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时期立法活动

1. 题目:评述中国古代立法指导思想的发展并列出历朝立法成果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

陈建华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

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

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

立法活动：

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

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动

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

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

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

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

立法活动

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

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

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立法活动

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

2、汉律60 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立法活动

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

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

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

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

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

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

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立法活动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

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

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

（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

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

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动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

（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活动

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

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2. 唐朝法治史

中国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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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一、《谨余耐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

《武德律》共12篇500条。

(2)《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

《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

注意：《贞观律》的修订长达11年时间，对《武德律》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

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

《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永徽律疏》的颁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2)疏议：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惰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

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祥春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议的毁知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3)历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第二，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

(1)定义：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2)渊源：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

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

《唐律》名例疏议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

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 *** 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

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

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

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

(1)分类：《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

“谋杀”指预谋杀人；

“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

“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

“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

“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

“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2)处罚：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

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

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

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

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2.六赃

(1)定义：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

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

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

(2)分类：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

《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

《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

《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

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

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

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盔罪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徒刑2年。

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

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

(3)影响：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

(1)定义：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

(2)具体规定：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

”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3)评价：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斩、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1)定义：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

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 *** 等。

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循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

(2)处罚：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

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3)缘由：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2.自首原则

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

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

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

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

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

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

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

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

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规定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

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

《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

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轻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

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3.类推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

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

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已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杀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

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

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

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4.化外人原则

化外人即指外国人。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 *** ，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法合一”的特点

唐朝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

如同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维护了唐朝统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

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

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

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

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

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

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

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

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

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

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说：“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

”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

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

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

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

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

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

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

唐代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

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并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

在复审中，如发现疑案、错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驳回原审州、县重审或复判，死刑则转送大理寺重审。

刑部还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

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忠实履行职贵，位高权重，可称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

由于侍御史在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为其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

唐代时以“道”为监察区，全国共分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品级虽低，但权力极大，是皇帝设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

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

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机关

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

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

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

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二)诉讼制度

1．刑讯制度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

唐律规定，审判时“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也就是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

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公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

(2)刑讯方法。

首先，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贵任。

其次，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

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

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贵任。

其三，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

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对上述两种人，唐律规定“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必须有三人以上证实其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2.仇赚回避原则

唐代回避制度称作“换推”，指在审讯过程中，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均须调换回避。

司法机关在接受诉状后，就开始进入审讯程序。

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妨碍公正审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也就是说，若承审官与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准许更换承审官。

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复奏

死刑复奏制度是指死罪判决的执行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行刑。

这项制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正式确立，至隋朝确定为死刑须经“三复奏”方准执行。

唐律对此作了更加详细而严格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及部曲、奴婢杀主等死刑判决只经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

违反上述规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要判处流刑，3日期限末满或过限行刑者处以杖刑至徒刑。

