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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研究

发布时间: 2020-12-17 22:06:39

⑴ 牛顿是怎样建立牛顿第三定律的,并体会他的研究立法

我发现了...万恶的敬业~~~~~你是哪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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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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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和我抄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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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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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运动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关于物体惯性运动和打破惯性运动的定律,但是对于一个物体系来说,必然存在作用和反作用或运动传递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有关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定律加以补充。笛卡儿从运动变化的观点和莱布尼兹从活力的观点,分别研究过物体碰撞前后运动量的传递和守恒关系。但是,牛顿却从力的观点研究了物体碰撞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说碰撞过程中力的关系更为基本些。从种种迹象来看,牛顿研究这个问题是受笛卡儿的影响才进行的。《流水账》的记载说明,早在1664年1月20日,即刚开始学习动力学时,牛顿就对非弹性体的碰撞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从动量观点进行讨论。如在MS.Add.4004,fO1io 10中,他以定理的形式提出两物体b、c的速度相同,则b的运动与c的运动之比等于b与c(实际上是它们的质量)之比。在1665—1666年间,牛顿研究了两球形绝对刚体的碰撞问题,并从作用力而不是动量的观点提出:

¼¼于是在它们向彼此运动的时间中(就是在它们相碰的瞬间),它们的压力处于最大值,或者毋宁是以它们的运动停止所需的全部力进行的(因为它们的整个运动是被此一瞬间彼此之间的压力所阻止,并且在一瞬间两物体之间不能接着发生不同程度的压力)。那么,只要这两个物体都不相互屈服,它们彼此之间将会持有同样猛烈的压力,那就是像阻止它们向彼此运动的物体同样多的力,像现在促使它们相互分离所需的同样的力。所以,它们将以像弹回之前向彼此趋近那样多的运动相互离开。

这段话说明,牛顿早在1665—1666年间,就已经认识到二刚体相互碰撞的瞬间,彼此以相等的最大压力或作用与反作用力相互作用,也就是说那时已经有了运动第三定律的萌芽。稍后,牛顿在MS.Add.4004,fO1io 12的定理12中重写道:

定理12 如果二物体p和r彼此相遇,因为p压r和r压p是一样大小,所以二者的阻力是相同的。

并且,他用图形明确表明p压r和r压p的力是在同一直线上。因此,可以得出牛顿在1665—1666年间,已经通过两弹性体或刚体的碰撞,认识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并在同一直线上,即知道了运动第三定律的内容。但是,他在1684年10—11月写的《论球体在流体中的运动》一文手稿中,提出包括运动第一、第二定律的运动五定律,其中偏偏没有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和方向相反作为一条定律,这说明他在这时尚没有把这个规律提高到运动基本定律的高度进行认识。稍后,牛顿认识到这个不足,就在《论均匀的可变形介质中物体的运动》一文手稿中,提出了运动六定律,并把这一规律列为运动第三定律。他写道:

定律3 任何一物体对其他物体的作用与它在反作用中受到的作用力大小相同。这一东西压或拉其他东西与它被压和拉的力相等¼¼

这可以说是运动第三定律的初始说法。运动第三定律的正式说法是在《原理》的《定理或运动定律》部分中,牛顿写道:

定律III 对于每一个作用,永远有一个相反而相等的反作用,或者,两物体彼此的相互作用是永远相等的,并且指向相反的部分。

尽管牛顿早在1665—1666年就发现了运动第三定律的内容,但是他在《定理或运动定律》部分的注释中,说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克利斯托弗·雷恩爵士,活利斯博士和惠更斯先生曾经各自确定了硬体的冲击和反射规律,并且约在同时将他们的发现通知了皇家学会,这些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他说瓦里斯博士确实发表的早一些,然后是雷恩爵士,最后是惠更斯先生。但是,雷恩爵士在皇家学会面前用摆实验确认了这件事的真实性。牛顿认为雷恩和惠更斯的理论以绝对硬的物体为前提,而用理想弹性体可以得到更肯定的结果,并且用非理想的弹性体,如压紧的木球、钢球和玻璃球做的实验,消除误差后结果是一致的。于是,他得出“就运动第三定律与碰撞和反射有关来说,它被理论和实验准确相符所证明了”。牛顿如实地提到了许多科学家在谁和验证第三定律上所做的工作,并且指出了他们工作的局限性,以自己更广泛的考虑、实验和理论与实验相印证,确认了这个定律的正确性。所以,牛顿确实是运动第三定律的最早发现者和科学的论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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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我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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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我分分就跟你急...

