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仲裁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1. 如何理解仲裁法解释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已经颁布实施，对于解决实践中法院审理涉及仲裁案件适用法律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同样，也因为这部司法解释在功能目标上着眼于解决具体问题，未能周详地考察相关制度与更深的法理，难致尽善尽美，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就《仲裁法解释》条文的理解，重点是就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条文发表些许拙见，借以抛砖引玉，以期对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与适用《仲裁法解释》有所裨益。
一、关于仲裁协议
作为仲裁权的产生基础，仲裁协议的重要性对于仲裁理论与实务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结合《仲裁法》的体例和相关理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仲裁协议并评析《仲裁法解释》。
（一）仲裁协议的形式
仲裁协议的形式在理论上要求采取书面方式，这是因为仲裁协议虽然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合同的范畴，但是，仲裁协议在性质上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它是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途径的契约，是当事人对起诉权的处分。当事人的起诉权属于裁判请求权的范畴，是当事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也是当事人一项基本诉讼权利。
当然，如果在主权国家的角度而言，又涉及到当事人之间争议解决的程序选择问题。随着国家的建立，公力救济逐渐替代私力救济，成为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法律关系发生争议时的垄断方式，私力救济逐渐边缘化，在现代国家，私力救济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时才可以允许使用，国家已经垄断了纠纷的解决程序。而仲裁机构作为民间组织其作出的裁决法律规定具有终局的效力，可以成为强制执行的根据，同时是否进行仲裁取决于当事人以仲裁协议形式作出的选择。
因此，仲裁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必须采取法定形式，出于制度的慎重和保全证据的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一般都规定仲裁协议要采取书面形式。至于什么是书面形式，《仲裁法》第十六条没有予以列举，《仲裁法解释》第一条根据现行合同法和电子签名法规定，规定数据电文等形式达成的仲裁协议也是仲裁协议的有效形式。这一规定似乎是符合电子签名法所体现的立法精神的，因为电子签名法排除的不得使用电子签名的事项指的是涉及人身关系、不动产权益、公用事业服务等的事件。但是，仲裁协议处理的事项实际是纠纷解决程序的选择，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了国家对争议事项所享有的法定司法管辖权力，其意义更为重大。同时，数据电文本身由于存在技术操作的难度，在其真实性的证明方面和证据保全的方面都存在问题。
综上所述，该司法解释在仲裁协议形式的有效性上采取了宽泛的态度，虽然有鼓励进行仲裁、扩大仲裁解决纠纷之效，但是在处理如此重大问题上权威性有所不足。所以，仍然应当把仲裁协议的形式限一定于传统方式，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规定为传统的书面形式较为妥当，而不是在技术、程序都还没有成熟的情形下就贸然作出规定。
另外，该条的表述在立法技术上是需要改进的。因为与仲裁条款对应的其他书面形式指的是单独的仲裁协议，即仲裁合同书，而该条用了信件、数据电文与合同书并列，事实上信件与数据电文是在记载合同内容的形式，应当分别是信件式的合同书和数据电文式的合同书，可见合同书在这里应当是信件和数据电文的上位概念，不能并列使用的。
（二）仲裁协议的基本内容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是一切仲裁协议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有效仲裁协议的首要内容。仲裁合意就是通过仲裁协议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体现出来的。对仲裁协议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通常的要求是明确、肯定，即在仲裁协议中以无可争议的表示授予仲裁庭仲裁权。[2]
但是在仲裁实践中，大量存在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中约定双方发生的纠纷既可以诉诸法院，又可以申请仲裁的情形。按照通常的理解，由于仲裁协议未能排除法院管辖权，无法确定当事人有明确而肯定的仲裁表示，[3]因此《仲裁法解释》第七条认定该情形下的仲裁协议无效。笔者认为，这样简单的否定该情形下仲裁协议的效力是不妥的。因为这样的协议或者条款中还是有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思表示，基于仲裁法强烈的意思自治色彩，对《仲裁法》第十六条的第二款第一项[4]的理解应该从宽。特别是实践中出现了有些仲裁条款虽然约定了两种争议解决方式，但是在仲裁方式里面已经明确约定了仲裁委员会的情形。对于这样的案件，应该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另外，该条[5]在表述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仲裁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不同，前者出于当事人的选择，后者基于法律的规定。因此，仲裁管辖权的取得必须以仲裁协议有效为前提。仲裁协议的有效，既可能是仲裁协议本来即为有效，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行为的补正或者当事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失权情形下的推定有效。其实，当事人补正的有效解决的仍然是当事人意思真实和当事人自主选择的问题，根据立法本意，当事人失权而推定仲裁协议有效的，也应当是关于当事人意思真实性的方面。同时，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管辖权问题还应当是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依照职权查明的事项，因此，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不得一概可以因当事人失权而推断为有效的。该条的规定却违背了上述原理，把因当事人约定争议既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而造成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因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提出异议而推定其为有效，这样的规定是欠妥当的。
与上述角度否定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相对应，《仲裁法解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否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仔细研究该解释第十一条，不难发现该条的两个“应当”用语似乎有强制当事人仲裁的嫌疑。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事人尚可以通过后来的行为在事实上达成放弃仲裁的一致[6]，而且现有的我国已经加入的涉及民商事及相应程序的国际公约一般是非强行性的条款，大多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明示选择予以排除适用或者予以明确适用，又何来“强制意味”的仲裁？再者，按照第二款的逻辑，该类仲裁权的来源就成了国际条约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显然是违背仲裁的初衷的。
2.仲裁事项
《仲裁法解释》对于合同争议所指的事项范围作了规范，在当今中国的司法环境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该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是所谓的合同争议，实在有多此一举之嫌，因为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学理该等事项属于合同争议，如果在法的适用中出现分岐，一者应当通过合同法之适用加以解决；二者这也反映了立法技术的落后，法律适用者在教条主义地理解法的“明确”，刻意曲解本已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应当由法官制度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合同争议”这一事项范围的界定，既可考虑严格限定于其字面意义，也可以因司法政策的考虑而做出较宽松的解释，用于解决实践中真正的困惑，例如在主合同与从合同的情形，主合同和从合同在争议解决方式或者仲裁问题的约定方面存在不同约定时，仲裁程序将如何进行，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究为如何，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该司法解释并未及于此。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由于我国目前立法上明确承认机构仲裁，间接的排除了临时仲裁[7]，所以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就集中在对仲裁委员会的选定上。在实践中主要出现以下一些情形：
（1）对仲裁委员会名称约定不明确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由A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对仲裁机构的名称的表述漏字。
（2）只约定了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但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适用A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但没有约定由A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3）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由A或B仲裁委员会仲裁；
（4）只约定了仲裁地点而未约定仲裁机构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由A地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针对情形（1），《仲裁法解释》第三条给予的解决方案是十分积极的，是对以往的批复意见[8]的重申，赋予了其普遍适用效力。
针对情形（2），《仲裁法解释》第四条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规定了比较切实可行[9]的除外规定：“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
针对情形（3），《仲裁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笔者认为该条款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因为实际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一般很大，彼此很难再达成一致的协议。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当事人双方以前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而且一旦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案件中就排除了我国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权。需要注意的是，该条款同时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对处理同类问题的意见[10]的否定。
针对情形（4），《仲裁法解释》第六条再细分了两种情形分别处理。对于当地只有一个仲裁机构的情形，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这也是重申了以往的批复[11]的观点，给予其普遍意义。而对于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了限制，再次强调必须“选择达成一致”。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对以往同类批复[12]的一个进一步的限制。
（三）关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指作为主合同的一个条款，尽管仲裁条款依附于主合同，但仍然是可以与主合同的其他条款分离而独立存在的[13]。对此，《仲裁法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的”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而且就“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形规定“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结合《仲裁法》第十九条，对仲裁条款的独立性立法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中的第三人问题
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范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对事效力（也即仲裁事项）、对人效力、对法院的效力和对仲裁机构的效力。传统理论认为仲裁协议的对人效力仅限于约束双方当事人，不能约束仲裁协议以外的人。随着实践的发展，仲裁协议对于协议外的第三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具有何种约束力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具备约束力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理论界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学者对此总结为“关于仲裁协议向未签字第三人扩张的问题”，也有学者将“未签字第三人”可以分为两类来研究——仲裁当事人的变更问题和仲裁第三人问题。《仲裁法解释》对此做出了积极而谨慎的回应。不过，从《仲裁法解释》的第八条和第九条来看：仅仅规定了当事人合并、分立、死亡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及于原仲裁协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继受人或继承人；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时，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也就是说只对仲裁当事人的变更的两种情形予以规定，但对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的情形，如保险代位人、受控子公司的母公司、利他合同中的第三人等，能否受当事人所签定仲裁协议的约束？该解释未能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此可见，该解释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问题的规定有待细化。
二、关于法院审理涉及仲裁案件的程序问题
（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
依据《仲裁法》，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员会都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仲裁法解释》从认定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管辖法院的级别、审判组织、以及适用的法律等几个方面予以了规范，并明确了《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首次开庭”的含义。应当注意的是，《仲裁法解释》再次明确[14]了对仲裁协议异议管辖法院的级别为中级法院，并分别就涉外仲裁和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的案件的管辖法院予以确定，同时审判组织为合议庭，并明确在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时应当适用的法律。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的。但是对于这类案件的审限、适用的审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职权，仲裁机构的地位与权利，被询问的当事人处于何种地位和诉讼权利如何，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举证责任的承担等都没有做出应有的规定，这样给具体程序的进行就带来了很多困惑[15]。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16]，笔者认为，该类案件的审判不得进行调解、不得上诉、不得再审[17]；由于该类审判解决的是当事人救济程序选择的问题，并不最终决定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归属，这种规定比较倾向追求司法效率；所以，综合与平衡民事诉讼程序的各项价值需求，把其定位为特别审理程序是恰当的。
（二）撤销仲裁裁决案件
1.关于撤销仲裁的适用条件的解释
分析《仲裁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不难发现上述条文都是进一步明确对撤销仲裁的适用条件。由于实践中常有法院超越法定撤销条件撤销仲裁裁决，因而对此的适用条件予以进一步的明确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的。
2.关于重新仲裁
《仲裁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相较于《仲裁法》第六十一条的笼统规定而言详细多了，上述条文对适用重新仲裁的条件、必须明确通知重新仲裁的具体理由、撤销程序的对于重新仲裁的安排、以及当事人再次申请撤销的权利和时效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但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明确：例如：重新仲裁的主体问题？重新仲裁程序开始后，原仲裁裁决的效力如何？在重新仲裁中，当事人是否可以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放弃部分仲裁请求等等。这就使得重新仲裁实践中仍然会存在大量的分歧。
3.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的审理
对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仅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此次《仲裁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则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并询问当事人。从表面上看，《仲裁法解释》对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做出了进一步的程序规定，然而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即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时应适用何种程序？审限如何？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的相对人是否存在？仲裁庭成员有没有参与权[18]？该解释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由于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不明确，必然导致人民法院合议庭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时，被询问的当事人处于何种地位？其享有何种程序权利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导致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面临同样的程序困惑。
三、关于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
（一）关于执行仲裁裁决的管辖法院问题
《仲裁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关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管辖法院亦为中级人民法院。但是由于该条文并未明确具体适用于何种性质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因此，可以理解为该规定既适用于涉外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也可以适用于国内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如果这样，则意味着同为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国内仲裁裁决，其执行管辖法院的级别可能高于法院的判决等执行根据。
（二）关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
《仲裁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或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规定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和解的意思表示。
但是对于办理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的程序问题缺乏相应的规定，对实践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对于这类案件的审限、适用的审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职权，仲裁机构的地位与权利，被询问的当事人处于何种地位和诉讼权利如何，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举证责任的承担等等规范的缺位，以至存在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面临同样的程序困惑。当然，关于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实际上在有撤销程序的情形下，是可以做出相应的协调而不再作出规定，即可以考虑取消关于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
四、关于人民法院向仲裁机构调卷和裁定的选送等问题
依据《仲裁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在审理撤销、执行仲裁裁决案件时，可以要求仲裁机构作出说明或者向相关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笔者认为，这是法院监督仲裁所必须的，但是仲裁机构在这类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都没有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所作出的裁定与仲裁机构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人民法院“应当”将这些裁定送达相关的仲裁机构，而不是仅仅如《仲裁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19]“可以送相关的仲裁机构”。再者，参照《民诉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款[20]，这个“送达”也应该是人民法院办理这类案件时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可选择性的职权。
此外，关于《仲裁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即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性质与《仲裁法解释》的范围为核心的诸多相关问题，在学理上与我国的法律实践中都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方面，还需要更多学理探索和立法授权，才能逐步消除疑虑与矛盾。
但是，瑕不掩瑜，以上评述虽然采取了提出问题的形式，也多是从反思与促进提高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仲裁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在监督仲裁活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积极的、明确的和具体的规定，这对于司法实践乃至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仲裁实务中还有很多富有争议的问题是该司法解释所未能解决的，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 我国仲裁的历史沿革和发展