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严格，须经过“五复奏”。

这项制度表明唐代对死刑的审慎态度及皇帝对死刑权的牢固控制。

3. 哪个朝代的法律最完善

唐代的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最高顶峰，其中《唐律疏议》《永徽律》是中华法系的瑰宝，后世代的封建王朝均以此为范本，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就是以中国唐朝的《永徽律》为蓝图。
《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勤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做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唐律不仅影响了中国世代封建王朝，而且影响了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封建律法，是形成中华法系的渊源。法系是西方法学家发明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一个（超过一个国家以上的）地域所遵循的共同的法律制度。
在历史上，以唐律为代表的整个东亚，包括当时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都在适用这样一套法律制度，所以西方人把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律称为“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是世界法律文化中很独特的代表，最能够体现中华法系内容、结构和原则特点的恰恰就是唐律。
唐律开先河提出了和离制度，并且应用于实践，虽然与盛唐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但也是中华法律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和离制度赋予男女双方对不和谐的婚姻提出解除的权利，不需要特别理由，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相当于今日之协议离婚。
唐代名臣颜真卿为抚州刺史时，有邑人杨志坚妻，“以资给不充”为由，向其夫索求离婚书。杨志坚赋诗一首代替离婚书，“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颜真卿予以判离。也有因女方父母病重，女方提出离婚，归养父母者。唐初刘寂妻夏侯碎金，其父“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获得离婚。还有因男方得重病恶疾，无法共同生活，而提出离婚者。唐文宗大和七年，右庶子吕让的侄女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子。然自开成三年萧敏“心疾乖忤”，即患上了精神病，故女方提出离婚，获准。和离的原因有很多，女子主动要求和离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大量的史实事例表明，唐代女子在解除婚姻关系过程中可以处于主动地位，这既是法律明文授权，又是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对于事实婚俗的确认和肯定，唐代女子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是高于其前代后世的。这也是盛唐文明高度发达在婚姻领域的表现之一。
唐代女子的地位提升的最大证明是出了第一个女皇帝，这在前世和后世封建制王朝中再没有出现，不论是之前的吕后还是之后的慈禧，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敢逾越封建礼制，奢望成为皇帝。慈禧为了巩固权力，防止皇帝成年亲政，甚至屡次立幼年皇帝以逃避封建礼制的制约。
敦煌文书三件放妻书样文来看，“和离”在唐代社会确实较多实行，而且丈夫还有对妻子和离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送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初唐、盛唐时期，与蕃邦异国交流繁密，社会风气中自由开化之风很浓。在婚姻领域，政府诏令鼓励女子再嫁，很多“文君新寡”式的女子多次再嫁，勇敢地追求幸福，而且社会对待她们也并无歧视。旧唐书中记载，“崔绘妻卢氏，幽州范阳人也，为山东著姓。”，“绘早终，卢即年少，诸兄常欲嫁之。”求婚的是工部侍郎李思冲，足见当时丧偶女性在婚姻上尚不像后世那样受人歧视。
高宗永徽年间，唐宗室楚王李灵龟薨。其妃上官氏的兄妹劝上官氏改嫁他人时说：“妃尚年少，又无所出，改醮异门，礼仪常范。” 由此可见，年少无子改适异门在盛唐时期并不是不遵礼法的行为，而是一种被礼仪所准许的正常行为。
但是，“从一而终”在唐代中后期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确切地说是官方宣扬的思想。“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的条款，这是对于守节妇女守节之志的肯定与保护，也证明立法者对于妇女守节的支持态度。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具有非凡价值，是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史上也是最先进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一准乎礼”的原则之下，又表现出对现实民间婚姻习俗与婚姻状况的尊重认可，特别是个别富于人性化的规定，如“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又如，“和离”制度等都是规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都是将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区别与前后各朝各代的婚姻法律制度，最大限度表现了唐代立法思想的开明和先进。甚至抬升了整部唐律的价值，使一部刑律为主的法典闪现出民法性的光辉。
唐代以后的历代律文中，关于婚姻法律制度的规定都没有如唐律的先进思想，这与唐代以后理学发展儒教兴盛有莫大干系。但仅以法律先进性而言，唐律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法，而其中最先进者，以婚姻法律制度为最。唐律的成功在于开明与兼容，过多的限制只会导致沉闷。生活需要活力，婚姻法律制度为生活而制定，又怎么可以缺少活力呢？这种活力应该也只能来自思想的碰撞与共存。任何大一统的思想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活力。唐代婚姻法律立法思想不仅循礼而行，而且承认民间婚俗所默认的现实。
唐律对外国人的准据法进行了先进的立法
唐律“化外人”原则，“化外人”原则是指：按照中国传统说法，不受中华文明的都是教化以外的。所谓“化外人”就是现在的外国人，“化外人”原则在强调：唐代是一个中外交流的频繁的时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进行交易，进行各种生活，这就不免产生矛盾，发生矛盾就需要适用法律，唐王朝为了体现开放性，确定“化外人”原则。
“化外人”原则规定：如果两个外国人，共属一个国家，他们在当时的唐王朝统治的中国发生纠纷，唐王朝官府准许适用本国法律来解决纠纷，叫做“依其本俗法”。如果两个化外人，分别属于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化外人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就要按照“属地”原则。就要适用唐王朝的法律。适用这样一种规则，来尽可能体现法律的公平。这样既维护了主权原则又体现了公平原则，又适用了开放的社会局面。所以唐律所归纳总结出的原则，即使对今天的司法实践，也有许多借鉴原则。
这样的古代法典原则，到了明律以后就改变了，大明律就规定，只要是化外人，不管是否一国，只要在明王朝的统治地域内，一律适用大明律。大明律变成单纯的“属地”原则，抛弃了唐律先进的化外人制度。

