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民主法治村

Ⅰ 如何推进村级干部依法治村能力建设

一、加强领导，实现创建计划化
谢家坞村高度重视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将其列入村重要工作，根据要求积极开展创建工作。成立了以陈志芳书记为组长、村两委成员为组员的“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领导小组成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各项创建内容都有人管、有人问，将创建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还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了创建工作措施和计划，做到创有目标、建有计划。2010年，我村成功创建绍兴市“民主法治村”。
二、建章立制，促进管理制度化
从建章立制入手，夯实民主基础，从根本上取信于民。结合村庄实际，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以及重大决策法律咨询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同时，建立了以村民代表大会为决策机构，以村委会为执行机构的组织机构，并在村党支部、村民代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中推选产生村监会，作为议事监督机构。形成凡涉及村委会工作的大事，均由议事机构进行讨论，拿出实施方案，经决策机构研究决定后再由执行机构组织落实的工作程序，保证治理有理有据，实行“依法建制、以制治村”，确保村班子运行规范，各项工作有章可循。
三、民主选举，提高管理科学化
通过民主选举，争取把村民群众信赖和拥护的遵纪守法、办事公道、廉洁奉公、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热心为村民服务的选民选进村民委员会班子。2011年，借换届选举之机，对全体村民进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使村民了解法律关于民主选举的具体规定，增强法治观念，自觉依法办事、按制办事，保障了村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完成，整个选举工作依法开展、平稳进行，没有发生一起贿选、冲击选举会场和打架斗殴等事件。通过民主选举，书记陈志芳得到党员的一致拥护当选为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并以高票当选为村主任。目前，谢家坞村村级组织齐全，村班子团结务实，分工明确。
四、民主决策，保障管理民主化
为增强村民法治观念，提高民主意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依法治理、民主决策。一是建立了由村主要领导负责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责任，切实发挥领导小组在普法宣传和依法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二是实行党员干部学习制，充分利用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一年不少于4次。三是综合整治，实现专项治理经常化。围绕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村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如环境卫生工作，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工作，保障行政村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四是民主决策，“五议”村重大事项。村级重大村务在决策时具体分五步走，即党支部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村民评议。每一步工作程序的实施，都形成书面记录并妥善保管，接受监督审查。凡村内重大问题，都由党支部提议，并经村两委会商量沟通，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邀请村里的老中青、企业代表、回乡创业大学生参与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后再由村民代表大会做决定，做到真正的公开民主管理。这样一来，无论遇到大事小情，班子成员都能攥成拳头，言行举止时刻维护班子整体，维护全村大局，村班子成了群众的“主心骨”。
五、民主监督，推动管理透明化
一是规范和深化三务公开，把重大村务、财务、党务作为监督的重点，组织群众对村级财务收支、重大村务决策执行情况以及村干部依法办事情况依法进行监督。2009年，我村开展“三资”规范化管理，统一三资范围、摸清三资底数，全面接受群众监督。
二是积极推行民主议政，落实党支部、村委会通报工作制度，接受村民质询，答复村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坚持民主评议村干部，定期对村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进行评议，对工作不称职、群众不满意的干部，按有关程序进行调整。四是严格责任追究，对思想不正、行为不轨、闹不团结、不履行职责的村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对违规决策、违规管理或个人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相应损失。这些制度的落实，“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也提高了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水平。
六、深入宣传，提高民主法治意识
（一）充分整合资源，充实普法师资力量。一是挖掘本地资源，普法力量内生化。充分利用本村法律人才资源，发动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加入到普法宣传的自愿者队伍中来，为村民提供一定的法律意见，帮助他们解决疑难和化解矛盾，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将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潜移默化地灌输到村民心中。二是聘请法律顾问，学用结合实践化。加强与法律顾问的联系，法律顾问就村庄重大决策提供意见，把好法律关，并不定期来村开展法制讲座和法律咨询，为村民提供丰盛的法律大餐。三是借力司法所，普法工作常规化。镇司法所也经常组织人员到村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和图书，帮助村民提高法律素养。司法所结合本镇实际，每月制作一期普法小报，请联村干部带到村里头张贴，供村民翻阅。
（二）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普法宣传阵地。村班子带领全村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创建了一批普法宣传教育和法制学习的阵地。一是在村办公室建立了村民图书室，各类图书5000余册，并设立专门的法律图书角，目前有法律类图书200余册，成为村民闲暇时间学习法律知识的好场所。二是成立村民法制学校并建立相应的学法制度，利用法律图书角的法律书籍和远程教育网络等平台积极开展广大干部群众学法活动，为村民普及法律知识、学法用法创建了良好的阵地。三是设立法制宣传专栏，提高群众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制意识。村法制宣传栏每月更新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妇女、老人、残疾人的法制宣传教育。