⑵ 无人驾驶相关立法已开始研究了吗

据报道,日前,“阿复尔法巴制智能驾驶公交系统”深圳巴士集团公交车在福田保税区首发试运行,在为智能公交“黑科技”点赞的同时,也有人担心,公交车“智能驾驶”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对此专家表示,智能公交上路是需获批的。

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还不算是真正的“无人驾驶”,相关的技术仍是“人工驾驶为主,自动驾驶为辅”。因此,还没有到需要为“自动驾驶”立法的阶段。

⑶ 请问天津市人大代表进修学校和立法研究所那的编制人员待遇是参公的吗 如果不参公的话具体是什么样的水平

第一 是参公的

第二 具体可以询问这个学校

第三 祝你工作顺利 事业发达 生活安康 家庭幸福

⑷ 写刑法反腐的立法研究的论文需要参考的文献有哪些

(一)题名(Title,Topic)
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
(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
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
(三)摘要(Abstract)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
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四)关键词(Keywords)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
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
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
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
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
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
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
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
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
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
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
背景介绍
·研究现状
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
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
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
结论和展望
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⑸ 汪全胜的科学研究

科研项目
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具体如下列等: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的结构规范化研究”(11BFX003);
2.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批准号为07BFX010(2007年);
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为NCET-10-0550);
4.2013年度国家法治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研究”(项目批准号:13SFB2005);
5.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法》实施效果评估研究”(DIA080112)”;
6.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法律绩效评估机制研究》,批准号为2007SFB2002(2007年);
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公开化立法研究》,批准号为03JD820001(2003年);
8.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2013年度课题“民族教育平等权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研究”(项目编号:RDZC13007);
9.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十一五”国家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立项项目:《法科学生素质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的模式研究》,批准号为FIB070335-A12-04。
11. “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课题;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立法后评估研究》被批准为国家体育总局2009年度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为1389SS09078。
13.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地方立法的效益问题研究》,批准号为AHSK01-02D048(2002年);
已出版专著如下列等:
1.《法律绩效评估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立法效益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4.《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立法后评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代表性论文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 《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 《 政治与法律》2015年05期;
《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法学评论》2014年01期;
《法律文本中的“附件”设置》,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6期;
《论立法后评估主体的建构》, 《 政法论坛》2010年05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06期;
《立法的合法性评估》, 《法学论坛》2008年02期;
《法律绩效评估的发生机制——以国家主导为视角》, 《法商研究》2008年03期;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刍议》,《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04期;
《立法后评估对象的选择》, 《 现代法学》2008年04期;
《立法听证初论》,《法学杂志》2002年04期;
《科学立法的判断标准和体制机制》, 《江汉学术》2015年04期;
《政府信息公开的说明理由制度探讨》, 《 电子政务》2015年09期;
《立法成本效益评估的质量及保障机制》,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5期;
《我国法案公开征求意见回应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5年02期;
《我国法治指数设立的规范化考察》, 《理论学刊》2015年05期;
《体育法律修改包裹模式的运用——以学校体育设施社会化开放立法为考察对象》, 《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2期;
《政府档案信息公开的立法探索》, 《学习与探索》2007年03期;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华东政法大学学学报》2006年02期;
《“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06期;
《立法公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政法论》坛2005年01期;
《立法回避制度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04期;
《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探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04期;
《论立法成本》,《理论与改革》2001年06期;
《立法论证探讨》,《政治与法律》2001年03期。
《论公共体育设施的供给及制度保障》,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09期;
《美国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探讨》,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6期;
《法律文本中“法的目录”设置论析》,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4年03期;
《法律文本中的“废止条款”设置论析》, 《政治与法律》2013年07期;
《论我国公民的被选举权及其完善》,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01期;
《论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规范化设置》, 《法商研究》2013年04期;
《加拿大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咨询制度考察》, 《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年03期;
《法律文本中题注的设置论析》, 《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 2012年02期;
《立法后评估结果的回应机制》,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年01期;
《立法后评估的回应滞阻析论》, 《 理论与改革》2010年05期;
《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立法技术评估的探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05期;
《论立法的可操作性评估》,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04期;
《立法后评估的触发机制——国家与社会联动的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年05期;
《日本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中州学刊》2009年05期;
《法律适用原则竞合时的司法选择》,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5期;
《加拿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讨》,《法治研究》2014年第8期。

