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民主法治是犯错

㈠ 关于法制的基础知识有哪些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法制基础知识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法制的基础知识

1.邓小平民主法治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1)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必须保证人民有充分地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有先进的经济制度，而且必须有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制度。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本质和要求，没有民主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2)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法的本质认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的论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同时也就纠正了把社会主义法看成单纯阶级斗争工具的错误认识。社会主义法既然是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意志的法，它就应该是国家对政治、经济、 文化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关系进行治理，调整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至高无上的权威。

(3)阐明了民主法制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说，民主必须有法制来体现和保障，搞人治，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民主作风上，民主没有保障，只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同时法制也必须以民主作为前提和基础，因为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才能是人民的意志，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法制。

(4)揭示了法制建设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法制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没有民主和法制，经济的腾飞，“四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江泽民)

(5)全面阐述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这既是 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 经验 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邓小平同志在此之前一系列讲话中关于必须使法律完备，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法律，关于实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重要思想的高度概括。

(6)指明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式和步骤。

邓小平指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形式和发展道路，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不搞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要走一条长期探索的路，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使我们的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2.什么是法制?什么是法治?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我国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基本的治国方略?

法制是指一个国家有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并且这些法律制度被严格遵守和执行所形成的一种状态。因此，有人说法制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总称，只有这几方面都做好了，才称得上法制国家。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基础、阶段结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的不同，法制的性质特征有很大差异。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使这种法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治是指一种治国方略，它是相对人治而言的，现代法治意味着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的统治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和控制，整个社会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法治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法律领域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第一，必须使法律、制度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要求和愿望，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必须使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通过法律的实施得到充分实现。第二，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要置于法律的严格控制之下，以防止作为人民公仆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国家权力，使权力走向腐败，使人民的公仆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

我国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和走过一段十分曲折的道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的基本上是人治，靠的是党和党的领袖的崇高威信，经过““””的教训，党的领导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始看到，只靠领导人的威望是不行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以来就曾多次提到“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后来又进一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正是因为党的领导层确立了这样一种以法治国的认识，我国法制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法律的逐步完善，党的十五大最终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3.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保障?

首先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决不是社会主义法治。

再次，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党对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地位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形成的。党的正确领导不仅保证了我国法治建设政治方面的正确，同时也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强调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导的同时，必须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党组织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要求全国各级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全国人民遵守法律的同时，共产党的各组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带头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同时应正确处理好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党的重要政策是制定法律的依据，应当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但决不能以政策代法，政策法律不分。

4.什么是法?法有哪些基本特征?

法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它通过对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确认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法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法在形式上具有规范性、一般性、概括性的特征。它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的交互行为，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的。法所针对的不是特定的人或事，而是一般的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可以在其生效期间反复适用。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与适用法律中的非规范性的决定、命令。

(2)法具有国家意志性。它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社会规范。社会上有多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如道德规范、宗教教规、社会组织的规章，纪律规范、各种礼仪、习惯等。法与这些规范最大的不同在于，法是国家制定、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能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普遍适用，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3)法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和一切社会规范一样，其贯彻实施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强制力加以保证。但不同的社会规范保证其实施的强制力的性质、范围、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法的实施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因为国家强制力的存在，而主动依据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国家强制力表现出一种潜在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只是在某些违法行为出现时，这种国家强制力才通过专门国家机关的强制 措施 体现出来。

(4)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法律是通过规定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可以有什么样的行为，不能有什么样的行为和必须作出某种行为这种规定权利、义务的方式，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建立符合国家意志的社会秩序。

(5)法是有权立法的国家机关按严格的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才能表现出来，并取得普通约束效力的特殊行为规范。法律规范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条文得到体现，但法律条文不等同于法律规范。一种法律规范可以通过一个法律条文来体现，也可能需要通过同一规范性文件的不同条文来体现，甚至可能体现在不同规范性文件的条文之中。

5.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法有哪些基本特征?

