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刑法学派

❶ 中国著名刑法学家有哪些

我国比较有名的刑法学家，根据院派来统计，可参考如下，但是不代表历史观点：

刑法肯定是清华最好，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在观点、理念和体系也领先人大和北师大法学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陆法学派（德日）：张明楷（清华）、周光权（清华）、黎宏（清华）、陈兴良（北大）

保守派：传统学派（苏俄）：高铭暄（人大）、马克昌（武大）、赵秉志（北师大）

❷ 现代我国刑法学受哪国学说影响大

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刑法学的影响
两大法系的差异特别是理念的差异对中国的影响至为深刻但却有不同的表现，由此出发我们在创建中国自身刑法学理论的过程中又将如何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借鉴和吸取两大法系的精髓和营养成分，应当是中国刑法学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在今天，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刑法学保障人权、坚守程序、推崇实用的刑法理念值得已显过度推崇德日刑法学的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借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曲高和寡”和“偏信则暗”的理论危机，而重新发掘和吸取法治的“本土资源”，也可以助推实现中国刑法学理念、刑法理论和刑法运用方法的更新和重构。
(2)德日刑法学派扩展阅读：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
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❸ 张明楷的两阶层说和德日传统的三阶层说到底有神吗区别哪个更优秀

区别：

1.三阶层的构成要件是：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性 有责性。

两阶层是：违法构成要件和责任要件。其中违法构成要件包括（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阻却事由）两方面，而责任要件包括（责任要件符合性和责任阻却事由）两方面。两阶层就是把违法性和构成要件符合性合并论述了。

2.两层次理论是比较缓和的“客观主义”理论，是当前我国司法考试的重点。

三阶层理论是比较激进的客观主义理论，是未来我国刑法理论界的发展方向。

三阶层理论更为优秀一些。随着近年深入的研究，张明楷最终采取了德国日本刑法的观点，采用犯罪构成三阶层学说：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违法性是阐述客观要件以及排除客观上犯罪构成事由的，有责性是阐述主观要件以及排除主观方面犯罪构成事由的。并在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全面采用。

(3)德日刑法学派扩展阅读：

德日刑法采取的是“三阶层说”，其将犯罪构成认为是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构成要件违法性；构成要件的有责性。并且其三者具有程序上的递进关系。这与我国的四个构成要件共同一并审查的司法程序是不相一致的。换言之，其是一个动态的构成。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也被称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其是指犯罪行为必须是符合法律的规定某项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是法律所调整的范畴。这也是罪刑法定的要求。我们可知，在法律的规定之前，必然有无数行为类型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应当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

这就有立法者对于法律应当如何对无数的犯罪类型进行归置取舍，来定型于法律之中成立犯罪的问题。例如，对于窃取他人财物成立“窃取他人财物罪”，但对于行为人是扒窃、入室盗窃、还是顺手牵羊的盗窃一概不论。又如故意杀人罪，无论行为人是毒杀、砍杀、绞杀、刺杀乃至枪杀，都只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二犯罪构成的违法性，暨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的或者是不允许的行为，是实质上对于什么是犯罪，如何界定犯罪的拷问。主流学派认为，实质的犯罪构成的违法性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但仍然必须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以及法律例外的问题。例如，平等的市场交易行为在现行大多数国家都不是犯罪行为，但当其换为我国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时代，则可作为旧刑法中“投机倒把罪”（类似于现在的商品交易-倒卖）的构成要件，是一种犯罪行为。

又例如，当同性之间的强迫的性行为发生，因其不符合我国刑法中关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不认为构成强奸罪。再例如，通常情况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法令等法律所允许的行为，是法律的例外，也不认为是犯罪。

三犯罪构成的有责性，指侵犯法益的责任人主观上没有故意以及过失的行为，不应当对其进行谴责。例如，幼童的行为，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时实施的行为，意外事件，不具有违法认识的可能性的行为等。我们应当注意，这里考察的主观状态并不是指行为人当时真正的主观状态，而是根据犯罪结果、犯罪情节所综合考量的为一般人理性所能够认同的推定的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在司法实践中，这三者是一个逐渐考量的过程，当符合符合性后，再考量违法性；符合违法性，再考量有责性，而非四要件说一般一起考量；个别情况下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具体运用到当事人身上会有出入的。所以，今年司法考试改用德日犯罪构成说；这象征着司法理论、实践、操作都将面临改革。