（三）开展普法宣传，提升村民法治素养。一方面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在普法的内容上，挑选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法律知识，着眼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例如涉及征地权益的农村征地补偿安置、维权与信访法律知识等，使广大群众能够用法律知识武装自己，从而采取正当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普法的形式上，对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采取组织集中学习培训的方式进行；对普通村民则由村干部带动学法，向村民宣讲法律知识，开展经常化、形象化的法制宣传教育，使普法教育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注重普法资料的多样性，通过浅显易懂的普法挂图、图文并茂的宣传册、令人深思的法制影片，使村民在娱乐的同时，又能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学法积极性和效率。在普法的时机上，抓住普法契机，采用“因事而普、因时而普”的方法。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分阶段、分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严厉打击贿选、破坏选举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等内容的宣传，同时加强外地和本县一些警示案例的宣传，引导村民投好神圣的一票。充分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浙江法治宣传月、“6·26”国际禁毒日等普法宣传时机，以悬挂横幅、发放传单、图片展览等形式，利用黑板报、宣传窗等普法阵地，将相关法律知识送进全村每家每户。另一方面加强普法教育保障力度，促进法制宣传教育持续发展。抓好“经费、人员、阵地、宣传资料”四落实，做到“经费有保障、人员有落实、学法活动有阵地、资料来源有渠道”。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村年度工作计划，村班子成员中有专人负责法制宣传工作。确保一定的普法经费投入，建立和维护固定的普法教育场所，如村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等场所的日常维护与管理，都有经费保障。
七、搞好调解，确保基层和谐稳定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稳定是全社会稳定的基础，做好农村稳定工作，既是实现农村快速发展的基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也随之产生，如邻里之间的矛盾，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村民与村两委会之间的矛盾。就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矛盾，谢家坞村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一靠班子自身的团结，牢固树立为民办实事的观念；二靠村民的支持，拥有较强的全局观。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村干部办事公正不公正，有没有为村里办实事，他们是一清二楚的。正是由于谢家坞村班子团结、作风过硬、为民办事的特点，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拥护，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和谐稳定的谢家坞村，保障了谢家坞村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如今的谢家坞村，村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法律素质不断增强。村干部遵纪守法，依法依章办事，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班子团结、管理民主、村庄环境优美、村民安居乐业。在今后的工作中，谢家坞村将认真总结经验，加大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力度，以提高村民法治意识和村委会法治管理水平为重点，努力营造稳定和谐的村居环境，进一步推进全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Ⅱ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治内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在变化和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再次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新热点。政法综治工作在这一热潮中必须做到拓展视野，创新思路，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农村平安创建为目标，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努力开创政法综治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驾护航。
一、提高认识，深刻领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富内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拓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字”方针，全面、科学地概括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富内涵，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位置，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小康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保障农民的权利，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创建和谐农村，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赋予了政法综治工作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政法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保护人民利益、创建社会秩序的主要职能机关，在发挥法律保障与法律服务作用的同时，必须增加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功能，担负起维护稳定和捍卫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重任。