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1)社会主义法是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认可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人民的意志。

(2)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法从其阶级本质看，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体现工人阶级意志的法。但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共同努力，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的法应该是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意志的法。

(3)社会主义法所体现的意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最深层次的本质所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内容、形式和它的发展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内容，就取决于当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个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我国的法律制度应该与这样一种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具有如下特征：

(1)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意志的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说明社会主义法在本质上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但同时社会主义法又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的概念十分广泛，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劳动者，同时也包括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可见社会主义法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2)科学性。法的科学性指法反映客观规律的程度。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工人阶级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它没有剥削阶级的局限性，有可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使反映自己意志的法具有科学性。但人们认识客观规律还受多种条件的局限，所以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具有科学性，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因受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影响，在路线上犯错误，也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法丧失科学性。

(3)人民群众自觉依法办事的特性。由于社会主义法反映的是人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依法办事，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的，所以广大人民群众能自觉遵守。当然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它首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当公共意志和个人意志、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社会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依法办事的情形，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法还应具备强制性的一面，以保证社会主义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所以有人把社会主义法的这一特性概括为自愿性和强制性相统一的特性。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法治与法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 方法 。法制一词，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义也不尽相同，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①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既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法，如宪法、法律和各种法规,也包括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属于这一类。②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证,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

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命有司，修法制"《礼记·月令篇》,其中的“法制”是指设范立制,使人们有所遵循的意思。古代法家著作中,也有“法制”一词。《管子·法禁》上写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商君书·君臣》上写道：“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说法。所有这些，虽然都把“法制”与依法治理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制。中国古时的“法制”，说到底只是一种“王制”。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法治”的内涵是一致的。如英国哲学家J.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两篇》)。美国政论家T.潘恩(1737～1809)也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常识》)。其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这种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确立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起了很大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至上的色彩，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实行法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它们总是把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结合起来进行统治的(见资本主义法制)。

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制上。与法治相比，法制侧重在法律的使用上。但如果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法制的实质仍然不能摆脱政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信念。法制是指当权者按照法律治理国家，但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立法部门制订的。法治下，行政部门的职责只是执行该等法律，并且受该等法律拘束。因此法制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些政府权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样，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内涵，与其说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宁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则法治即与法制难以区分。对于社会上常见的违法或脱序现象，尤其是以激烈、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手段向政府争取权利的行为，政府官员常常会呼吁和要求人民“守法”以尊重“法治”。这其实是将法治的意义误解和窄化为法制。法制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压制民众。

宪政是一种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的理念和政治实践。法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观。反之，在法制下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法制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但对法治的为寻求公正提供框架的概念的扩展则包含了在法理上承认基本人权的含义，这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而法制则与人权没有关系。因此，在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的国家，人权和民主都不能获得保障。

法治与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与法律秩序关系极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则是实行法制的重要体现。

亚里士多德法制的思想

一、法律正义论

(一)正义的内涵与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两种——“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义论的延伸：平等与中庸1.平等。一是数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数量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据各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谁具有比他人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谁在城邦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中善德行为最多，谁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2.中庸。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亚氏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社会分为极富者(常逞强放肆以致犯罪)、极贫者(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和中产阶级。唯有中产阶级是贫富两阶级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产阶级最适宜担任统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由正义延伸出法律。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自由正义导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这成为国家制定实在法的依据。

二、法律的定义、作用、分类

(一)关于法律的定义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是理性的体现，又是一个合同式的契约。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它对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变性，法律允许变革，当然这个变革需要慎重;(3)必须遵守性。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它。

(二)关于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于为了城邦的“善业”，为了“善德”，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进人类的道德。

(三)关于法律的分类1.自然法与制定法。自然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则，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实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于制定法;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实际上也就是宪法，它规定国家的治理形式，规定统治者的人数及产生的办法，规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3.良法与恶法。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良法;凡是在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恶法;4.成文法和习惯法。习惯法即希腊城邦中长期存在的习俗或称礼仪。

三、法治主义理论

(一)法治的涵义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二)法治的具体体现1.立法方面：亚氏强调立法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研究国家的情况;三是考虑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 教育 ;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2.执法思想。国家执政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律。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严格依法执行;法律规定不同详的或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公正地处理和裁决案件。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三)法治的优越性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第七，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四)法治缺陷的弥补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四、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点第一，与柏拉图一样，均从伦理学入手来探讨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开创了西方法哲学的理论传统，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第二，将法与政治合而为一进行研究，使法律社会学或者政治法律学的学科构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第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考察现实，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即通过分析、比较，然后得出结论。所以有人称，柏拉图给予后人以更多的激情与理想，而亚氏则留下较成熟的体系与逻辑;[1]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对于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㈡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宪政是一切来以政权利益为自导向来治理国家，就是统治阶级是一个政党或者一个组织，是少部分人，他们是管理者，犯错没有罪，被统治阶级是广大老百姓，只要犯错就要治罪。法治的概念就是人人当家做主，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管理，每个人犯了错误都要依照法律进行惩罚。

