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怡法学
A. 法学硕士重点院校有哪些
学界通常将诉讼法分成三块：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由于这三
“诉”本身差别很大，其中我国行政诉讼法跟行政法归为一体，故应放在行政法里讨论。而
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放在一起笼统评价，有失科学和精准。故下面分而评之。首先
推出民事诉讼法学大陆高校学科排名，稍后推出刑事诉讼法学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学：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学整个诉讼法学科拥有悠久的传统和光辉的过去。毫不夸张的说，新中国诉讼法
学能发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伟。常怡自就不必说，王锡三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
唯一通晓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教授（张卫平语）。在王、常之后紧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为西政民诉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览当今大陆各高校，曾经和现今活跃在诉讼法学科
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仅就民诉而言，北大刘家兴（已退休）、清华张卫平
、海南大学谭兵、湘潭大学陈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黄松有、中山大学教授法学
博士刘荣军和蔡彦敏、还有正在那攻读博士学位的河北高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景
汉朝，厦门大学诉讼法领头人齐树洁。由于偏安西南，他们在官方成立的诉讼法学会里不能
拥有客观准确的位置，也是因为他们偏僻的地理位置，一个个名师出走西南（及至后来，竟
然发展成为一批批的出走！）。这固然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高校诉讼法学的发展，却给西南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无论在学术实力还是从士气上，以至于西南学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这般充满悲壮的口号。现今的西南，虽然少了那么多名师，但那块土壤还在默默的
为未来的中国诉讼法学不断培养着新的力量。为首的园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经他们带的博
士生就蔚为大观，有兴趣者可翻阅由常怡领衔主编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其中的著者，
几乎所有的博士生皆为先生高足，现在都十分了得。现如今，李祖军、李龙和彭世忠等年轻
一代也渐成为西南民事诉讼法学的中坚力量。而且以我之见，他们确是在为中国的“民诉法
学”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当什么“环中南海学派”（陈瑞华语），葆有学术最为可贵的独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优秀的专业水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受、广
东、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级法院、检察院的欢迎（对比西南，我们学校连上海的法院检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应该感到汗颜！）。瞻望未来，西南只要不再出现新的人才流失，则西南
民诉这块金字招牌还会在阳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依然为民诉法学的圣地。
第二名：人民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江伟 汤维建 邵明
提到民事诉讼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学，想到江伟。的确，江伟堪称民诉法学一代宗师。
论学术影响力，可以说至少不逊于西南，不逊于常怡。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人民大学只
有江伟这一杆大旗，但是人大法学院的民诉却不可轻觑，这首先当然归因于江伟本人治学严
谨、思路开阔以及其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记人大地处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和学术氛围，从而，使人大的民诉倍受学界注目。除了江伟外，可以提到的还有汤维
建，这位中国大陆第一位民事诉讼博士后，如今也晋升为博导，有望在江伟之后，再造人大
民诉辉煌。邵明，江伟得意门生，此君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很有研究，经常发文染指诉权、
诉讼标的、既判力等一类民事诉讼高深问题。人大法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比较知
名有肖建国、邵明、吴泽勇等。现在，人大也成为培养中国未来民诉法学者的又一所“黄埔
军校”。
第三名：清华大学法学院：带头人：王亚新 张卫平
清华法学院的迅猛发展早为学界所瞩目。就民诉法学，他们从西南挖来了张卫平，引来了王
亚新。张卫平已为大家所熟悉，自从西南转会至清华，学术影响倍增，近年来更以每年2－
5本学术著作（包括合著主编）的速度向前推进，很是勤奋。此人曾于去年我校50周年校庆
期间在大礼堂作过一场精彩的报告。妙语迭出，笑声掌声不断。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建议我
校“改名为圣约翰法学大学，请个外国佬做校长，保准比清华还牛”。此言一出，全场反响
强烈。
言归正传，王亚新此人甚为了得，远渡重洋留学日本N年，取得真经而归。偶觉得他的学术
水准不下于张。只是回国没多久，还没有“发力”而已。遥想多年前，笔者的一位业师仅凭
他给〈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一书所作的代译序，就断定此人将来必为中国民诉法学的NO.1。
其现今有〈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对抗与判定〉两本著作出版，学界影响日甚。偶曾
在“诉讼法学”版转贴了他的一篇论文，其深厚的学术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清华民诉硕博士开招没有几年，但个个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专攻英国民事诉讼法学
，在读博士期间著述甚丰（待后面再做交代）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
我们曾试图将清华民诉排至第二，但考虑到清华民诉法学传统较短，加之老师的功力还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论据不够充分，恐难服众，故而屈居第三。但笔者深信，清华民诉超越人大
，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名：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 陈桂明 肖建华