二、认清形势，准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政法综治工作的新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突出的特点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谐富足，每一个方面都与政法综治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我国正处于“十一五”规划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局时期，这既是经济体制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加快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高发期、社会问题的复杂期。当前农村基层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稳定的因素和影响平安建设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土地问题是近年来农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造成农村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几方面：1、征用地补偿标准低，截留或移用土地补偿款现象突出。2、征地程序透明度不高。3、非法使用土地问题突出。4、征地后对失地农民安置手段单一。二是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三是社会治安问题。四是基层组织建设及干部作风方面问题。五是农村的环境保护问题。从近年泉州实际情况看，虽然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群众满意率不断上升，但影响农村发展的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依然存在，抢劫、抢夺、入室盗窃等侵财性犯罪案件仍居高不下；破坏农田基本设施、销售假冒农用物资等案件仍然存在，因山林地界、拆迁改造和民间矛盾纠纷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阻碍了和谐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政法机关要深刻认识当前政法综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准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政法综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要提升对政法工作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政法综治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认识。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看，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可以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不会有全国的和谐稳定；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只有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

二是要拓展政法工作的视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把政法综治工作的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稳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新形势下的政法综治工作任务和职能有新的思考、新的认识，自觉地把政法综治工作置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这个总要求中来思考和谋划，把促进新农村建设作为政法综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是要创新政法工作的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是“新”。政法机关必须团结“新农村”这一核心，不断创新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将工作重心向农村倾斜，向一线倾斜。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进来，坚持专群结构、依靠群众、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将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宏伟目标上来。

四是要提高政法工作的能力。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政法机关必须增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分析判断复杂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整合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的能力，做好群众工作、疏导群众的工作能力。提高“四个能力”是政法综治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政法综治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

三、发挥职能，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

政法机关的根本职能是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要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实践，就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把切入点放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上，把着力点放在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上，把落脚点放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上，全面发挥维护国家安全、化解矛盾纠纷、打击预防犯罪、管理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服务改革发展的职能，紧紧围绕农村平安创建工作目标，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着力解决农村各类不和谐、不稳定问题，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心平气顺、安居乐业。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石。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问题的社会，而一个能够及时化解纠纷、缓解矛盾、疏导情绪、理顺心气，确保矛盾不积累、不膨胀、不激化的社会。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快的特殊时期，农村滋生矛盾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对农村常见的矛盾纠纷，政法综治部门要注意研究其规律、特点，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对农村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努力把握好维护群众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结合点，做到既有效地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切实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集中整治突出治安问题，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感。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的基本构成要件。从当前农村治安状况看，农村的违法犯罪问题既有与城市违法犯罪问题的共同特征，又有农村自身的特点。影响农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入室盗窃、抢劫、抢夺、地方流氓恶势力、制假贩假等侵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政法综治部门对这些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集中整治，切实把农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高发的势头压下来，确保刑事犯罪案件发案不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和震荡，始终保持农村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激发农村社会的创造活力。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和民主诉求不断增强，对政法工作最集中、最强烈的愿望越来越倾向于要求政法机关公平地对待各类主体，公正、高效、文明地裁判和执行，在司法活动中体现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文关怀。这就要求政法机关要深入地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强化对公民和社会的保护与服务意识，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政法工作的职能。不但要通过打击犯罪、加强治安管理来维护好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受理群众求助、提高司法效率、及时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充分发挥政法工作的保护与服务职能。树立起“执法为民”、“以人为本”、“执法平等”和“执法最佳效益”的理念，努力做到依法打击与依法保护并重、办案数量与办案质量并重、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并重、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自觉地把政法综治工作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局中去思考，纳入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大力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使农村基层各项工作纳入到法治化管理的轨道。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始终离不开法制的有力保障。法制宣传教育是实现和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法律培训，有效保障农村各项活动依法有序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各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事件的发展。要结合当前“五五”普法，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增强农民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行政执法队伍，建立符合实际的农村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农村执法工作的顺利实施。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法制建设，全面提升村级事务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协调发展，用法治来保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重、责任大、要求高，政法机关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方针，不断加强和改进政法综治工作，深化农村平安建设，共同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未来。

Ⅲ 求解答！！！！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在经历了古代的“崇拜”“敬畏”、近代的“征服”“统治”之后，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和谐”形态，是对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扬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要用“人类相对中心论”取代“人类绝对中心论”。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我国如果不解决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难以实现。为此要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类相对中心论，科学发展观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明确将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这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围绕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不同观点的争论。本文将侧重从马克思哲学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一

第一个问题：人类对自然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在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中，一方主张人类对自然界应保持“敬畏”态度，另一方则认为应当持“征服”态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又过分极端。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从“敬畏”到“征服”，再从“征服”到构建“和谐”。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过程。

在古代原始时期，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极其狭窄的、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人与自然处于混沌不分、浑然一体的状态，还没有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区分。那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生存以采集、狩猎为生，完全顺从于大自然的恩赐。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

虽然，随着人类学会“刀耕火种”，“环境问题”便开始产生。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后来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但是，这种情况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并不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意义。因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2]人类对自然界的完全依赖，造成人们将自然界视为神灵而加以虔诚地崇拜和敬畏。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种基本形态。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社会的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3]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的逻辑是无节制利润追求，是“尽可能地成倍地增加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 会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4]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使得人们疯狂地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利用、征服、统治自然，企图使自然界成为服从于人类有用性的奴隶。这就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5]