㈢ 法治与人治的优缺点，举实例说明！！！

1.政治权威俗化 法治政治是民主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圣贤政治”。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圣光环已不复存在,在公众眼里,他不仅要过世俗生活,而且也免不了会和大家一样犯错误。人们已不太在乎领导人有多么迷人的超凡魅力,不太关心他是否能提供一种主义、一种理想和一种感召力。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他的实际政绩,关注的是他能否增进大家的福利和权利。人们对待领导者的情感也由狂热归于平淡,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多。
2.法律权威强化 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的至上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贵为国家元首也必须服从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做出裁判。
3.权力竞争优化 在法治政治中,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而上选举的。他们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并尊重、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权力主体在政治舞台上的升降沉浮与选民手中的选票密切相关,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权力主体必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在人治政治中,人民的选票千万张,不如上级领导嘴一张,而在法治政治中,一张选票值千金。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使得权力竞争有了严格的制度来规范,从而变得有序、透明。任何领导人都无权个人指定他的继承人,下任领导者的产生只能经由选举,舍此别无他途。权力竞争纳入制度化轨道,政治运行变得平稳有序,消除或减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公众当中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心理期待,保证了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在当代社会已不像以前那样激烈，甚至其争论点都已经有些模糊，但争论仍然存在，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观点，我个人也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当中所说的“人治”实际上是强调在立法、执法、守法的过程中要依靠人,强调人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人治则将“人治”理解为一人说了算,理解为以言代法和专制。比如一些主张人治与法治统一的学者指出“徒法不能自行”的道理之时，“法治”派一方面并不否认这种认识的正确性,但同时又论辩说,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关键是人要服从法。人要服从法实际上是法的严肃性问题,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法律的严肃性问题,主张“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的学者没有否定法的严肃性,倒是主张法治的学者有意淡化人的作用,这是争论中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治与法治被人为地放到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两分法之中,这种两分法在确定法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将传统的治国之道人为地放到了人治的范畴,这对法治社会的建立非常不利。法治难道不涉及立法、执法和守法?这些难道靠法就能解决?当代一些法学家将法治看成是一种“机制”,以为法律可以靠一种“机制”来运行。这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只有以利益为基础所形成的制约模式才是科学的、现代的、可靠的。因比,这种机制并不是不依靠人而是依靠利益化了的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对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发挥了一定的意义,但当法治目标已确立时,法治本身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法治究竟是什么?外界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并不相同,学界之外的法治信条是:法律必须体现公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而学术界理解的法治却不仅仅是这些,在他们那里法治已扩展为现代文明、现代管理机制,并且与特定的“民主形式”联系在一起。法治和作为法治对立面的人治都已经脱离了其本来涵义,法治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而人治则实际上是为推销法治而存在的。这种借法治而“拔高”法治的做法对法治社会的确立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当法治被“拔高”为一种能够“自行”的机制的时候,法治也就成了技术性问题,只要将西方的法治模式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但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西方的制度模式归根到底是法制,而不是法治,法制是静止的,失去根本的东西,这种形式即使再完善也难以发挥作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法律形式和以前相比已经非常完善,但人们仍然觉得漏洞很多,这说明漏洞并不是法制就能解决的。越是将法治“拔高”就越是降低法治,陷入“以术治国”法家的“法治”之中,不利于法治的确立。若法治是一种文明的话,它应是人的文明,而不是法制本身的文明。若法治就是法制,那么“以德治国”就多余了。实际上,提出“以德治国”就是为了完善法治,它不是否定法治,而是克服单纯依靠法制的弊病。德立则法立，“法立而可守,则德可大、业可久”