1、产生。我国自古就有类似于“仲裁”的纠纷解决机制。乡间邻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往往邀请共同信赖的第三者，如某个家族的族长或者受人尊敬的年长者出面调停甚至裁断；两个家族之间发生纠纷，则邀请与这两个家族都没有直接姻亲关系的另外一个家族的族长或者受人尊敬的年长者出面调停甚至裁断。到了汉代，我国已经有了一些解决乡里百姓之间纠纷的制度，如“三老会”制度，其性质相似于今天所说的“仲裁”或者说与“仲裁”比较接近；所谓“三老”，是汉代的乡官，由乡间推选三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其职责是具体处理乡间邻里简单的民事纠纷和商人间的债权债务争议，但裁决的执行主要依赖当事人对裁决者的信赖和道德观念的约束而自行履行，不受法律的调整，所以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一般认为，这是我国仲裁的初始阶段，可以视为我国仲裁的产生。此外，我国民间也流传着很多类似于“仲裁”的寓言故事，仅举我幼年时听长辈讲过的一个寓言：有只狼和狈捕获了一只猎物但分配时互不相让发生纠纷，于是便请了一只狐狸居中裁断；这只狐狸把猎物一分两半但故意把一半分的多另一半分的少，多的给狼少的给狈；狈嫌少当然不干，狐狸就把狼的那一半狠狠地咬了一口，狼又嫌少不干了，狐狸便把狈的那一半也狠狠地咬了一口，狈更不干了；就这样咬来咬去，几个回合下来狐狸倒是吃饱后扬长而去，狼和狈的面前当然就剩下了一堆骨头。这个寓言故事，一方面是对古代居中裁断中一些不公裁断行为的辛辣讽刺，另一方面是向人们选择“居中裁断”者的一个警示，这就是必须要推选处事公正的人，而决不能选择*佞小人。