为了适应资本对自然征服和统治的需要， 西方近代哲学家在将主体与客体作出二元区分的基础上，特别张扬人的主体性。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到德国哲学家康德主张“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从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洛克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都竭力阐述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观念。在这种哲学的驱使下，自然科学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设定，促使经济学朝着研究财富增长的方向发展。这种哲学理念，瓦解了原始人对自然的神秘感和神圣感，转变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匍匐态度。 “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幼稚行为”。[6]取代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这就是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种基本形态。

随着人类对自然采取征服和统治态度，全面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便结伴而至。史料表明，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始于1800年左右，这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恰好同步。以后接下来200多年的资本扩张，使得环境污染越演越烈。1949年，美国学者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中，首次将自然环境在千百年中形成的生态特征称为“生态平衡”，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变化称为“生态失衡”。针对全球性“生态失衡”的迅速恶化，思想家又提出了“生态危机”的概念，并将这种危机概括为“经济发展”和“人类管理环境”“两大失败”，主要表现在人口激增、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破坏、环境污染等方面，极大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严峻态势下，一种新的关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逐渐形成。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以丰富的资料揭示了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7]

马克思是有预见性的。他在剖析以“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之后，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有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之后才能真正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10]事实上，这就已经将“和谐”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种基本形态的任务明确提了出来。

历史有自己的步伐。矛盾引导思维前进。如果把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敬畏”，视为“正题”，把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视为“反题”，那么，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则应当被看作是“合题”。作为更高级的阶段，“和谐”既是对“崇拜”“敬畏”的否定，也是对“征服”“统治”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彻底抛弃，而是辩证法式的扬弃，内含着对先前两种形态所有积极成果的自觉保存。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应当取古代人类“敬畏”自然中之合理内核——尊重自然，去其神秘和不作为的消极性；应当取近代人类“征服”自然中之积极因素——改造自然，去其企图统治自然的狂妄性。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和“改造”的辩证统一，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可能的。

二

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人类中心论”？

面对日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引起了有关“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论战。“人类中心论”主张一切人之外的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相对于人只有工具性意义。康德认为：“凡是自然欲望的对象，至多具有一种有条件的价值。这些对象，如果不是以某种欲望或需要为基础，那末它们便毫无价值。……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它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 [11]“自然中心论”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正是在这种哲学观念的驱使下，人类才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肆意破坏自然，造成生态危机。他们对“人类中心论”的两个理论支柱——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展开猛烈批判。海德格尔指出：“当我们把自然及其事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时，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倾听自然以及生活、隐蔽于其中的东西的声音，没有为它们提供一个栖身场所。我们命令、剥削、肢解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对象、‘客体’会反对我们，它们会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过来惩罚我们。我们背弃了自然，我们也就失去了家园”。[12]在西方生态伦理学中的“自然中心论”，或表现为动物解放权利论，或表现为生物中心论，或表现为生态中心论等。

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这里同样需要辩证思维。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一方面，应当认真反思近代西方哲学对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过分膨胀；另一方面，又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不能笼统拒绝任何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应当反对的只是“人类绝对中心论”。哲学上的所谓“绝对”，指的是永恒性、无条件性和无限性。这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片面的，其极端形式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人类本身乃是大自然之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是永恒的；人对自然界所具有的能动性，必须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它不是无条件的；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是有极限的，应当限制在自然界生态系统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它不是无限的。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克服和防止“人类绝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取消以人为中心。正确的主张是“人类相对中心论”，即实践在具体性、有条件性、有限性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取向。它强调尊重人的存在价值、需求价值和发展价值。为此，马克思创立了“人化自然”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物质自然之基础，要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然而，作为人类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并不是现成地直接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纯粹的自然界。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改造的自然才是现实的自然。这就是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3]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作为人化的自然和实现人的本质的自然，才是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这里所说的“无”，其意不是指“不存在”，而是指“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14].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劳动、统一于实践。总之，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15]即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离开人的存在去谈自然界是完全抽象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

“以人为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观，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对它作绝对的、无条件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以下几层论述：（1）人与自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直接地就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历史本身是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因此，必须时时记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16]（2）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自然界， 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他又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17]（3）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能动性和受动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改造，区别于动物，在于有其内在尺度，即有一定的目的和计划，体现出自身的需要和对活动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改造活动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外在尺度，即不能违背自然界所具有的属性和规律。“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18]（4）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具有利用和调控的双重性。马克思指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9]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方面。人应当担负起对自然界合理调控和协同自然进化的责任。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说明。

