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法治的建议

⑴ 建立法治社会有什么建议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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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从法律的角度加以分析，对我国道德和法制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内步缩小城乡、区域教容育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

二、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宏观调节力度，逐步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三、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四、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
五、规范管理，从严治教。（道德层面）
大力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建立健全有教育系统特点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范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依法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发扬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加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实现招生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⑶ 如何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给点建议

中国的法制改革思路经历了从加强法制到依法治国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然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崇尚法治大于人治和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的根本原则。依法治国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民主形态的符合国际人权法要求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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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组成，以宪法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其他部门法律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建设法治国家初步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离法治国家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还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保障方面无法可依或恶法难依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门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宪法配套法律法规。各部门法的规定不尽完善，部门法之间不协调的情况突出。许多部门法律制度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和影响，不能很好地适应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甚至宪法本身还亟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还缺乏实施保障的系统规定，离法治国家标准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和适应法治国家的需要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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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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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还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现代政治民主形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要推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实体法，而且要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须体现民主原则，注重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和监督。行政法制改革还要求实现行政公平。还要加快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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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还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确保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错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公正执法。在这方面，要继续将审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把勤政廉政建纳入法制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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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宣传，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重点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观念。

⑷ 对建设法治中国三点建议

市场自由、市场秩序和法制建设的缺位

在我看来，自由和秩序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或者是对于一个市场来说，法制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自由和秩序的问题。

自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话，就失去前进的动力。记得我第一次到德国去，了解到德国有一个《反卡特尔法》(《反垄断法》)，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马列主义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怎么不保护垄断，还要反垄断呢？我就问德国同行，他们说，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的动力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国家垄断也好，私人垄断也好，只要违背自由竞争的原则，一律都要反对。我们提倡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竞争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秩序则是一个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社会，如果人身没有安全保障，市场没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就是两个保障，一个是保障自由，一个是保障秩序。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两个准则。

从我国的状况来看，应该说我们在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均存在欠缺。这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建基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经历了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历程，所以当后来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自由过度了，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国家调控市场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说，我们的市场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缺乏：第一种缺乏就是，没有西方那种发达的成熟的市场自由，或者说我们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中的暴发户式的自由；另外一种缺乏就是，我们的市场并不是全面开放的，很多交易活动还处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在美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机，是因为幸亏我们没有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期货、期权，及我们刚刚起步的股指期货，都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市场交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概也只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或者是刚刚发展为小汽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没有进人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保障市场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在市场秩序建设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说，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长时间之内，注意到了市场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我们现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在内的一些法律，在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欠缺。市场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现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中国18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闻，[1]表明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的虚假现象和诚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记得当时谈到企业上市，都用包装这个词。所谓包装上市，就是把企业本来亏损的部分篡改成盈利，这明显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我们在美国上市的部分企业，更是下大力气在包装上市上，甚至连美国的会计公司都感觉很为难，如果不给中国公司包装上市，那就没有市场，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场，就必须冒违反商业道德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做假账在中国的企业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难怪朱铭基同志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当时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以此直截了当的白活“不做假账”作为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恰恰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企业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来，如伪劣产品、欺诈行为横行，在中国市场上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表现在世界很靠后。中国市场经济混乱的情况给中国丢了很大的脸，包括上文说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国被停牌和摘牌，中国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誉蒙受损失。现在当然好一些了，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很严重，函待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法制建设所要解决的目标，一个是给市场充分的自由，一个是给市场安稳的秩序。如果这两个目标没有做到，就表明我们的法制建设，离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由，没有秩序，那就会缺乏安稳的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会形成一个有了秩序，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这一对矛盾里面，应该说自由主要是通过私法来保障的。

