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之路

① 当代中国为何要摒弃人治，而选择法治之路

人治无任何公平、公正可言，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尤其在中国，只有法治才能体现公平、公正。

② 对法治之路得认识

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手段，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关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法治建设，又要重视道德建设，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之路的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一
一 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

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法治建设也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病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总之，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从其他国家搬过来的，也不是哪个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法治建设艰辛探索的必然产物。

这条道路凝结着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上下求索。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主张变法图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旧的制度和体制，试图学习、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宪、搞议会民主、搞五权分立等，但都遭到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条道路凝结着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摧毁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我们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逐渐对法制不那么重视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付出沉重代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人治的办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这条道路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功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痛定思痛，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们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动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深刻转变;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总体实现有法可依;我们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伴随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中国法治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宝贵经验。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艰辛探索，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飞跃。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走好这条法治道路。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懈探索、不断完善。但我们坚信，只要认准前进方向，落实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将越走越宽广，中国法治建设就将不断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二
__问世后，继承古希腊“灵与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社会统治理念

法律是人法，法学是人学。因此，研究法治的起源，需要追溯人类对“人是什么”的思考历程。学界公认，人类第一次思考“人是什么”，肇始于被德国学者雅思贝斯所称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几乎同时独立地出现了许多思考人本身的伟大哲人，中国有诸子百家，印度有佛教，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然而经过这次反思活动采信法治的却只有西方一家，所以然者何?盖因西方人把人的灵魂与肉体作了分别。中国人的灵魂观念与西方人不同，它指的是附在人躯体上作为主宰的灵体，灵体离开躯体人即死亡，灵体就是灵魂。魂主精神，而魄主身形，除了伟人成圣外，常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但不代表是邪恶的，而是会保佑子孙，或向杀害本人的坏人报复，所以类似低级的神明。

西方灵与肉分裂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民间的奥尔菲神秘教派，后经毕达哥拉斯派加以改造，成为希腊思想文化里的重要成分，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手里就成了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灵与肉分裂观念引发法治学说的逻辑和历史过程是这样的：

人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同的，灵魂是真、善、美的代表，肉体是欲望或邪恶的代表，两者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苏格拉底认为，人活着，灵魂就会遭受肉体的拖累，使人被肉欲左右而得不到真知识。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在投生前就已存在，偷生后受到肉体拖累，不容易回忆起原来具有的知识，肉体是达到真知的障碍，为了获得真知，人必须挣断这种束缚。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质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如果按照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人先有身体后有灵魂，先有非理性(情欲)后有理性(德性、理智)，身体与非理性相联系，灵魂与理性相联系。理性是相对于“过分”和“不足”两个邪恶的极端之间的“中道”，“过分”是主动的恶，“不足”是被动的恶。以情感为例，自信是骄傲(过分)与自卑(不足)的中道，义愤是易怒(过分)与麻木(不足)的中道。以行动为例，勇敢是鲁莽与怯懦的中道，大方是奢侈与吝啬的中道。人们虽然倾向于理性、德性，却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理性、德性，甚至成为违反理性、德性的罪人。

灵魂是神意的体现，情欲或邪恶是尘世的产物。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首先就是要认识灵魂，这灵魂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是永恒不变的，人死后肉体会分解消亡，但灵魂常在。人为何会作恶?因为人有愚昧无知的缺陷，统治者不重视对人的教育。柏拉图认为宇宙有理念和现实两个世界，现实世界是没有一点恶、全部都是善的神创造的，他把理性放入灵魂，把灵魂放入躯体。但人的灵魂、理性会受到非理性的欲望的干扰。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把灵魂、理性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独立物，而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但他在《伦理学》的结尾也说，人的灵魂、理性与神最为接近，是神最喜欢的东西。

与灵与肉的分裂相适应，法律有神意之法和人意之法的区别。苏格拉底把神意体现的自然法和国家制定的人定法区分开来，认为无论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还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必须考虑到正义，正义性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他之所以被判死刑而拒绝逃跑，就是认为法律是神意的体现。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人定法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源于神意。亚里士多德把法律视为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说，只有让上帝和理性来统治，法律才会统治人们;要是让人来统治，那就要加上兽性的成分。他也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前者反应自然存在的秩序，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由人制定，调整人为的秩序。