第一，分析人类生态恶化的原因，确实与“人类中心”意识的过分膨胀有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中心”造成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不断地追求高额利润和剩余价值，并不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劳动的异化不仅使劳动者身心遭到摧残，而且使土地、资源等自然力遭到破坏。恩格斯早就指出：“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而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20]大量的事实说明，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主要制造者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时，我们主张“以人为本”中的“人”，不是少数的人，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努力促进全面发展的人；不是相互断绝的人，而是“类”存在意义上的人。人类在已经逝去的20世纪得出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待人类的未来发展，它倡导代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应当担当起为后代人开创更美好生活的责任，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对待人类的现实发展，它倡导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特别应当顾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需求，防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为此，《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的机会。一个以贫穷为特点的世界将永远摆脱不了生态的和其它的灾难”。《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马克思说过：“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1]可持续发展就是着眼于这种“未确定性”，促使世代相继的人类共同走向不断完善， 防止中断或逆转。“以人为本”特别需要这种整体意识。

三

第三个问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如何着手？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对于我国显得尤其重要。相对于13亿人口，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是十分短缺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背离、对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与对环境质量的自觉养护之间的失衡、追求数量和速度与质量和效益之间的不协调。总体上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我国消耗的水泥、钢铁和煤炭分别占到全世界的55%、26%和30%，而创造的GDP只占全球的4%.我国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可以用“局部好转、总体恶化”来形容。酸雨面积已占全国的1/3，水土流失面积达38%，海港化面积扩大到18%以上，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 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2003年已经占到GDP的15%.还有健康问题，目前我国75%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癌症患者的70～80%与环境污染有关。统计表明，2002年我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是倒数第14名。如果再不重视人与环境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为此，需要更新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一， 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传统的“社会—自然”观习惯于只是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忽视社会结构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简单地把自然界看作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是社会发展的外因。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人类社会结构具有两维性，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全部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个人对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2]社会既是人与人的现实统一，又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人化的自然界与自然界的人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向度。不能认为社会是变动的、自然是不变动的。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23]我们党现在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

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还需要我们全面认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多重意义和价值。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经济动物，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对待自然。这也是片面的，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一些学者越来越重视自然界生态系统价值的多样性。罗尔斯顿认为， 自然界存在着相互交叉的14种价值，如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生命支撑价值、遗传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统一性和多样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等等。[24]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在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应当特别重视自然界作为生命和健康摇篮的价值、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作为文化根基的价值、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作为愉悦身心的休闲价值。将自然界的多元价值相互综合，可以避免由于过度突出经济价值而恶化的生态危机。第二，确立新的发展观。中外历史实践说明，发展观的确立至关重要。不同的发展观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会带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发展观，曾经长期支配着近代社会。其核心就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为追求GDP而忽视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环境的破坏使人面对生态家园的失落，伦理道德的滞后又使人面临精神家园的失落。人们越来越“失魂落魄”式地生活在“无根的世界”。

一种有别于传统发展观的新的发展观，在反思中得以逐步形成。这种发展观的主要特点是：（1）不再片面追求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2）不再是片面以发展的“客体”（物）为中心，而是以社会的发展主体（人）为中心。（3）不是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而是实现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同步发展。（4）不再认为发展是没有极限的，而是实施将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生态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既以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前提，又充分认可人在自然面前的积极的能动性。它明智而适度地对待自然界，既肯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界的改造，又要求将这种改造活动保持在合理的阈限之内。它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要求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从而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前提下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三，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25]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由粗放式生产到集约化生产、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在发展中解决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简称3R原则），三者无一可或缺。所谓“减量化”，即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物质流量，目的是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所谓“再利用”，即尽可能多次利用或以多种方式使用人们购买的东西，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周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所谓“再循环”，就是再生利用，其目的是通过提升绿色工业技术水平，多次回收改造和重复使用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尽可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循环经济要求把资源的高效和利用覆盖到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还需要倡导消费观念的转变。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存在着劳动异化，而且存在着消费异化。所谓“消费异化”，指的是通过制造“虚假的需要”，来对人们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人们通过金钱获得物品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有它们， 实现一种被刺激起来的虚幻满足。如弗洛姆所指出的那样，“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 [26]这种过度奢侈的消费加剧了环境污染，强化了生态危机。我们应当扼制人无尽欲望的膨胀，引导并确立合理、文明的消费观。中国人口多，资源十分有限，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倡导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观尤其有必要。

