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未来法治
1.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十年
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袁绪程执笔 中国的改革前景，不仅取决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且受制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和变化趋势。未来十年，我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又如何应对？在这个变化世界中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之间虽有协商，但彼此无暇顾及，都在自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贸易争端不断，很多人担心全球化会逆转，会回到孤立主义状态。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经济的全球化是难以改变的大趋势。金融危机不仅不会改变发达国家经济向后进国家扩散的趋势和分工格局，反而凸显出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或动力的严重不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进国家的强大发展潜力和巨大需求之间的重新“平衡”。 金融危机亦不会改变金融体系尤其是新的金融工具对创新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金融工具的创新与投机是创新经济的永恒发动机。尽管美国滥用货币信用，引发金融危机，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其他国家货币能够替代美元地位。至于建立以世界政府为前提的世界货币体系只能是遥远的梦想。或许可行的是，通过博弈和协商，逐步建立若干大国为主的“货币联盟”或鼎立，如美元、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等的“货币联盟”，以替代美元独霸的地位。 当然，解决欧债危机，防止欧债危机扩散，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和规则，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协调，避免滞胀，仍是各国政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大国联盟”。因为，具有世界政府“外壳”的联合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起补充作用的很可能是寡头联盟式的“大国联盟”，比如G8、G20等组织形式。“寡头联盟”往往是在竞争（斗争）中形成的，入局和出局完全取决于实力，中国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大国。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将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变化是必然的。中国应当在“大国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和平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和平的世界环境。如果未来十年内不发生世界性战争，只要中国坚持改革，一定会实现现代化。未来十年的世界会不会发生或爆发战争？自二战结束60多年来，国与国之间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从未发生世界性战争。正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这6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生产力总和。 60多年没有世界性战争，主要归功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国之间的制衡。历史上的战争都是源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宗教性的冲突以及掠夺性战争等等。未来10年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主要依据如下判断： 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战争的敌人亦越来越不明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民族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资源匮乏的日本和德国的快速发展就是先例。 二是意识形态之争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复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即冷战的结束，以华约为对象的军事同盟北约即使存在也失去了“对手”，其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它将逐渐变为地区安全的维护体。 三是民主法治已成为世界潮流，各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和政教分离的宗教改革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 四是掠夺性的战争不被大多数国家认同，并受到大国的制裁。“战争”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历史上的战争尤其是欧洲早期战争绝大多数是掠夺性的，因此造成战争代代相传，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和“春秋无义战”。科索沃战争似乎摒弃了掠夺，开启了另一种战争的先河。 五是各层次的“维和组织”的拓展和扩大。如联合国组织、各种非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存在，提供了解决争端及和平协商的平台和渠道。 尽管世界大战的概率较小，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和领土纠纷，以及一国之内的种族或民族之争而引发的战争还会时有发生。最近的南海之争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被拖入战争，一定不会是在中美之间和中欧之间，而是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因此，中国应当保持足够的防御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侵犯以及国民的安全。 发展格局的演变 （一）美国继续领先其他国家，处于“领导者”地位 金融危机虽然重创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复苏需假以时日，可能比人们的预想要长，但美国在经济、技术、制度和资源上的优势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经济总量（GDP）约占世界的1/4，是中国、日本、德国GDP的总和，且处于产业链的高端。美国在信息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及神经科技等创新经济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经济制度的创新能力、包容性、开放性和自由度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其源源不断的移民和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就是很好的例证。 美国在能源上也具有优势。它的陆地和近海油田并没有完全开发。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进步，美国迅速地扩大了可开采天然气储量，一跃成为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其丰富的页岩气（shale gas）开采刚刚进入商业性大发展的阶段。 如果将整个世界比作“地球公司”的话，美国虽然从相对控股变成第一大股东，但仍将处于首席发言人的地位。不论你喜欢与否，都一时难以改变。 （二）处于“挑战者”地位的欧盟前景 虽然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和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正在考验着欧盟的坚固性，欧盟崩溃或解体之声也不绝于耳，但最终将从危机中走出的欧盟国家会更加紧密。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未来十年尤其是后半期，随着欧债危机的解决和财政政策的一体化，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可能进一步发展，欧洲诸国在若干年后发展成为一个邦联式的共和国即欧洲合众国并非没有可能。届时俄罗斯即使没有入盟，也会与欧盟“结盟”。欧盟现处于“挑战者”地位，是唯一能够挑战美国的“共同体”。当然也不排斥另一种前景，一个分崩离析的欧洲。 （三）亚洲经济共同体仍然难以成型 作为人类三大文明发源地的亚洲，不像欧洲诸国那样有着历史上的姻缘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亚洲诸国在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并且互不服气，很难像欧洲人那样“结盟”。 中国若保持政治稳定，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似乎不成问题。但相对发达国家，仍将总体处于追赶者的地位。 日本将继续在高端制造业和相应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后入东盟的越南等四国会加快改革，东盟诸国民主化进程会加快，政治和经济制度将会趋同，经济共同体将更加紧密，政治协作也会走向制度化。 已经民主化又在加快经济改革的印度潜力不可小视，它将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劳动密集型市场的替代者。 金正日已经去世，朝鲜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发生改革或社会转型甚至动乱都是可能的。中国应当促成朝鲜进行中国式改革。 