⑹ 有关法律法学的月刊杂志有哪些

1、《法学》月复刊
2、《中国制法学》
3、《北大法律评论》
4、《民主与法制》
5、《中外法学》
6、《法学研究》
7、《法学杂志》
8、《法学家》
9、《政法论坛》
10、《现代法学》
11、《当代法学》
12、《法商研究》
13、《法律科学》
14、《法学论坛》
15、《政治与法律》

等等。

⑺ 求一个【工程招投标市场环境分析与立法研究】毕业论文。急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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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资产经营的立法主导

以政府主导经营国有资产,既是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显著特征,也是改革以来延续至今尚未从根本上转变的经营模式。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各种困难大多与政府主导经营有关,这甚至包括改革的措施安排在内。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要求,国有资产的经营必须是立法主导,彻底改变以政代法的状态。这是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本文拟就此讨论设立国有资产委员会的有关问题。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一直设有财经委员会,这是我国最高立法机构中设立的负责处理国民经济事务的组织。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民行使国民经济管理监督权力的具体体现,是人民代表对政府经济工作实施专门审查的基本方面。但是,财经委员会并不能起到国有资产经营的主导作用,它不论是对国有资产,还是对非国有资产,一概不涉及具体的经营问题,它只是对国家的包括各种经济成份在内的总和的宏观经济运行作出至高权力的监控。整体经营国有资产的立法主导作用必须由专设的国有资产委员会承担,也就是说,涉及资产的经营,就需要在财经委员会之外再另设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是关系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因此,同样需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委员会。国有资产委员会不同于财经委员会,虽然要同设在人大常委会中,但作为至今尚未设立而今后需要设立的机构,国有资产委员会具有财经委员会不可取代的新的职能。
1. 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是全社会,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全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国有经济的运行却有不同之处。这种由范围不同引起的运行不同,根源于范围内构成的差异。首先,国有经济主要分布于工商界,很少有农业生产的成份,而农业经济作为全社会经济的基础是与国有经济相关联又运行于国有经济之外。显然,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是完整的,而范围相对小的国有经济的运行大体只可视为农业基础之上的运行。因此,由于工作范围并不一致,国有资产委员会与财经委员会就形成了各自的职责,二者之间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其次,全社会的范围包括国有经济,也包括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由此决定国有资产委员会必须突出公有制性质的经营要求,而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则不区分所有制性质,只单纯考虑运行控制问题。再次,国有经济是国家所有权在位的经济,而全社会的范围内还包括国家不具有所有权的经济。这样范围的不同,导致了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具有特定的所有权在位的性质,而财经委员会则不具有这种性质,其工作范围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二者工作性质的不同,财经委员会虽然工作范围广泛,但却不能以国有经济的性质要求决定工作性质。
2. 财经委员会对国有经济只实施外部监控,而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是国有资产经营的内部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包括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决定国有经济也是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对象,但是,同其他经济成份一样,财经委员会都是从经济成份的外部对其控制或制约,从不进入经济成份的内部,即使国有经济的所有权是为国家掌握的,也不体现在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中,该委员会只有外部控制的权力与责任。相反,国有资产委员会直接承担国有资产整体经营责任,它对国有经济的所有控制工作都是内部性的。国有资产委员会不负责非国有经济问题的任何一点,它只是将工作的对象确定在国家握有所有权的国有经济上。有同志认为:“既然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劳动人民,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审查财政部汇总编制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预、决算报告,审查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监督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注:肖金成、苌景州:《组建烟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若干设想》,《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这种看法,除去将财政部也拉入到国有资产的价值管理行列中不说,对设立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明确地说,设立国有资产委员会并不单单是由所有权在国家而定的,也并不是让这一机构只具有外部的监督权,若这样认识,将其职权交给财经委员会行使就可了,即只增加一下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就解决问题了,不必再设新的机构,反正都是代表全体人民,都是进行外部控制。其实,就有别于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而言,设立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必要性恰恰在于它的工作对于国有资产经营具有的内部性上。
