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弱

『壹』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笔者一直认为，除了新加坡这样的个例外，威权主义国家不要说施行宪政，就连法治也很难实现，前苏联和东欧即为例证。因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约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或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目的，而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对政府组成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设计。威权国家因为缺乏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正当性，因而尤其强调实质性“政绩”以弥补合法性缺失。除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些可见的“政绩”之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当漂亮，宪法规定一大堆的公民权利，看起来比美国宪法“先进”得多。但这些宪法和法律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一旦要“动真格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干了。 虽然宪政与法治可能对整个掌权集团来说长期有利，但是具体掌权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现代威权国家结合了民主形式和专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对于古代世袭统治者，孟老夫子还能用“王者无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套说教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现代国家，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宪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里只不过是好看的门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实施的。由此可见，所谓“潜规则”不只是中国现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有。而无论在前苏联或东欧还是在韩国或台湾地区，这种现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之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也是在转型之后才开始真正发挥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不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对人民负责，那么即便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我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但目前看来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认，体制内不乏锐意改革的开明人士，企求主动采取改良措施造福于民，或至少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增添合法性。这类自上而下的改革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上面施与的权利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那么上面收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齐玉苓案就是这么一块“馅饼”，当时谁都没有预期最高法院会下达这么一个瑕不掩瑜的批复，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也为法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震动和乐观，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上，比齐玉苓案早两年并为此案铺路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也基本上失败了，而司法改革也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当然，当时法学界有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还是有改革的呼声，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法学精英的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制度进步，司法改革终于停滞不前了。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贰』 中国媒体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媒体确实没有发达国家自由，因为这些媒体基本上是政府开的。有些东西没必要给大众知道，有些东西给大众知道后会引起不好的后果。

其余国家也一样，媒体就是工具，各个国家人民的想法不一样，虚假报道每个国家都存在，像之前的许多针对中国的负面、不实的新闻，我绝不相信没有政治原因。

中国为什么一直这么隐忍，因为中国还很弱小，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非常需要

『叁』 " 重典 " 能整出 " 大治 " 吗

转载：

依法治国需要用“重典”开路

焦若飞

常言道“乱世用重典”，只有重典才能勘乱。也就是说，一个太平盛世，一个秩序国家，尤其是一个法治国家，必经之路是“重典”。换言之，不经历“重典”，就难以实现真正的法治。

重典的本质含义就是震慑，通过震慑的力量，让所有公民伏法守法。如果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习惯尚未形成，法治环境十分脆弱，正常的法治秩序建立之前，没有非常的法制执行手段保证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秩序的形成，再好的“良法”，也会失去本身的色彩。

以超常的措施，保证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古今中外社会行为规范的成功经验。当今世界公认的西方法治国家，实际上都经历了“重典”推进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当初的重典，就没有今日西方的法制与规范。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西方人讲秩序、讲法制，不是西方人种优秀，主要是“管”出来的。

我国是历史上推行重典治理的主要国家。重典戡乱，进而达到阶段、朝代大治的例子也不少。如明朝初建时曾重典惩贪，使得各级官吏“居职惴惴，唯恐不能奉法恤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里的《循吏传》所收清官中，洪武年间的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虽然没有根除腐败，但却使贪官收敛了很多，有效的减少了腐败。明朝之所以延续270年，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朱元璋“重典治世”的功劳。

《史记·商君列传》描绘商鞅时秦国的情况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连反对连坐的荀子也对此赞叹不已，他在《荀子·强国》中描绘说，踏进秦国国境，观察秦国的习俗，百姓质朴淳厚，音乐不淫荡低俗，人们的服装不轻薄妖艳，百姓畏惧官吏而顺从，像是上古时代的人。各级官吏都严肃认真，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率，像是上古的官吏。秦国经过四代君王就取得如此胜果，靠的就是法制。全民监督权力运作的体制有效杜绝了政权的腐败倾向。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的连坐之法。

不可否认，虽然历史发展到今天，象“连坐”“凌迟”“族灭”“充草暴尸”等古代所谓的“重典”已经成为现代文明不能包容的“野蛮”，但作为“重典”本身，对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社会依然有超越时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首先，重典能够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扫清法治障碍。长期以来，法治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大于法、知法犯法、无视、漠视甚至蔑视、挑战法律等非法治思维和习惯成为横亘在实现依法治国路上的多重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于意识，来自于传统，甚至缘于父母祖先，发自肺腑，根深蒂固，坚韧顽强，固若金汤。涉及个人、集团、权力拥有者所谓的自尊、习惯、地位、利益，推进与阻止，进步与倒退的争斗一直尖锐存在，不容回避，回避不了。不扫清这些障碍，实现从立“良法”到立“良行”的转变是不可能的，而推进的“疲软”“弹性”“逃避”恰恰是我过多年推进法治的教训所在。因此，没有重典，障碍无以扫除。