2、旧中国仲裁的发展。在我国传统上，仲裁被称为公断。至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形成于1912年北洋政府司法、工商两部所颁行的《商事公断处章程》和同年9月颁行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民事公断暂行条例》规定，仲裁可适用于一般民事争议。商事公断处虽按规定附设于其所在地的各商会，但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调解机构，其裁决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同意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同意时再诉至法院解决。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劳动争议处理法》，经修改也规定了仲裁程序，其调整对象是雇主与工人团体或者15名以上工人发生的纠纷。颁布于1933年10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也有仲裁的规定；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颁布的《租佃债息条例》及其实施条例和同年4月9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仲裁委员会工作指示》，对仲裁及仲裁机构的性质、任务和权限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949年3月1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调解仲裁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1949年8月19日上海军管会颁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暂行办法》，都有仲裁的规定。

3、新中国涉外仲裁的发展。解放后，我国建立了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两套制度，其中涉外仲裁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根据政务院1954年和国务院1958年的相关决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先后于1956年设立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1959年设立了海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仲裁规则。我国涉外仲裁从一开始就遵循国际通行的民间仲裁、自愿仲裁、一裁终局的原则。

4、新中国国内仲裁的发展。相对于涉外仲裁，我国国内仲裁的发展历程要复杂的多。总的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① 行政仲裁实行阶段。1955年至1966年，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以前苏联的行政仲裁为模式，建立了行政仲裁制度；对经济合