法治是灵魂、理性不敌情欲的产物。灵与肉分裂后，苏格拉底和早年的柏拉图出于对人类灵魂、理性的信心而主张人治，苏格拉底反对民主制，主张贵族制;柏拉图主张哲学王来搞人治。但苏格拉底被处死、政治斗争剧烈等残酷社会现实逐渐使人们看到人们的情欲往往压倒灵魂和理性，因此，苏格拉底提出了统治者会不会犯错误这一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疑问;柏拉图晚年撰写《法律篇》，认为“哲学王”的人治虽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但一时难以实现，次好的法治统治方式也是可行的。到了亚里士多德就完全变成“法治”论者。他认为人治、尤其是一个人的统治，可能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是极其危险的。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__问世后，继承古希腊“灵与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社会统治理念，灵魂、理念方面的事务归教会管理;肉体、行为方面的事务归法律管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德治和法治。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三
一、法治具有共性

作为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遵循着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这是毫无疑义的。法治的这种价值，具体体现为文化和法律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共性。

(一)文化的共性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和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因，是为了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服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由于发展的起始条件不同，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甚至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但在多样性中隐藏着共同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共同的东西不断地显示出来，表现为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接近性，从而体现出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这些共性，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学习和借鉴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法律文化的共性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智慧。具体说，它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法律文化属于文化中的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的部分。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前述对文化共性的揭示对其同样适用。

作为人类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的法律制度和与其相关联的基本法律价值观念，必然包含着一些共同的东西。

世界现有的各种法律制度，无论是中国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如同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说的：“我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二、法律文化的民族性(特色)

强调法律的民族特色及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也是可论证的。因为文化及法律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个性。世界各种法系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文化的个性

人类文化的个性表现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各民族的文化虽然有着本质上的共同性，但其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通过前述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它是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标志。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或者是某种文化因素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或者文化的某个方面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应的方面，或者具有互补性。文化作为实践活动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在其独特的条件下的独特创造。

(二)法律文化的个性

前已述及，一个民族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手段，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由于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是已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最具效益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现今除个别国家外，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模式却有多种多样。[2]在治国方式的选择上也是同样。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征：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沟通;法的公平要求与权利等差;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重刑轻民，律学是法学的主要形式;制定法与判例法结合;援法定罪与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法典编纂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等等。[3]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4]西方法律传统则表现为明显不同的特征，诸如法律制度与政治、道德、宗教等有较为明显的区分;法律的施行由法律专家来进行;法律职业者要受专门的训练;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共存和竞争，等等。美国学者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概括为十个方面。[5]

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之间之所以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移植，就是法律制度之间有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之分;法律制度之所以可以进行优劣比较，就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不同的法律制度，各民族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差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各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法律的概念的理解有差异;(2)在法律的存亡问题上存在差异;(3)法律的渊源差异;(4)法律的形象化程度不同;(5)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法律家的典型形象不同;(6)不同的文化所赋予的法律义务不一致，等。[6]

三、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样式

上述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特征考察，决定了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存在。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样式。何谓中国特色，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意识形态指引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因而和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立法为例，一国的法律体系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指导下制定的，或者说都遵循着同一的价值标准。

在我国立法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坚持相应的立法原则。因此，部门法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影响问题。如何处理好法制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尽可能为减少立法过程中不适当地政治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是法学研究不能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部门法的制定，不能脱离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我们在批判把法律作为统治者工具的同时，把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精神追求时，部门法的制度设计能否做到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迄今为止，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而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是不存在的。作为公法领域的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是如此，作为司法领域的民商法也是如此，中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风波就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以阶级斗争为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给我国社会和法学研究者带来的危害，一些学者提出法学要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可以理解但带有情绪化的一种表达。法学研究固然应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应追随、依附于政治，甚至为错误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但要完全摆脱或回避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因为，法学家的研究可以做到与政治保持距离，而法律实践却不能够;书斋里的法学研究可以回避现实，而面向实践的法学研究就不能够。法学研究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价值、信仰、认知和评价等观念系统，其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巨大功能。这在现代西方国家也毫不例外。[7]

