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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道德

发布时间: 2024-12-16 21:57:28

『壹』 泛道德取向是什么意思

就是泛道德化,认为应该用道德解决一些本应用法律等其它手段解决的问题。
泛道德主义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下,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或者对个人人品要求在正常人的能力范围之外,以至于惟道德是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归结为人的道德境界问题,归结为自私、物欲、怯懦,归结为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丢失。对于没有按照社会道德从事的人,将遭到道德批判。

『贰』 论述我国现在都是法制社会,为什么还要靠道德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 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 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 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 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法德并举:历史的借鉴 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 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它标志着奴隶主阶级对法德之间的关系有 了自觉的意识。孔子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创立者,他意识到法律和 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认为善德观念只能以道德教育来引导, 仅靠刑罚是不行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秦用严法和酷刑 排斥道德而短命,西汉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礼法并重”, 继而董仲舒论证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 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无论是“明德慎罚”、“礼 法并重”,还是“德主刑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 的“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是泛道德主义,是把法律作为手段 来配合推行封建的伦理道德。数千年来,历代统治者把伦理道德与政 治相结合,礼与刑融为一体,使僵硬的法律规范借助于道德提升为人 们自觉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标准。 西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 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 友,以恶对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主张守法是人的道德责任,法 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德和善。亚氏曾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 全邦人民都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他认为,法律应当是实现 正义、美德和幸福的各项原则。西方许多著名法学家都认为,人对社 会道德理想的追求是通过法治体现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哥学 派的自然法,它对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法的核心 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自然法构建了自然、理性、正义、 平等的价值体系。17、18世纪以后,自然法思想又被资产阶级法学家 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自然法学派最突出特征是认为符合道德的 法才有效力,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传统中,有许多值得 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 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的名言;近代 的“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 公民的道德责任,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支持。 从中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东方伦理法与 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 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 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 求,如勿偷盗、勿杀人就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 法德并举:理论的剖析 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但 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具有共同的基础和目的。它们都以权利和义 务为调整内容,存在着相互渗透、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 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 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社会主义的法律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人对生命意义 的价值追求和信仰,对是非、善恶、美丑价值的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 会独有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时代、每种社会形态中。 同样,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指它的国家形式,其核心是具有社会主义信 仰并具有共同的衡量善恶、美丑、是非价值标准的共同体,是为振兴 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奋斗的群体。这种具有共同理想、共 同目标、共同价值标准和追求的民族精神,才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得 以存在发展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 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一方面,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 员有先进与后进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 同一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置基本道德于不顾的 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保护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 制力,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威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 会主义道德起着增补、强化和保障的作用。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 强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强制力的保障,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保持 长治久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 的支持。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体 现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 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公众的承认, 而且会破坏生产力,阻碍社会的发展。 法德并举:时代的要求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才 能最终保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确立。当代世界各国出现了道德法律 化的趋势,大部分公众道德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中,但要真正得以实施, 还必须把外在的他律变为人们内心的自律。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消此长、相互转化的动态互 动补机制。即是说道德向法律转化,称之为道德法律化;法律向道德 转化,称之为法律道德化。这种互动互补机制的建立,会使社会成本 消耗减少,效益增大,从而成为调控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有效杠杆。这 是因为法律和道德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由 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的扩大,多元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虽然需要道德 的支持,但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才能使有不同动机、 不同目的的多元主体有秩序地合作。如“诚实守信”原本是道德原则, 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诚实守信”已进入西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和 我国的民法通则。目前无论东西方都有道德法律化加强的趋势,特别 是对环境、生态的保护方面强化了道德的法律化。尤其是高科技的飞 速发展,对社会伦理带来一系列困惑和危机,更需要法制的强制力, 因为,在强制方面法律优于道德的自律。 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 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 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 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 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 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 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叁』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提升文化的凝聚力。我国是人口大国,我们要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也就是现如今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被人民群众掌握才会凝聚成社会共识,表现出文化发展最主要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任务。
2、提升文化的吸引力。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展示出该国家或是该民族特色的文化吸引力。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依附在语言和其他载体上,逐渐凝固和演化成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这种文化环境引导她的国民的行为,达到协调整合社会的作用,并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3、提升文化的普及力。也就是加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我们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有意识地引导广大民众喜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终使其成为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有意识的加强传统文化在学生中的学习力度,在教学中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开展具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使他们自觉愿意接受和欣赏。
(二) 振兴中国文化产业
就目前形势来看,文化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特征,我们要找准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满足人民对文化的要求,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首先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文化产业的管理办法,尽量减少政策办法中不足的地方。其次是深化和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文化自己的道路。最后就是加大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设立规范化的文化产业组织,政府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支持。 (三) 加强文化传播和交流
关于文化传播和交流,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文化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文化往往能够起到政治和经济难以达到的作用。所以文化外交在国际中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使其他国家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进而了解中国;促进汉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世界对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形成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全力打造中国品牌的文化,创造出一批原创性比较强的文化产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大力弘扬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努力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重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肆』 泛道德主义的特征

