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商鞅的法治思想

Ⅰ 论述商鞅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论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

商鞅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在“定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国家专政体制建立的观点。他说：“……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宫。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国家和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并将这三个阶段描述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认为，社会发展到“下世”阶段，出现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混乱纷争局面，于是“圣人”为了定“分”止“乱”，而确定土地、货财所有权和男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确定后，不形成制度不能维护，于是便制定了各种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后，没有专人执掌不行，于是设置了官吏；官吏设置后，不统一控制不行，于是又设立君主实行统辖。商鞅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①同时也看到了法律与国家政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时，对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还应当从另一个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权利保护”思想。近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特征是权利与权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是划分“法治”与“人治”的其中一个标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权利意识是极为贫乏的。在当时“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况下，商鞅能从“权利保护”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观点。这在认识论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贡献。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私有制，从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论中包含“权利保护”思想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二、“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张“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根据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鞅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张，对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学说进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为了防止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对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响，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商鞅认为要实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须让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张要布法于众。他反复谈到：“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实行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其实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和“律”两字虽然均有强制性规范的含义，但意义不尽相同。“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③我们应当注意到，商鞅所主张的“缘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与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认并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权力为前提的。他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认为统治的大权必须统揽于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国的主体。因此，必须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君尊则令行”；君主必须“操权一正”并“专其柄”，才能确保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在商鞅看来，法律并不是最主要、最权威的治国方法，而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就这点而言，商鞅所倡导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德治”并无本质区别，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当然，我们不应苛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年代的商鞅能够象近现代的政治家、法学家那样，提出以“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法治思想。在当时君权思想极为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君主的地位、权威是不可怀疑、不可挑战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实行变法，必须以得到君主的认可与支持为前提。如果他敢于挑战君主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则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样开明的君主，也会让他人头落地。此外，一种理论的提出，如果完全脱离实际，为时代所无法接受，那么这种理论再“先进”，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我们在看待商鞅的“缘法而治”、“专任法治”的思想时，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简单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理论存在质的区别，而抹杀其历史进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与当前我国所提倡的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进而得出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近现代意义的法治传统的错误结论。

Ⅱ 简述商鞅的治安思想

现存的《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者的遗著汇编，是研究秦始皇之前的秦国法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一、“不法古”、“不修今”的变法理论
为说明变法的必要和正确，商鞅提出了自己的变法理论。
首先，商鞅驳斥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指出自古以来根本没什么一成不变的礼法，法令制度都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其次，商鞅通过对民乱国亡是循守旧礼的必然结果的分析，指出只有变法更礼才能强国利民。
再次，商鞅指出必须根据时代要求、社会现实和民情风俗来更礼变法。
商鞅用来说明变法的必然性的理论依据，是历史进化观点。商鞅变法的目的，表现为治、富、强、王。他从这四者联系的角度进行了论述，认为要达到封建国家的治安富强，就必须注重耕战，实行“法治”，以力服人。
二、法、信、权相结合的“法治”
商鞅从明分止争、立公去私、胜民弱民、法信权结合以及轻罪重罚等方面，具体阐述了法律的性质、作用、宣教和执行，从而奠定了法家“法治”理论的基础。
（一）“法者，国之权衡”
商鞅用尺寸、衡器来比喻法，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客观准则。法度就是国家的秤和尺。治理国家主要靠“立法明分”。他认为，国家的建立，社会的安定，都有赖于等级名分的确定。
商鞅认为，法的作用大于仁义德化，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在，商鞅强调，法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能制驭民。
（二）“壹赏”、“壹刑”、“壹教”
商鞅认为，必须以法作为赏施和刑罚统一标准，作为教育人民的统一内容。他提出了“利出一孔”的主张，即用立法的办法，把民众用以谋取福利的其他途径都统统堵死，只留一条 途径即农战，这是他“壹赏”、“壹教”主张的基点。（名词解释：壹赏、壹刑、壹教。可隐藏，需要时打开：开始）“壹赏”指只能赏赐那些有功农战和告奸的人。“壹刑”指统一刑罚的标准，适用刑罚时不分等级亲疏，同时实行重刑连坐。“壹教”指统一教育的内容，主张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言论。（可隐藏，需要时打开：结束）
（三）“任法”、“重信”、“权势独制”
为了保障“法治”的实现，商鞅还提出了一套推行“法治”的方法，突出了法、信、权三个要素。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应该“任法”、“重信”而“爱权”。
1．“任法”。商鞅指出，实行“法治”首先要将法令公之于众。其次，君主必须带头遵守法令，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2．“重信”。在执法上，商鞅强调一个“信”字，要求“信赏必贰保”。
3．权势独制。商鞅认为，要使君主的法令能够顺利推行，还必须“尊君”，即所谓“君尊而令行”。
三、“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的思想家，商鞅的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法令和赏罚的直接对象是民众，因此实行“法治”和运用赏都要以“民性”为基点：
商鞅也主张赏刑并用，厚赏重罚。他称刑罚为禁止作恶的“禁”，赏赐为促使立功的“使”。
但是最能表现他刑罚思想特点的，是“重刑”的主张。其“重刑”也有着特定的含义：
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制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
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只在“治奸人”，而不是“治善人”。
其三，轻罪重刑。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Ⅲ 商鞅提出的法无等级 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内涵是什么

1、刑无等级是先秦法家倡行法治。刑罚不论等级、贵贱、亲疏的主张。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书列传>）。针对“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提出“壹刑”：取消贵族特权，励行法治。《商君书·赏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韩非进一步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篇》）。以法为本，事断干法，否定奴隶主贵族“礼有差等”的旧传统。“刑无等级”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为建立封建法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2、以刑去刑是指对犯罪用重刑惩处，使人畏刑而不敢犯法，从而达到不用刑罚的目的。这是先秦时期法家重要的法律思想，以商鞅．韩非为代表。商鞅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其“重刑”的含义，一方面是“刑多而赏少”、“先刑而后赏”、“重刑轻赏”，另一方面是．加重轻罪的刑罚，这样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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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独立思想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

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Ⅳ 商鞅变法的治国思想

商鞅坚信通过法治才能强国
战国初期，秦国国力贫弱，时常受到魏国、楚国等强国的欺辱。同时，秦国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秦国需要变法以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鞅受当时法学名家“吴起、李悝”的影响，坚信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强国，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之后的秦国一统天下打下基础。尽管商鞅推行的“法治”与当今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但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仍然是一笔宝贵的传统法律文化财富，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唯法论”的法治思想，树立法律权威。商鞅对“依法治国”的力量是极力推崇的，主要表现是“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法任而国治”、“不可须臾忘法”。法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官员们能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发展。执法者必须要尊重法律的权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在其“唯法论”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一方面利用法律打击传统的领主势力，另一方面利用法律保护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秦国社会的稳定，这从根本上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农战论”的法治思想，构建经济基础。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废除旧时的贵族分封制。“农战论”思想打击了保守的领主贵族势力，废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度，保护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促进了当时秦国的强盛。“农战论”思想的缺陷主要在于阻碍了秦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而商品经济不利于秦国的繁荣富强。因此，商鞅对商品经济采取了限制和打击。
再次，“刑赏论”的法治思想，规范人的行为。商鞅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提倡重刑主义。《商君书·去强》中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行刑重轻，刑去事成；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君书·靳令》中说：“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罚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商鞅主张将刑赏规定在成文法中，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律规范，减少社会矛盾，定纷止争。通过这种途径树立的法律权威，可以使全社会形成守法遵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