3. 财经委员会工作职能主要是审查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安排,落实监控责任;而国有资产委员会必须对整体国有资产的经营加以研究,负有立法的责任,负有起主导经营作用的责任,其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体国有资产经营的效果。审查工作一般是根据既定原则来做的,并不一定要以详尽的研究为基础,有原则的明确并有准确的对照原则的衡量就基本能作出审查结论。而国有资产的整体经营则要求立法者必须作大量的详尽的科学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好经营的主导工作。所以,财经委员会的审查工作,与国有资产委员会的研究工作,除去工作范围的不同以外,在工作的方式上也是有层次区别的。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是深层次的,是全面、细致而具体的,要求付出的时间、精力、经费都相应比较多;财经委员会用不着这样做,它只要能起到原则的把关作用就达到要求了。因此,相比之下,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是粗线条的、原则性的和可务虚的,而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则是细线条的、具体性的和必务实的。其二者之间的工作差别是较明显的。 改革以来,由于工作范围、性质、方式等方面的因素制约,财经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负担起国有经济改革的责任。在立法机构中,始终是为改革做着各种各样工作,但却也始终没有为国有经济改革专设组织。因而,实际的改革进程就表现为立法滞后和立法缺乏系统性,政府的政策制定缺少法的规范,带有较大的反复性,经营出现难以克服的负面效应。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扩权中并没有赋予企业所有应得到的经营自主权,却将一些本不应放手的权力放开,甚至是将本应由国家负担的责任也推给了企业。由于企业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原本积累在国家,结果切断了返回企业的路,改由企业自己解决,对企业改革的起步就设置了障碍,这种障碍至今还没有全部得到搬迁。在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的贯彻中,本要求的是责、权、利相对应,却偏偏是对不上,基本上都成了有权力而没有责任的责任制,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实行承包制的过程中,发包的不规范和承包的短期行为,使得承包制适用性几乎被淹没。在搞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中,政令的不统一竟致使试点单位名单迟迟地定不下来,且对试点内容也一直缺乏具体的要求和适当的安排,使得试点的效果至今还看不清楚。
就立法工作而言,早在1986年就制定出台了《破产法》,并规定此法自《企业法》实施满3个月后试行,但《企业法》的实行却是1988年8月以后的事情,而且到了1993年《企业法》又让位于《公司法》,但《公司法》到也没有修改完善。形成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国有资产的经营及其经营体制的改革缺乏研究有关的。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研究,一类是工作研究。好的工作研究必要以好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而好的理论研究的实用价值也必须通过好的工作研究才能体现出来。没有好的工作研究,纵有好的理论研究也对改革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立法的超前及恰当,必须要以相应的工作研究为基础,缺少研究的立法本身恐怕达不到立法的目的。在没有设立国有资产委员会的情况下,立法的工作研究是难以保证质量的,而且所能作的研究工作也是很有限的。于是,理论的研究也无法在这种环境中作出贡献,科学的认识无法通过立法的研究通畅地作用于体制的改革。《国有资产法》迟迟未能出台,而且,就研究情况看,匆忙出台并不有利,有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做,不能在缺乏全面的把握下急于求成。更让人焦虑的是,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一些法律的起草出自政府部门,且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基本法的制定也是这样,如此程序,使立法者与执法者的关系几近混淆。据了解,眼下正在起草的法律中,本身似未将国有资产委员会的设立问题纳入进去,仍然只是讲政府管理国有资产,而未讲立法的主导作用。