参考链接：

犯罪构成条件-网络

❹ 中国著名刑法学家有哪些

我国比较有名的刑法学家，根据院派来统计，可参考如下，但是不代表历史观点：

刑法肯定是清华最好，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东燕这个团队，不但学术水平高，而且，在观点、理念和体系也领先人大和北师大法学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陆法学派（德日）：张明楷（清华）、周光权（清华）、黎宏（清华）、陈兴良（北大）

保守派：传统学派（苏俄）：高铭暄（人大）、马克昌（武大）、赵秉志（北师大）

❺ 德日刑法中的新旧派之争

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旧派与新派
万志鹏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旧派与新派两大阵营的对峙。旧派又称为古典学派，可分前期旧派（刑事古典学派）与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前期旧派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旧派理论未能阻止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犯罪浪潮，新派于19世纪末兴起，以龙勃罗梭、菲利、加罗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为代表。为反驳新派观点，后期旧派也于19世纪末形成，以宾丁、贝林格、毕克迈耶、迈耶、麦兹格、小野清一郎等人为代表。 也有人把贝卡里亚、边沁归为启蒙主义刑法学派，而不将其归为古典学派，因为，其一：这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二：他们主张的预防论思想与黑格尔等古典学派人物主张的报应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旧派与新派的学术背景及主要分歧
旧派学者主要从法规范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法的正义性，论证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实定法上的建构。前期旧派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刑法的斗争中形成的。贝卡里亚最先吹响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责自负等现代法治主义刑法理念的号角，反对酷刑和刑讯，将刑法推进到了科学时代。他主张自由意志，认为刑罚应以预防犯罪为依据。边沁继承并发扬了贝卡里亚的思想，他以哲学上功利主义为方法论，运用抽象思辩和逻辑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罚理论，也是预防论者。费尔巴哈则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强制说”，重视刑罚对社会一般人的威吓作用，被认为是一般预防论中的立法威吓论者。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同为旧派学者的康德和黑格尔则在刑罚论上持报应主义，康德是等量（一说等害）报应主义和道义报应主义者，黑格尔是等价报应主义（一说等质）和法律报应主义者，但二者都是绝对报应主义者，即刑罚只是对犯罪的回应，绝不为其他什么别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坚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观点。综上，前期旧派一般都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罚是对自由人违反刑法的理性反动。犯罪是违反法律，也是违背道德的无价值行为。刑罚对犯罪予以惩罚是报应的需要或是预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这一点上旧派学者内部之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尖锐分歧）。一般而言，旧派学者都坚持意志自由论、抽象的行为人论、行为主义、道义责任论。
新派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创始人之一龙勃罗梭是犯罪学人类学鼻祖，他主要从事的是犯罪原因学（狭义的犯罪学）研究，他认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论。他的弟子菲利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犯罪发生的三原因论（即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犯罪饱和理论。菲利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刑罚措施对付犯罪几乎是无效的，治理犯罪应主要致力于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因而被后世归为刑事（犯罪）社会学派。菲利同时也是刑法学家，曾起草意大利1922年刑法，因过于反映激进的实证学派观点而未能通过。菲利主张取消刑罚的概念，代之以“社会防卫措施”。菲利的学生加罗伐洛也是犯罪社会学派人物，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将犯罪学作为独立学科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并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学家与刑法学家于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论上的二元论论（即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会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口号。在刑罚观上，主张“应受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有威慑、改善、隔离三种效果，刑罚应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为任务，并提出了“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之不为害”的个别预防方针，被认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综上，新派学者一般都反对自由意志论，主张人犯罪是诸多自然及社会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所谓“决定论”，注重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罚，大多持行为人主义、目的主义、特别预防论、社会责任论。
二、 犯罪论上的差别
在犯罪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对立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旧派一般持客观主义立场，以客观的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来认识和看待犯罪，认为刑法上处罚的对象是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正是因为有此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结果，才对该人科处刑罚。即行为主义。新派一般持主观主义立场，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看待犯罪，认为犯罪的本质、也就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险的反社会性格或人格，这种危险性格是危害社会的因素，因而主张刑法的对象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因为离开了行为人这个载体去处罚行为本身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行为人主义。但新派又承认，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离不开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状况下离开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是难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格的。不顾客观行为来谈危险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断、侵犯人权的。因此，无奈，只有通过客观行为表露出来的主观恶性，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又称为征表主义。
在违法性理论上，旧派基于客观主义违法论立场，持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对于没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为，例如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应当认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平野龙一；新派基于主观的违法性论，持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危害行为本身以及由该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主张刑法应维护社会伦理观念，对于反伦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应认定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威尔哲尔。二者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哲学上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刑法上的反映。从大多数国家刑法规定来看，基本上现在采取的是客观的违法性论立场，赞同结果无价值论。