泛道德主义要求社会排斥一些“不道德”的人,因此会出现人与人之间无法正常相处。由于每个人都存在“不道德”的地方,只不过被各种表现出来的假象和谎言所掩盖。因此,任何人随时都可能遭到各种攻击。人和人之间往往会互相防备。
除此之外,还会造成“不承认错误”、“一错错到底”的现象。在这种社会体系下,人和人之间有任何误解或者矛盾,往往不会通过沟通、分析和反省来解决,而是会采用很多极端的方法,如双方都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因为,任何一方如果进行分析和反省,必然自身有造成矛盾的责任。有责任,那么这一方在“道德上”就吃了亏。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发生冲突,互相都不能回头。最后必然是,实力大的一方占领道德制高点,取得“胜利”。 “不道德”者由于遭到他人批判、贬低,甚而达至虐待的程度,会导致反抗社会的心里。即便一些社会道德确实是不文明的行为,被攻击者也会予以否认。因此会出现仇恨社会、仇恨他人,最终导致大量的人弃善从恶,导致社会灾难。

『伍』 泛道德主义特征

在泛道德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抱有高标准的道德期待。集体中,人们被鼓励展现出无私、坚韧、朴素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在互相批评和自我批判的文化中,如中国的文革时期,道德上的瑕疵往往会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若有人公开表示难以达到这些要求,往往会遭受他人的攻击和质疑。



在这个社会中,道德被视为衡量个人品行的首要标准,而非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宽容、礼貌、智慧和诚信等特质。这里的“道德”更像是一套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或称为“世故”。个人的道德评价至关重要,一旦被大众否定,可能导致在社会中难以立足,如“先做人后做事”的观念就体现了泛道德主义的特点。



在人际冲突中,泛道德主义倾向下,人们不再通过沟通和理性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争抢道德制高点来占据优势。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不择手段,道德武器成为攻击他人的有力工具。



对于那些未能遵循社会主流道德的人,他们往往会遭受严厉的惩罚,这些惩罚可能超出必要,如身体暴力、排斥和诽谤。就连与“不道德”者交往的人,也可能被社会大众孤立,反映出社会对道德一致性的严格要求。


(5)泛道德扩展阅读

泛道德主义[1]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下,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或者对个人人品要求在正常人的能力范围之外,以至于惟道德是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种社会问题往往都归结为人的道德境界问题,归结为自私、物欲、怯懦,归结为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丢失。对于没有按照社会道德从事的人,将遭到道德批判。[2]

『陆』 泛道德主义的解决方法

理性和宽容是解决泛道德主义的唯一方法。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更应该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清醒的理智。只有不触犯法律的边界,才能形成真正良善而不矫作的道德氛围。对他人宽容,对他人理性。遇到矛盾理智思考,理智分析才能够让社会远离泛道德主义,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柒』 孔子的观点

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循循善诱: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要有恒心,坚持不懈: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不能自满: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温故而知新”: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不耻下问:
孔子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孔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许多教条,“学而时习之”,“三十而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为”,对旧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均是琅琅于口的。一些思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成了许多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绕不过孔子这个名字。