同纠纷，当事人只能通过经济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和处理，人民法院

不能受理；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决的，可申请上一级行政机关复审。

② *仲裁停止阶段。1966年至1977年，国内仲裁全面停止。

③ 恢复仲裁制度阶段。1978年至1982年，恢复了经济合同仲裁制度，但很不规范，不但多头管理、体制混乱，而且机构分散，程序也不统一。期间根据国家工商局等三部委的相关规定，实行两裁两审制度，即当事人对第二次仲裁裁决不服时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④ 确立仲裁制度阶段。1983年至1995年，随着1981年《经济合同法》和1983年国务院《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的颁行，我国成立了各级经济合同仲裁机关、确立了经济合同仲裁制度。但这一时期的国内仲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其表现主要有三：首先是仲裁机构附设于各级政府的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内部，消费者协会也设有仲裁机构；其次是仲裁立法不统一，据不完全统计，期间有14部法律、82部行政法规和190多部地方性法规都有仲裁规定；再次是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仲裁程序的启动不以仲裁协议为必备条件，仲裁制度上实行只裁不审、或一裁两审、或两裁两审的制度。

⑤ 改革仲裁制度阶段。仲裁事业的不断发展，逐步反映出行政仲裁制度的很多弊端，因而在一些法学大家、有识之士，如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法律委员会主任顾昂然、人民法院法官费宗祎、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社会科学院梁彗星教授、国家工商局吴炯教授，以及贸仲的专家唐厚志、王生长等人的倡导下，促成了我国仲裁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其最重要的标志，是我国仲裁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制定颁行。根据《仲裁法》和国务院的相关规定，仲裁法施行前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及其他设区的市设立的仲裁机构，必须依法重新组建；未重新组建的，自仲裁法施行之日起届满一年终止。应该说，1995年至今，我国仲裁一直处于现代仲裁制度确立后的改革完善阶段。

法律生于制定，重于执行。一部法律的生成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需要有识之士、特别是法案提议者的胆识和魄力；而立法目的的实现，则在于法律的执行，而且法律的生命力也取决于执行。因此，讲《仲裁法》的制定和执行，不得不提及被我国仲裁界一些人士称之为“两位杰出女性”的人：一位是吴炯教授，她当时担任国家工商总局仲裁中心主任，主管全国经济合同行政仲裁，是我国第一个提出制定《仲裁法》、通过国家立法将民商事仲裁由行政性仲裁改革为民间性仲裁、并参与起草仲裁法的人；再一位是现在的北仲秘书长王红松先生，她原是北京市政府法制局行政复议处处长，具体负责重新组建北仲并出任了秘书长，近年来在执行《仲裁法》和维护法律尊严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促进我国仲裁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示范性经验。