中国政法大学虽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政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在国内
诉讼法学界权倾一时，但此校强于刑诉而短于民诉。为首的也就杨荣新和陈桂明两位教授，
前者系与江伟、常怡等齐名的老一辈民诉元老级人物，后者则是民事诉讼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与诉讼〉、〈程序的理念与
规则〉等。青年学者肖建华，是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近年来著作颇丰，尤其对当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诸如常英，现专攻司法考试（律考）培训，无意于学术。故不在讨论
之列。因此，从整体上看，中政民诉实力逊于前三者，其后发之势亦显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刘荣军 蔡彦敏
地处南国学术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学法学院能得此盛誉，全依仗有刘蔡二君，二君年轻有为堪
称中国大陆民事诉讼楷模。刘荣军，系日本一桥大学民事诉讼法学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龟。归国后，著作颇丰，与王亚新南北呼应，给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界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代
表作：《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与王亚新合译），《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专著）；代表
论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再构筑〉等。蔡彦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诉讼法学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亦有多篇论文见诸〈法学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李浩 刘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党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处作出大学问，让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学术贡献在于他几乎是大陆最早理清证明责任这个民事证据法脊梁问题的学者。南师大将
李浩请至本校，使得该校民诉一下子成为华东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的最高地。今年南师大也拿
到了诉讼法学博点，跟李浩有莫大关联。刘敏，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师从江伟，小
有建树。
第七名：湘潭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顾培东 陈刚
湘潭大学强于法学，法学之中又强于诉讼法学。今年更是举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诉讼法
学博士点。但不必讳言，其教授多为外来户，从西南花重金挖来的。民诉便是陈刚。同时不
可忽视的是，湘潭大学还重金请来早期（90年代初期）显赫民事诉讼界的中青年学者，顾培
东，此人曾入主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对
诉权理论颇有研究。在此外还有湘潭本校的民诉老将何文燕，新生代当红小生廖永安（在读
江伟博士）。湘潭法学显赫一时，但能维持多久，有待观察。笔者以为，众多教授皆待不长
远，原因很简单，湘潭地处偏僻，比重庆好不了那去。博士点拿下了，任务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复旦大学法学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发迹于没什么名气的河南大学，但却为中原地带罕见的通晓民事诉讼机理的学者
。此君系中国民事诉讼中青年界的领头羊，主持编写中国民事诉讼九五规划研究项目，影响
颇大，最近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研究〉已经出版，颇有学术价值。章武生现投身复旦大学，他的到来使上海民诉在大陆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潘剑峰 傅郁林博士后
北大法学院堪称中国第一，但其民诉毫无疑问是其短项，尤其跟刑诉相比。自刘家兴退休后
，北大民诉的领头人便是潘剑锋。客观的说，潘前几年并不投入，要不然不至于在很长时间
里还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来，也如愿晋升教授，博导。除潘外，笔者还注意到
现在北大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傅郁林，甚是厉害。此人博士毕业于人大，后进入北大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B. 川大法学考研需要的教材有哪些
632法学综合A（法理学、宪法学）
《法理学》卓泽渊主编，法律出回版社
《宪法学原理》张千帆答主编，2004年法律出版社（可参考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系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宪法学》周伟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5法学综合B（民法、刑法、诉讼法）
1、《民法学》王建平主编，上下册，川大出版社 2004.12；
2、《民商法理论与实务》（讲义）王建平；
3、《中国刑法教程》向朝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开考的诉讼法学基本教材）；
5、《刑事诉讼的理念》左卫民著，法律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7、《简易刑事程序研究》左卫民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合议制度研究》左卫民等著，法律出版社。
C. 川大法学考研需要的教材有哪些
632法学综合A（法理学、宪法学）
《法理学》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版
《宪法学原理》张千权帆主编，2004年法律出版社（可参考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系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宪法学》周伟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5法学综合B（民法、刑法、诉讼法）
1、《民法学》王建平主编，上下册，川大出版社 2004.12；
2、《民商法理论与实务》（讲义）王建平；
3、《中国刑法教程》向朝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开考的诉讼法学基本教材）；
