阁控制议枣枯会的局面。

政府对议会负责。在内阁制政府制度下，政府对议会负责，接受议员的咨询解释政府的政策或内阁的决定。当议会对政府的政策或政治行为赞同时，政府方能继续执政。

当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或者否决内阁的信任方案时，内阁必须总辞职，或者由政府首脑提请国家元首下令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由新议会决定内阁的去留。

若在野党议员不支持本党之决策，转而支持执政党，则无异将使本党失去执政机会，同时也可能因选民背弃而遭致落选。基于此，议会内阁制通常有较强之党纪及较完善之政党组织。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内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