法学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意识形态不是法学的全部，其中也有独立于意识形态，甚至超越时空、体现客观规律性和具有普适性的内容。因而法学的研究，要关注政治，关注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在现有政治意识形态下，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大化，从而为部门法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价值标准。

因而，法学研究不应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正确的态度是，法学家不能消极也不能激进，应做社会发展的改良派和促进派，在保持自己独立批判精神的同时，要积极干预和参与政治。在出现法律实践与意识形态冲突，或在法律的制定遇到政治干预时，法理学要能够给予恰当的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因此，法学研究要关注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设计的思想主导。面对当前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国情，予以冷静地分析，而不应该完全“依附”。改革、发展和建立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以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今日社会建构的基础，也应是当代中国法律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只有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理论，也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中国特色法治之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特色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法治社会是根据自我需求，沿着自我设计的路线进行建设的，它既不是(摆脱了)单纯的模仿，也不是完全的拒绝。

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目标的确立，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内驱力。实现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吸收、借鉴和移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也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被认为是当今最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且有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配套。但这种完备的法律体系也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过程的立法斗争、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西方人民奉献给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以市场机制堪称当代西方世界典范且具有设计精密的法律体系的美国为例，且不说它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即使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后期，美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也可以说是极为糟糕的，市场竞争的手段也是极为野蛮与卑劣的。为了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美国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净化运动。通过一系列良化市场秩序的立法活动，终于使得美国社会逐步走出了拜金主义的投机行为通行无忌的“镀金时代”[8]。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可以说是亘古未有的全新事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多年来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前提下，由国家自觉、整体地将计划模式改造为市场模式。在现今的条件下，我国经济模式的转换，已不可能像西方市场经济的建立那样经历漫长的年代，走西方发展的老路，而只能采取在几十年时间内快速完成的方式。因此，为尽最大可能减轻模式转换过程中的无序程度，避免和限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以便少走弯路，应当直接借鉴和移植世界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和与之相配套的成功立法经验，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己一切从头探索，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建设在更高的起点上健康发展。

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打破一切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场和多种形式的国际联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遵守国际公认的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经济法制化，另一方面国内立法必须与世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相衔接。因此，吸收、借鉴和移植国际通用的法律规则，对完善我国经济法制体系，促进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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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建立法治社会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法治的途径

（一）法治形式的完善

法治有内容和形式之分。法治的内容，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应然的权利义务和实然的权利义务。法治的形式，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形式和存在形式。对法治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在以往过分地强调了法治的内容，而忽视法治的形式，并认为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法治形式只是骗取公众合作和信任的工具。对法治的内容，我们又过分地强调了法治的本质，认为法治就是政治统治和阶级斗争。这种演绎的结果，却是践踏法治。

我们认为，法治的内容及其本质应得到正确的强调，但法治的形式应受同等重视。这是因为：第一，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没有形式的内容是难以捉摸的，形式有欠缺的内容是容易引起误解和争执的。法治的存在，不能仅仅要求人们用思想去感受和体会，而且还要让人们的眼睛看得见、双手摸得着。法治不仅应当真正存在，而且还要让人们相信它存在。然而，人们只有通过形式，才能看清或确认法治内容的客观存在。第二，形式是内容的前提。法治的形式是对法治内容的一种规范。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才能实现法治的内容。例如，回避、听证和表决只是法律公正的一种形式，但只有通过这些形式才能保障法律公正的实现。第三，形式比内容更具可行性。法治的形式是有限的、易行的和确定的，法治的内容是无限的、有难度的和模糊的。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是容易做到的，而当家作主的内容却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连容易做到的都没有做到，那么要做到难以做到的就值得怀疑或就是空谈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实现法治的形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法治的内容并不完备，但法治的形式更欠缺。例如，尽管政府在当时为公众提供了许多服务，却既没有用货币来衡量也没有用相应的形式来确认，因而既难以为公众所感受也可随时予以取消。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与法治目标及法治内容相适应的法治形式。在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完善司法制度这一法治形式，因为这既是法律主体最后可获得的、可信任的服务形式，也是法律主体间最后的合作机会。如果连这一服务形式都难以真正享受、不可信任，连这一合作机会也被错过或剥夺，那么将没有什么法治可言了。因此，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一切形式都必须得到完善和保障，任何障碍都应被清除。司法腐败不论程度多大，性质上比其他腐败更为严重和恶劣，必须尽快得到彻底消除。司法受党的领导，但党也必须服从法律。党服从法律的形式标志，就是尊重司法审判。