5、《刑事诉讼的理念》左卫民著，法律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7、《简易刑事程序研究》左卫民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合议制度研究》左卫民等著，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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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都有谁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E.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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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F. 郑州大学法学院的历史沿革
郑州大学法学院是“文革”后新创建的法律院系。1980年初，郑州大学从原政治系中分出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法律系，当年即有1977、1978、1979三个年级100多名学生，1981年底，该院培养出了第一届法学专业毕业生26名，是全国有1977级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四个院校之一。
在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80年该院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调入近30名优秀教师。其中包括刘国任、肖乾刚、叶高峰、金凯、潘永隆、霍震、沈绍芳、胡仕湘、吕泰峰等十多位著名学者，为该院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0-1981年，北京大学派出魏敏教授、李志敏教授、扬敦先教授、张玉镶教授、北京政法学院派出甘继华教授；湖北财经学院派出蒋碧昆教授、朱继良教授、曾绍汝教授、卓之干教授；西南政法学院派出常怡教授等十多位著名专家长期在该院任课。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也经常派教师到我校作专题讲座，为该院前三届学生的培养和以后的发展，给予了令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支持。
1985年，该院在全国第一批设立了经济法专业，1988年经济法专业从法律系中分出，独立组建了经济法系。
1994年，法律系和经济法系合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法学院。
1991年取得刑法专业硕士授予权。之后，又先后取得了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法理学、法史学和诉讼法学、环境资源法学专业的硕士授予权。并于1998年被批准为第三批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
2003年学院的科研机构“郑州大学私法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被评为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5年取得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授予权，这是河南省的第一个法学博士点。
2008年法学专业成为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
2008年12月郑州大学法学院代表队赴清华大学参加全国影响力最大的模拟法庭竞赛——第六届“理律杯”全国模拟法庭大赛，获得团体冠军。
2010年取得法学专业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2011年12月，郑州大学法学院获第九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冠军。
2012年5月，郑州大学法学院成立亚洲第一个边沁研究中心。
2012年取得博士后流动站。
2012年入选国家首批法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建院以来，国内外高校数以百计的著名专家学者经常到我院讲学和指导工作，在各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使我院得以与恢复后的全国法学教育同步发展，走过了33年的发展里程。
郑州大学法学院的前身为司法部和河南省委、省政府于1980年共同组建的郑州大学法律系。郑州大学法律系于1980年初成立伊始，便从政治系转来了77、78、79三届学生，从 而成为全国拥有77级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四个院校之一和全国最早恢复法学教育的院系之一。1985年，法律系又在全国第一批设立了经济法专业，1988年经济法专业独立组建为经济法系。1994年，法律系和经济法系合并组建成为郑州大学法学院。
G. 法学本科考研考民事诉讼法方向 那个学校的排名 老师比较好，说请说详细点
西南政法大学：常怡他们，目前国内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江伟。 第二。
清华大学：张卫平。第三。
北大、法大也不错。
H. 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参考资料
632法学综合A（法来理学、宪法学）源
《法理学》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
《宪法学原理》张千帆主编，2004年法律出版社（可参考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系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宪法学》周伟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5法学综合B（民法、刑法、诉讼法）
1、《民法学》王建平主编，上下册，川大出版社2004.12；
2、《民商法理论与实务》（讲义）王建平；
3、《中国刑法教程》向朝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开考的诉讼法学基本教材）；
5、《刑事诉讼的理念》左卫民著，法律出版社；
6、《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7、《简易刑事程序研究》左卫民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合议制度研究》左卫民等著，法律出版社。
I. 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法学界的权威和领军人都有那些
中国著名法学家大全——《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法学理论
张文显 朱苏力 贺卫方 葛洪义 舒国滢 沈宗灵 孙笑侠 卓泽渊 李步云 刘作翔 付子堂 孙国华 信春鹰 郭道晖 郝铁川 吕世伦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龙 刘瀚 谢晖
法律史
曾宪义 张晋藩 武树臣 何勤华 陈盛清 范忠信 邱远猷 吴建璠 杨一凡 杨永华 俞荣根 韩延龙 怀效锋 霍存福 刘海年 倪正茂 高恒 蒲坚 朱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叶中 许崇德 韩大元 胡建淼 胡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罗豪才 马怀德 陈云生 方世荣 张庆福 张树义 莫纪宏 浦增元 童之伟 王名扬 王叔文 吴家麟 肖蔚云 杨海坤 袁曙宏 张光博 朱维究
