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法治

1. 中国法制史演变的启示

中国法制史演变的启示是：法律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必须不断适应时代需求，同时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以推动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揭示了法律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古代社会，法律主要服务于封建王朝的统治，强调等级秩序和刑罚的严厉性。例如，秦朝的法家思想强调重刑主义，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社会秩序。然而，这种过于严苛的法律制度往往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随着社会的变迁，法律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保护人民权益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

在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观念，如“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等，强调道德教化与法律规范的相辅相成，这在现代法治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特权思想、人治观念等，也在现代法治进程中得到了逐步的摒弃和改造。

中国法制史的演变还告诉我们，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和挑战，法律制度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强了经济立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同时，也加强了对人权的保障，推动了法治社会的建设。

综上所述，中国法制史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法律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的需求；同时，要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推动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在未来的法治进程中，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一原则，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不断发展。

2. 我国古代法制史演变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

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

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

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

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

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

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

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

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

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

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

“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

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

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

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

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

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

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则没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孙毁纳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余岁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

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 *** 、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

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

《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

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

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

《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

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

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3. 我国法治发展史简述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理念是法家思想的最高成就，也是其被称为“显学”的重要标志。尽管秦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但法家的法治精神依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先哲们对法治的深入思考和不懈追求，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和探索，为今日法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儒家“礼治”和“德治”思想之外，法治理念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型。《韩非子·心度》提出：“治民无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书·君臣》中强调：“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以及“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战国时期的《管子》首次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概念，强调政令统一、权威集中，从而简化了治国之道。法家学派对“以法治国”充满信心，认为这是治国理政的有效途径。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倡导“以法治国”的学术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是法家的先驱，而战国后期的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所倡导的法治，即以法律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强调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纳入法律之中，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4. 结合朱元璋历史法制和人治的区别

一 重典治国政策出台的背景

第一，前车之鉴，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元朝统治末期，政治腐败，纲纪废弛。官僚系统更是腐朽不堪，“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嗜利黩武”（1）是当时统治阶级腐朽现状的写照，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水深火热。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迅速瓦解着元朝的统治，最终，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通过合并、征战和较长时间的成长，力挫群雄，消灭元朝政府，夺取天下，建立明王朝。朱元璋通过总结元朝覆灭教训，认为元朝灭亡的最大教训在于吏治腐败，纲纪废弛，统治者失去民心。此外，他认为元朝法律过于宽松，很不利于统治。“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俭也。”“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2）鉴于此，朱元璋决定施行重法，打击贪官污吏，肃清统治环境，恢复经济。

第二，巩固新生政权，促使经济复苏的需要。明初社会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政局动荡不安。各种社会安定与发展的难题困扰着明初的政局。朱元璋认为，这是乱世的表现，“刑乱国，用重典”成为他的首选的治国理念，对此，他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推行严刑峻法，整饬明初社会经济环境。

第三，朱元璋的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因素。朱元璋自幼出身于贫民家庭，元王朝的黑暗统治和贪官污吏的剥削压榨使得朱元璋从小失去父母，家破人亡，过着逃亡漂泊的生活。从四处乞讨的游僧，到起义军的首领，再到明朝的开国皇帝，这些经历使得朱元璋深刻体会到民间疾苦和底层生活的悲惨不堪，更深知贪官污吏对于百姓的残酷冷漠和无情压榨。“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不凡的个人经历造就了朱元璋独特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并造就了朱元璋性格暴戾的一面。这些因素使得朱元璋上台后迅速推行以整顿吏治为重点的重刑主义。

二 重典治国在明初法治实践中的体现

第一，《大明律》。朱元璋亲自指导制定的《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五月颁行，共四百六十条。《大明律》与被成为古代法律基准的《唐律》相比，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重刑主义的倾向。

（1）增设刑罚种类，刑罚措施的严厉性和残酷性大为提高。在《刑名》部分，《唐律》规定的刑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为绞、斩，徒流刑不加杖。然而《大明律》则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迟刑和刺字之法，还有阉割枷号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总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迁、充军。此外，由于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还特地取消了唐宋律当中的“官当”、“除免”等优待官员的制度。（4）

