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管理法治化

Ⅰ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怎样影响法制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在当前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形势下，我们要把法治建设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努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一、打造“法治政府”任重而道远
各级包括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在内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一切为民、法律至上”的思想，从思想观念上摒弃“特权”和“人治”思想，解决“为谁执法、执法为谁”的问题。规范权力运行，倡导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上，积极畅通民主诉求渠道，在更好地反映民意、实现民利的重大实践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打造“透明政府”，主动实施政务公开，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政府官员广泛接受群众的监督，使政府的决策因群众参与而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完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该由政府做的事情全力做好，该由市场调节的事情，政府要引导而不指令、扶持而不放任、服务而不包办。必须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依法规范和制约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坚决杜绝随意执法、违法执法现象。注重内部、法律、民主、群众监督相结合，将各级、各部门、各领导干部的执法活动置于强有力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下，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不断增强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崇法治、共创文明、共保平安的强大合力。
学法的目的在于用法。要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努力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效能型和廉洁型政府。要促进各级机关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制度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法律专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谋作用。要健全完善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和考核评议等制度，加大对各级机关行政执法的考核力度。要实行政务公开，结合执法和管理工作，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二、努力提高全民依法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能力
有序，才有力量。这个序，主要体现在全方位深入开展全民普法上，体现在所有公民都自觉敬法、畏法、循法、守法上。一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凡是要求群众知道的法律知识，各级领导干部自己先要搞懂弄通；研究重大问题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要考虑法律效果；制定规划时，做到不走法律程序不通过；制定政策性文件时，要充分考虑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经受住“人情、关系、金钱”等方面的考验。二是政法队伍要从严管理，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者坚决出局。三是要培育法治和人文精神，针对不同的人群，深入全面推进法制宣传教育，使遵纪守法、维护秩序成为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努力扭转当前相当一部分人不找市场找县长、不找法律找信访、只要权利不尽义务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和尊重人的生命、幸福、人格和权利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努力构建社会稳定、邻里和睦、家庭幸福的和谐社会。
抓实抓好重点群体的学法、用法，是普法工作的重点。以“法律六进”为抓手，努力促进重点群体法律素质的提高。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健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分级考试(考核)等相关制度，促使领导干部学法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活动，乡镇(街道)基层干部、农村“两委”干部、社区干部、村民小组长和村(居)民代表法律知识培训日益常态化。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大力开展中小学教师法制教育培训，完善法制副校长制度，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有效深化校园法治建设。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采取集中培训、离岗进修、远程教育等方式，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法制宣传教育；举办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漫画、图片宣传巡展，组建外来员工法制宣传员队伍，强化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开展“法律进单位”活动，最大限度发挥单位的法律信息传播功能，提高单位法治化管理程度，依法规范和保障公共资源合理使用。

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依法诉求、依法维权的思想和观念
要通过法治手段，每年集中精力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民生难题，让群众感受到法治建设的进步、看到法制建设给自己带来的实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发展历程表明，只有把维护公平正义、确保人民满意作为最根本的发展取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顺利推进，赢得群众信赖和拥护，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支持法治建设，积极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既要享受社会主义法律的保护，又要遵守法律规范的约束，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新一轮社会发展背景下，改革在继续深化，利益在继续调整，各种配套措施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进程，导致各类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地产生。贫困问题、弱势群体问题、非正常上访问题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段集中反映出来，对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高度关注社会公平、大力维护社会正义，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也是法治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
基层各级普法组织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调查研究，当好地方党委政府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加强针对性，找准结合点，不断创新普法工作的载体和方式，把宣传和实践相结合，开展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把普法的重点与当地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广泛深入细致的法制宣传教育，把难点、热点问题引导到依法解决的轨道上来。一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结合。坚持深入基层实际，调查研究，摸清群众真实所需，切实掌握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二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与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不搞空洞的宣讲，切实把法律与群众要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法律知识真正送给群众，提高群众学法并掌握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相结合。通过听取群众反映出来的问题，反思政府工作自身的不足、缺陷，制定措施，对症下药，不断改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四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与群众依法维权相结合。深入基层摸排不稳定因素和治安隐患，积极引导居民群众遵纪守法，依法维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利益诉求，使法制宣传工作真正成为调节一方平安的 “稳压器”、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解器”和提升社会法治化水平的“加速器”。

Ⅱ 政府管理创新的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因

(1)政府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要求政府进行管理创新
首先，政府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社会成员对政府统治的心理认同和赞同的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信仰的来源可以是多种的：习惯或习俗；对神的信仰或对领袖魅力的赞同；依法建立的规则。韦伯非常重视合法性信仰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并以此为标准将政治统治划分为传统型政治统治、魅力型政治统治和法理型政治统治。法理型政治统治建立在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力的合法性信仰基础上，它是最具稳定性与合理性的统治形式，能够为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提供理性法律保障，是现代社会中最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形式。
其次，社会成员对政府合法地位的确认由能够准确地显示公民意志或偏好的法律程序予以保证。在一个确立了公民一政府观念的政治体系中，两者的关系就是固定的法定渠道内的双向合作关系，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更加强调保证由公民对政府这个方向的约束监督关系。在国家政权关系中，由于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执行国家意志，在实践中担负着直接面对公民行使公共事务管理权的任务，因而它和公民的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公民政治文化正逐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纳税人意识、选民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的政治行为能力逐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官员具有使命感、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平等意识，要求政府决策过程透明化和便于公民参与，要求政府提供优质、高效、低成本的服务，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公正廉洁。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殷切希望和要求成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的强大动力，如果政府再不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引起公民的强烈不满，政府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2)政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政府进行管理创新