在责任理论上，（1）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问题，旧派基于意志自由说，持道义责任论立场。即：行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为人有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而竟决意实施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和非难，刑事的责任的本质也就是对道义上的非难。早期的道义责任论是建立绝对的非决定论基础上的，主张完全的意志自由，仅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这种观点受到不少批判。旧派学者也认识到这一论述的狭隘性，于是在后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缓和的道义责任论”，即改变绝对的自由意志论为相对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决定的问题，而是被什么决定的问题。当人不处于生理上的而是处于规范心理上的约束时，人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反规范的动机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就可以进行道义上、规范上的非难。社会责任论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为新派学者所推崇。社会责任论以犯罪必然论和意志决定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人的素质和环境的综合产物，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会的义务，因而应该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由此，所谓责任，就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应受到社会防卫措施处分的地位。从而，不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应受道义的谴责，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责任的义务。与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相对立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责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的行为责任论和性格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的对立。旧派一般持行为责任论，即认为责任的基础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意思，也称意思责任论。责任的确立及大小评价都依据行为及结果状况。这一立场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是相一致的。新派则持性格责任论，认为责任的基础并不是行为或是行为人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这一立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是相映成趣的。而体现二者折中的立场是人格责任论。麦兹格等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人格的主体实现，人格与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体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还包括由环境和素质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归责于行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则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体行为的抽象。犯罪是主体潜在的人格体系的现实化，刑事责任的第一次基础是犯罪行为，在行为背后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础，总的来说，由犯罪行为所表露出来的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这样，人格责任论就综合了客观的犯罪行为和主观的危险性格两方面内容而具有调和的味道。（2）关于责任能力的本质，旧派认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认为是刑罚适应能力或受罚资格。从而，旧派认为责任能力是故意过失的前提，不具备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故意过失，新派认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无关，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有故意过失。（3）关于旧过失论中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旧派采用主观说，认为应以具体的行为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要追究道义上的责任，只能以行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为准；新派采用客观说，认为应以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责任只意味着受罚能力；后期旧派又提出折中说，即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低于一般人，则应采用主观说，以行为人本人为准；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高于一般人，则应采用客观说，以通常人为准。
在共犯理论上，两派在共犯的本质及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1）共犯的本质。旧派持犯罪共同说，即认为，因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则是二人以上的行为都符合某一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从而共犯的本质是数人共同实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新派持行为共同说，即认为，只要数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实施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共犯，也就是说，不要求各行为人构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是共同进行的就成立共犯。由于行为共同说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数学者支持。（2）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旧派一般赞同共犯从属性论，认为正犯着手实施犯罪是狭义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赞同共犯独立性论，认为正犯有无实行行为与认定狭义共犯无关。教唆、帮助行为本身是行为人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具有独立处罚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没有着手实施犯罪，狭义共犯也成立。通说是共犯从属性论中的限制从属说。
三、刑罚论上的迥异
旧派与新派在刑罚论的争论主要是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还是预防。但是这一争论具有复杂性。旧派中的绝对报应者如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的惟一正当根据是报应，决定不允许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为犯罪才受到惩罚，罪犯受到的惩罚也只能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相对应，这样的惩罚，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现，也是社会正义感的要求；旧派中的预防论者如贝卡里亚、边沁则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刑罚，他们认为，刑罚的根据不在于报复，不在于给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为了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当然也要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这是由预防犯罪带来的结果，如果预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轻罚，轻罪也可以不罚。至于新派，其内部的刑罚观也不完全统一。新派学者一般认为刑罚的根据在于预防犯罪，但重在特别预防。其中，目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教育刑者认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会化。现在流行的通说是折中说，即相对的报应论，也称并合论。该说以麦兹格、威尔哲尔、小野清一郎、团藤图光等人为代表，认为刑罚的根据不是单一的，刑罚既是因为报应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为可以预防在犯。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当然，要用报应的限度来制约预防犯罪这种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对从报应观点看不应该受罚的人发动刑罚。具体怎样限制，折中论者观点也不一致。现代各国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论的思想，几乎没有哪一国刑法是以纯粹的报应论或纯粹的预防论为思想基础制定的。