刑法学
高铭暄 马克昌 赵秉志 张明楷 陈明华 陈兴良 曹子丹 储槐植 顾肖荣 何秉松 梁华仁 罗大华 欧阳涛 曲新久 阮齐林 苏惠渔 康树华 张智辉 周道鸾 卢建平 王作富 何鹏 姜伟 孙谦
民商法学
江平 梁慧星 吴汉东 王利明 孙宪忠 王卫国 赵旭东 郑成思 魏振瀛 崔建远 刘春田 刘凯湘 石少侠 司玉琢 覃有土 顾功耘 郭明瑞 龙翼飞 吴焕宁 夏吟兰 徐学鹿 杨大文 杨立新 杨振山 马俊驹 沈四宝 巫昌祯 关怀 范健 尹田
诉讼法学
江伟 陈光中 徐静村 樊崇义 龙宗智 陈瑞华 陈卫东 卞建林 陈桂明 顾培东 景汉朝 刘家兴 沈达明 宋英辉 谭世贵 汤维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国枢 王亚新 杨荣馨 张卫平 周国均 左卫民 谭兵 李浩 常怡 严端 崔敏
经济法学
杨紫烜 李昌麒 刘隆亨 刘文华 漆多俊 邵建东 史际春 徐杰 张守文 种明钊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吕忠梅
国际法学
韩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劲松 陈安 董立坤 龚韧刃 黄进 李双元 刘楠来 饶戈平 芮沐 张乃根 周忠海
军事法学
丛文胜 顾德欣 李昂 图们 张建田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学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风波”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红光，一会儿五彩缤纷，什么时髦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和彩派的区别是，彩派在任何时候都是五彩缤纷的，雾派只在极少的时候才是多彩的。雾派除了在不同的时候制造不同的声势以外，对法学研究和改革事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贡献。 雾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终有实质性区别。白派的目的是经济，雾派的目的在于政治。
（十）绿派 绿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该派法学家就象绿草一样，一方面生机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学界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学的刘星（一正），江苏省行政学院的刘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点是，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一律采取超越的态度，不屑于参加各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
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是：哪里有荒漠，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废墟，就在哪里扎根。他们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学界很受冷遇，被认为无足轻重。中国权威的法学刊物从来不发表他们的文章。
J. 国内文科优秀大学的法学院的排名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是 4（1新增） 一批 69 王利明、陈卫东、高铭暄等16 2 北京大学法学院 是 4 一批 46 朱苏力、陈兴良、贺卫方等16 3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是 2 一批 100＋ 马怀德、卞建琳、徐显明等14 4 西南政法大学 否 2（1新增） 一批 50－ 常怡、徐静村 李开国、李昌麟、龙宗智、孙长永、曹明德、田平安等。 5、 武汉大学法学院 否 2 一批 36 余劲松、余延满、曾令良等8 6 吉林大学 否 2（1新增） 二批 29 张文显、邓正来、姚建宗、霍存福4 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否 1（1新增） 二批 44 吴汉东、范忠信、覃有土等5 8 厦门大学法学院 否 1 二批 28 徐国栋、邱兴隆、陈安、朱崇实4 9 华东政法大学 否 1（1新增） 二批 30＋ 何勤华、顾耕耘2（或有童之伟） 10 清华大学法学院 否无 自审二批 26 张明楷、张卫平、王保树等11 11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否无 二批 20 公丕祥、李浩2 12 复旦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2二级） 23 李昌道、张乃根、章武生3 13 浙江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2二级） 16 林来梵、孙笑侠、胡建淼3 14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否 1 否（2二级） 13 沈四宝1 15 山东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3二级） 22 0 16 南京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1二级） 20 范健、李友根2 17 湘潭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2二级） 20 胡旭晟1 18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1二级） 16 叶必丰、郑成良2 19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否无否（1二级） 14 司玉琢1 20 西北政法大学 否无否（0二级） 30＋ 陈明华、汪世荣2 注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有十余名返聘老教授。 注2：五所政法院系的专职法学教授数目只能毛估。 注3：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否新增二级国重还有待考察，表中均计现有学科。 注4：中国政法仅有二个二级国重，即评为一级国重——略显牵强。 注5：中国政法等院系刑法未获二级国重，吉林大学却意外收获之——难道张文显发力？ 注6：中南政法自称有44教授，是否少计？ 注7：清华大学法学院如获得民商二级国重，其排名应攀升至第七位。 注8：本排名以重点学科和博士点的指标为主要依据，兼顾师资力量。 注9：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是清华大学依权限自行审批的，非教育部审批。 注10：山东大学虽拥有三个二级博点，但无大腕，故排名相应降低。 注11：没有博点的西北政法入围主要是基于同情，另看重其教授数目较多。 结论1:从一级国重的比拼来看，人大、北大和法大已经是不争的第一集团。 结论2:武大法学院与西南、吉大，以及其后的中南、厦大法学院、华东、清华法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构成了第二集团。 结论3：人大、武大（或许还有吉大）仍然凭老教授支撑，未来不容乐观。 结论4：京外传统政法院系日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