首先，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专门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具体部署，这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与经济社会大变革相适应，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型步伐也必须加快。
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各级政府从“全能政府”和“无限政府”走向“专业政府”和“有限政府”，实现政府职能市场化和政府管理专业化、法治化。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民间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自我管理作用，必须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优化政府职能体系和管理方式，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在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形成一种职能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计划经济是一种指令经济和审批经济，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操控了经济活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管理法治化，政府管理法治化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强有力的约束，同时还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及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经济和法律手段成为政府履行经济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并且行政手段的运用需要依法而行。
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企业化为导向再造政府内部的管理。政府作为公共组织，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以服务公众、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它和企业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但在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和企业有着相通之处。借鉴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运用企业精神改革政府，提高政府服务质量，是改进政府内部管理的题中应用之义。
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适时提出，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推进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只有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才能更好的坚持党的领导，当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变时，政府管理也必须随之变化；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充分实现当家作主，民主政治的进步也要求政府管理的方式、内容、手段进行创新，以适应文明社会的需要；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要求不断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是实现四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要求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上述目标，迫切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优化政府职能，革新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④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各国为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展开了激烈竞争，国际经济竞争的强大压力推动各国进行政府改革和创新，以保持和增强本国的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要求制定和实施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促进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对其国内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它要求各国政府学会两种本领：横向上，学会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分享公共事务管理权；纵向上，学会与国际组织和地方及基层政府分享公共管理权。这样政府权力受到国际组织和他国政府、全球公民社会、国际规则和国际舆论的多重约束。政府治理的全球化要求积极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调整政府职能，革新政府权力，提升政府行政能力。同时全球化时代是高风险的时代，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对各国政府开展国际合作和协商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推动着政府管理创新。进入新世纪，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要求政府管理科学化、专业化，经济的信息化又要求政府管理的信息化，这就要求政府管理工作必须进行创新。
⑤世界性政府改革运动推动我国政府进行管理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与创新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政府改革与创新的行列中来，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政府再造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面对这一趋势我国政府只有迎头赶上，否则我国有可能处于落后的局面。各国在政府改革与创新方面的竞赛进一步推动着我国政府深化管理创新。
(3)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深化政府管理创新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性举措，党的执政能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党所组建和领导的政府机关的管理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政府在自身建设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①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依然很强，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地方政府仍扮演着投资融资主体角色，将大量精力花费在跑项目、跑资金上；中央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负担过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还不高；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雷同，机构设置上强求上下对口等。②政府管理方式陈旧，许多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利用审批和取缔等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重事前审批而轻事后监管，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法律手段不多，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私有化等现象屡见不鲜。③政府组织结构不合理，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着权力与责任不统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管理层次过多，机构分设过细，决策、执行、监管与服务体系不分，多重多头执法现象严重。④政府管理体制不完善，激励机制不足，责任约束不够，自由裁量权过大，办事程序繁琐，行政腐败现象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存在脱节现象，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屡禁不止。⑤政府运行机制不协调，决策机制不完善，决策随意性大、盲目性强，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经常发生，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交叉、相互扯皮。⑥行政程序和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度很低，公务员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能力和水平不高，行政透明度不够，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现象突出。⑦行政成本过高，效益偏低，由于决策失误、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等原因，我国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行政效益偏低，政府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政府行政成本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极不协调。

Ⅲ 依法治国对我国经济发现的积极影响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经济发展法治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否从官主经济、人治经济转向自主经济、法治经济，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关系到这场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当前，在市场监管中，仍然存在一些缺位、越位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还在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甚至包办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有的下达招商引资目标、制定奖惩规定，这些做法都有很浓的“人治经济”色彩。从“人治经济”到“法治经济”，应该依法加强和规范经济管理。第一，依法明确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只有明确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范围，政府在管理经济时才能明确“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明确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范围是政府高效能管理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 依法正确定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经济中，政府的重要责任是以弥补市场失灵而确定的配置、稳定和分配等责任。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就要综合运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各项手段，稳定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正确定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政府对经济管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必要条件。第三，依法优化经济发展的软硬两个环境。通过建设良好的服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社会诚信度等软环境，着力营造“亲商、安商、尊商、富商”氛围。本着“规划超前、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原则，加快城区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对外吸引力。第四，健全完善依法行政监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体系内部的监督和行政体系外部的监督作用，及时反映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越位”或“错位”等行为，使相关部门能早发现、早纠正，保障市场经济靠法律规范和经济规律发展，避免人为违反法律和经济规律进行干扰。