Ⅳ 关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有哪些学者关于这一方面有些什么著作）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作者：袁达毅等
导 言

农村基层民主是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已走过了50多年的路程。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围绕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50多年来，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一样，走过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这一制度经1982年宪法确认后，成为国家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经过80年代前期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全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不再是行政机关的下属机构，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村民自治，已成为此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北京市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始于1981年，完成于1984年。自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其它省市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本项目研究由基本情况研究和对策研究两大部分组成。

（一） 基本情况研究部分

这一部分是对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的描述和分析，共11章。各章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章，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的沿革。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前，北京市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本章的任务和目的是：考察这一历史时段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情况，分析、研究不同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更好地把握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未来。本章将这一时间段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解放初期（1949－1950）、互助组及合作社时期（1950－1958）、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3)。由于1983年以后的情况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要专门进行研究，因此，没有列入本章讨论的范围。

对于解放初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介绍了摧毁伪保甲制度的基本做法以及建立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的具体过程，同时简要叙述了自然村组织、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的建立和它们的历史作用。二是土地改革运动，介绍了北京市土改前的土地、阶级状况，土改政策的制定，土改运动的步骤、做法及成果，阐述了京郊土改的基本经验和意义。

对于互助组及合作社时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并分析了这一时期北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概况、农村基层组织体制、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农村经济组织的民主建设与民主管理、党组织与农村基层民主的关系等。着重描述了农村经济组织在民主建设、民主管理方面不断探索、积累经验、纠正偏差和逐步发育成熟的过程，总结了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经济组织在民主建设、民主管理方面取得的有益经验，并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合作化实现后在京郊农村普遍出现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主要介绍并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人民公社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北京农村的“大跃进”运动作了客观描述；二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态，包括公社的规模、体制、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状态；三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即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四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和稳定；五是人民公社体制的特征和弊端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章，农村基层组织。这一章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北京市农村基层组织的设置情况和职责任务。北京市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即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关于村级党组织。北京市村级党组织的建制形式主要有村党委、村党总支和村党支部。在村级党组织介绍中，介绍了全市村级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设置情况，村级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的人员设置、职责任务及其下设机构的情况。由于党的文件和国家法律对村级基层党组职责任务的规定，没根据组织的建制形式分别进行规定，因此，在介绍村级党组织职责任务时，也没有分开进行介绍。从实际情况看，不管村级党组织的建制形式如何，其职责任务基本相同。

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北京市村民自治组织的机构设置主要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民主监督理财小组和村民小组。在介绍村民自治组织时，对各种自治机构的设置和职责任务分别进行了介绍。

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村合作社。北京市和其它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村合作社是村级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村合作社主任一般由书记兼任，在村务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介绍村合作社的情况时，主要介绍了村合作社的性质、社员的权利义务、合作社的集体资产、职能和任务、机构设置及职责等方面的情况。

第三章，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本章讨论的问题，部分与第四章的内容相同，但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此外，不能纳入第四章讨论的制度建设问题，都将在本章予以讨论，因此，讨论问题的范围也要宽些。本章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讨论，分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面进行。之所以叫“中央层面”而不叫“国家层面”，主要考虑是，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党的中央组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把党的中央组织纳入国家范围之内，似有不合理之处。

在介绍和讨论中央层面进行的制度建设时，对中央层面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基本特征和主要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进程的介绍中，对每一阶段的主要做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项目研究涉及的地方层面情况，是北京市的情况。对于北京市的情况，又分市和区县两级进行介绍和讨论，主要内容是，市和区县两级制度建设的基本进程、与中央层面制度建设的关系、特点和作用等。同地方层面一样，基层层面涉及的情况，都是北京市的情况。基层层面的情况分为乡级和村级进行讨论。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两级进行制度建设的主要过程、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作用等。

第四章，法律法规与农村基层民主。本章主要探讨国家和地方立法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立法的措施等。本章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北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第二部分总结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的经验与成就。第三部分指出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五章，村级规约与农村基层民主。本章对村级规约的涵义和基本特征，北京市村级规约的制定、基本内容与功能，以及村级规约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加强村级规约建设的建议。

第六章，民主选举。本章介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根据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情况，介绍了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做法，总结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主要经验，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探讨选举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章还介绍和分析了一些典型案例。

