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舆情
⑴ 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
抓思想认识，强化网络舆论引导的管理能力。要充分认识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性，领导干部要做到经常上网，认真听取网友的意见建议，学会动用互联网了解舆情、推动工作。要客观认识网络舆论引导的多面性。在相对虚拟、隐秘的互联网上，很多人平时在现实社会中不敢说、不方便说的话与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各级政府官员面前，这些海量、及时、真实的网络原生态信息，有真实、理性的一面，也有虚假、盲动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区别对待。
抓重点内容，提高网络舆论引导的工作效能。在网络舆论引导上要重点突出三方面：一是问民意趋势。绝大多数网民是正直无私的，他们能够判别基本的是与非、对与错、忠与奸、善与恶。因此，网民的意见倾向是非常重要的。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征求意见建议，掌握民意变化趋势，并作为决策的着力点。二是求民间观点。各级领导都要舍得花时间在网上吸取精华，各网络媒体也要尽可能地把精华文字推荐给各级领导，做到不徇私、不唯我。三是汲案例教训。近年来，网上反映各级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帖子越来越多，这些帖子提醒了我们民众反感什么、厌恶什么，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因此，适时组织干部学习网络文章、适时用网上的案例警醒干部，是网络舆论引导的又一重要内容。
抓工作落实，实现网上网下的长期有效结合。一要回复网民制度化。进一步加大对网民有效留言的收集、督促落实和网上回复力度，明确专人，落实责任，规范受理、回复、跟踪等程序，使网络成为群众与党委、政府互动的重要平台。二要解决问题常态化。领导干部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善于“下网解民忧”。要采取有效措施把网络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现实工作渠道加以研究解决。尤其要解决网民反映的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要收集舆情日常化。网络舆情信息渠道很多，要进一步完善网络舆情机制，切实加强网络舆情监看、收集、研判、引导、报送、会商、反馈等工作。
抓长效管理，推进网络舆论引导的规范有序开展。网络舆论引导本身只是一种形式，其内核在于政府的工作效能问题。要本着开放的视野、平等的心态、法治的理念对待网络民意,从而推助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要完善网络法治秩序。进一步加强构建互联网法治机制；增强“网络社区”的道德约束，实行“注册参与”，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坚决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等犯罪活动。对一些过激的误导公众的言论，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实行必要的管制。要加强网络监督管理。要建立健全收集、分类、交办、督查、反馈的网络问政链条，实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
⑵ 电视法治节目怎样构建诚信社会舆论场
第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属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范畴，在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有关于诚信的内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的“诚信”就是要求公民个人层面要有讲诚信的价值准则。
“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电视媒体在引导时代潮流、营造文化氛围等方面优势独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更应该在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上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
2013年3月1日，内蒙古开始实施一项新规：在内蒙古境内闯红灯及其他主观故意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列为公民个人信用信息，并依法采集。公民今后在求职、购房、银行贷款等领域如果存在上述不良信用记录，将受到一定限制。内蒙古电视台《法治专线》播出了这条新闻，第一次让观众感受到了闯红灯、遮挡号牌、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会与个人信用、房贷、职业准入挂钩。电视法治节目正是从这样的节目内容、点评方向等方面引导全体社会成员从身边事情做起，从我做起，努力构建一个从公民、法人一体的诚信价值社会圈。
第二，法治节目针对失信者的曝光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场，给一些失信者以巨大的舆论压力；媒体监督和信用惩戒共同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让一些失信者感受到失信成本太高，生存空间变小。
在文章刚一开始讲到的呼和浩特某小额贷款公司，就是感受到这份巨大的压力而主动履行判决。而在此之前，法院曾多次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在执行无果的情况下才将该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通过《法治专线》节目曝光。此时，该公司因经营不善正在进行重组，合作伙伴在得知该公司已上失信名单的消息后，立即将准备投入的资金全部撤走，并告知该公司必须在解决遗留问题后再行合作。媒体的监督发挥了作用。迫于法律的威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该公司派人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要求履行义务。通过法律的约束，失信行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失信行为的规范便有了标尺。法治节目对这一类案件的报道，不仅是对这类失信行为的监督，更是通过这样的报道在社会上树立一种人人讲诚信，人人珍惜诚信的氛围，进而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第三，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法治节目充分发挥其传播功能，使文字化的法律转移到社会成员的意识中，将诚信意识深植在公民的脑海中。
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人类文明的程度就越高。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法律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社会的有序进步。讲诚信是人类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体现，构建诚信社会体系就是要建立起以诚信为基础的有序的社会秩序，所以同样离不开法治的保障。从2013年开始，内蒙古各政法机关和行政执法单位陆续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出台了一些针对失信者的信用惩戒措施，为构建诚信社会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提供了法制保障。2013年，内蒙古交管总队和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联合实施“交通违法行为和个人信用挂钩”，首次在全国将主观故意交通违法记入公民“诚信档案”；2014年8月，内蒙古发布并实施《内蒙古自治区社会法人劳动保障信用失信惩戒办法》，对不同程度的失信行为实施不同程度的惩戒；2014年，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全区法院共录入失信被执行人1124人，同样，这些失信被执行人在贷款、出境等方面受到限制。在这些信用惩戒措施出台之后，《法治专线》都及时地在节目中做了解读。这样的宣传报道就是对公民进行一次诚信教育传播，让社会成员明白哪些行为是失信的，会带来什么后果，失信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行为，也可能会是违法行为。让人们意识到社会诚信就像第二张“身份证”，良好的信用报告就是一笔无形资产，不珍惜信用记录将来就可能寸步难行。电视法治节目正是通过对法律内容实质、运作方式的展示来将文字化的法律变成了公民的意识。
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是在政府推动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电视法治节目要充分发挥其传播功能、监督功能、引导功能，在构建诚信社会体系中承担起普及法律知识、教化社会成员、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和使命。
⑶ 舆论监督的法治思考
新闻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确立的。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新闻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