Ⅳ 政府要创新经济管理制度和方式，需要用什么手段来经济活动

制度建设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制度是决定因素，它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从经济领域看，以产权和分配为核心的市场化制度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释放了推动经济持续30多年快速发展的巨大能量。而“久治不愈”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成为“宿疾”，究其根源在于体制性障碍一一政府转型滞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纠结。也就是说，制度变革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再次进行制度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到了针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改善经济绩效的主要方法是对制度的改进。1870年至1970年间，美国交易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从占GDP的25V0上升至45910，而市场交易鞑霞是这一重大变化的根本保证。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改革制度。这包括建立统一的度量系统，创建有效的司法体系和执行机制，监楚衡量合约的执行并裁定纠纷。这些活动虽然可能造成交易成本的上涨，但上升的量总会被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所弥补。
制度是社会公认的游戏规则和激励机制，是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行动准则。它由正式的规则(宪法、法律、产权)、非正式的约束(奖惩、禁忌、习俗、传统及行为准则)以及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以足球比赛为例，比赛规则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组成。比赛结果取决于这些游戏规则如何得以执行，取决于运动员犯规以后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要达到国际水平，必须按国际公认的规则裁判。如果片面强调中国特色，照顾人情面子、屈服于金钱美色权力，远离普世价值观，乱吹“黑哨”、赏罚不明，我国的足球水平只能“窝里横”。
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其功能在于约束人的选择、引导人的预期，提供激励与约束，以减少因人的行为及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价值上升是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有关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不断创新经济制度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使企业家精神得到有效的发挥，促进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领域。
虽然技术的革新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是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科学技术本身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先决条件，要把它转变为充分条件和现实源泉，使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还需要对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说，只有完善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他因素(如技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等)不过是增长而已。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了知识产权市场的繁荣。企业拥有专利权可以用来获得或保持市场地位，这调动了企业研究开发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内部和外部创新的行为，同时也促使企业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而进行投资。显然，有了制度的保障，企业更愿意进行研究开发投资以获取新的技术来谋求市场竞争优势。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成功恰恰遵循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是制度创新的巨大成果。单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说，大约2亿多低就业农民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率和效益得到了提高，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这在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得益于保护相对的产权、承认和激励人的物质利益动机、由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等一系列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人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同的经济体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必然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制度的变迁(包括经济组织形式的革新、市场制度的变化、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产权制度的变革等)，不仅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也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变革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创造奇迹的真正动力。当然，制度创新不能一劳永逸，要与时俱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改革与完善。只有始终保持制度的生机与活力，才能确保制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框架还存在不少缺陷。制度性障碍已经成为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科学发展的突出因素。所谓体制性障碍主要是现行体制中改革滞后的部分，就经济制度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二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的有效性作用。行政性垄断阻碍了市场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
政府掌握土地、信贷、能源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关键资源通过权力来分配，在资源配置中起相当大的作用，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权力直接介入市场，尤其是对于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寻租腐败的蔓延。政府干预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
当前，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科学发展难以落实等现象，都与体制不完善和改革不到位有关。制度落后于经济发展，久而久之造成一些深层次矛盾积重难返，如城乡体制分割，金融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宏观领域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相对于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我国社会整个制度架构，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基本规则，
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落后突出地表现为低效的制度过剩和高效的制度稀缺。比如，面对高企的房价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如别墅和蚁族)，急需通过物业税等手段来控制房产占有的不平衡，但物业税千呼万唤数年，仍然在“研究”中;社会收入差距巨大，但调节收入的高效制度安排尚待“深闺”。我国城乡收入比数年持续扩大的无情事实，说明扩大城乡差别的低效制度仍然根深蒂固。
如果说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那么也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妨
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九五”计划就正式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写进了五年规划中，在改革上也有所进步。到了21世纪之初，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又出现了向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回归的现象，用这种方式来支撑高速的增长。在2003年以后，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产业重型化趋势遍地开花，所以虽然要求转型，可实际上转不过来，甚至有恶化的状况。“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十二五”规划在制定的过程中，再一次把这个议题提到更高的要求上。连续多个五年计划都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
前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在每一个五年计划里面都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由于其制度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体制没有根本转变，结果直到苏联崩溃解体，其经济增长方式也没有转变。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增长，往往会出现该做的事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提前做了的失控现象。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植根于既有的制度安排，发展方式之所以难以转变归根到底在于制度，难在与传统增长方式相“匹配”的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难有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