我们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虽然现在有些人认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经相对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划分仍然存在。私法讲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作主，决定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而市场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畴了，公法的范畴就含有管理和强制的概念。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刚开始起草的《信托法》包含了私法的内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内容，也就是说钊言托法》草稿不仅包括了信托各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信托财产的地位，还要包括信托公司怎么成立，信托业怎么管理，信托的风险怎么回避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在制订过程中发现，作为私法的《信托法》比较好写，但是涉及到信托业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较复杂。所以当初帮助我们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专家，主张应该将《信托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开写。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专家的建议。最后，《信托法》起草的时候，由于信托的公法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出台了纯私法性质的《信托法》。但是问题也出来了，不久前在一次信托业研讨会上，大家深深感到，信托产业光有私法还不行，虽然有国务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规定，但是没有公法，就没有办法保障信托业安全的实施。所以从这点来说，立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个配套。我们立了《信托法》，但是我们没有《信托业法》，也没有《税法》。信托业怎么上税？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国家设立信托公司的要求，信托公司设立有哪些条件？它的保证金在运转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安全？这些都没有。

应该说，一个国家从侧重市场自由到市场自由与秩序并重这个局面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法》保障市场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捎带讲讲市场秩序的问题。随便举买卖关系为例。过去的时候也有欺诈，但是最早的时候，对待欺诈的办法是采取一个原则，就是让买者小合，谁买东西谁要小心，如果认为对方欺骗你，是因为你不了解买卖的规则。但是后来逐渐发现这个规则不对了，不能仅仅要求买者小合，还需要追究卖者的欺诈行为，所以规定了对于欺诈的一些措施。德国《民法典》里面有个帝王条款，比如诚信就是《合同法》里面的帝王条款，买卖双方订合同，首先要根据诚信原则，不诚信怎么行？这些应该基本上是在民事规范里面解决的。

第二个阶段，解决在《商法》里面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拿最典型的《证券法》为例，《证券法》是解决商事规则里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们把《证券法》写在商法里面，而台湾地区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规范里面，这是一个公法范畴。因为在《证券法》里面，不仅要保证证券交易双方的自由，而且还要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防止交易过程中的欺诈。我们后来的商法里面，很多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最后一个阶段，应该说是经济法的体系出现了。以美国为例，美国1890年通过了《榭尔曼法》，该法就是以反垄断著称，本来两个企业合并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如果两家很大的企业相互兼并，就会损害别人，因为侵吞了过多的市场份额，会把别人的市场挤掉。所以在这一点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作为经济法出现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还包括《反欺诈》等等这样的法律。

⑸ 你怎么看待当今社会的法治建设水平应该怎么推进我国法治建设

良法善治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的要求。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良法善治？在新时代应怎么进一步实现良法善治呢？
简言之，良法，即符合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的法律法规；善治，即优良的治理，也就是要实现我国治国理政的最佳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良法善治有着具体的表现：
所谓良法，就是法律体现了人民的要求。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但法律必须保护人民、造福人民。我们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基本政治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法条是否公正、平等，体现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等等。能够保证和实现这些方面的法律，自然就是良法。最近，人们热议的房产税是否开征，网约车可否保障客户的权利，昆山事件后正当防卫是否修法，民法典修改能否满足人民的期望等等，正是表达了人们对良法的期待。
所谓善治，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国家的治理能够充分保障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国家的治理能否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能否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能否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否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等等。能够实现这方面的治理，自然就是善治。新中国成立很快就70周年了，我们党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推进了社会制度的成熟与稳定。
总之，用现代法治理论的话讲，良法善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完备、科学、有效的法律体系达到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现代化，满足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拥护，确保国家的发展壮大。

⑹ 如何加强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规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加强法治建设要从五个方面来思考，抓住关键，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加强法治建设。

第一：党委发挥领导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逐步做到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领导，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确保法治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第二：人大发挥主导作用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级党领导下，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把法治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体系也应当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实施体系。在组织协调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职权时，扎扎实实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发挥执法主体作用 。行政机关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也是机构和人员最多的部门，大部分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优化经济环境、增创法治优势的关键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样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环节。应该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处于执法主体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其范围是广泛的，可以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进行监督，通过会议、视察、调查、提案和建议案等多种形式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五：发挥人民群众主力军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不论干什么工作，搞任何事情，开展何种活动，只有群众支持和参与，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们抓法治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并把如何加强法治建设总的思路交给群众，请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献计献策。

拓展资料：

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在现阶段，必须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办法，切实加强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健全和规范法治工作机制，认真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

⑺ 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哪些方面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具体表现在：

1、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2、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3、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