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它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介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新闻媒介和新闻人必须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言论自由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权力的要求，而新闻媒介自律，则是权利对义务的承诺。法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使监督的主客体双方处于一种规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闻舆论监督一方的要求来说，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闻从业队伍，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更是社会法治化状态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还需要以程序化为基础。合理正当的程序，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础。目前新闻舆论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程序等信息不够公开，这就造成公共权力同监督客体间形成距离和真空，因而造成新闻舆论监督的“盲区”。新闻舆论监督只有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公众才能做出合理的评价，也才能形成舆论，达到监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则，推进包括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范围，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就必须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它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介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介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⑷ 中国舆情法制网是骗人的吗
不像是真的，因为网站管理混乱不像有专人负责。但网站是真的在工信部备案的网站，具体研究会的职能操作的应该是被分包了
⑸ 舆论与法治应该有怎样的良性互动关系
如何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深入推进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版法治建设，以充分发挥权新闻传媒监督权力、抑制腐败的作用？赵双阁撰著的《政治文明视域下舆论监督法治建设研究》一书，对分析和解决这一课题作出了不懈努力，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对策。
⑹ 如何打造良好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投融资环境，舆论环境环境
打造法治政务环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
法治政务环境是一种软实力和竞争力
政府是法治建设、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政府改革转型、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务环境，能够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坚强保障。有人认为，搞法治政府建设、打造法治政务环境，会影响行政效率、拖改革发展后腿。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真正拖后腿、留后遗症、影响长远发展的，是不依法办事。缺乏法律约束，就容易出现“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务环境，按照法律规则和程序办事，尽管有时看似慢一些，但有利于形成共识、避免失误、减少工作中的矛盾纠纷，从而有效推进改革发展。法治水平、法治政务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新形势下，我们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就必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努力打造法治政务环境。
目标导向要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治理者具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能力，善于运用法治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事务。打造法治政务环境，目标就是使行政机构依法设立、行政权力依法取得、行政程序依法确定、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责任依法承担，让一切行政行为在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下进行，保证行政权力运用符合法治精神，防止行政权力盲目扩张和滥用，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
法治思维要强化。新形势下，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称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有没有法治思维、具不具备法治能力、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是否做到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法治轨道上履职尽责。领导干部应用法治思维想问题，使法治思维成为基本思维方式，说话办事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用法治思维作决策，使决策的权限、程序、手段合法。领导干部只有切实把法治思维运用到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才能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务环境。强化法治思维，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学法制度，邀请法学专家讲解相关法律知识。新任领导干部和新录用公务员应经过法律知识考试和相关培训。强化法治思维，需要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对政府工作中涉及相关法律的研究，为政府重大决策、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提供法律意见。
重点任务要突出。打造法治政务环境，要突出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对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行政法规、规章，要及时推动修改和废止。要突出行政执法，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积极推进基层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积极探索和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突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加强政府内部层级监督、专门监督和审计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
责任分工要落实。打造法治政务环境，要完成的任务很多，需要啃的硬骨头也很多。要明确打造法治政务环境的主攻方向，拓展打造法治政务环境的实践平台，丰富打造法治政务环境的抓手，集中力量、逐个破解，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工作提升，蹄疾步稳，善作善成。应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重点任务与年度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抓具体、具体抓，细化任务分解，制定落实路线，明确进度要求，做到每一件工作都有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积小胜为大胜。
以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
建设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务环境，就其本质来说是在法治轨道上理顺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真正形成权力行使有限、政府与市场和社会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治理体系。因此，其重点是构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权界清晰、运转高效的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体系，明确政府职能边界，优化权力配置和组织架构，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高效行政。