科学发展应建立在相应的制度之上，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安排中有许多方面制约科学发展。例如，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标准，这个指挥棒起了负面的激励作用;责权不匹配的财税体制，从收入方面来看，是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从支出看，重要支出责任过度下移，像教育责任下移到县和县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增力口收入来应付支付责任，促使各级官员不得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要素价格的扭曲，包括主要的生产资料，以及工资、外汇，价格向低的方向扭曲，助长了资源浪费，高投入、高污染、高人口红利换来的经济高增长，所耗用的资源消耗过大而产出效率太低。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例，由于自然资源成本较低，其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照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增值税。因此，制度因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的主要因素和重要变量，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以消除传统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才能真正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制度创新是对旧制度的扬弃过程，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打破传统意识和制度安排中的陈旧羁绊，才能将技术、知识、制度等变量提高到与资本、劳动、收入等变量同等的地位，形成技术知识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克服单一要素导致的回报递减，形成要素回报的递增，以实现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科学发展的目标。
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重要标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是提升制度效率的竞争，其根本在于创新体制机制，以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经济发展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制度建设都是有待大力加强的领域。至少应在六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1.健全规范高效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
加快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向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人力资源市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产权交易市场;打破行政性垄断与行政主导的地区封锁，、积极发展和规范其他要素市场，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规范市场行为，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源有效配置。完善产权便捷清晰的微观主体，健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完善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法规，改善并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朝着有利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引导并促进产业结构沿着关联效应、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和开放效应的合理化轨迹前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
准确把握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职能定位，是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规范政府干预市场和介入经济活动的行为，建立健全以间接手段为重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为此，要加快行政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从全能型的政府、管制型的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制政府转变。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责、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关系、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形成严密的市场法律体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推行依法行政。有效配置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政府的必要干预，也应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尽可能通过市场方法和经济手段，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收入分配等可预测、透明高的经济和法律手段来进行。
3.推进资源产权和资源管理制度创新
我国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资源产权和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可发挥的空间是：实行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明确资源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经营者各自的责、权、利，与之相互配套的还必须有资源的有偿使用与转让制度，改变国有企业垄断某些资源和过度占用资源的格局，根据效率优先的原则加以配置，规范资源利用行为，从制度上确保不同性质的企业拥有平等使用资源的权利，促进资源配置公开、公正、公平、高效。提供与资源利用相关的市场激励机制和监管制度安排，如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交易制度;排污税、燃料税、污染产品税等环境资源税收制度;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环境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资源回收利用激励制度等，这样，企业所追求的不再是产品产值的扩张及其收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包括扣除资源使用的环境成本之外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的经济增长不再是没有计算生态资本的粗放式GDP，而是追求综合考虑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的绿色增长。
4.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
适应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的现代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人”和“生态人”，即不仅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权利，还有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为此，应进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完善：要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改制，创造出可分割的、可交易的、可转让的、有数量界定的企业产权主体，并广泛利用现代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促进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企业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的流动，以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效;构建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制衡的机制，解决委托一代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高成本、零责任、低效率的问题，以及利益不相同、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四大难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管理的主要目标，
从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并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微观基础。要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割断或阻隔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和资产纽带，切实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
5.完善反映生态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
加快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在市场制度下，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需求状况，市场机制会使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这个过程会使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也会不断演进，发展方式转变有其内在动力。市场配置资源通过价格进行，而合理价格的形成要有充分的竞争，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竞争的公开、公平、公正。为此，要努力破除垄断藩篱、规范政府介入、完善相关制度，完善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
6.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及经济信用关系
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确保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信用法律体系是否完善、明确、有效运行，对于全社会的诚信建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法完善信用体系，把信用和契约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使之形成完善的制度。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使个人的违约成本大大高于违约收益，使失信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完善信用制度和诚信激励约束机制，将失信行为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在全社会形成重诚信的良好氛围，让诚信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准则。
总之，制度创新是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抓住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薄弱环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产权、自然资源、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营造经济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Ⅳ 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法治化是互相配套的。在市场经济中，不论什么所有制的经济组织，都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他们的权利是靠法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来保障，他们与政府不再存在隶属关系，政府也不再干涉他们的经营，对他们的管理是由法律手段进行。法治的实质就是对政府权力的规范、限制，对公民、法人权利的保护，搞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为前提，法治社会的经济也只能是市场经济。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Ⅵ 我国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内容是通过法律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规范，将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式、步骤和程序法律化，为国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 比如，法国在 1978 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79 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 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