孔子及其思想,在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人责疑,也不允许人们责疑。责疑孔子,是大逆不道,正如对皇帝出口不逊,也是大逆不道一样。直到近代,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背景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增多,人们才开始反思孔子及其思想的消极性,并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自此,孔子及其思想雄风不再,而科学和民主、个人自由与价值的思想,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社会上蔓延发展开来。这是一种时代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被贴上奴隶主阶级代理人标签,遭到猛烈批判。林彪四人帮被打倒,孔子作为文革受害者,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抵制西方文化运动,于是孔子进一步热了起来。一些“资深”学者办起杂志,摇旗呐喊。一些大学办起“国学研究所”,为孔子思想复兴进行理论准备。一些城市办起国子监,向少年儿童灌输孔圣人“治家修身平天下”道理。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重,又会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光明前景。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可以不讲。它太西方了,不合中国国情。而孔子则绝对不能不讲的。正如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大人所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长新”。不崇孔子,国将不国,民将非民,中华将无以为中华也!

孔子何许人?儒家、儒教思想,又是何物?果真如此超凡入圣、妙不可及乎?

非也非也。世间既无圣人,也无圣物。夸大孔子及其思想,是荒谬的。愚味了自己的头脑,也愚昧了整个社会。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自幼喜欢传统的仪礼制度。同时也做过其他事情。如仓库管理员、管理牧场牛羊的事。三十几岁时,开始讲学为业。有众多学生,相传收弟子三千多人,其中较有名的有七十二人。他整理上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如《诗》、《书》、《礼》、《易》,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做出一定贡献。晚年专门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孔子热心于政治,曾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但终不见用,郁郁而终。其思想观点,集中见这于后人编撰的《论语》。

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第一个大规模地招收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他主张“有教无类”,使一些贫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闪耀着教育思想的光辉。即使是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借鉴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用格言方式发表了许多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他的文字很短,缺乏进一步展开。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相比,孔子的思想,显得更直观、表面了一些。

孔子的思想观点,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十分可取的,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有着相通之处。这也是孔子最大的闪光点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体现了一位智者对人生的豁达态度。“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人格境界,令人向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其爱护人的生命的朴素情感。“军旅之学,未之学也”,体现其崇尚和平的精神。“古之学者为己”,体现其一种更高的治学态度。“鸟兽不可与同群”,体现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更是体现了孔子对自由人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孔子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爱默生、伏尔泰,都曾经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孔子。联合国有关单位,也把孔子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但是,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几千年前形成的。受个人经历和时代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局限性。许多思想,不但在现代社会看,是十分落后的,而且也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试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一,孔子是复古的,守旧的,而不是向前,创新的。面对变动不已的时代,人们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去指导时代,促进时代发展。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上,孔子是完全失败的。他梦想的是回到西周社会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秩序。在《论语》这本记录孔子语言的小册子中,不时可以看到孔子向往西周的言句:“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周公”。他以复古而沾沾自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面对新时代新现象,孔子感到困惑不解,甚至破口大骂:“八俏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在社会大踏步前进时,孔子却试图用旧办法阻住社会的前进,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其二,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人类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个人心灵和谐、事业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道德,却是远远不够的。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要为社会尽必要的责任,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性的复杂性,要求社会从经济、文化、首先、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引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孔子则不然。孔子片面夸大道德的价值,似乎只要倡导了道德,社会便太平无事,一切问题均可解决。而对人的权利,正当欲望和利益上的需要,孔子则强调不多。《论语》的许多格言,都体现孔子这种思想倾向。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来排斥法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否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种种道德诫条约束人们的个性,,抑制人性的正当需求。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一方面培养了许许多多“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们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压制了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说,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其三,孔子的严格的等级思想,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反动。孔子总是把“孝”字挂在嘴巴。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了尽孝道,甚至可以牺牲社会公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宣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使下一代俨然成了上一代的附属品。孔子还有着很深的忠君情结。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与其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门生曾子也云:“君子滠不出其位”。孔子把最高统治者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忠实地为最高统治者效劳。严格的等级思维,束缚了民众的自由个性和思维,培养了一个个奴才型人格,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越是现代社会,我们对孔子这种等级思维带来的祸害,体会越深!