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将进行“工业化”和“宗教改革”以及民主化的补课，纷纷走出政教合一体制和专制体制，开启民主化进程。前期可能出现混乱，后期会正常化和秩序化。 （四）非洲的变革 除南非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许多非洲人还生活在部落时代，民族国家不太显著。未来的非洲大部分国家很可能会通过革命和战争重新洗牌，演变成为少数大国和大批较小国家同时并存的格局，从而加快政权和民族的统一，从部落社会走向民族国家，为工业化的“起飞”打下基础和创造经济发展的框架。 中国向非洲的“走出去”要小心。 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一）历史机遇 面对全球变局，中国应抓住哪些机会呢？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1．改善中美关系，开发中国大市场 世界各国的发展是分层次有先有后的。已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性经济发展已走到尽头，其一般性需求严重不足，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业的突破而进行金融“放水”，必然会产生人为的美国“次贷现象”的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 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中后期突进，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正如火如荼。13亿人的奇大无比的中国单一市场的开发正可以弥补西方的“需求缺口”。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的巨大作用。在短期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仍然需要中国市场，这既是西方的机会也是中国最大的历史机遇。利用西方技术、管理、资本和产业转移，将会互利共赢。就眼前来说，在互为需要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方面更为急迫，中国应抓住当前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历史机遇，大力改善中美关系，重塑二战期间曾经有过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中东问题的结束，美国将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似乎在形成对中国的包围。这只是表象，只要我们继续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对话或沟通，这是可以化解的。 重塑中美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及意识形态。从经济上看，中国在局部上存在与美国的竞争，但在总体上应是互补大于竞争。因为中美经济的技术含量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大体上处在追赶者的地位，还不是美国的挑战者，因此中美经济上的互补及互相依存大于竞争和排斥。如果中国改革政治及意识形态，哪怕只是承诺，就会重拾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从而获得解除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封锁。当然，如果中国不改变政治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仍是短期放松，长期戒备，封锁还会继续下去。 2．跻身“大国俱乐部”，积极参与规则的制订 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参与大国之间的协商及全球规则的制订，既对本国有利，又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虽比从前更积极地参与，但主动努力似显不够。这也许是存在某些疑虑，如我们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原则参与规则制订？我们参与了世界“秩序”的维护，会不会引来西方国家“乘机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二）重大挑战及应对策略 1．同质的后进国家赶超的压力在加大。 尽管中国市场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明显，但既不是唯一又不是绝对的。对中国最具威胁的是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及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劳工费用以及环保费用等成本正在上升，比较优势正在丧失。 2．僵化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 僵化的意识形态，既阻碍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的借口之一，中国至今仍在批“普世价值”，只能带来更多的负作用和压力。 3．法治经济的压力。 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是有问题的，主要是执法方面。许多企业采取了非市场竞争的手段。这看似有利于竞争，但长期来说是有害的而且难以持续的，面对法治、公平规则日趋完善的市场规范竞争，中国许多企业都将难免脱胎换骨之痛。 4．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以及相应的政治稳定。 一是越南、古巴、朝鲜等同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压力将加大，尤其是越南的政治改革超前中国的压力及示范效应日益显现；二是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所引起的震撼；三是台湾民主政治日趋成熟以及2017年香港的“直选”带来的压力和示范作用。 5．“走出去”的风险。 我们多数投资是走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后进国家，这些国家正面临或正在发生政治变革和动荡，如在利比亚，投资受损失是必然的。非洲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变革，走出去战略需要重新审视和统筹考虑。 6．应对策略原则 （1）外交政策应有新思维，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发挥大国的作用，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2）消除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对外承认“普世价值”。但要对外表明，实现“普世价值”要有一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目标，此外，“普世价值”要与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相结合。 （3）加快国内改革进程，研究和启动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格局，并占据有利的位置。■
2. 中国传统文化未来会消失吗
必然不会消失，除非整个中华文明都消失了。我们现在的文化也是从传统一脉回相承下来答的，传承过程中有些不适应时代的东西必然会消失，但真正的精髓会流传下去。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实用五个字就能概括——仁义礼智信。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就因为这五个字已经深入灵魂。日本人朝鲜人虽然当年也学中华文化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但这五个字他们始终学不全。别看他们动不动就把这些挂在嘴边，可一做事就露馅了，因为他们只把它当成一层皮，而没有渗透到骨子里。
中国经历过很多次外夷入侵，某些外夷甚至搞文化侵略妄图毁灭中华文明，但结果还是失败。因为他们挖不到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文明其实已经和每一个中国人融为一体，谁有那个能耐灭绝它？
再比如说中秋节、春节，尽管节日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节必须要过，无任何条件可讲。谁要是不让中国人过春节，中国人敢跟他拼命，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内核所在，不拘一格，固守本心。
3. 中美贸易战可能的几种前景
1、利用美国的弱点成功崛起
虽然美国方面已经表现出相当程度对于中国模式的警惕和遏制的意图，但是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多元的民主国家，美国方面是否能够朝野一致达成对中国实施遏制的共识，是否能够忍受遏制中国的代价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美国的决心不够坚定，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软弱获得贸易战的胜利并实现崛起。这种情况下，当前美国的强硬态度不过是勇敢者游戏里面的博弈姿态而已；未来中国做出适当让步，中美就会走向妥协。
《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的文章就指出贸易战不只是经济战，也是政治战。美国方面忍受损失的能力可能是弱于中国的。例如，美国总统始终面临定期性选举的考验；也不能够控制媒体掩盖利益受损群体的声音；无法直接动用财政资源对贸易战受损的群体实施补贴；在华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可以游说华盛顿的能力；而在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在华美国企业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受到法治环境的限制对本国境内运行的企业包括外国企业缺乏直接干预的能力。中美这些领域的差别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
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美国虽有台湾牌可以打，中国也有朝鲜牌可以应对。今年以来金正恩已经访华有2次了，这也是外交牌。
2、接受相当程度的结构调整