㈣ 世上的苏格拉底之死读后感

苏格拉底把毒药饮下去了.方才,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在抑制自己,尽量忍着眼泪,不要哭出来.但他们看到苏格拉底喝光毒药就刑时,就再也抑制不住.
苏格拉底之死读后感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一个以民主自居的社会中,民-主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从国家政权的建构、政府权利的行使到司法审判,似乎只有与民-主联姻才具有正当性.然而,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并非可以适用于一切领域,民主也并非可以独霸某一领域,它的真正实现和力所不及之处需要法治的配合,以便最终促成法治的民主.雅典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苏格拉底之死,正是有民主而无法治造成的悲剧.民-主的核心是正义,如何使这种正义长存、民-主长存呢?答案是,将民主制度化,而制度化的手段是法治,即以法治来防止多数人犯错误,以法治来弥补民-主的缺陷,保证民-主的真正实现.
读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清官的形象,凝聚着民众对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为自己生存希望的象征,寸是癸寸幻化为民间政治信仰中高大的“神”,而清官的政治几乎完全是民间位成的.——王子今《权利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从古代清官文化看传统法理的困境——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一书读后感口王君--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月巴信有清官.,’最近读徐忠明先生的《法学与文学之间》,对我国古代清官文化颇有感触,想到了元好问这段耳熟能详的诗句,它恰恰表达了一种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上对官员的要求和对清廉的渴望.清官文法治是理I生的.从不同角度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法治涵义,如法治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被视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等等.
但总的说来,法治是与人治相斥的,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约束,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以其理生平息民主的激情,这是法治需要发挥的作用.具体运作起来,正如斯东的看法,“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平台和一个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发展保驾护航”.“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为了减少类似多数人犯错误的可能,为了避免如此民-主的社会堕落为暴民社会的危险,现代社会都在践行着制度化的民主——法治.纵观世界各国各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后世的思想家、实践家都认为,只有法治才能制止多数人对正义的威胁.民-主崇尚激情,法治崇尚理性.激情需要理性的约束,民-主也迫切需要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曾言：“无论是权威民主还是共识民主,一旦失去了法治精神,就容不得人民提出具体的权利主张,就会堕落成专制的一种变-态.”法治帮助人们建立起对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尊重;帮助人们树立起正义的观念、公民的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帮助人们建立起通过协商来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习惯;帮助人们形成严格遵守规则,一切按规则办事的习惯;培养人们的“敬畏”,也就是使人们在内心深处生长出为一切违反规则的行为而感到耻辱的强烈的心理,正是这种耻辱构成人们自律的动力;帮助人们从各种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补充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等等.所以,只有法治的民-主才是真正有生命力、长期稳定的和权威的民主.
“只有‘安定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安定的民主体制不能不以法治为前提”.(季卫东著：《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缺乏法治保障的民-主是杀死苏格拉底的元凶.苏格拉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我们不应成为雅典悲剧的看客.我国在进行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认识到法治是民-主的轨道,只有法治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且需要努力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条件以最终实现法治的民-主这一目标.
苏格拉底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是死却能吧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再他看来,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对法律的信仰,虽然他对这样的法律判决不屑一顾.苏格拉底的行为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源自更深层次的法律信仰.这种信仰使其面对千夫所指依然能够保持“合乎理性”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使他们对即便是缺乏公正的暴民判决时,依然遵守.维护希腊城邦的制度似乎是的重要,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在却引起的是两项重大质疑的发生：一是对民主政治发生质疑；二是对大众判断能力发生质疑.他的死是那么的震撼人心,他的精神是那么的具有冲击力,他以死换来人们对社会以及一切的反思以及真正地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㈤ 大学生谈践行德治与法治的问题应该谈什么最好结合18届4中全会。不一定要长篇大论。

本文认为，“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 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2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3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4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5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 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6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7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8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9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10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 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11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12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13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14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5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16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 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18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19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 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20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21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2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23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 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24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为每一个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戏规则，法治也就将通过德治而进入宪政。

三、 宪政：“德”与“法”的理性统一

综上所述，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没有德治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法治是不可实现、不可维持的空想；而没有法治及其所设定的外部制约，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必然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基于下列理由，笔者认为这种统一不是别的，正是融“德”与“法”为一体的宪政（Constitutionalism）。

