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方立法

1. 深圳市有独立的立法权吗

深圳有独立立法权。

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内立法权。
独立法权是省、容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优缺点

优点

地方立法权的存在是中央和地方治理分工的需要。地方立法权是地方发挥积极性、更好履行治理职能的制度保证。地方立法权有利于提升立法质量。地方立法权有助于降低立法成本和风险。地方立法权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竞争，推动制度创新。

缺点

泛立法倾向明显，立法繁琐细密。重复现象明显，地方特色不足，立法质量不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作用下，法律冲突现象突出。

2. 深圳立法临终抢救由患者说了算 家属不再面临抉择

深圳立法临终抢救由患者说了算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由此，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尊重“生前预嘱”：“要不要抢救，病人说了算”
该条新法规，对于不堪忍受过度抢救之苦的临终患者，是一大福音。人之将死，个人意愿既难以表达，更难得到尊重。尤其当各种导管插进患者身体后，患者说话交流的机会丧失，想表达想法几乎不可能，即使因过度抢救导致患者十分痛苦，也只能被动忍受，直到生命结束。
但有了生前预嘱则不同，临终抢救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患者均可事先自主做好安排。而且，这种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不必担心医生和家属会随意更改。长期困扰临终患者家属的一道难题，也有望从此得到化解。尤其对于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亲人而言，尽管患者已处于弥留之际，若不“尽力抢救”，对己怕留下遗憾，将来自责“是我害了老人”；对外则担心留下把柄，怕人说不孝、舍不得花钱。倘若老人有多个子女，主张“放弃抢救”的子女，还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责。在这些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已经不可能逆转病情，仍然“不到最后决不放弃”，就成为普遍现象。在此过程中进行的过度用药、检查，甚至过度抢救等，不仅加重了自身经济负担，也给患者带去痛苦，对医疗资源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家属不再面临两难选择，医生也有了定心丸
有了生前预嘱，相关决定来自患者本人，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家属便可以不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同时也给医生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此前，民间也在大力推广生前预嘱，比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业界就广为人知，其相关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
但这种民间倡导不具法律效力，一旦患者亲属对此有异议，医疗机构及医生就可能面临民事侵权索赔，或者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让医生不敢做决定。也因此，当患者生命垂危之际，医院仍秉着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对其进行无谓抢救的情况，并不罕见。通过立法，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后，医生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选择，将不再顾虑重重。
“生前预嘱”立法，普及全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前预嘱涉及到很多法律和医学专业概念，患者理解有难度，签署生前预嘱前，要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指导与服务。创伤性抢救是否值得实施，损害与收益如何评估等，也要完善操作规范，使之有章可循。生前预嘱入法也要避免被恶意利用，比如临终抢救的医疗开支很大，要谨防健康商业保险夸大生前预嘱的作用，等等。
生前预嘱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减少了医疗浪费，也让老人的离世从“生死两相憾”变成“生死两相安”。当社会自发倡导、患者自行争取尊严死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时，通过立法赋权，患者对临终抢救的决定权就有了最可靠保障。
生前预嘱首次写入地方法规，相关规则有待进一步成熟完善，但只要探索者多了，探索的时间久了，就会日益累积经验，最终为生前预嘱开创一个科学模式，并使生前预嘱得到广泛普及，让患者有权选择临终抢救方式，能够少痛苦、有尊严地离世。

3. 深圳立法能直接违法吗

深圳立法不能直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否则就是违法行为。
深圳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在深圳范围内制定的地方立法，必须符合中央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基本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深圳的立法直接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那么相应的立法实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可能会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深圳的立法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上下位关系。国家法律法规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深圳的立法需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不得与其相抵触。如果深圳的立法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那么国家的法律法规优先适用。深圳需要在立法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和约束，不能直接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否则就是违法行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4. 全国人大是什么时候允许深圳市立法权

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

中国的立法权

1982年底以前，中国有权制定法律的只有宪法确立的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1982年12月，五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 这部宪法授予
了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立法权。同时规
定，国务院 和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单位，有权制 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
自治条例。后经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又增加了省、自治区人民政 府
所在地的市和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
法权限。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经济特区各项单 行经济法规，使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起“立法试验田”作用。

1988年，海南省在建省之初便开始享有地方立法权。

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
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
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1994年，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

1996年3月，全国人大授予珠海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地
方立法权。 至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和大特
区的海南省享有了地方性立法 权。

我国的地方立法权
狭义的立法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相关决定的活动。广义的立法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规范性文件即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活动；另一种是指包括制定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在内的所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其立法主体除国家权力机关外，还包含国务院及其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行政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立法制度采取的是分散立法权限的模式，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享有立法职权，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部分或者全部事务依法行使立法职权来进行管理。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提高了立法效率，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
1954年制定新中国首部宪法，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取消了一般地方享有的法令条例拟定权，意味着宣告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不存在地方立法；它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把享有国家立法权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各项单行经济法规，使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起“立法试验田”作用。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授予了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立法权。同时规定，国务院和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单位，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后经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又增加了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较大的市”的概念及其法律依据源于此。
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1994年，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1996年3月，全国人大授予珠海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至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都有了地方性立法权。

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权以来，我们已制定了近300项地方性法规。在外商投资方面，1997年我市就颁布了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的法规。
在教育法规建设方面，自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市地方立法权以来，市人大颁布了3部地方性教育法规，主要有《深圳经济特区成人教育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教育督导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