如果中国的领导阶层评估美国的弱点没有那么容易利用，而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中国也无法承受，那么可能会在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市场准入开放等核心领域做出让步。这些让步，有可能为中国目前许多领域受到阻力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助力。
以每一轮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议题国企改革为例：如果市场准入开放取得进展，而且各种财政补贴被取消，国企或者会大面积从国民经济中退出，或者会被迫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此外，如果网络服务业等对外开放，舆论管控措施的效力将大幅下滑。但是无论如何，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都有影响，长期是否面对政治改革的压力值得关注。
当然不能排除美国仍然难以接受中国成为全球主导国家的可能并在这个过程中故意制造混乱。但是从过去500年的国际政治关系史来看，面对修昔底德陷阱唯一一次实现和平权力交接的是美英之间的权力交接，大家尊重同一套观念和规则。
3、走向冷战和对抗
如果上述两条道路都走不通，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风险就将显著上升。“一带一路”有望发挥和前苏联“贸促会”类似的功能，人民币可以发挥卢布当时作为结算货币的作用，而上海合作组织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新“华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可能都要进行巨大的调整。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石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当美国对华政策由支持中国开放走向对中国全面遏制，很难想象中国还能继续坚持原有的政策安排。国内的意识型态等诸多领域的调整也将箭在弦上。
这种情况下，中美的摩擦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就近期而言，美国的策略包括：第一，将可以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扩展至对中国赴美直接投资的制裁。第二，可以切断从美国到中国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传递，以此来限制中国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第三，美国可能将会大力拉拢欧盟、英国、日本等国家，试图在多边层面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措施。第四，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可能在台海与南海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中美关系经贸联系弱化，并升级到新冷战，更多的敌对行为可能出现。有句话说的好，“贸易断绝之日，就是战争开启之时”。
总体来说，500亿美元的贸易战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是提出贸易争端可能是中美走向长期对立的开端。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贸易战后续的演进过程。
4. 1995年前的朝鲜经济接近四小龙
朝鲜经济改革后，新义州及开城两个接近边境的城市发展起来，工业等也有一定起色，但是成效并不明显，朝鲜的经济也仅仅是从前几年的饥荒中复苏而已。农业产出虽然较以前有所成长，总体实力依然很弱。由于严重的肥料短缺，连续的自然灾害以及较少的可耕种面积导致国家的粮食产出比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最低标准低了一百多万吨。朝鲜农业实行承包制度，经济改革后农民收入显著增加。核试后美国的贸易制裁对朝鲜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据2009年CIA报告，朝鲜婴儿死亡率为千人中51.34人。
朝鲜在1991年开始有少量私人商业，有少量私人商业出现在罗津先锋特区，2002年在开城设立工业区， 2013年宣布在各道设立经济开发区。
“亚洲四小龙”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
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不少国家陷入衰退。这四个成功发展且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体，其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经验使其安然度过危机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例子。 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国际社会普遍皆视亚洲四小龙为发达国家及地区。
亚洲四小龙在英文中称为“Four Asian Tigers”（亚洲四虎），另有“亚洲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则是指泰国、马来西亚联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新兴的国家，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都像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因而为名。
无比璀璨的“东方之珠”-香港
香港是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1842年至1997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地处珠江口以东，北接广东深圳市，南望广东珠海市的万山群岛，西迎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是国际重要的金融、服务业及航运中心，也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同时为全球最安全、富裕、繁荣和生活高水平的城市之一，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香港把华人的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特别回归中国后，得利于开放的内陆往港的旅游业，大大增加了收入，解决金融风暴下的失业率，使其在原四小龙之中其它三地受冲击带来的持续不振，而独竖一帆。
香港有“东方之珠”的美誉，人口约713万（2012年），总面积1104平方公里，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香港可分为四个部份：香港岛、新界、九龙和离岛。九龙是位于北边港口的半岛，香港岛的面积78平方公里，是香港主要的金融商业区，但只占全香港陆地面积的7%，新界的面积约98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91%。离岛共包括262个岛屿，最大的离岛大屿山几乎是香港岛的两倍大。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来。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人治港”的政策，享有独立立法、司法、行政权及免向中央缴纳关贸税等政策，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也是国际和亚太地区重要的航运枢纽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经济自由度指数位居世界首位。
惊人的汉江之奇-韩国
大韩民国，简称韩国。位于东北亚，是一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宪法领土范围为整个朝鲜半岛及附属岛屿，实际领土约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4/9。位于亚洲大陆东北朝鲜半岛南部，东、南、西三面环海，面积9.96万平方公里，半岛海岸线全长约1.7万公里（包括岛屿海岸线）。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里，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缔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韩国的人类发展指数2012年达到了0.909（极高），韩国在06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大关，在2013年人均gdp跨入世界30强
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韩国经济被称为汉江奇迹。1963年韩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到2005年却超过16,000美元，增长高达160倍。截至2005年韩国的资讯科技产业多年来一直执业界之牛耳，除高速互联网服务闻名世界外，内存、液晶显示器及等离子显示屏等平面显示装置和移动电话都在世界市场中具领导地位。此外韩国造船业亦是全球第二、轮胎业全球第三、合成纤维生产及纺织业居全球第四、汽车生产全球第五、钢铁生产全球第六。
韩国是世界上网络通讯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是全球网速最快的国家，美国《财富》2011年报道说，2010年韩国网速每秒流量为14Mbps，是全球平均网速（1.9Mbps）的约7倍，而美国50个州中网速最快的特拉华州（7.1Mbps）也只有韩国的一半水平，证明韩国在网络硬件环境方面的领先地位。2012年，在一份来自网络服务提供商Akamai制作的报告中称，韩国在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网速为17.5Mbps，继续蝉联全球网速第一。互联网、宽带、移动通信、3G等也有一定成果。韩国政府也很致力于发展数字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致力于应用生物工程技术提高应对疾病的医疗技术。到2010年，韩国在生物工程上的投入达65亿美元。首尔大学已经成功克隆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史纳比和两只濒危物种的狼。