3. 如何理解仲裁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已经颁布实施，对于解决实践中法院审理涉及仲裁案件适用法律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同样，也因为这部司法解释在功能目标上着眼于解决具体问题，未能周详地考察相关制度与更深的法理，难致尽善尽美，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就《仲裁法解释》条文的理解，重点是就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条文发表些许拙见，借以抛砖引玉，以期对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与适用《仲裁法解释》有所裨益。
一、关于仲裁协议
作为仲裁权的产生基础，仲裁协议的重要性对于仲裁理论与实务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结合《仲裁法》的体例和相关理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仲裁协议并评析《仲裁法解释》。
（一）仲裁协议的形式
仲裁协议的形式在理论上要求采取书面方式，这是因为仲裁协议虽然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属于合同的范畴，但是，仲裁协议在性质上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它是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途径的契约，是当事人对起诉权的处分。当事人的起诉权属于裁判请求权的范畴，是当事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也是当事人一项基本诉讼权利。
当然，如果在主权国家的角度而言，又涉及到当事人之间争议解决的程序选择问题。随着国家的建立，公力救济逐渐替代私力救济，成为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法律关系发生争议时的垄断方式，私力救济逐渐边缘化，在现代国家，私力救济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时才可以允许使用，国家已经垄断了纠纷的解决程序。而仲裁机构作为民间组织其作出的裁决法律规定具有终局的效力，可以成为强制执行的根据，同时是否进行仲裁取决于当事人以仲裁协议形式作出的选择。
因此，仲裁协议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必须采取法定形式，出于制度的慎重和保全证据的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一般都规定仲裁协议要采取书面形式。至于什么是书面形式，《仲裁法》第十六条没有予以列举，《仲裁法解释》第一条根据现行合同法和电子签名法规定，规定数据电文等形式达成的仲裁协议也是仲裁协议的有效形式。这一规定似乎是符合电子签名法所体现的立法精神的，因为电子签名法排除的不得使用电子签名的事项指的是涉及人身关系、不动产权益、公用事业服务等的事件。但是，仲裁协议处理的事项实际是纠纷解决程序的选择，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了国家对争议事项所享有的法定司法管辖权力，其意义更为重大。同时，数据电文本身由于存在技术操作的难度，在其真实性的证明方面和证据保全的方面都存在问题。
综上所述，该司法解释在仲裁协议形式的有效性上采取了宽泛的态度，虽然有鼓励进行仲裁、扩大仲裁解决纠纷之效，但是在处理如此重大问题上权威性有所不足。所以，仍然应当把仲裁协议的形式限一定于传统方式，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规定为传统的书面形式较为妥当，而不是在技术、程序都还没有成熟的情形下就贸然作出规定。
另外，该条的表述在立法技术上是需要改进的。因为与仲裁条款对应的其他书面形式指的是单独的仲裁协议，即仲裁合同书，而该条用了信件、数据电文与合同书并列，事实上信件与数据电文是在记载合同内容的形式，应当分别是信件式的合同书和数据电文式的合同书，可见合同书在这里应当是信件和数据电文的上位概念，不能并列使用的。
（二）仲裁协议的基本内容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是一切仲裁协议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有效仲裁协议的首要内容。仲裁合意就是通过仲裁协议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体现出来的。对仲裁协议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通常的要求是明确、肯定，即在仲裁协议中以无可争议的表示授予仲裁庭仲裁权。[2]
但是在仲裁实践中，大量存在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中约定双方发生的纠纷既可以诉诸法院，又可以申请仲裁的情形。按照通常的理解，由于仲裁协议未能排除法院管辖权，无法确定当事人有明确而肯定的仲裁表示，[3]因此《仲裁法解释》第七条认定该情形下的仲裁协议无效。笔者认为，这样简单的否定该情形下仲裁协议的效力是不妥的。因为这样的协议或者条款中还是有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思表示，基于仲裁法强烈的意思自治色彩，对《仲裁法》第十六条的第二款第一项[4]的理解应该从宽。特别是实践中出现了有些仲裁条款虽然约定了两种争议解决方式，但是在仲裁方式里面已经明确约定了仲裁委员会的情形。对于这样的案件，应该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另外，该条[5]在表述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仲裁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不同，前者出于当事人的选择，后者基于法律的规定。因此，仲裁管辖权的取得必须以仲裁协议有效为前提。仲裁协议的有效，既可能是仲裁协议本来即为有效，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行为的补正或者当事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失权情形下的推定有效。其实，当事人补正的有效解决的仍然是当事人意思真实和当事人自主选择的问题，根据立法本意，当事人失权而推定仲裁协议有效的，也应当是关于当事人意思真实性的方面。同时，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管辖权问题还应当是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依照职权查明的事项，因此，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不得一概可以因当事人失权而推断为有效的。该条的规定却违背了上述原理，把因当事人约定争议既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而造成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因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提出异议而推定其为有效，这样的规定是欠妥当的。
与上述角度否定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相对应，《仲裁法解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否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仔细研究该解释第十一条，不难发现该条的两个“应当”用语似乎有强制当事人仲裁的嫌疑。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事人尚可以通过后来的行为在事实上达成放弃仲裁的一致[6]，而且现有的我国已经加入的涉及民商事及相应程序的国际公约一般是非强行性的条款，大多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明示选择予以排除适用或者予以明确适用，又何来“强制意味”的仲裁？再者，按照第二款的逻辑，该类仲裁权的来源就成了国际条约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显然是违背仲裁的初衷的。
2.仲裁事项
《仲裁法解释》对于合同争议所指的事项范围作了规范，在当今中国的司法环境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该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是所谓的合同争议，实在有多此一举之嫌，因为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学理该等事项属于合同争议，如果在法的适用中出现分岐，一者应当通过合同法之适用加以解决；二者这也反映了立法技术的落后，法律适用者在教条主义地理解法的“明确”，刻意曲解本已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应当由法官制度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合同争议”这一事项范围的界定，既可考虑严格限定于其字面意义，也可以因司法政策的考虑而做出较宽松的解释，用于解决实践中真正的困惑，例如在主合同与从合同的情形，主合同和从合同在争议解决方式或者仲裁问题的约定方面存在不同约定时，仲裁程序将如何进行，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究为如何，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该司法解释并未及于此。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由于我国目前立法上明确承认机构仲裁，间接的排除了临时仲裁[7]，所以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就集中在对仲裁委员会的选定上。在实践中主要出现以下一些情形：
（1）对仲裁委员会名称约定不明确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由A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对仲裁机构的名称的表述漏字。
（2）只约定了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但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适用A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但没有约定由A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3）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由A或B仲裁委员会仲裁；
（4）只约定了仲裁地点而未约定仲裁机构的问题：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争议由A地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针对情形（1），《仲裁法解释》第三条给予的解决方案是十分积极的，是对以往的批复意见[8]的重申，赋予了其普遍适用效力。
针对情形（2），《仲裁法解释》第四条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规定了比较切实可行[9]的除外规定：“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
针对情形（3），《仲裁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笔者认为该条款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因为实际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一般很大，彼此很难再达成一致的协议。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当事人双方以前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而且一旦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案件中就排除了我国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权。需要注意的是，该条款同时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对处理同类问题的意见[10]的否定。
针对情形（4），《仲裁法解释》第六条再细分了两种情形分别处理。对于当地只有一个仲裁机构的情形，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这也是重申了以往的批复[11]的观点，给予其普遍意义。而对于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了限制，再次强调必须“选择达成一致”。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对以往同类批复[12]的一个进一步的限制。