（二）沟通渠道的拓展

“合作是一个过程”，[30]信任有赖于沟通。过程的法制化就是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具有可预测性。人们通过法律程序，可以预测他人的意志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作好合作的准备。现代法律程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双方主体的交互作用程序。因此，程序意味着参与。通过参与，可以了解对方主体的内心活动和意志形成过程，并沟通双方的内心活动，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消除可能发生的磨擦和冲突，从而使最终结果具有可接受性、公正性、准确性和效率性。20世纪法治进步于19世纪法治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不仅重视法律行为的结果，而且关注该法律行为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强制或强迫对方来接受自己的单方面决定，而是要求对方来了解自己的决定过程和参与决定的作出。

根据传统的私法自治原则，私法领域的合作程序和沟通机制并不需要法定主义。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依赖性日益密切，传统已不能适用于私法的一切领域。我们认为，员工与业主之间的和平合作、信任融洽，在员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问题上，就必须有法定的沟通机制。在煤气、电力、交通、教育、卫生、通讯、农产品收购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垄断领域，有关服务质量和价格调整等问题，仅仅依赖政府部门的监督似乎也是苍白无力的，公众往往被任意宰割，因而必须有公众的参与机会和法定的沟通途径。

在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之间的公法领域，沟通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才能使所作的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现在的沟通主要表现为会议和文件，尽管有文山会海之称，效果却有限。在立法上，法律规范之间的脱节和冲突并非个别现象，部门立法的垄断主义和地方立法的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在决策上，问题同样存在。例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某某部门，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精神的贯彻，而往往是对依法治国的肢解和歪曲。另外，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也需要加强沟通。

与上述公法领域的沟通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这一公法领域中的沟通。这一领域的沟通，近十几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相继建立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制和行政处罚程序。但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是一种事后的沟通，并且范围有限、成本过大，事前的沟通途径还很少。尽管事前的沟通途径已在行政处罚领域建立，但还很不完善，个人的参与机会并不充分，作为沟通机制核心的听证制度仅限于个别行政处罚案件。在其他领域，如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等领域，事前的沟通机制尚未建立；在内部行政领域即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甚至连事后的沟通机制也还是空白，就工资报酬、编制核定等问题的事前沟通机制似乎尚未列入议事日程。

总之，拓展沟通途径是实现法治的途径之一。

（三）价值取向的转变

统一和对立都是利益关系的运动形式。但是，我们，作为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就不能只强调或过分强调利益关系的斗争性而否认或轻视利益关系的统一性。否则，只能人为地动摇本政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导致非法治的运动治国。在18世纪，处于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强调了利益关系的对抗性，提倡分权制衡、天赋人权和个人自由，并延续到取得统治权后的19世纪。于是，无产阶级利用了这一武器，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甚至最终夺取了政权。因此，以狄骥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几乎全面抛弃了启蒙思想，只承认利益关系的一致性，提倡以阶级合作为反动本质的全面合作，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国家转变法治目标。列宁等社会主义者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经验。在俄国革命时，列宁强调了民族利益的对立性，提倡民族自决权，强调自决权中的分离权，号召各民族从资本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强调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提倡民族自决权中的联合权，号召各民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成立统一的苏维埃联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哈林也及时提出了消除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平衡论”。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也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转变。因为，利益对抗和阶级斗争不需要任何法治。

