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道德罪

『壹』 法律角度和道德层次分析许霆案

法律的规定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最低底线。

法官在做判决的时候肯定会加入个人的主观因素，只要他是个人就会讲求人情味，很多法律只规定了一个判决的范围，需要运用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做出最终的判决。

“许霆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利用银行ATM机出错取了十几万，一审判了他无期徒刑，二审只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这个就是根据实际情节量刑过重，法律讲求人情味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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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改判，许霆由无期徒刑减到五年徒刑，减刑幅度很大，但大多数人仍不认可这个结果。

面对这样的反馈，如果说“司法和民意、舆论都没胜利”，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司法方面，做出来的判决而不被主流民意承认，总会有点不尴不尬的意味，昭示着司法与社会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分歧或“撕裂”状态。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案件似乎已经产生了“多赢”的实效。许霆个人和家庭不再面临随“酷刑”而来的悲怆境遇；司法面对舆论的汹涌冲击大步“后撤”，也赢得了“正视民意”、“表现出人性化”和“灵活性”等正面肯定之辞；

还有另外的类似案件，已被重判的服刑人可能因此案的“类推”而获益；因“技术故障”而涉案的后来者，将从此案后免遭灭顶之灾。如果以“无罪诉求”不被法庭接受论，民意的确没获大胜，但承认面对司法民意有所小胜，这一点还是客观的。

所谓的“胜败”都是相对的，讨论“谁胜谁败”的意义并不大。民意、媒体和司法、法律在“博弈”，这个博弈过程的产生和发展才具有重要价值。

曾有一种声音这样教训媒体和民众：舆论不得“干预司法”；“司法不应屈从民意”….而如今，许霆案的议论者告诉全体国民：国民就该“教训”司法，司法与法律最值得大家来教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启迪。不被国民教训的司法和立法，即不属于国民所有；罔顾民意民智的法律，害怕舆论的法庭，那算什么东西。如果国民只有被司法整治、教训的份儿，它只是强加于国民之身的破烂而已。

今后，“事外人”必得更积极地通过媒体和各种舆论渠道去“干预司法”，这种干预将逐步使司法摆脱和避免“私法”的性质而成为属于国民的“公法”。

许霆是网络时代的幸运儿。此案放在前些年，被这样多的人关注、研究、议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司法独立”，即无所顾忌地草菅人命、滥施酷刑而不被大众了解和批评。

技术进步的确在改良我们的社会生活，改变了许多人的厄运---如果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现有技术运用于民主与法治，我们将聆听更多更强的福音。

更有一种不曾挖掘的深层含义：国民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并空前活泼灵动。当年一个“国家利益”大词就能令社会全体噤若寒蝉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人们，当听到“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财产”等强势话语时，不再立马就像遭了霜的茄子，他们立刻就联想到可以和强势话语“分庭抗礼”的理由，将重要概念涉及的事物放倒新标的天平上度量一番。

在和“国家”、“财产”相对的那一端，他们摆上的是生命、自由、和社会正义。从悄然无息到民意汹涌，到重新度量，一种称得起“革命”的状况发生了。

不仅如此，中国公众还在“议案”中还表现出了理性与精致。道德提醒与道德谴责---民事纠纷与民事责任---刑法应用与刑法面前平等，“主流民意”竟然对此认定的层次分明、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