（三）关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指作为主合同的一个条款，尽管仲裁条款依附于主合同，但仍然是可以与主合同的其他条款分离而独立存在的[13]。对此，《仲裁法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成立后未生效或者被撤销的”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而且就“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形规定“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结合《仲裁法》第十九条，对仲裁条款的独立性立法已经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范围中的第三人问题
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范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对事效力（也即仲裁事项）、对人效力、对法院的效力和对仲裁机构的效力。传统理论认为仲裁协议的对人效力仅限于约束双方当事人，不能约束仲裁协议以外的人。随着实践的发展，仲裁协议对于协议外的第三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具有何种约束力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具备约束力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理论界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学者对此总结为“关于仲裁协议向未签字第三人扩张的问题”，也有学者将“未签字第三人”可以分为两类来研究——仲裁当事人的变更问题和仲裁第三人问题。《仲裁法解释》对此做出了积极而谨慎的回应。不过，从《仲裁法解释》的第八条和第九条来看：仅仅规定了当事人合并、分立、死亡时，仲裁协议的效力及于原仲裁协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继受人或继承人；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时，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也就是说只对仲裁当事人的变更的两种情形予以规定，但对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的情形，如保险代位人、受控子公司的母公司、利他合同中的第三人等，能否受当事人所签定仲裁协议的约束？该解释未能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此可见，该解释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问题的规定有待细化。
二、关于法院审理涉及仲裁案件的程序问题
（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
依据《仲裁法》，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员会都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仲裁法解释》从认定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管辖法院的级别、审判组织、以及适用的法律等几个方面予以了规范，并明确了《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首次开庭”的含义。应当注意的是，《仲裁法解释》再次明确[14]了对仲裁协议异议管辖法院的级别为中级法院，并分别就涉外仲裁和涉及海事海商纠纷仲裁的案件的管辖法院予以确定，同时审判组织为合议庭，并明确在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时应当适用的法律。这些规定有利于解决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的。但是对于这类案件的审限、适用的审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职权，仲裁机构的地位与权利，被询问的当事人处于何种地位和诉讼权利如何，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举证责任的承担等都没有做出应有的规定，这样给具体程序的进行就带来了很多困惑[15]。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16]，笔者认为，该类案件的审判不得进行调解、不得上诉、不得再审[17]；由于该类审判解决的是当事人救济程序选择的问题，并不最终决定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归属，这种规定比较倾向追求司法效率；所以，综合与平衡民事诉讼程序的各项价值需求，把其定位为特别审理程序是恰当的。
（二）撤销仲裁裁决案件
1.关于撤销仲裁的适用条件的解释
分析《仲裁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不难发现上述条文都是进一步明确对撤销仲裁的适用条件。由于实践中常有法院超越法定撤销条件撤销仲裁裁决，因而对此的适用条件予以进一步的明确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的。
2.关于重新仲裁
《仲裁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相较于《仲裁法》第六十一条的笼统规定而言详细多了，上述条文对适用重新仲裁的条件、必须明确通知重新仲裁的具体理由、撤销程序的对于重新仲裁的安排、以及当事人再次申请撤销的权利和时效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但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明确：例如：重新仲裁的主体问题？重新仲裁程序开始后，原仲裁裁决的效力如何？在重新仲裁中，当事人是否可以撤回仲裁申请或者放弃部分仲裁请求等等。这就使得重新仲裁实践中仍然会存在大量的分歧。
3.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的审理
对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仅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此次《仲裁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则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并询问当事人。从表面上看，《仲裁法解释》对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做出了进一步的程序规定，然而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即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时应适用何种程序？审限如何？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的相对人是否存在？仲裁庭成员有没有参与权[18]？该解释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由于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不明确，必然导致人民法院合议庭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时，被询问的当事人处于何种地位？其享有何种程序权利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导致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面临同样的程序困惑。
三、关于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
（一）关于执行仲裁裁决的管辖法院问题
《仲裁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关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管辖法院亦为中级人民法院。但是由于该条文并未明确具体适用于何种性质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因此，可以理解为该规定既适用于涉外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也可以适用于国内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如果这样，则意味着同为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国内仲裁裁决，其执行管辖法院的级别可能高于法院的判决等执行根据。
（二）关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
《仲裁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或者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规定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和解的意思表示。
但是对于办理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的程序问题缺乏相应的规定，对实践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对于这类案件的审限、适用的审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职权，仲裁机构的地位与权利，被询问的当事人处于何种地位和诉讼权利如何，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举证责任的承担等等规范的缺位，以至存在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面临同样的程序困惑。当然，关于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实际上在有撤销程序的情形下，是可以做出相应的协调而不再作出规定，即可以考虑取消关于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
四、关于人民法院向仲裁机构调卷和裁定的选送等问题
依据《仲裁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在审理撤销、执行仲裁裁决案件时，可以要求仲裁机构作出说明或者向相关仲裁机构调阅仲裁案卷。笔者认为，这是法院监督仲裁所必须的，但是仲裁机构在这类案件中所处的地位，享有的诉讼权利都没有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所作出的裁定与仲裁机构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人民法院“应当”将这些裁定送达相关的仲裁机构，而不是仅仅如《仲裁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19]“可以送相关的仲裁机构”。再者，参照《民诉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四款[20]，这个“送达”也应该是人民法院办理这类案件时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可选择性的职权。
此外，关于《仲裁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即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性质与《仲裁法解释》的范围为核心的诸多相关问题，在学理上与我国的法律实践中都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方面，还需要更多学理探索和立法授权，才能逐步消除疑虑与矛盾。
但是，瑕不掩瑜，以上评述虽然采取了提出问题的形式，也多是从反思与促进提高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仲裁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在监督仲裁活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积极的、明确的和具体的规定，这对于司法实践乃至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仲裁实务中还有很多富有争议的问题是该司法解释所未能解决的，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4. 右脚踝软组织损伤，属于几等级工伤。

