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框架化解基层矛盾
①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法治是国家机关有效管理与优质服务、社会组织有序管理与优化服务、社区有效自治与优良服务的基本依托。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关系到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实现。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方式的大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信访维稳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也是领导干部在维稳工作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更是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
（一）准确定位,规范信访秩序，实现信访工作理性回归
坚持规范信访事项和规范信访秩序相结合，规范信访事项是规范信访秩序的前提，要想规范信访秩序，必须规范信访事项。凡是明确有法律渠道和主管部门的诉求，都不应作为信访事项受理登记。
拓宽向群众宣传政策法律的渠道，告知其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的有关规定。如果把不是信访的问题引入信访渠道，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还误导了群众。在畅通信访出口上做实做强，使大量被误导进入信访渠道的上访人，通过教育引导、法律告知引导其退出信访渠道，选择法律途径解决诉求。
（二）强化法治，把信访事项导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
破解信访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逐步把信访事项导入法治框架、法律渠道，依法解决问题。
具体来讲，一要依法解决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符合解决条件的，一定要做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二要依法教育疏导，综合运用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化访为诉、进入程序、依法处置等措施，把涉访人群导入法治框架内解决问题。三要依法惩戒处理，对无视法律权威的违法上访行为，要用法律方式依法处理；对把上访当成诬告、陷害、诽谤渠道的，要强化法律告知，依法追究责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四要依法终结信访，坚决维护三级终结的权威；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律按法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程序处理，并结合各部门的纪检监察监督、法制工作监督，强化纠正错误，规范执法行为，坚决维护法制权威，维护法律尊严。
（三）正确引导舆论，淡化信访宣传误导，强化法制宣传教育
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对信访群众的导向作用，客观报道宣传信访政策法规，提高群众对信访的正确认识，引导信访群众依法信访。
淡化对信访特别是越级信访促进问题解决的宣传，不过分夸大和渲染信访的作用，大力营造依法解决问题的舆论氛围，从思想上消除涉访当事人对信访渠道过高的价值预期，引导其自觉选择司法解决途径，在法治程序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通过对处理违法信访行为等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以案析理、以案说法，有效震慑违法，努力营造依法、理性、有序信访的良好社会氛围。坚持把宣传政策法律和教育引导贯穿于依法治访的全过程，注重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强化法律告知、释疑解惑，教育警示群众防范违法犯罪，实现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强化源头治访，把涉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县级以下
信访问题的解决和防范关键在基层。要紧紧抓住县级以下有关部门这个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和防范源头：一是把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解决在源头。二是增加县级以下有关部门化解矛盾、依法解决问题的层级，从村组、社区到乡镇、办事处、县区有关部门来真正了解实情、层层化解矛盾。三是对涉访违法行为也要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解决在县级以下。要坚持法制原则，以“合法”还是“违法”作为定性标准，不要纠结于是否为“上访人员”、“特殊群体”,防止违法行为的逐步升级。四是强化责任追究,及时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更好地从源头上发现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② 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什么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而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矛盾，可以较少留有后遗症。面对矛盾，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善于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是非，用权利义务思维分清对错，在法律框架内明确权利、界定义务。
对进入法定渠道的矛盾问题，要严格依据事实、法律，公开公正处理，以依法解决矛盾问题的实际成效，让群众体会公平正义、信服法律权威，从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其次，要善于与人民群众理性对话，善于与不同意见的当事者协商，做到合法合理、合情合理，只要政府理性平和、真诚对话、协商执法，人民群众也会理性、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至于采取极端的行为，很多矛盾就不会升级、不会激化，更不会爆发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另外，法治的权威性，需要所有人员敬畏和尊崇，对矛盾纠纷，依法达成的协议、依法作出的处理结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百姓都要一起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应严肃追究责任。
同样，如果有人在合法合理诉求解决以后无理取闹甚至聚众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也要依法严肃处理。只有建立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规则和机制，才能树立法治权威，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2)法治框架化解基层矛盾扩展阅读
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这是最低最基本的层面。全社会成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法治意识、观念，才能够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权利意识，又要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除了相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则要有法治的权力观，以及带头守法、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的职责意识。
二是法治思维和理念的层面，表现在法治意识和观念上升到思维、理念的层面，对制度建构和具体实践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法治的价值与态度层面，表现在人们的内心价值观和态度上对于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由此可见，法治思维是在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运用法治思维则是对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出的更高层面的要求。
③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持续保障改善民生。各级党委、政府应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预防和 化解矛盾纠纷的治本之策，强化源头防范。要持续关注并切实解决与民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问 题，要把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并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政绩考评的重要取向，构建政府、社 会、民众相结合的考评机制，确保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到实处。各级政法部门应依法查处民生领 域的职务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资关系等领域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完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制度机制，预防减少利益冲突。 （二）着力打造法治政府。政府应遵照法治精神，运用法治方式，在法治化轨道上行使公权力， 以法律的公信力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以法律的执行力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要坚持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对涉及全局的重大决策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严格执行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确保不因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的出台引发影响安定稳定的问题。要加 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教育，严格依法办事，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提升各级领 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依法预防化解矛盾。法治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最权威、最长效的手段。各级党委、政府 在处理矛盾纠纷和解决信访问题时，应当坚持法律思维、坚守法律底线，对于群众的合理诉求， 依法依政策解决到位，但对于寄希望于“大闹大解决”的错误思想要坚决纠正，绝不能为保一时 平安，乱承诺、乱开口子或突破政策、法律底线，确保矛盾纠纷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对于进入法 定渠道的矛盾，司法、执法部门应严格依据事实、法律，不偏不倚、公开公正处理，通过依法化 解矛盾的实际效果，让群众信服法律，自觉通过法定程序表达诉求、依靠法律手段解决纷争。要 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规范自身活动的基本准则，依法、理性地 反映自身诉求。政法部门对于为实现个人目的，甚至合法诉求解决以后，仍然无理取闹甚至聚众 滋事，构成违法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责任，树立法治权威。 （四）依法构建体制机制。要着力构建对群众利益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畅通群众利益协调、 权益保障法律渠道，进一步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 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以吸 引更多人通过法定渠道解决利益矛盾。在此基础上，发挥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组织、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方面的作用，并依法按政策妥善处理群众合理诉 求。要不断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在萌芽。