第七章，民主决策。充分发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主体作用，积极发挥农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的主导作用，同时大力倡导村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促进决策活动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北京市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活动的主要特色。本章主要对民主决策基本形式、主要程序、主要做法与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并选择了祖村、常屯村、渔儿沟村、北庄村等村民主议事的案例，说明了北京市农村村级民主决策正在逐步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第八章，民主管理。村级民主管理是现阶段村民群众依法行使自治权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本章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农村民主管理的主要做法与经验，重点探讨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通过万泉寺村民主管理、以章治村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以制度治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要是按照制度办事，无论谁来具体办理，都可以说是全体村民在行使管理权。

在研究中，我们将村级民主管理、村级财务管理、村级政务管理、村级事务管理以及印章管理、村级干部管理分别进行了介绍和探讨，既总结了这些民主管理活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民主管理的一些建议。

第九章，民主监督。北京市村级民主监督的主要做法就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委会报告制度来实现广大村民群众的监督权。本章主要介绍了北京市开展村级民主监督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并以柏崖厂村的公开办事制度、南海村的亮相制度以及新房村的民主评定干部报酬制度为例，考察了北京市农村在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方面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民主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对策。

第十章，城市化与村民自治。本章讨论的问题是，城乡社会变迁与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村民自治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城市化与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建设，城市化对村民委员会和乡镇行政关系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变迁对立法的诉求，城市化发展与村民自治价值的实现。

第十一章，经济全球化、北京城市功能建设与村民自治。这一章，考察和分析了3个问题。一是描述和分析了北京市由封建帝都转变为人民首都后，首都北京城乡功能的形成与变迁。二是从政治安全与城乡社会稳定、“首都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功能、文化多元化与首都文化建设3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对首都北京城乡功能建设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国际化首都城市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发展关系。

这样安排上述各章的内容，与本项目研究的定位密切相关。在结构上的考虑是，从历史到现实，先介绍和分析历史过程，然后再进行现状描述和现状分析。在进行现状描述和分析时，先介绍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情况，然后再描述和分析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第九章是村民自治中的特殊问题，第十章是北京专有的问题，这两章在一定意义上讲，属于专题性研究，因此放在最后讨论。

（二） 对策研究部分

这部分由4篇调查（研究）报告组成。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篇，完善村民自治立法，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的建议与思考。这篇研究报告于2000年下半年完成，并提交给了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后被收入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村民自治论丛》一书。该研究报告对制定“村民自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村民自治法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村民自治及立法中的有关问题，诸如立法的思路、村民委员会同其它村民自治机构的关系、村民自治中的基层党组织民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二篇，村民委员会选举：经验、价值、问题与对策—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与思考。这篇调查报告于2001年下半年完成，并提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2001年上半年，应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邀请，参加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研工作。这篇调查报告就是根据调查的情况写出来的。该报告描述了北京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介绍了换届选举的基本做法，总结了这次换届选举取得的经验，分析了选举的成就、价值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第三篇，规范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关于北京市村民自治情况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于2002年初完成。2001年下半年，参加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组织的调查研究工作。2002年初，完成了这篇研究报告，并提交给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该报告总结了北京市在开展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做法与经验，指出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四篇，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完成于2002年下半年，并交给了北京市民政局政权处。2002年上半年，是新一届村委会工作的第一年。应北京市民政局政权处的邀请，参加了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后的情况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就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该报告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对新一届村委会的工作成效进行了总结。对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民主程序建设相对滞后、村务公开不够规范、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Ⅳ 求:落实科学发展观人大副主任个人剖析材料