Ⅶ 全面依法治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探讨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实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保证我国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法制化的过程。只有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才能使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规范化。没有法治，不依法治国，不仅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规则经济，它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更需要法律规则。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经济与社会分工紧密相联，其经济活动是以商品交换而进行的，为了保证商品交换有序进行，必须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作保障。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利益的交叉与冲突将成为现实，为了保护不同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清除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也必须依靠法律规则的作用。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统一的市场与统一的经济活动，与之相适应的是要求其基本行为准则的统一，使所有的市场主体按照统一的市场准则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则，就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市场竞争，而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则就没有市场经济。
总之，市场经济对法治的要求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没有完备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其次，法治与市场经济是双向互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但法律对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绝不是机械被动反映，法律在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又与经济相互影响并对经济状况发生积极反作用。实行市场经济，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市场主体有广泛的经营自主权。但市场本身又会带来无序化，为了防止市场秩序的混乱，国家必须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既有经济手段，更有法律手段，完善的法律体系能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作用，使市场经济沿健康的轨道发展。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公正与平等，而对市场的趋利性不予引导就会偏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在中国必须强调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运行。只有实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才能通过法制的渠道，合理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的各种合理因素，限制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因素，使市场的趋利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庞大复杂的社会主义系统，各个社会系统因果互动，相互制约和影响，而法治则是这一社会系统的曾.控制器，通过实行依法治国理顺各方面关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辩证地分析了法制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伟大思想。只有法制完备了，经济才会搞好，社会才会发展和前进。
最后，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比较完备的法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统一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的生产、交换和消费，都日益超出一国范围，走向国际化。世界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就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为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虽然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互相依赖和互相合作也日益紧密，但相互竞争也不断加强，有关当事国或当事人的利害得失也常有矛盾冲突，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按照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需要借助于统一的法则加以指导、调整和约束。因此，依法治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
二、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改革呼唤法治，法治贯穿改革，法治与改革同步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从我国改革的实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对人们利益关系的重构，政治体制改革将调整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不管是利益关系的重构，还是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都需要法治作保障。社会主义法治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特殊地位，它能使在改革深化过程中，各阶层群体的利益得到正确处理与协调。法治对改革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首先，法治为改革制定统一章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应按照总体设计，在总结试点借鉴他国经验基础上，将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步骤用法律形式明确加以规定，然后依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离开法治的改革就难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其次，法治为巩固和保障改革取得的成果提供有效手段。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需要及时把一些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这样一方面可以消除人们怕变的思想顾虑;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深化改革提供依据，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最后，法治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要排除各方干扰，必须运用法律这个有力武器。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新阶段的一个重大特点，是要大力使体制和政策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由过去的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依靠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调控，从而推进和保障我国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贸易新体制等等。上述新机制或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只有完备市场经济法制，使市场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因此，法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法治必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我们应当把实行依法治国放在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并重的高度来认识。
三、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
社会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进步。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没有法制，不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也不可能高速持续增长。现代政治学认为，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只有将权力纳人法治轨道，把它置于大多数人的共同制约下，并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才能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法治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实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长期稳定。稳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稳定等。稳定和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大最高利益。
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双重目标的最佳方略。这是因为:首先，法治是现代国家社会稳定的保证。社会稳定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要素处于协调平稳状态，不出现根本破坏性变化，追求社会稳定就是使社会处于有序状态。而法治则是引导社会按照法律规定，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活动，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缓和、协调、化解和预防社会矛盾与冲突，为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服务。其次，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制度。当前，我们要抓紧制定与健全发展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使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获得可靠保障。最后，法治是将社会稳定与发展统一起来的有效手段。社会关系的调整可分为个别性调整和规范性调整两大类。所谓个别性调整是指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方式。其特点是有助于对具体情况作出恰当处理，但缺乏普遍适用的标准。所谓规范性调整是指根据反复适用于同一类型情况的规则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