关于国资产整体市场化经营的立法研究,是细致的和经常性的研究,也是专业性很强的研究,没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胜任这种研究工作的。这就要求研究必须很深入,并且研究者要对结论负责。因为这种研究的结果直接影响立法内容和重大的决策。这不同于理论界的研究,理论界的研究人员不论讲什么,只起导向的作用,不涉及具体的工作,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认识可能产生的对具体工作的影响负责,具体的工作成绩归具体工作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具体工作的失误也要由他们承担。立法研究属于具体工作性质的研究,决无理论研究那般超脱。立法研究要认真仔细地研究理论界的各种各样的有关国有资产经营的研究成果,要跟踪研究,尽可能全面,从中受启发,吸收正确的认识,排除误导。立法研究还要全面分析政府工作部门的研究及其实际工作情况,从中作出总结和归纳,发现问题并寻找妥善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既研究理论成果,又研究实际工作的基础上,立法研究者独立完成研究任务,依此立法和作出工作决策。我们认为,要解决国有资产经营的无人负责问题,首先要解决无人负责研究国有资产经营立法的问题,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设立专门的立法组织,由这一组织负责任地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立法和全方位管理。政府的专职管理国有资产的部门要服从立法组织作出的全面安排,政府的其他参与国有资产整体经营的部门也要按立法组织的统一安排工作,至于政府的其他部门应协助职能部门工作,而政府的首脑则应支持和监督下属部门工作,却不能主导这项工作,作为主导的只能是处于管理源头地位的国家的专门的立法组织。在立法的主导及全面安排下,无论经济形势多么复杂,国有资产的整体市场化经营也不会出现混乱的无序的状况,更不会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其活力的具有是必然的。 在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国有资产委员会应确立国有资产整体经营原则,然后,不论是立法内容,还是立法要求,都应基本符合既定原则,按原则办事。原则不是教条,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规定,有原则才有管理,无原则就会杂乱无序。作为理论探讨,根据改革以来的情况,我们认为,国有资产的整体经营原则大体包括三项:(1)整体性原则。其涵义是指国有资产的整体经营的参与部门,包括立法组织、司法组织及政府各部门,都必须从国有资产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处理经营事务,不能从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着手解决问题,整体层次的经营必须是代表国家作出整体性的要求。坚持整体性原则,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全民利益,即不是从企业角度认识问题,而是从全局来考虑利益关系。全民利益不仅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利益,而且包括国有经济之外的所有人的利益,即这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性原则要求企业经营必须服从整体经营,在利益一致时要服从,在利益不一致时也要服从。这种服从体现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要求,体现局部对整体的服从最终是有利于局部的理性。而整体层次经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坚持整体性经营原则的。(2)间接性原则。其涵义是指参与国有资产整体经营的组织机构不能直接进行资产经营盈利活动,必须间接地管理企业或要求企业服从整体经营部署。在这一原则下,整体经营组织机构策划国有资产的经营公平与效率,却不涉入企业的生产与分配,不能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尤其是不能直接任命企业的领导人,不能代替企业决策。同时,由间接性原则决定,整体经营组织机构也不能直接向企业派出自己的代表,不能以权谋利让企业为自己提供特殊津贴,整体经营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享受国家公务人员待遇,由财政统一发薪,不能与所管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若负有经营失误责任,按国家工作人员工作过失论处。间接性经营原则最根本是体现在法治上,即以立法主导为整体经营的根本要求。(3)稳定性原则。其涵义是指保持国有资产整体经营立法和整体经营方针政策的连续和可靠。稳定不是僵化,稳定就是讲大政方针的制定要慎重,一旦定下来不要轻易改变。如果整体经营层次的要求总是变来变去,那么企业的经营就摸不到头绪,无所适从,从而影响整个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率。稳定还包括整体经营组织机构的稳定和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队伍的稳定。组织机构不稳定,经常调整,是经营上的大忌。而人员的不稳定,对工作的影响更大。国有资产整体经营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常务公务员,他们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且有连续性要求,不宜频繁调动工作,造成业务上的中断,所以,要尽量使他们安心在自己熟悉的岗位上工作,保持长期的稳定。这一点,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干部需要经常调换工作岗位是有些不同的,那些干部的工作经常变换是应该的,而国有资产整体经营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基本不换工作岗位也是应该的。
国有资产委员会的立法及工作方针要始终贯彻整体性、间接性和稳定性原则要求。这三项原则要分别以立法主导的方式落实在国有资产的整体经营之中。首先,立法的范围要周延国有经济,不能留有空白区间。这种周延既是资产覆盖面的周延,也是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周延。国有资产委员会对立法的态度从原则上与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定有区别,它是超越政府之上的考虑,并且要有效规制政府行为的考虑,比政策更具有权威性和制约力。其次,立法的要求需排除行政方式贯彻的可能。在法的本身规定中,就要明确用经济手段进行业务上的操作,不得再象传统体制那样以行政手段集权,更不能允许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随意介入到这项专职管理工作中,即要将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资产的管理权明确地分开,不能以政代法,也不能以政代资。我们认为,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国有资产专职管理,将资产处置权只授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更是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其没有处置国有资产的权力,并不得影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系统管理。再次,立法要对国有资产整体经营的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给予稳定性的保护。一般地说,对这些机构都应制定特殊法给予控制,不允许行政上作不合程序的变更,以利这些机构稳定工作。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人员,也要在任职和离职的控制上作出法律上的特殊规定。
