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法治

『壹』 关于宋朝的律法，20分，好的追加！！！

宋承唐制，刑法基本原则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无微不至地保护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宋太祖曾立下加法，不杀士大夫。（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四月丁亥）整个两宋时期，除了贪官以及个别事例外，宋确实能够做到不轻易杀大臣。

北宋初期，官员的赎罪法、官当法皆以唐律为依据。但是宋代的官制与唐代官制有差异，官员的官称与实际职务并不一致，有些官衔已无实际意义。太宗于淳化元年（990年）下诏规定：“自今免官者，并以职事官。不得已勋、散、试官之类。”从而改变了唐律关于有关勋和爵可以用来抵消刑罚的规定。到了南宋，法律明确规定：“诸爵以及勋不在议、请、减、当、免之例。”

犯法官员有荫身的特权，可以免除杖等皮肉之苦。宋人吕祖谦说：“庆历、嘉佑以来，鞭筮之罚不上于士大夫。”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昭：“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听旨，无得擅捕系，罢其职俸。”在统治者看来，品官身份高于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处理不能依照常法。宋徽宗在一条诏书中写道，如果品官依照常法，随随便便枷讯，“将使人有轻视爵禄之心”。故宋人云：“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宗室人员也有相似的特权。北宋前期，宗室人员犯罪，与常人同法，经过三次审问不认罪的，，即加拷讯。政和七年（1117）徽宗诏令“除涉清理重害，别被处分外，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辩，无得加以捶拷。”既不能对宗室用刑捶拷，刺面也必定是不允许的。

宋代刑罚的主要特点是：主要刑罚趋轻弱化，但附加刑的使用却逐渐重于主刑。余逐渐扩大使用附加刑的政策紧密相关，宋代刑罚是一个向两极分化发展的过程，呈现出轻者愈轻，重者愈重的趋势。

宋代的刑法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附加型的广泛运用。由于宋代的法律大都照搬唐律，但是宋又给予了折杖法的优惠，这样一来，无论是一般犯人还是重犯，都可以享受折杖法的优惠。这样就出现了折杖法不足以惩大恶的局面，又因为折杖法未涉及死刑，所以死刑与生邢脱节，轻重失调。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所以采取增加编配等附加刑来加大对重犯的惩治力度，随着宋代社会矛盾的发展，附加邢的运用也越来越广，其刑罚等级也日趋细密，并呈加重趋势。发展到后来，宋代的附加刑已经原重于主刑，从而成为宋代刑法的一个特色。

宋代的附加刑有七种：

1、配隶。包括面刺和不刺面配，配隶者隶于军籍。

2、编管。需要流放，但本身用不着服役。轻于刺配。

3、羁管。即使类似软禁，遇到大赦可以依法释放。

4、移乡。遇到大赦可以从便。

5、令众。即令犯人当众带枷示众受辱。

6、没官为奴婢。要终身服役，至南宋后期宁宗时废弃。

7、籍没家财。即家资充公。

宋朝的主要罪名有四个

一是“盗贼重法”。宋代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不断发生。为了加强统治，宋朝政府制定了严刑酷法。以“盗贼”重法对付反抗朝廷行为。其主要内容为：“盗贼”罪当死者，没收家产，家属流放千里；罪当死徒、流者，发配岭南。上述罪犯虽遇大赦令，不得减其罪。凡是窝藏、庇护死罪“盗贼”，情节严重者斩。“盗贼”之家门，并须钉挂木牌，上书犯罪情状、所定刑罚。如有迁移，得经官府批准。并划定开封府诸县，河北、京东、淮南、附件等路皆为实施“盗贼”重法的区域。宋在惩处“盗贼”手段上，极其残忍，种种酷刑，不说也罢。

对于普通盗贼犯罪也加重处罚。《宋刑统》规定：凡强盗“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赃满五贯文足陌处死”。宋贼盗罪的法律条款几经变化，至哲宗元佑时所修编，“所定盗赃犹重于律三倍”，即要比唐律加重三倍的处罚。
二是重禄法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宋制定了重禄法，又称为“仓法”，给政府部门的吏人增加俸禄，厚禄以养廉，领取重禄的吏人犯法从重处罚，凡乞取或受贿赂满一百钱，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钱流两千里，每一千钱加两等，罪流三年里止；徒罪附加刑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配千里外牢城。上至朝廷百官，下至监司、州县的胥吏，皆增禄。不领重禄的吏人犯罪则按照常法断罪。宋朝法律还规定，领取重禄的公人，不得兼职非重禄公人之职。宋实施重禄法的目的，是希望以此来规范胥吏的行为，将他们置于法律监督之下。

三是盗剥桑拓之法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地制定过保护农植物的法律。宋代十分重视农植物的保护，制定了严厉的打击破坏农植物行为的措施，如：盗剥桑拓之法便是一例。早在宋太祖时期就规定，盗剥桑拓致树枯死者，以尺计量树身围长度，积四十二尺为一功，满三功就处死。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有人提出法治太重，仁宗命法官集议，法官议照旧，仁宗昭“致死者奏裁”视犯罪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惩罚。南宋法律规定：凡因仇而毁伐他人桑拓者，杖一百，积满五尺徒一年，满一功徒一年半，每功加一等罪，流罪刺配邻州。砍伐后树木未枯死者，减三等罪。

四是重惩赃官。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官吏犯赃，通常严惩不贷，重者处死，轻者刺配远恶地区。然而自真宗以后，对赃官“稍从宽待”，打击力度呈减弱趋势。宋廷南渡之后，高宗曾一度申严赃罪之禁，诏令赃官不得任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南宋法令规定：政府部门的低级办事官吏，犯有盗赃、枉法赃、恐吓赃以及强乞取赃罪的，一律至杖罪，全部“勒令停职”，罢任不用。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还规定，敌方监司、州军长官以检劾赃官人数多寡作为考核、赏罚的标准。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沉积决定了受贿行贿这个社会现象，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因为出现“明君”或者颁布“酷法”，可以消除得了的。没有人民的监督，再严酷的刑罚，也制止不了官场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之延续。

『贰』 世界历史上以法治国的有哪些朝代

秦朝，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