政府职责体系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做什么事”的问题。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具体而言，与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相适应的政府职责体系应包含厘清权力边界和强化履职责任两方面内容。
厘清权力边界，就是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明确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从现阶段行政实践看，厘清权力边界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管得太多需要“放”，政府应坚定地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放权于市场，关键是将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情还给市场，加快推进“三个大幅度减少”：一是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二是大幅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三是大幅度减少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干预。放权于社会，关键是将社会组织能够自己管理的还给社会，加快推进“两个转移”：一是行规行约制定、行业技术标准规范拟定、行业统计分析和信息预警、行业纠纷调解等行业管理和协调事项，转移给行业组织承担；二是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水平能力的评价、认定，以及相关从业执业资格、资质等专业技术管理与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自己管理。
强化履职责任，就是明确政府在市场和社会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是责任主体，权力是政府履行公共责任的一种工具。明确了政府的履职责任，也就明确了政府权力的边界。就地方政府而言，履职的重点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具体而言，对于市场，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对于社会，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加强社会管理，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在公共服务上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组织体系主要解决的是政府“谁来做事”的问题。政府的职能是由具体的政府机构来承担的，如果仅有职责体系的合理而没有组织体系的优化，转变政府职能往往就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着手，在整体上构建与现代政府职责体系相适应的组织体系。纵向职能配置的优化，主要是突破政府层级间“职责同构”的模式，根据权责事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政府间管理权限，减少管理层级，优化政府层级间职责分工和组织架构。对于横向职能配置的优化，主要是解决同一层级部门间职能配置“碎片化”的矛盾，坚持以职能有机统一为导向，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体系分别从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和理顺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关系的角度，架起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成长的主体框架，构成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基石。这也决定了加强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体系建设是打造法治政务环境的重点。
⑺ 舆论监督的法治问题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异常迅猛，但是中国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体系却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强新闻法治的研究不仅是新闻传播事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新闻舆论监督影响面广，反应最快，震动也大。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闻媒体中曝光，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使问题能较快较好地解决。中国在监督司法方面做的很多，但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其潜在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对此，中国法学界一些年轻的法学家一直比较冷静。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还是应与社会舆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舆论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的监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
（1）社会舆论反映的结论或观点并不必然公正，历史上曾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从统计学上看，“好人”和“坏人”在社会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因此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界也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2）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知识，需要专门的技术，过多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张“外行领导内行”。（3）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东西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法律运行必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波动；而相对说来，法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及职业规则的要求，都使审判机构相对来说可能更冷静一些。（4）能引起社会舆论的案件常常涉及到的是政治性的、道德性的问题，对这些案件的政治性的、道德的评价，不应指导更不应替代法律的评价。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更有可能是给具体的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5）现实生活中，如果涉及司法案件，舆论界大都是依据新闻报道的事实和历史社会背景，依据社会的道德意识以及实体法常识来评价法院的决定，并且往往是从判决的最终结果来进行评论。而司法判决所依据的必须是现行的法律，依据法律所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实体法，而且要考虑程序法，因此有些司法判决不可能令舆论界满意。③由此可见，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还是不能过于“亲密接触”，否则就会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这就是新闻监督带来的副作用。
⑻ 下列哪个是属于法治的作用方式（ ） A. 社会舆论 B. 预防 C. 内心信念 D. 传统
希望可以帮到你，法律约束他人。故道德由C内心信念来维系道德约束自己。如有用，望采纳
⑼ 法制周末有法新舆情吗
从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我党自建国以来，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吸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建国初的人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其中一字之差，产生了质的飞跃，它包含着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实践意义，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认识上的统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总之，在中国用法治置换法制，其意义就在于与人治的彻底决裂，法制将真正成为法治下的法制，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的人治”。倡导法治，反对人治，为解决以下两个始终困扰着中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主要寄托在一两个领导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忽视甚至无视法治的意义；二是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