❻ 刑法中的“非难”“非难可能性”是什么意思

非难可能性是说非难的一种标准，意识是该行为是不是应该非难。近代刑法，为防止司法的恣意，切实地保障人权，提出了责任主义的原则，即“无责任无刑罚”。

责任主义下的责任，指的是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观责任是指仅在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时才能予以非难；个人责任，则是指只有对于行为人的个人行为才能予以非难。

(6)德日刑法学派扩展阅读：

非难可能性有两个基本条件：

符合刑法规范的意思决定可能性与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可能性。

其一，行为人有可能作出符合刑法规范的意思决定，却没有作出这种决定。至于行为人有无可能作出这种意思决定，则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达到责任年龄，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以及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没有责任能力，就不可能知道行为合法与否，因而不能作出正确决定；即使达到了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但如果不可避免地误以为自己的行为合法时，也不能要求行为人作出符合刑法规范的意思决定。

其二，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形下，能够期待行为人实施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但行为人却没有实施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至于能否期待行为人实施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则取决于行为人有无故意、过失以及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这是因为，如果行为人没有故意与过失，不可能预见到行为的不法后果，或者合理地以为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合法结果，就不可能期待行为人放弃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即使行为人预见到或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不法后果，但如果在行为的当时，行为人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这种不法行为，法律也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所以，责任要素除了包括责任年龄、责任能力以及故意、过失以外，还包括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

❼ 北大与北师大在刑法思想上的区别

是存在派别的，如果从最重要的犯罪论体系（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体系）的观点来讲，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张明楷和陈兴良为代表的德日派，一个是以高铭暄等老一代刑法学者为代表的苏联派。

❽ 中国著名的刑法学教授有哪些

刑法学界主要分为两批（其他的小的派别不算），这两派的掌门人，一个是张明楷，一个是周光权。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知名的刑法学教授还有曲新久、阮齐林、罗翔、赵天红等。

下面是对于两个掌门人的介绍

1.张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多次获得各种社会奖励，多次被评为司法部优秀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其科研成果也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2.周光权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出版《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❾ 刑法学中“非难可能性”什么意思

非难可能性，是德日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中的概念。有责性，即非难可能性，即能够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谴责。

非难可能性即有责性，只有当行为人对所实施的客观违法行为具备有责性，应当受到谴责时，这种行为才是犯罪，或者说，只有当能够将客观违法行为及其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时，才能认定该行为成立犯罪。刑法理论常常将具有非难可能性表述为“行为人具有责任”。

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

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

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9)德日刑法学派扩展阅读

“非难”与“非难可能性”这一组术语是日本学者对德文词vorwerfen以及Vorwerfbarkeit的翻译，我国学者在翻译日文文献是照搬了相应的日文汉字词。德文原词的意思是“谴责”与“可谴责性”。

非难是指对某人的行为的一种评价，是从违法责任区分角度进行的判断，你可以理解为判断这个人是否应当对他所实施违法行为负责任，非难可能性是说非难判断的标准，这个人的这个行为值不值得非难。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刑法领域很多概念，原理都是贯穿始终的，需要前后对照理解，另外这个概念也是与三阶层密不可分的概念，需要结合那三次判断来理解。

刑法中的责任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有责性阶层的核心内容。责任的本质特征是非难可能性,只有在具有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能对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对于非难可能性,需要从实质上进行理解,尤其是需要从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这两个维度为非难可能性提供根据。其中,违法性认识是非难可能性的智识性要素,而期待可能性是非难可能性的意愿性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非难可能性的要素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而是一个理论问题。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的法理而出罪的案例还是较为罕见的。随着刑事法治的加强,责任主义的思想观念必将逐渐获得认同。因此,以非难可能性为中心的责任概念应当进一步推行。

参考资料网络-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