应当尽快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设立国有资产委员会并开始工作。《国有资产法》中要规定国有资产委员会的职责,而且这一根本法的制定应在国有资产委员会设立之后,应由国有资产委员会负责这项立法工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应负责制定它执行有关法律的具体工作条例。只应代表政府作国有资产管理的统筹管理,不能作出超政府的行为,即国家的立法权应掌握在立法组织机构。在国有资产委员会设立之前,似乎有关国有资产经营体制改革及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都不应有大的举动,应当等待体制规范起点的确立,应当等待实现国有资产经营或是说国有经营管理由政府主导向立法主导的转化。而在国有资产委员会设立之后,其立法的要求应是稳中求快,尽可能早一些完成基本法律体系的建设。除了要稳妥出台《国有资产法》之外,还要考虑制定《国有企业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资产投资银行法》等等。 担负重任的国有资产委员会的权威性要靠组织工作来作基本的保障。这就是说,进入国有资产委员会工作的人员必须符合该组织工作性质的要求,即必须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员,不能降低对人员的使用标准。比较起来,国有资产委员会的人员比政府中的从事国有资产管理或间接经营的人员要有更高素质和专业工作能力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国有资产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的要求应极为严格,一般必须是这方面工作的高级专家,是具有权威性的人,或是说是在各个方面都能让人感到信服的人。实质上,国有资产委员会工作的权威性首先要建立在委员们个人的专业能力具有的权威性上。单纯的法律规定的权威不解决实际的问题,实际就是必须有权威性的人作出权威性的工作才能使这一组织成为真正的权威性组织。在这方面,必须要讲专家作用,不能对专家的工作能力有丝毫的贬低,不能搞搭配,让不懂专业的人充当委员,更不能让不负责任的人进入这一委员会。应当说,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如何,将来的命运如何?从整体上讲,全靠这一委员会把关了,所以,对国有资产委员会委员的选拨是决不可掉以轻心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认为,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在10—20人之间。委员们应全部是资深的经济界人士,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工作领导人、著名经济法学家、著名企业家等。委员们的工作应是专职性质的,不能象其他组织那种兼职样子,只能是一心一意做好这项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很多困难且工作量很大的工作,兼职不可能作好,就是专职工作也未必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更不用说一心二用了。不论原先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要进入国有资产委员会,成为专职委员,就必须抛弃其他任何工作,一头扎在国有资产经营的研究和立法上,甚至连个人的某些兴趣爱好都要舍弃,以保证工作质量。专职工作,不分二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每一位专家委员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要求。而且,为实现持久的高质量工作,委员们的就职既要保持稳定,又要有一定的流动,既不能搞成法定的终身制,也不能搞成一届一换,可以考虑的优选作法是每届换选四分之一委员,这样既可有工作的连续性,又可使组织能及时补充新生力量,以利于组织保持业务工作的权威性。
再有,实现国有资产经营的立法主导,对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必须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委员会本身是常设机构,要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要在办公设施上和工作人员上配备好,设施应是一流设施,人员也应是一流水平的。不论是设施,还是人员,都要足够用。这并不是说可以浪费或铺张,只是说不能卡的太紧,作不必要的节省。每位委员都应配备一定规模的秘书班子和顾问班子,这就是说委员们各自除了有若干名秘书协助工作外,还要有自己的若干名工作顾问,这些顾问可以有专职的,也可以有兼职的,顾问的班子组成完全视需要而定,应能基本上满足委员咨询工作的需要。这样,每位委员都能独立开展调研活动,通过调研深刻地把握国有资产经营的状况,使自己的专家本色更加突出,工作能力始终保持在高水平上。委员们要有各自的办公室,包括秘书和顾问的办公室,要有自己的工作用车,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工作经费,这样才能使委员们最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对国有资产的整体经营负责。这方面的经费决不能少,应满足使用要求,因为国有资产委员会的工作是主导性的,是从根本上保证国有资产的经营活力和经营效益的,关系重大,因此,必须要给予财力保障。