然而，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依法治国观念的确立，并不等于说人们的观念都已经转变到法治观念上来。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全面确立还需要艰苦努力。要使人们间社会联系的观念，从相互间的感情和友谊联系转变到法律联系上来；要把市场经济的观念，从尔虞我诈的竞争经济转变到互利互惠的合作经济上来；要让人们的诉讼观念，从我胜你败的法律对抗机制转变到沟通与合作的法律和平机制上来；要将人们的国家权力运行观念，从权力分立、相互牵制和保持平衡转变到职责分工、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上来；应将政府与公众间关系的观念，从命令与服从转变到服务与合作、信任与一致上来。总之，我们的观念，应当从找领导和组织全面转变到找法律和法院上来。

法治之路是漫长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目前容易做到的和迫切需要做到的，恐怕还是以上三个方面。

五、后记

从认识论上说，人们的认识既有科学性认识的一面又有价值性认识的一面。价值性认识体现了主体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但科学性认识却不涉及阶级性，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要率先突破。

依法治国实际上代表我们就是要走一条法治的治国之路，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这实际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国家的科学立法，政府的依法执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强法律监督，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重在治权，为了重在治权，我们既要强调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如享有公权力的部门之间要互相的监督和制约。

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⑤ 我国实现法治国家有哪些障碍

关于此类问题吗
首先中国现在是法制社会吗？这个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其次，中国讲求人情，伦理，也就是人治。
本人认为所谓的人治与法制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因为法作为执行规则，是绝对偏移的，而人治仅仅只能是在这个标准上左右偏移。所以将其两者分离的讨论不是很科学，孰轻孰重也不是很有意义。
举一些社会现象。
例如一个问题，中国人冷漠吗？由于冷漠所以不愿意帮助别人。
本人认为这是一些媒体脑残外向的言语（有一些阴谋论者认为媒体是为外国势力说话的，这是后话），不管他们是不是这样想，都很片面。
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作为，上至见义勇为，与歹徒搏斗，中至遇见落水的孩子，摔倒的老人，下至让座，至少有两个除人情冷暖的因素在起作用
1、责任分散原理，这是莫莫外国人提出来的，意思也可以字面理解，要是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查一下网络的网络。为什么说媒体脑残。因为对于讨论人情来讲这是常识，但本人从没有在媒体上听那些主持人讲过。
2、本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个人之所以没有做一件事，是因为没有能力去做，这里的能力指的是法律上的民事行为能力。一个人想要善意的改变世界，首先面对的往往是自己的损失，记住这句话。见义勇为者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他们不计自己的损失。一个人在行走于社会的时候，最怕什么，人身安全大部分，包括死亡的威胁，如果把未知的死亡威胁当做是一种损失，那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承受这种损失的。
回归主题，中国的法制之路是相当漫长的，本人认为以上至少有两点制约着。
1、中国人没有安全感（声明一下，不代表外国人就有，外国人不见义勇为的事本人可以举出很多，不然那个xx原理怎么得来的），或者说其情况比较严重。本人认为中国人在意识上认为中国的法律不足以保护我们。对于法律的不信任同时会使得中国人在处事上由于自我的保护意识而做出自我认为是对或者是合理的事情，因此，中国往往凭借的是舆论与道德去看待事情。同时，在应对一些突发事情或者是不合情理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心里会呈现出规避过大损失或者是未知损失的心里。
2、按照一些人说法，就是奴~~~性，对此本人不多做解释，因为也听多了。不过道理也很简单，比如学车，都会给点小费吧，不给不过，可以反抗，但人肯定不多，而且多数人也拍麻烦。因此两点是种恶性循环的关系。
先写到这里（越写越多了，很有感觉~~~）