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是韩国从事航天科研的主要机构。1992年8月11日，韩国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韩国星1号”进入太阳同步轨道，成为世界航天俱乐部的第22个成员。自1992年起，韩国至今已连续成功开发了8颗人造卫星。出于防止朝鲜半岛军备竞赛的考虑，韩国的盟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阻止韩国发展自主的导弹和火箭技术。因此韩国与俄国合作发展航天技术。2008年4月，俄国成功将韩国首位宇航员李素妍送至国际空间站。 2013年1月，经过两次失败后，韩国与俄国共同研制的罗老号运载火箭成功将科学卫星送至指定轨道，使韩国成为世界上第10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
神奇的港口之国-新加坡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也是一个城市国家。该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望，并以长堤相连于新马之间。新加坡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根据2014最新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成效显著，绿化效果良好，走在新加坡，犹如徜徉于绿叶红花之海，故有“花园城市”之美称。
突起的海岛之星-台湾
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大陆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台湾在经贸方面以高科技产业赚取外汇优先，于1970和1980年代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于90年代跻身发达地区之列；无论人均所得或人类发展指数均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及地区齐平。
5. 跪求论文《土地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急！急！急！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30年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中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土地管理和利用的法律。
30年过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土地权利保护、土地登记、土地用途管制等诸多重要方面，均从法律上得以规范。
在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广袤的城乡土地激情拥抱法治。
零的突破：选择市场，选择法治，土地管理和利用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
土地管理法制建设，合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动。
改革始于土地，改革唤醒了对法治的需求。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干协议一举掀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新的历史，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大生产转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管理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1982年，国务院决定在农牧渔业部内设置土地管理局，作为依法统一管理全国土地的职能机关。同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出台、实施。
然而，这些规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分散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高达100万公顷，唤醒了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加强耕地保护紧迫性的认识。
1986年是新中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4月，农业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6月25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依据这部法律，我国对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1986年8月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诞生，代表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随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土地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我国土地管理队伍不断壮大。
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87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突破了当时《宪法》对出租土地的禁令。法随事变。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这次适宪性修改，一举扫清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面临的法律障碍，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开辟出一条法治之路。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以《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中心，形成以《土地管理法》为基本法律的法规体系框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6年8月到1992年年初的5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成片开发经营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土地复垦规定》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颁布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土地登记规则》等。
土地管理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土地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法律规定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各地通过“化整为零”、“下放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大量占用耕地。据统计，1986年到1996年，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原因全国共减少耕地约1.02亿亩，而同期开发复垦的耕地只有7368万亩，10年间，耕地净减少2898万亩。
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土地管理法制与时俱进。
关键之举：确定用途管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
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法制变革打下坚实基础。
1996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达了11个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护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十分重视，举全局之力开展这项调研。经过对广东等13个省（区）和上海等12个城市历时10个多月的调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政策性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出，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扭转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
此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正式启动。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组， 8月18日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第64次、第65次常务会议讨论审议原则通过后，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1998年4月11日，由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就《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8月29日上午，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141名代表按动了表决器，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139票赞成获高票通过。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肯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转到内涵集约型；在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分配上，从土地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市、县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划分；在执法监督工作上，从传统的土地监察转到建立现代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在调整范围上，从单纯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转到既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