④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之反思
面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习惯于采取封锁消息、强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生硬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社会冲突的导火线。近年来，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训，开始采取承诺给予好处甚至“花钱消灾”等“软性”手段来回应群众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诉求，希望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会矛盾。
上述两种处理机制都可以纳入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的范畴。所谓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以单方压制或利益诱导等为手段，以矛盾的暂时消解为效果的处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制性”或“收买型”处理模式，其对象不是群众利益诉求所涉及的问题，而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本身，且其注重处理忽视预防。在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利益诉求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有的还是多年积累而成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治标不治本。此外，急风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无法保障对立双方争议的公正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并加剧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精神，反思过往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导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言：“通过冲突，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社会中存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少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同时，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存在矛盾纠纷却能妥善迅速解决的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指引社会通过完善治理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治理，是多方参与的治理，也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于主导地位，却必须把自身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且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因此，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须实现从行政主导型向依法治理型、从注重处理向注重预防的转变。笔者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称之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会的韧性稳定为目标，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为手段，以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实质性化解为效果。与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标的长远性、手段的多样性、效果的彻底性和观念的前瞻性等优势，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对乌坎村民的诉求，当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选举村委会，再依法处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财务审计、扶贫助学等问题，不仅有利于实质性化解矛盾，还有利于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与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正在于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不仅要求政府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还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有效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
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互动协商”的理念。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人民的权力。所以，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改变以往单向度的治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互动、合作协商，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从而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有效预防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发生。
其次，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会治理中严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现因违规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还要求政府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应急化的管理。
最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引导依法维权”的理念。面对维权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宣传“依法维权”理念，并充分利用体制内的一切有利资源促使公民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关键是法治方式。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法律应对应当以“预防与治理并举、重在预防”理念为指导，在预防和治理两个层面进行建构。
预防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公共决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实现“决策于未知之中”，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鉴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大调整的复杂性，完全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现实。为此，应当建立回应型法律治理机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同时，还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要求，发挥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的作用，捍卫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唯有如此，社会转型中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会运行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⑤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多元排查化解社会矛盾
一、以区、镇大调解接待窗口为平台，进一步拓展民意表达平台。一是坚持党政领导定期接待制度，每周定期受理协调群众反映的问题，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二是着力加强区大调解机构建设。区大调解中心确定为司法局内设事业机构，实行实体化运作。强化对镇、村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指导。三是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制度，对重大矛盾纠纷采取听证制。四是加强矛盾纠纷信息化建设。建设和完善区、镇矛盾纠纷信息化预警，进一步提高纠纷接待、受理化解的工作效率。
二、整合工作资源，进一步提高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一是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做到一般纠纷不出村、较大矛盾不出镇、重大矛盾不出区。二是深化对接工作。在诉调对接、公调对接、检调对接的基础上，主动与信访、劳动、法制等部门对接，实行多部门联动化解工作机制，制定出台了《高淳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各部门工作要求和职责、流程。三是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做到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承担相应的稳定责任，最大限度地从法律、政策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四是充分发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作用。进一步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坚持纠纷排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坚持区每月、镇每半月、村每周排查，重大节日、重要时期不定期排查，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五是着力发挥各专项调解小组作用，坚持定期研判形势，主动对接矛盾，及时推进矛盾化解。六是强化边界联防联调工作机制的作用，切实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无边界。
三、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预案。一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信息汇集和预警分析机制，充分发挥专家、专业人员在纠纷化解中的智囊作用，对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的形成、发展趋势及时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二是完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应急预案。坚持“预防为主”方针，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及时消除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时、果断处置，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三是完善现场处置的程序。调解人员在第一时间了解案情，并迅速通知相关的镇和部门，组织得力人手赶赴现场进行教育疏导，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四、以区、镇大调解中心为龙头，强化对矛盾纠纷的分析调研。一是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网格化预警系统，加强对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及时提出有价值的、有针对性的和可操作的决策建议，促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完善纠纷信息的反馈机制。及时将系统内重要信息反馈给党委、政府或者相关职能部门，以便更好地调整和完善政策。三是做到依法调解，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