⑥ 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华民族被甩在了世界发展大潮的后面。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战乱不已，人民水深火热。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追赶潮流，救亡图存、奋发图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伟大的社会变革；实现伟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具有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的阶级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阶级力量才能肩负起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领导责任呢？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然而，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未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只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革命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古老的东方大地才透出复旦的曙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找到正确的路径。对近代中国人民而言，寻求救亡和复兴的道路是那样山重水复，艰辛多难。“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痛感于别人的先进和我们的落后，一开始，许许多多的人把“取经”和学习的目光投向了西方。主张“师夷而制夷”者有之，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然而，“学生”欲师从“老师”，“老师”却总是侵略“学生”，学“西方”谈何容易！几经挫折和困惑，终于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没有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横空出世，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启蒙。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过非常贴切的描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的面貌就峰回路转，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的。用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直通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乃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的现代化从此有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根本结论。

有人提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种认识如果不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情有独钟，就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不是不想走资本主义的路，但是走不通。因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是要推行殖民主义，而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们不愿意看到、也不允许中国独立和富强。为了实现长期奴役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势力竭力维护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竭力压抑和摧残中国的民族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和顽固愚昧的封建主义势力的夹缝里艰难挣扎，难成气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勇气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那种希望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脱离近代中国实际而一厢情愿的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几年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设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使得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没能贯彻和坚持下去，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悲剧。

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千帆竞发，中国落在了时代大潮的后面。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们党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为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的。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无比生动的、辩证发展的进程，是一个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13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已经照临东方的地平线。

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国GDP已经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3位，比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了7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近6%。30年间GDP年均增长9.8%，较之世界经济平均增速3.0%快3倍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满以为经过短暂“休克”之后就可复苏重生。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有的至今难出低谷。结果证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济世良方。“新自由主义”不但害了亚洲、拉美、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最终连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风景这边独好”，展现出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们的目光。近几年来，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的议论十分热烈。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一条光明之路、吉祥之路、希望之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我们找准了，走对了！找到这条路是国之大幸、民之洪福。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没有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因而能够把13亿人民凝聚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地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追求消灭阶级压迫、消灭剥削制度的“大同世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憧憬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描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终将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理论一直鼓舞并激励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实践尽管在曲折中发展但已经显示出不可战胜的生命力，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要吸取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有着其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有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清醒而又坚定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事业发展的领导，坚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搞改革开放，“老祖宗”没有丢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社”而不姓“资”。正因为这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亿万中国人民的拥护，才能从本质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福祉；我们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命根子，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改变，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走改弦更张、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能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活跃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列宁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着眼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着眼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形成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方针原则和政策制度，形成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是植根于中国大地现实土壤中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30年的奋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已经真实而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完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任重而道远。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因此，希望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只要我们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要求的那样，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锲而不舍，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⑦ 当代中国为何要摒弃人治,而选择走法治之路

人治的成功必然要依赖于个人的品德和能力，估不论能力，个人的品德那可是个不可靠的内玩意。
而且，个人品德容也有不同的标准，对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以公谋私，对大众来说是一件很坏的事，可对于他的家人、家族却是个好事。说白了，大公无私的人有，但绝对不多。再退一步来说，谁敢说自己在无监管的情况下一定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而是很长一段时间，谁敢保证？？

⑧ 最高法院百姓评论司法公正才能民心所向，社会才有公平正义。法官故意判错案子，故意错误执行案件，不必问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公正是法治的灵魂与核心，因此，对犯了错误的法官也要实事求是，公正对待：该追责的追责，该严惩的严惩。对此，绝不可意气用事，一棍子打死！这同样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精神。事实上，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是个体，并不代表所有的百姓，我国法律规定了众多纠错渠道，走合法的维权之路，在今日之中国，完全是可以走通的！

一、建立严格的司法责任追究机制和完善的职业保障机制。

十八大后，中央反复强调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问责制，提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应该说，终身追责机制划定了一条履行职责不可逾越的红线，落实了谁办案谁负责，让法官更为审慎，更加勤勉，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工作状态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使所办的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二、对徇私枉法、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或滥用职权者，严惩不怠！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

1、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4、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