首先，如果采用足够广泛的理解，那么“法治”也意味着宪政。在定义上，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这是因为宪法应该是“法”的一部分，25 因此“依法治国”也必然意味着依宪治国。所谓宪政，就是指一种真正按照宪法来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宪法是统治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法律，并和法律一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实际效力。26 一部宪法就是能被人类理智所普遍认同的基本游戏规则之集合，主要包括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分配、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重要方面，且这些规则可以经过普通或特殊法院而获得有效实施。如果法律与法律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必须适用宪法基本原则来解决冲突，从而形成一套完整、连贯且能够实施的法律体系。既然宪法也是“法”，而且是最高的“法”，那么宪法没有直接效力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完备的法治必然包含宪政。

其次，和普通法律不同，宪法作为“更高的法”（Higher Law）并不是纯粹道德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维度。既然是国家最高的法，是国家法律“金字塔”的顶峰，宪法必然会涉及到道德价值的基本选择。这些道德价值构成了国家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性基础，并通常受到宪法的明确承认。例如1788年的美国联邦宪法在“前言”中明确宣布，宪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被及我们与子孙后代。”27 作为实现这些实体目标的手段，宪法规定了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并在《权利法案》等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保障言论自由、法律的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第14修正案）等公民基本权利，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以权利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同样，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在第1条就明确规定，“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的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石。”28 这说明《基本法》乃至于整个德国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人格尊严及人权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宪法的其余部分，包括特定的权利规定和政府的分权结构，都是基本价值的具体延展。正如德国宪政法院明确承认，《基本法》包含着权利和责任的实体价值，因而构成了一套“价值的客观秩序”。29

因此，宪政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着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价值基础。正如墨菲（Walter Murphy）教授指出，“宪政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它]要求任何社会的中心价值必须是人格尊严。”30 同时，它又通过法治使得基本的道德价值获得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宪政把道德法律化，因为通过实施宪法，它使基本价值进入到法律的实体领域，并经由法院而成为有效的政治生活准则。没有宪政，法治就失去了道德源泉，法律体系就成了一个没有顶峰的“金字塔”；没有宪政，德治就将流为不可实施的空谈，甚至成为政治权力与社会不平等的保护伞。本文已经论证，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治国方略。而只有实现宪政，法治与德治才能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理性的统一体。

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否则它就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

而且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

㈥ 对法治之路得认识

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手段，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关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法治建设，又要重视道德建设，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之路的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一
一 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

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法治建设也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病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总之，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其他国家搬过来的，也不是哪个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法治建设艰辛探索的必然产物。

这条道路凝结着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上下求索。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主张变法图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的制度和体制，试图学习、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宪、搞议会民主、搞五权分立等，但都遭到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条道路凝结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摧毁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我们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沉重代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治的办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这条道路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功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痛定思痛，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们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深刻转变;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我们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伴随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中国法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宝贵经验。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辛探索，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飞跃。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走好这条法治道路。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懈探索、不断完善。但我们坚信，只要认准前进方向，落实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将越走越宽广，中国法治建设就将不断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二
__问世后，继承古希腊“灵与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社会统治理念

法律是人法，法学是人学。因此，研究法治的起源，需要追溯人类对“人是什么”的思考历程。学界公认，人类第一次思考“人是什么”，肇始于被德国学者雅思贝斯所称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几乎同时独立地出现了许多思考人本身的伟大哲人，中国有诸子百家，印度有佛教，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然而经过这次反思活动采信法治的却只有西方一家，所以然者何?盖因西方人把人的灵魂与肉体作了分别。中国人的灵魂观念与西方人不同，它指的是附在人躯体上作为主宰的灵体，灵体离开躯体人即死亡，灵体就是灵魂。魂主精神，而魄主身形，除了伟人成圣外，常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但不代表是邪恶的，而是会保佑子孙，或向杀害本人的坏人报复，所以类似低级的神明。

西方灵与肉分裂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民间的奥尔菲神秘教派，后经毕达哥拉斯派加以改造，成为希腊思想文化里的重要成分，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手里就成了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灵与肉分裂观念引发法治学说的逻辑和历史过程是这样的：