其次，重典可以有效惩治以身试法者，让人畏惧法律。众所周知，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强制约束，而人的原始向往就是自由。对自由的过度放纵，就会僭越法律的底线，影响到社会秩序。有效解决这一对矛盾，就必须通过严厉的法律制度，刚性的法律执行，保证法律的效率，让试法者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儆效尤，让人们畏惧法律，不敢轻言违法，更不能随意挑战、藐视法律。

再次，重典可以巩固法治成果，激发公民的法制热情。任何人、任何时期，都存在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法治要求和法治期待，只是这种意识和要求与时代法制节奏和设想可能存在距离，容易沉睡。从“法不责众”到“行为从众”，唤醒、激活这种法治“沉睡”，需要特定的氛围和情境。而激发公民的法治意识，实现个人法治期待与时代法制要求的统一，是一次从意识形态到行为习惯的洗礼过程，是一场攻坚的硬战，无疑需要强力的重典才能完成。

另外，重点能够提高法制效率，缩短实现法治的时空距离。法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却是等不来的。各国、各地域法治进程的不平衡，是社会进步的不平衡。法治的进程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进步的尺度。法治推进力度越大，效率越高，距离法治国家的目标就越近。这是简单不变的道理。

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重典也非过去的“重典”，在传承取舍中，也赋予了新的意义，有了全新的阐释，但是，需要强劲的推动，严肃严谨的法条，刚性的执行标准却古今依旧，不论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变了，就没有法治。

“重典”要抓住“重点”，不是泛泛而谈。就目前我国的状况而言，主要是采取超常举措，发力权力挑战，把“法治”放出来，把“权治”关进去，把“刚性”铸起来，把“弹簧”压下去，把“公正”唤出来，把“私欲”赶出去。“王子犯法重罪于民”，对党员、对干部、对公职人员尤其是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阻碍法治进程罪加一等，从重处理。

毋庸讳言，对法治执行，推动法治需要单独立法，假以“重典”。一部在其他法律之外、具有普释意义、维护法律权威、保证法律推进、规范法律落实，应对各种挑战和干预的“重典”应该呼之欲出。惟其如此，法治盛世才能如期而至，不再久远。

『肆』 当前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答案】：一 、立法不健全相关法律协调性差二.预防打击和执法强度不够三.生态环境法律诉讼环节存在缺陷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冲突;五、公民生态文明法制意识薄弱

『伍』 当前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一）我国在环境保护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1、环境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我国有3亿人饮水不安全，其中有5000多万人饮用氟、砷含量超标的水，有四分之一城市居民呼吸着质量不达标的空气等都表现了环境对人们的危害。2环境纠纷威胁社会稳定。随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提高，和对政府解决环境问题充满期待，一些地方因污染事件处理不当或久拖不解决，引发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而危及社会安全和稳定。3环境权益维护依然艰难。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赔偿和司法救济体系尚不健全，环境法律对违法者的打击和震慑力度不够，一旦面对环境损害和环境纠纷，受害群众维护基本权益就很难。
（二）我国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1、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经济增长付出了过的的资
源环境代价。2、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使得资源环境付出代价过大。总体上，我国经济建设还没有按照资源禀赋条件和生态环境容量进行科学布局，“小而全”和一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得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严重透支，付出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3、环境基础设施滞后使得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的速度。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因为环境基础设施问题，环保旧账尚未结清，便又欠下新帐。4、科技支撑不够。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20%-40%间，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60%-90%的水平，造成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过高。
（三）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1、生态退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就目前我国森林总体质量呈下降趋势；草地退化依然严重，矿区资源开发、重大工程建设引发的生态破坏尚未得到有效制止。2、生物资源濒危日益突出。栖息地和环境改变及过度的人类活动，导致我国生物资源濒危问题日益突出。3、生态保护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生态保护资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单一，生态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继续提高；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滞后，科研力量有限。生态监测处于起步阶段，信息不足，渠道不畅，难以为管理提供良好的支撑作用。

『陆』 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立法方面。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立法方面，相关法规规章不健全，立法方面对于营商环境的保护不够，立法监督、司法监督不到位，相关的法规规章未能达到统一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