一、我国企业职工工伤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

企业职工工伤赔偿问题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中一个特殊性的问题。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确立了我国企业职工工伤保障法律制度；1953年1月2日政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了修正，完善了工伤赔偿的法律制度；1994年7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我国工伤赔偿法律制度进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保险条例》和《劳动法》均没有对工伤赔偿的问题作出明文规定。1996年8月12日原国家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为解决工伤赔偿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工伤赔偿的原则及其特征

（一）工伤赔偿的原则

企业职工工伤赔偿是基于对职工人身造成伤害后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而设立的一种法律制度。它适用于我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和各种用工形式、用工期限，并且以工伤存在为前提，对职工个人实行非主要过错责任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工伤保险待遇，我国实行的是职工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说，无论职工有无过错，只要发生了工伤事故，工伤职工都应当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对于工伤赔偿来说，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实行的则是职工非主要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在职工非主要过错情况下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才能请求工伤赔偿，如果人身伤害事故是由职工本人故意或者主要过错造成的，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则不属于工伤赔偿的范畴。所以，工伤赔偿对职工适用的是非主要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工伤赔偿的特征

根据现行法规和有关政策之规定，笔者认为，工伤赔偿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工伤赔偿必须以工伤存在为前提条件。职工个人人身遭受伤害是否为工伤，应由企业或者受害职工或其亲属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向企业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鉴定。经鉴定为工伤的，才能适用工伤赔偿的法律规定。经鉴定为非工伤的，不能适用有关工伤赔偿的法律规定。所以，请求工伤赔偿，必须以工伤存在为前提条件。

第二，工伤赔偿必须符合法定的伤害原因。工伤赔偿不等同于工伤保险，请求工伤赔偿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亦不同。所以，工伤赔偿必须符合受伤害的法定原因。根据《试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主要包括：

（1）职工因履行职责使人身遭受第三人（自然人）不法侵害的。

（2）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害的。

（3）职工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须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

（4）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触电、树倒、房塌等意外事故伤害的。

（5）职工因公出国、出境，在境外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

第三，工伤赔偿具有民事赔偿性。由工伤赔偿事故引发的工伤赔偿关系，不是工伤保险关系，而是一种民事赔偿关系，因此，工伤赔偿具有民事赔偿性。

三、工伤赔偿的责任主体

出现了工伤赔偿的法定原因，受伤害职工及其亲属应当向谁请求伤害赔偿，即谁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

根据《试行办法》和有关政策规定，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主体是“肇事者”，而不是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若不低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伤残补助金，企业或者工伤保险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第三十条规定：“出国、出境人员的劳动关系在国内并参加工伤保险的，在境外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应当由境外有关方面承担伤害赔偿责任的，我国有关单位应当向外方索取伤害赔偿。外方给付的赔偿金应归当事人或者其亲属所有，但需偿还有关单位垫付的费用”。另外，有的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企业单位已经向人寿保险公司为职工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的，若职工发生了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且属于工伤的，则工伤赔偿责任按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参见1997年6月24日河南省劳动厅豫劳险便[97]2号复函）。

由此可见，按照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政策之规定，发生了工伤赔偿事故，受害的职工及其亲属只能请求有关的“肇事者”（或合同的当事人）给付赔偿，而不能请求职工所在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给付赔偿；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肇事者”（或合同当事人）。

四、工伤赔偿与工伤保险的区别

工伤赔偿与工伤保险虽然都是以职工存在工伤为前提，都是为了从经济上补偿受伤害的职工及其亲属，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

（一）法律性质不同。工伤赔偿具有民事赔偿性，属于民法的范畴；工伤保险具有社会保障性，属于劳动法（或社会保险法）的范畴。

（二）责任主体不同。工伤赔偿的责任主体是“肇事者”；工伤保险的责任主体是职工所在的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三）责任原则不同。工伤赔偿中，对职工适用非主要过错责任原则，并根据受害职工过错的大小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工伤保险中对职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工伤职工有无过错，均不影响其享受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四）权利范围不同。工伤赔偿中受害职工及其亲属有权主张精神损失费。工伤保险中受害职工及其亲属无权主张精神损失费；

（五）获得费用不同。工伤赔偿中，受害职工及其亲属针对赔偿费数额，依法可以与“肇事者”进行协商解决，赔偿费可以高于或低于国家法律规定；而工伤保险待遇，具有法律强制性，工伤职工所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种类和标准具有法律统一性，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双方当事人协商。

（六）实现程度不同。发生工伤赔偿事故，如果肇事者逃逸或其他原因，使受害职工及其亲属不能获得工伤赔偿时，那么，工伤赔偿就无从实现。但在上述情形中，工伤职工仍可以按规定享受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而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得因此减免或者推诿支付义务。

（七）处理程序不同。在工伤赔偿纠纷案件中，应适用民事诉讼法进行处理，并且不能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处理；而在工伤保险纠纷案件中，应适用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先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处理，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八）法律后果不同。工伤赔偿中，受害职工及其亲属得到赔偿费后，工伤赔偿的民事法律关系即行终止。工伤保险中，工伤职工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后，如果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关系原则上不能解除（见《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

五、工伤赔偿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工伤赔偿法律制度，对于维护受害职工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1、存在着法律冲突

职工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或者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属于工伤的，存在着工伤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律冲突问题。199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按本办法的规定处理后，职工所在单位还应当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给予抚恤、劳动保险待遇”。这一规定与《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存在着法律上的冲突。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职工及其亲属在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职工所在单位还应当让职工及其亲属享受全部工伤保险待遇；而《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却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只有当受害职工及其亲属不能获得交通事故赔偿或者所得赔偿费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的，才能享受“补偿式”的工伤保险待遇。《试行办法》的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使受害职工及其亲属获得“双份”补偿，但它不仅存在着与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相冲突，而且也存在着法理上的错位：①这一规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交通事故赔偿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工伤保险关系则属于劳动法律关系。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而不应从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利益考虑作出与现行法规相悖的限制性规定。②从法律制度来讲，民事的人身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及其亲属所遭受的生命、健康、财产（金钱）和精神等损失给予的补偿，它脱离了职业的因素，不依职业为理念来确定赔偿标准和依据；而劳动法上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对工伤职工及其亲属给付的补偿，它以职业存在为前提，以贡献大小、工资高低、伤亡程度为“补偿”标准和依据，是以职业为理念的，不是以自然“人身”为理念和衡量价值的。因此，《试行办法》的这一规定，不仅存在着现实的法律冲突，而且也存在着法理上的错位。