人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同的，灵魂是真、善、美的代表，肉体是欲望或邪恶的代表，两者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苏格拉底认为，人活着，灵魂就会遭受肉体的拖累，使人被肉欲左右而得不到真知识。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在投生前就已存在，偷生后受到肉体拖累，不容易回忆起原来具有的知识，肉体是达到真知的障碍，为了获得真知，人必须挣断这种束缚。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质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如果按照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人先有身体后有灵魂，先有非理性(情欲)后有理性(德性、理智)，身体与非理性相联系，灵魂与理性相联系。理性是相对于“过分”和“不足”两个邪恶的极端之间的“中道”，“过分”是主动的恶，“不足”是被动的恶。以情感为例，自信是骄傲(过分)与自卑(不足)的中道，义愤是易怒(过分)与麻木(不足)的中道。以行动为例，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大方是奢侈与吝啬的中道。人们虽然倾向于理性、德性，却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理性、德性，甚至成为违反理性、德性的罪人。

灵魂是神意的体现，情欲或邪恶是尘世的产物。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首先就是要认识灵魂，这灵魂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是永恒不变的，人死后肉体会分解消亡，但灵魂常在。人为何会作恶?因为人有愚昧无知的缺陷，统治者不重视对人的教育。柏拉图认为宇宙有理念和现实两个世界，现实世界是没有一点恶、全部都是善的神创造的，他把理性放入灵魂，把灵魂放入躯体。但人的灵魂、理性会受到非理性的欲望的干扰。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把灵魂、理性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独立物，而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在《伦理学》的结尾也说，人的灵魂、理性与神最为接近，是神最喜欢的东西。

与灵与肉的分裂相适应，法律有神意之法和人意之法的区别。苏格拉底把神意体现的自然法和国家制定的人定法区分开来，认为无论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还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必须考虑到正义，正义性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他之所以被判死刑而拒绝逃跑，就是认为法律是神意的体现。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人定法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源于神意。亚里士多德把法律视为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说，只有让上帝和理性来统治，法律才会统治人们;要是让人来统治，那就要加上兽性的成分。他也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前者反应自然存在的秩序，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由人制定，调整人为的秩序。

法治是灵魂、理性不敌情欲的产物。灵与肉分裂后，苏格拉底和早年的柏拉图出于对人类灵魂、理性的信心而主张人治，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制，主张贵族制;柏拉图主张哲学王来搞人治。但苏格拉底被处死、政治斗争剧烈等残酷社会现实逐渐使人们看到人们的情欲往往压倒灵魂和理性，因此，苏格拉底提出了统治者会不会犯错误这一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疑问;柏拉图晚年撰写《法律篇》，认为“哲学王”的人治虽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但一时难以实现，次好的法治统治方式也是可行的。到了亚里士多德就完全变成“法治”论者。他认为人治、尤其是一个人的统治，可能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是极其危险的。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__问世后，继承古希腊“灵与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社会统治理念，灵魂、理念方面的事务归教会管理;肉体、行为方面的事务归法律管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德治和法治。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三
一、法治具有共性

作为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遵循着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这是毫无疑义的。法治的这种价值，具体体现为文化和法律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共性。

(一)文化的共性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和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因，是为了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服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由于发展的起始条件不同，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甚至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但在多样性中隐藏着共同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共同的东西不断地显示出来，表现为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接近性，从而体现出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这些共性，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学习和借鉴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法律文化的共性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智慧。具体说，它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法律文化属于文化中的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的部分。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前述对文化共性的揭示对其同样适用。

作为人类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的法律制度和与其相关联的基本法律价值观念，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东西。

世界现有的各种法律制度，无论是中国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如同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说的：“我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二、法律文化的民族性(特色)

强调法律的民族特色及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也是可论证的。因为文化及法律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个性。世界各种法系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文化的个性

人类文化的个性表现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各民族的文化虽然有着本质上的共同性，但其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前述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它是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标志。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或者是某种文化因素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或者文化的某个方面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应的方面，或者具有互补性。文化作为实践活动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在其独特的条件下的独特创造。