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7)对我国法治的建议扩展阅读：

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的改善：

1、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

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2、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

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⑻ 请结合我国宪法规定的主要内容 谈谈你对法治中国建议的看法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发生违宪的事该如何追究，要想追究的话就得设宪法法院，以专门审查每天都发生的违宪事件，要不谈何法治呢，更确切地说还是离不了人治的范畴才对。

⑼ 结合工作，政策，法制层面，对推进法治建设有何建议

1.“法治”精神新要求
今年1月7日，他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法治”精神，综合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了新的法治建设目标。
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合体；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之日，便是法治中国建成之时。
他于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2013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都反复强调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标准。科学立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公正司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防线，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四者缺一不可。
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新“十六字”方针有了三大发展。一是，立法从解决“有无”问题，转变为解决“科学”问题。30多年前，中国面临的是“无法可依”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的今天，其主要问题已是“立法是否科学”。二是，将“司法”列入“法治元素”，将“公正”明确为司法的价值目标。三是，提出和强调了“全民守法”的要求，没有全民守法的基础，法治是空中楼阁。 新“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30多年来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体现，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从基础打造到系统建构的演进。从重点突破向全面展开的战略推进，是实现“中国梦”“法治梦”的重要步骤。2.科学立法——法治中国的前提
他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抓紧制定和修改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 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体现了对立法结果与立法过程的双重要求。
科学立法，首先要求继续立法。虽然中国于2010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法任务已全部完成。有许多重点领域还需加强立法，个别领域尚有“立法真空”。当前，特别要重点加强在深化体制改革、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及网络监管等重点领域的立法。
科学立法，还要求所立之法必须符合“科学性”，追求“立法结果”的科学性，即所立之法必须符合正义性、规律性和可行性。同时，科学立法，要求我们追求“立法过程”的科学性。为了提高立法质量，我国立法法对立法程序作了严格规范，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立法的公众参与。为了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立法，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和途径，广泛听取各种利益群体的意见，建立起事先和事后的立法评估机制。要学会“立法先行”，只要有条件的，都要“先立法、再行为”，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可以预期，让各种社会主体在有序的轨道内各行其道，和谐相处。3.严格执法——法治中国的关键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的关键。他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这是针对当前执法不严导致法律形同虚设等情况，所提出的新要求。执法不严，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弱作为。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执法者的腐败，执法者的执法手段不足，执法者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是导致执法不严的重要原因。
针对中国的现状，重点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建立交叉执法制度。对于一些重要领域，如食品、药品、环境等问题严重的领域，可以实施异地交叉执法，由外地执法部门来本地执法，本地执法部门到外地执法，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 第二，为执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对执法者及其家属的有效保护，对于报复执法者及其家属的违法者要予以严惩，使其不敢想不敢为。
第三，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民的权利，要做到尊重、保护、规范、限制并举。而有的地方还存在“两手软”：对于公民的权利尊重、保护不够，规范、限制也不够；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第四，要树立政府的权威。法治政府必须是个严格执法的政府，是有效执法的政府。应该看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力，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放任，都会导致社会成员安全感的丧失，导致对公民的合法权利乃至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同时执法者无视公民的合法权利违法执法、粗暴执法，与执法者自身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不是法治状态。
4.公正司法——法治中国的防线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的防线。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首次提出“确保”司法“依法独立公正”，体现了党中央的决心。
他多次强调，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实现司法公正，应当让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让司法回归司法，既不能让司法机关变成立法机关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法律，更不能让司法机关成为行政机关。让司法机关真正地从事司法工作，实现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建立起社会监督机制。要实现司法公正，还要建立司法权威，不让一份判决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5.全民守法——法治中国的基础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的基础。他指出，“我们要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
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公民的守法意识、守法程度有关。中国是在13亿人口中搞法治，任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重。况且，中国人长期以来重礼轻法，法治意识相对薄弱，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各类不信法不守法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全民守法，要继续抓好法治宣传和教育，扎实推进“六五普法”活动。要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氛围。严格规范公民自身行为，引导公民学会在享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使每一个普通群众都真正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更为关键的是，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切实尊崇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唯有加快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进程，才能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