1999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作为其重要配套法规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步施行。速度之快，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出台，明确规定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征地问题的土地信访数量不断攀升，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正，不仅将原来的土地征用区分为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而且从《宪法》层面上强调无论征收或者征用都要给予补偿，体现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同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对《土地管理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是将总则第二条第四款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将《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用”全部修改为“土地征收”。
随着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国土资源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以《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的成功尝试为起点，国土资源部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草案，积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多方听取意见，奉行“开门立法”。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立法，认真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规章在出台前，都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
作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第一部严格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2004年1月9日经国土资源部第12次部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它是最早的由部门制定的听证规定。颁布并实施《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国土资源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以层级监督和行政救济为重点的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探索建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有效化解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法律的创新和变革，使我国土地管理走上法治轨道。
新的起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临新形势，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担负新使命
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土地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
2004年6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在抓好土地清理整顿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管理制度。7月，国土资源部先后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和专家座谈会，专题研讨国土资源制度建设，继而成立了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保证《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真正得到执行。当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决定重申，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出现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大、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土地地方违法用地比例很高、出现新的违法形式如“以租代征”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下定决心，要运用土地政策，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从调整利益机制、完善责任制度和健全法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经过多年的积极摸索，土地管理改革方向越来越明晰，就是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并举，建立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与中央的部署相一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作出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规定。如：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构建了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物权体系；依据宪法，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完善；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土地物权体系方面作出了多项创新性规定。
结合《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了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工作。2007年12月30日，《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并于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等规章的制定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决定》同时明确，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积极稳妥和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迫切，《土地管理法》已进入新一轮修订。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土资源部党组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方案和修改思路，目前，《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据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起草工作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既要全面总结和回顾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又要展望未来土地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为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提供法律武器。二是注重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党中央、国务院在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完善征地制度、提高新增用地成本、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将通过法律修改使之上升为法律制度。三是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被实践证明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责任制度、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等上升为法律制度。四是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这是我部立法工作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关键环节。起草《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除了由部机关主要司局参与起草外，还特别委托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专家建议稿，委托广东等省厅联合起草地方建议稿。最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送审稿，将综合考虑专家和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30年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正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我国土地法治之路必将走得越来越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