其四,孔子缺乏一种穷根究底的思维品质。真正优秀的学者,都是真理本位的。如屈原,“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但是,对孔子来说,并不是真理本位,而是仁政本位。正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政的人性基础是什么?孔子无力解决,也不想解决。使其仁政,终成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不仅如此,孔子对其它许多重大问题,也缺乏进一步思考。如宇宙是怎么产生,人的生命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有爱情,灵魂怎么一回事,等等,统统不予追问,缺少对人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终极关注。对哲学有一定研究的人知道,这种终极关注,对于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不但如此,孔子还缺乏求异思维。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否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的价值。所有这些,都使孔子的思想的价值,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也是有其严重不足之处的。过份夸大孔子思想的价值,是不实事求是的。

孔子逝世后,他的思想继续流传。若干年后,又出现了孟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许多思想,又有不少新的开拓。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派别。

儒家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有积极的地方,也有消极的地方。其实世间哪一种学问,不是如此?儒家的真正悲剧,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武帝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采纳其幕僚董仲舒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儒教,而学者孔子也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儒教教主。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封建帝王网球罗了许多文人学士,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改造,增加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大量体现皇权思想的内容,曾经在百家争鸣中展示过骄人丰采的孔孟之道,终于沦为封建统治者奴役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帮凶!

儒家发展成为儒教,是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最大的悲剧。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儒家思想的进步,从此停止。后来只能在孔孟文章的条条框框中去思考,不能质疑,不能批判,从而不能有新的发展。二是其他思想派别,难以得到自由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创造上的无穷活力。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思想派别也就遭到严重摧残。与儒家思想不同的观点,被视为洪水猛兽。只有道教,关注的是成仙不老之道,佛教,关注的是死后如何超生极乐世界之术,对儒教主和世俗君主不构成威胁,才网开一面,得以生存和发展。三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意志,遭到了严重摧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一条条禁规戒律,使亿万民众的思想和个性瘫痪,成了封建社会的驯服工具!作为现代社会的自立公民,又有谁不为这么多的人被培养成为封建社会驯服工具,而无限痛心?

孔老夫子在天有灵,理应为自己创建的儒家思想,堕落到这一地步,而痛心疾首!

近代社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向孔子及儒家思想开战,实属社会发展之必然。孔子及儒家思想不倒,则皇权有可能借尸还魂,则人的个性难以解放,则民主和科学旗帜没有办法进一步高举,则社会的进步发展无从谈起。正如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胡适先生所言:“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捣碎,烧去。”一个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

近年来,国人开始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是有利于我民族前进的。

不过,笔者要提醒的是:一,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几千年前那种宗法社会的产物,总体上是落后的。能为当代人采用的东西,是不多的。当代人的思想文化,归根到底是要根据当今及将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去创造建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不过是一种学术思想,有积极之一面,也有消极之一面。而儒教则是一种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儒教是主体,绝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主要部分在于儒家思想。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不在于儒家,而在于共工怒触不周山、愚公移山、后羿射日这样的古神话,在于唐诗宋词这种明朗的时代精神,在于魏晋时代对个人自由和价值的追求,在于地动仪、印刷术等一个个天才创造中,在于黄宗羲、李挚等许多封建叛逆的新的思想中,在于劳动人民对美好的向往中!这些思想文化,在封建主义社会,是备遭到压制的,却体现了人性中的健康因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新的时代,理应发扬光大!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必将更高举起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宏扬人的的个性自由和独立,宏扬人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倡导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只有经过深刻改造,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希望在未来时代,有一个儒家的伟大复兴,完全是痴人说梦!

日正长,路也正长。迎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大胆创造去吧!有谁扮着“千年圣贤”、“万年祖宗”的面孔,阻住你前进的路,一一把它推翻,无论它是妖是鬼,是神是仙!这样才会有社会的进步,才会有人类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3512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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