2、存在着立法缺陷

职工因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职务，遭致第三人不法侵害构成工伤的，在侵害人逃跑或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怎样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工伤职工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等，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某开发区一家集体企业春节放假期间组织了护厂队，队长王某执行巡逻任务时，被入厂行窃的犯罪嫌疑人打伤右眼，导致失明的严重后果。公安机关抓获了二人，其他三人逃窜。王某经医治出院后，因右眼失明，多次要求企业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而企业则认为，王某应当让致害人赔偿，仅答应每月发给王某300元生活费，其它工伤保险待遇要待刑事案件审结且工伤赔偿之后再予以考虑。王某去找公安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先予赔偿，而公安机关则认为该案系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只有在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后按法院判决执行。致使案发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某不仅没得到经济赔偿，而且其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也未能全部实现。

虽然《试行办法》对工伤保险待遇规定的比较清楚，但是，由于工伤赔偿费与工伤保险待遇按现行规定不可兼得，所以，出现上述情况致使工伤赔偿不能给付或者不能足额给付时，受害职工何时开始依法享受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现行立法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一些企业或企业主从企业利益或个人利益考虑的较多，而对工伤职工的利益考虑的较少，致使工伤职工不能及时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在于现行工伤赔偿法律制度中存在着一定的立法缺陷。

3、存在受害人权益保护迟延

发生了工伤赔偿事故，责任人为了达到逃避或者减少支付赔偿金的目的，故意拖延支付时间，迫使受害人将工伤赔偿纠纷诉诸法律，使其长期陷于繁锁复杂的诉讼之中，使工伤赔偿金不能及时得到的情况日趋严重。

《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按照这一规定，如果责任人故意拖延支付赔偿金时间，使受害人长期陷于诉讼之中，在客观上则完全可能。因为：（1）责任人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再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的决定。（2）责任人对重新作出的责任认定同意调解，那么，损害赔偿的调解期限为三十日，公安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延长十五日。因交通事故致伤的，调解从治疗终结或者致残之日（这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起开始计算；因交通事故致死的，调解从规定的办理丧葬事宜时间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二条）。（3）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责任人一方故意不履行协议，公安机关则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4）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按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一审的审限为六个月，二审的审限为三个月，加上执行尚需一定的时限，受害人合法权益显然不能得以及时保护。

（二）完善工伤赔偿法律制度的构想

1、重构法律理念

工伤赔偿既然以工伤存在为前提，对职工个人实行非主要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无论职工受伤害的原因如何，都应当使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即使在遭受第三人不法侵害或者因意外事故遭致人身伤害时，只要符合工伤的情形、属于工伤的范围，笔者认为，就应当一律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这就是说，一旦职工发生工伤事故，不论责任人是谁，只要工伤职工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应当依法给予工伤职工及其亲属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现实的法律冲突，解决工伤赔偿制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使工伤职工既简便又全面地获得“补偿”；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调整工伤的法律规范趋于单一，改变现行的工伤赔偿关系既受劳动法调整，又受民法调整的“双重性”。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而且也符合我国建立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目的。

2、树立劳动力生产要素意识

劳动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的重要资源。劳动者的劳动不仅为企业创造了效益，而且推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社会进步，采取立法的形式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是我们的宪法原则和劳动法的立法目的之一。职工是企业的财富，劳动力资源是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之一。人们只有树立了劳动力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观念和意识，才能通过立法来解决工伤赔偿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够促使企业自觉地履行其义务，更好地保护工伤职工的利益。

3、确立工伤职工请求权选择原则

按照我国现行工伤认定的范围和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对职业伤害引起的工伤，处理争议不大，即因意外事故和第三人不法侵害构成的工伤。目前存在二种不同的解决途径，一是请求工伤赔偿的途径，二是在工伤赔偿给付不能或不足的情况下，请求工伤保险的途径。鉴于非职业伤害引起的工伤赔偿，存在着诸多问题，加之工伤职工处于弱者的地位，不利于对工伤职工的保护，所以，笔者建议，对非职业伤害引起的工伤，应在立法上确立“工伤职工请求权选择原则”。这就是说，发生了非职业伤害引起的工伤事故，工伤职工及其亲属既可以依据劳动法（或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也可以依据其他法律法规请求给付伤害赔偿。选择了请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则不能再选择请求给付伤害赔偿；选择了请求给付伤害赔偿，则不能再选择请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不可同时兼选。设立这一原则，必须注意四点：（1）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在请求给付伤害赔偿时发生。因为在工伤保险待遇中，不存在精神损失费，况且民法中的精神损失费数额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因此，如果工伤职工及其亲属主张精神损失费的，只能选择请求给付伤害赔偿。（2）赋予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追偿权。如果工伤职工选择了请求工伤保险待遇，在立法上就要明确赋予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拥有追偿权，即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机构有权向责任人追偿其因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所受到的直接经济损失；放弃或怠于行使追偿权的，不影响工伤职工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3）细划职业伤害和非职业伤害的种类，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识别性。（4）工伤职工选择了请求给付伤害赔偿，其劳动关系是否继续存在，应视伤残等级而定。

总之，我国企业职工工伤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为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为了重构法律理念，树立劳动力生产要素意识，实现制度创新，真正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尽快修改和完善工伤赔偿的现行立法。
回答者：美玉玲珑1 - 助理 三级 7-28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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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工伤赔偿标准
第三十五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

（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8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6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一次性赔偿金按以下标准支付：一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6倍，二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4倍，三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2倍，四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0倍，五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8倍，六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6倍，七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4倍，八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3倍，九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2倍，十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倍。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死亡的，按赔偿基数的1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

赔偿基数，是指单位所在地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