(二)法律文化的个性

前已述及，一个民族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手段，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由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是已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最具效益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现今除个别国家外，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却有多种多样。[2]在治国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同样。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征：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沟通;法的公平要求与权利等差;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重刑轻民，律学是法学的主要形式;制定法与判例法结合;援法定罪与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法典编纂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等等。[3]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4]西方法律传统则表现为明显不同的特征，诸如法律制度与政治、道德、宗教等有较为明显的区分;法律的施行由法律专家来进行;法律职业者要受专门的训练;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共存和竞争，等等。美国学者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概括为十个方面。[5]

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之间之所以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移植，就是法律制度之间有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之分;法律制度之所以可以进行优劣比较，就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不同的法律制度，各民族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差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各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法律的概念的理解有差异;(2)在法律的存亡问题上存在差异;(3)法律的渊源差异;(4)法律的形象化程度不同;(5)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法律家的典型形象不同;(6)不同的文化所赋予的法律义务不一致，等。[6]

三、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样式

上述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特征考察，决定了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存在。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样式。何谓中国特色，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意识形态指引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因而和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立法为例，一国的法律体系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指导下制定的，或者说都遵循着同一的价值标准。

在我国立法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坚持相应的立法原则。因此，部门法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影响问题。如何处理好法制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尽可能为减少立法过程中不适当地政治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是法学研究不能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部门法的制定，不能脱离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我们在批判把法律作为统治者工具的同时，把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精神追求时，部门法的制度设计能否做到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迄今为止，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是不存在的。作为公法领域的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是如此，作为司法领域的民商法也是如此，中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风波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以阶级斗争为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给我国社会和法学研究者带来的危害，一些学者提出法学要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可以理解但带有情绪化的一种表达。法学研究固然应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应追随、依附于政治，甚至为错误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但要完全摆脱或回避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因为，法学家的研究可以做到与政治保持距离，而法律实践却不能够;书斋里的法学研究可以回避现实，而面向实践的法学研究就不能够。法学研究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价值、信仰、认知和评价等观念系统，其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功能。这在现代西方国家也毫不例外。[7]

法学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意识形态不是法学的全部，其中也有独立于意识形态，甚至超越时空、体现客观规律性和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因而法学的研究，要关注政治，关注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在现有政治意识形态下，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大化，从而为部门法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价值标准。

因而，法学研究不应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正确的态度是，法学家不能消极也不能激进，应做社会发展的改良派和促进派，在保持自己独立批判精神的同时，要积极干预和参与政治。在出现法律实践与意识形态冲突，或在法律的制定遇到政治干预时，法理学要能够给予恰当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因此，法学研究要关注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设计的思想主导。面对当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国情，予以冷静地分析，而不应该完全“依附”。改革、发展和建立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以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今日社会建构的基础，也应是当代中国法律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只有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理论，也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中国特色法治之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特色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法治社会是根据自我需求，沿着自我设计的路线进行建设的，它既不是(摆脱了)单纯的模仿，也不是完全的拒绝。

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目标的确立，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内驱力。实现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吸收、借鉴和移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也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被认为是当今最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且有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配套。但这种完备的法律体系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过程的立法斗争、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以市场机制堪称当代西方世界典范且具有设计精密的法律体系的美国为例，且不说它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即使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后期，美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也可以说是极为糟糕的，市场竞争的手段也是极为野蛮与卑劣的。为了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美国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净化运动。通过一系列良化市场秩序的立法活动，终于使得美国社会逐步走出了拜金主义的投机行为通行无忌的“镀金时代”[8]。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可以说是亘古未有的全新事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多年来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前提下，由国家自觉、整体地将计划模式改造为市场模式。在现今的条件下，我国经济模式的转换，已不可能像西方市场经济的建立那样经历漫长的年代，走西方发展的老路，而只能采取在几十年时间内快速完成的方式。因此，为尽最大可能减轻模式转换过程中的无序程度，避免和限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以便少走弯路，应当直接借鉴和移植世界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和与之相配套的成功立法经验，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己一切从头探索，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建设在更高的起点上健康发展。

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打破一切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场和多种形式的国际联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遵守国际公认的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经济法制化，另一方面国内立法必须与世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相衔接。因此，吸收、借鉴和移植国际通用的法律规则，对完善我国经济法制体系，促进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看过“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的人还看了：

1. 解读全面依法治国四个关键

2. 大学生依法治国心得

3. 浅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

4. 2017超星尔雅课程形式与政策答案

5. 论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