民主生活会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根据县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具体要求，在前一阶段深入学习与调研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根据群众反馈的意见，按照“五对照五检查”要求，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检查，认识到自己在思想观念、工作态度、领导能力、生活作风、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制定了整改措施，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有所弱化，思想解放还不够、与时俱进意识还不强、工作还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用统筹兼顾的思维方式去开拓性的创新人大工作还有缺陷。
（二）虽然平时自己也比较注重理论学习，但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所差距，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内涵理解还不深、把握还不透。
（三）同过去相比，自我要求有所放松，不能很好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实际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还不太大，不能很好地创新人大工作，不能很好地发挥和调动机关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四）对拒腐防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识不到位。
二、问题存在的根源
以上问题的存在，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主观原因造成的。问题出在表面上，根子却在思想上，从深层次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年龄上的变化，带来了思想上的滑坡，积极开拓的创新精神有所削弱，不能很好地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
由于年龄上的变化，多多少少在思想上产生了工作只要不出差错，不受批评，符合要求就等于做好了工作的想法，进而导致了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上的弱化和思想上因循守旧，创新理念不强，不能更好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去工作。
（二）坚持学习还不够自觉，总认为自己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只要把握住大方向，学习少点也影响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
日常工作有意无意地放松了自我学习，忽视了知识能力的培养再造，缺乏对科学发展观深入研究。多忙于工作、事务、应酬，很少挤出时间主动学习，即使有了时间也坐不下来，钻不进去。与自己本职工作有关的就多学一点，与本职工作联系不紧相对学习就少一点，存在着学习上的实用主义现象。
（三）对廉政建设紧迫性认识不深。
作为共产党员，自己对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坚决相信的，然而看到日益严重、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深感忧虑，总觉得只要把好自己的门，教育好自己的家庭子女和身边同志，社会上的事情虽然看不惯，但自己也无能为力，随大流，保持住洁身自好的心态就行了，不愿同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做坚决地斗争。
三、整改措施与今后的努力方向
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究其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在县委、县人大党组的领导和指导下，我一定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科学发展意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应该时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工作中，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不断增强科学发展意识，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为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二）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判定是非的具体标准。今后，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当作自己的第一需要，自我加压，认真研究，勤于思考，提高用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工作上的原则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树立开拓创新的意识，充满活力地干好本职工作。
对组织和人大常委会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勤于思考，多发现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多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出有效果的好点子，把服务工业企业的工作做深做细，要不断增强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四）不断完善提高自己，实现人生价值。
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破除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善于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深究其中的规律性；善于用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理解、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去开拓；善于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和自身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用全新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五）廉洁自律，保持先进，努力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牢记党的宗旨，牢固树立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事业之中，正确对待权力、金钱、名利，时刻遵守党的章程，认真履行党员的义务，自觉维护好党的形象，做到思想上、言行上与党组织保持一致。从思想上筑起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增强拒腐防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堂堂正正做人，真心作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经得起考验，始络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努力做到勤政廉政。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时刻用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练好自身内功，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总之，面对新的要求、新的任务、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自己要更加努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加倍努力，开拓创新，出色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为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九年五月七日

Ⅵ 为什么说农村是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

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自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以来，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学习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村普法宣传仍是法制教育的薄弱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五五”普法20多年的发展进程，在明确提出“法律进乡村”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法律的了解还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更多的农民百姓认识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化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纠纷，促使其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接受法制学习教育的机会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少，农村法制宣传存在“死角”
，农民日益增长的法制需求与落后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二）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

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信访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信访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三、问题存在原因
（一）主观原因：1、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2、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地方的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1、封建文化思想在农民百姓脑中已根深蒂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民思想观念中，权大于法的思想难以根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政府的权利大于法律的思想认识。这种法律制度与封建文化思想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2、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经费缺乏。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全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80％，如此庞大人口的法制宣传任务，仅仅让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
普法职能存在严重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另外由于普法经费的缺少也影响着普法宣传工作。
3、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
首先，农村普法的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其次，内容缺乏针对性表现在，没有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识进行认真的分类。

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什么历史意义

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胡锦涛总书记作了工作报告和重要讲话，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科学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了要抓紧解决的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报告和讲话总揽全局、高屋建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深远，为全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全面总结“十五”成绩、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政策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要统一对巨大成就的认识，深刻认识理论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超的领导水平。要统一对发展形势的认识，准确认识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统一对指导原则的认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科学发展，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要统一对发展目标的认识，努力达到经济增长登上新台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得到新改善、体制创新实现新突破、社会发展取得新进步、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的发展目标。

其次，要明确主要任务。一是大力推进“三化进程”。要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要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二是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省委、省政府按照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确立了湘西地区开发及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和“一点一线”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必须继续加大力度，积极推进，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各地互相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是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教育发展。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五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十一五”时期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不断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六是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突出加强小康湖南、生态湖南、平安湖南、诚信湖南建设；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突出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问题。

第三，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着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本领，提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本领，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领。各地各部门在制定“十一五”规划过程中，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防止在发展速度上搞盲目攀比、层层加码。要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要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处理不同群众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提高务实创新的能力，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勇于探索、敢于攻坚、善于创新，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Ⅷ 如何建设新时代和完善民主法制制度

如何建新设备代表完善主义法治的制度，你可以完善民主涉及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