⑼ 周旺生教授的资料

周旺生简介

(一)基本情况

周旺生,北京大学教授;
国家重点学科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
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顾问;
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
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
1989-199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作访问研究。
1994、1995、1996、1999年分别在香港作短期讲学。
1996-1997年在美国伊利诺依斯大学作访问研究。

(二)专业特长

周旺生主要从事立法学和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
在国内率先创建立法学学科并取得成功。
迄今已发表约600万字著述。包括自著、合著著作30余部;论文80 多篇,其中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万字以上长篇论文 30 多篇。
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主编多本全国统编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为北京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并为高级法官培训班、硕士学位研修班、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他诸多院校和国家机关,讲授立法学、法理学、立法学专题研究、法理学专题研究、当代中国立法研究、中国法理学研究、法学经典著作解读、比较立法制度等十多门课程。讲授生动深入,深受学生欢迎。

(三)社会实践

在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同时,周旺生积极参与国家法制建设,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等省级人大常委会顾问或咨询委员,特别是积极参与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活动,为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促成了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例如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为中国硅谷基本法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制定,就是由周旺生担任首席顾问、专家组组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

(四)学术主张

周旺生的研究证明了这样几点: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工程,除应包括长久以来人们所追求的"四个现代化"以外,还应包括法治现代化。没有法治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其他现代化。观察世界上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它们的发达程度通常总与它们的法治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现代社会有两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经济实行市场化、政治实行民主化。而这两化都需要法治来保障。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最鲜明的标志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必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国家。而无论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还是国家法治化,首先要有好的制度建置。这种制度建置在中国国情之下特别表现出对立法的需求。由此就要有好的立法研究。在这种基础上,周旺生系统阐明、论证了如何在中国国情之下加强立法和立法研究,构建了中国立法学体系,就立法改革和完善提出一整套建设性的对策和大量具体建议。
主张改革完善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是周旺生所特别关注的。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和注意到一系列赖人寻味的现象。二十年来中国法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确取得重大进展,在与国际先进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连接或向其学习的过程中作出许多努力。但有意思的是,中国法学在研究西方例如美国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时,所注重所着力推介的主要是其判例法学说和判例法制度,然而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实际生活在与西方例如美国发生连接时,所注重所着力借鉴的主要是其成文法律制度及其经验。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与法治实际生活的疏离,使得周旺生提出改革完善中国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的种种观点和对策。他还进一步以英国人边沁的成文法学说未能在其本土获取实践价值却在欧洲大陆结出丰硕果实、德国人萨维尼的学说即便影响一时却未能使德国法制按照其所指引的方向运行这样一些著名的历史事实,佐证了法学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准则在于法学能够为法治实践生活所选择所应用,而不是与法治实践生活相疏离或为法治实践生活所摈弃。

(五)主要贡献

周旺生把立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事业。他于1988年出版国内第一部《立法学》,为立法学在我国崛起发挥了奠基作用。1994年推出60万字的长篇论著《立法论》,提出、研究和阐述了中国立法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新问题,拓宽、深化和推进了国内的立法研究。他的研究既填补了中国法学体系的空白,促进着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法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又对在中国实现立法的科学化、完成市场经济向中央和地方提出的全新而繁重的立法任务、并进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他构造的包括三要素的立法学体系,为后来的立法研究提供了典范化的模式。他的立法研究,被认为代表着国内先进水平。
周旺生的理论研究成果受到广泛的重视和采纳。国内关于立法问题的研究著述,很少没有引用周旺生著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注周旺生的立法研究。周旺生本人更经常被邀请或被聘任为立法顾问、立法专家参与立法实践。由周旺生担任专家组组长和首席顾问的中关村立法,引起了国内国外的广为关注,作为中关村立法主要成果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制度建置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性的举措,正在产生日渐深刻和明显的影响,对中央和其他地方立法有种种先行意义和直接借鉴的价值。