4. 唐律疏议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

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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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八议列于唐律的哪部律典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唐初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制定《武德律》，于武德七年(624)颁行，是为唐律草创时期。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酌隋律，对《武德律》加以修订，于贞观十一年颁行，是为《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有所减轻，律条也比较完备，为《永徽律》所本，是《唐律》的奠基时期。

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修《永徽律》，翌年颁行。《永徽律》凡十二篇五百条(一作五百零二条)。其篇名及主要内容为：①《名例》，阐明唐律基本精神与立法意图、原则，相当于近代刑事法典的总则。其中规定五刑、十恶、八议、自首、过失、累犯、共犯、时效、并合论罪、责任能力、对外国人犯罪的处理原则以及法律用语的解释等。②《卫禁》，是有关保卫皇室宫殿、庙、苑和州镇城戍、关津要塞与边防安全的法律规定。③《职制》，是关于官吏设置、失职、贪赃枉法、违犯礼制、毁损公物和交通驿传等方面的规定，类似近代刑法分则与行政法规。④《户婚》，是有关户籍、赋税、田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民法分则、土地法、婚姻法以至户籍法、劳动法规。⑤《厩库》，是有关公私牲畜的养护、仓库管理、官物的保护和出纳之法，相当于近代行政法规和民事的赔偿规定。⑥《擅兴》，其前半部属于兵防，后半部属于工程，是有关军队征调、指挥、行军出征和兴建工程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兵役法、军事法规和工程建筑法规。⑦《贼盗》，类似近代刑法分则。“贼”指贼害，包括反逆、谋叛、杀害人命、掘墓残尸、造畜蛊毒等；“盗”谓盗劫，概括偷窃、强盗以及略诱、拐卖、赃物等。⑧《斗讼》，分斗与讼两部分，是关于斗殴、杀伤、保辜、诬告、教唆诉讼、投匿名书、违反诉讼程序等的处刑，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和刑事诉讼法范围。⑨《诈伪》，规定对诈欺和伪造的惩处，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的范围。⑩《杂律》，是拾遗补阙，将不能归纳于某一类的犯罪行为，汇成一篇，包括国忌作乐、私铸钱币、奸非、失火、赌博、借贷、雇佣契约、商品价格与质量、市场管理、堤防、水运、医疗事故、城市交通、公共危险等项。(11)《捕亡》，是追捕逃亡罪犯及有关事项的法律。(12)《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囚禁、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

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
篇名依次是：第一篇名例，是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第二篇卫禁，主要是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要塞方面的规定。第三篇职制，主要是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第四篇户婚，主要是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规定。第五篇厩库，是关于牲畜、库藏管理方面的规定。第六篇擅兴，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方面的规定。第七篇贼盗，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第八篇斗讼，是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方面的规定。第九篇诈伪，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规定。第十篇杂律，不便编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归入此篇，包括买卖、借贷、市场管理以及奸情方面的犯罪。第十一篇捕亡，是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第十二篇断狱，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图书馆藏宋到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

右图为《唐律疏议》书影（元刻本）

《唐律疏议》——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

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新版版本:

《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三十卷 唐•长孙无忌等编。中华书局1993.9北京二刷，以上图藏滂熹斋残宋本、北图藏滂熹斋残元大字本、上图藏滂熹斋元刻本、北图藏滂熹斋元至正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清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孙星衍刊《岱南阁丛书》本、日本文化二年乙丑（1805）官版本为主校本，以北图藏名抄本、上图藏清兰陵孙星衍覆宋抄本、北大藏清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曲阜孔氏钞本、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曲阜孔氏钞本、清诸可宝重刻本、江苏书局本、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沈家本重校刻本、民国《四部丛刊》本、民国《万有文库》本、民国《基本国学丛书》本为参校本，并参考敦煌和吐鲁番唐写本残卷及相关文献排印而成，32开本。

6. 结合史实论述唐律的历史地位(l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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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目录

唐律一词的由来：
唐律包括哪些：
唐律的介绍
编辑本段唐律一词的由来：
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
编辑本段唐律包括哪些：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永徽时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编辑本段唐律的介绍
《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贞观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永徽律》是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某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响。

7.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