(六)获奖情况

周旺生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受到多方面的奖励和表彰。主要有:
1988年获北京大学首届优秀青年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1991、1994年两获北京大学和美国安泰集团光华安泰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2年获北京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1995年获第二届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
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1991-1992学年度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
1993年获司法部颁发的首届育才奖;
1994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5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
1996年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
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奖励;
1999年被评为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

(七)主要著述

周旺生的主要著作有:
(1)《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规范性文件起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4)《立法学》(全国统编教材,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2000年再版
(5)《立法学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
(6)《立法:原则·制度·技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7)《当代中国立法》(国家八五重点项目第四卷主编),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8)《西方法学名著评介》(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9)《西方法律思想史》(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0)《法理学》(全国律师专业统编教材),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1)《法理学研究》( 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2)《中国法制四十年》(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3)《中国法律制度》(合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14)《法理学》(全国高校核心课程教材),副主编,高教出版社2000
(15)《法理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
(16)《立法研究》(第1卷,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
(17)《立法研究》(第2卷,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
(18)《中关村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

周旺生的主要论文有:

(1)"论完善中国法的内部结构" 《中国法学》1989·6
(2)"论法律但书" 《中国法学》1991·4
(3)"法理学变革与立法学发展" 《中国法学》1991·6
(4)"论中国法案起草的过程和步骤" 《中国法学》1994·6
(5)"关于中国立法程序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法学》1995·2
(6)"论中关村立法的创新性品格" 《中国法学》2001年·4
(7)"立法学体系的构成" 《法学研究》1995·2
(8)"论现行中国立法体制" 《北京大学学报》1989·3
(9)"关于立法规划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1993·3
(10)"法的概念界说" 《北京大学学报》1994·2
(11)"中国立法改革:法治、体制、决策" 《北京大学学报》1995·5
(12)"论国务院立法的几个问题" 《法学评论》1988·2
(13)"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学" 《法学评论》1988·6
(14)"中国法制理论四十年检讨"(上) 《法学评论》1989·5
(15)"中国法制理论四十年检讨"(下) 《法学评论》1990·6
(16)"论立法规划的基本原则" 《法学评论》1993·2
(17)"应当重视立法基本概念的研究" 《法学评论》1994·2
(18)"论立法规划的分类" 《行政法学研究》1993·3
(19)"关于地方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 《行政法学研究》1994·3
(20)"'法的制订''法的拟订'的使用和界说" 《法学》1993·8
(21)"立法规划权限划分和编制规程" 《政治与法律》1993·1
(22)"论中国地方立法的地位" 《政治与法律》1994·5
(23)"论法的总则部分构造" 《政治与法律》1995·3
(24)"法、法律、法规诸概念使用形式改革 " 《法学杂志》1993·5
(25)"中国立法五十年"(上)(下) 连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1、6
(26)"立法质量与质量立法" 《立法研究》2000·1
(27)"论立法法与它的历史环境" 《立法研究》2001·2
(28)"论中关村园区的制度建?quot; 《政法论坛》2001·4
(29)"论中关村园区的涉外法律制度" 《法学论坛》2001·4
(30)"ESSENTIAL PROBLEMS O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EGISLATION,BEIJING,1995

(八)承担项目

周旺生近年主持的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有:
(1)中国立法与中国立法学 国家教委九五项目
(2)中国立法体制与立法程序研究 国家社科项目
(3)立法学 司法部九五项目
(4)中关村立法研究 北京市重点项目
(5)中国立法质量研究 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项目
(6)当代中国立法研究 国家八五重点项目
(7)法理学(副主编) 教委九五重点教材(核心课教材)
(8)当代法理学理论学说研究 北京市十五重点项目
(9)法律援助研究 北京市重点项目

(九)通讯地址

讯址:北京大学法学院
邮编:100871
电话:62752094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⑽ 关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曹海晶教授

脾气很好的呀,名副其实的学者风范,特殊喜好吧,最好不要去弄那些虚的,会起反作用的,多谈谈对祖国多么热爱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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