（2）扩大罪名内容，增加了律文的条款。例如，鉴于唐宋几朝内外官“吏勾结，皇权旁落的教训，明律专设了奸党律条，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5）为重惩“贼盗”，明律增设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盗贼窝主”、“白昼抢夺”等专条，规定：“凡强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共谋者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皆斩。”（6） “凡盗贼曾经刺字者，俱发原籍收充警迹，该徒者役满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样者，杖六十补刺。”（7）

（3）提高同一罪名的法定刑幅度，扩大株连范围。例如，同为谋反及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不分首从皆斩，连带处死的范围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处死。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斩，父子可不处死，笃疾、废疾者亦免。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对此罪之规定则令人不寒而栗：“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孙、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又如同为强盗罪，《唐律》规定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者十匹以上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而明律则规定已行而不得财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8）。

第二，颁布《明大诰》。《明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它的名字来自于《尚书》中的《大诰》篇，原本是周公东征时对臣民所说的训诫。朱元璋为了从重处理犯罪特别是官吏犯罪，就将自己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汇总，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它是在朱元璋亲手处理了包括“空印案”和“郭桓案”等贪污害民案后，编成的从洪武十八到洪武二十二年惩办犯法官吏的四部案例汇编，包括《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虽然不能算正式立法，但由于其所涉及的案例是朱元璋亲办亲惩的，且亲自主持编定的，因此，它具有法外之法的作用。朱元璋特别重视《大诰》的普及，要求各家各户都有一本。家里藏有《大诰》的，犯罪在审判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大诰》减刑的这种规定后来成为明朝法律的一个制度。

《大诰》规定，对于犯罪官吏逐层追查，相关层级和人员负连带责任。《重视预防的皇帝——朱元璋》中说,“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纠赃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贿于部，则拘布政使至，问斯赃有何得，必诣于府，府亦拘至。”可见其对于官吏犯法责任追究的彻底性。另外，《大诰》的处罚措施相对《大明律》要严酷得多，不仅法外用刑合法化，还恢复了很多自汉文帝时就废除的残酷肉刑，如：墨面文身、剁指、刖足、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等。这里面就包括特别针对官吏所规定的“剥皮实草”之刑，其残酷程度与威慑作用可见一斑（9）。《明大诰》不仅是重刑治罪、镇压吏民的根据，也是朱元璋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它在打击奸顽的同时教导天下良民遵守法度，配合皇权，维持社会秩序。《明大诰》是政治的产物，它的颁布是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思想的充分落实。

第三，法外用刑。在司法实践当中，除了对堪称重典的《大明律》以及《大诰》予以严格的执行之外，朱元璋还把法外用刑作为镇压平民和惩治贪官的重要手段：

首先，皇帝直接控制审判大权，司法变成了任意生杀的工具。这使得生杀大权任由皇帝的喜好而定，既可以该杀不杀，也可以任意错杀，导致司法审判全乱了套。有史记载，“苏人范文从，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年间，拜御使，忤旨下狱论死。”后来，朱元璋发现范文从是“仲淹十二世孙”，于是一反常态，免其死罪，还为其御笔赐词。

其次，扩大株连范围，屡兴大狱，杀戮功臣，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连坐，但是朱元璋为了清除异己和惩治贪奸，便肆无忌惮地扩大株连的范围。无论是“熊罴之宿将”还是“帷幄之谋臣”，不管其是否有罪和罪情大小，往往被加上“大逆”之罪名，被杀头、抄家、灭族。像胡惟庸党案、郭恒贪污案、蓝玉党案等等都是洪武年间骇人听闻的大狱，被株连杀害的官吏竟达十余万人之众。

再次，以检校、锦衣卫参与侦察审判。作为专设之特务人员，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而作为军事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则设有监狱和法庭，全国重大的政治性犯人，都要交它审判和处刑。《通鉴辑览》记载：“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锦衣卫断治”，“帝时有诛戮，辄下镇抚司杂治，不由法司”，可见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权力无边的特别法庭。

三 重典治国思想对明朝政局的影响

首先，朱元璋实行的一系列明刑重法措施扭转了明初恶劣的吏治环境。不可否认，在吏治腐败，百业待兴，民生凋敝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典治国的举措，在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整顿吏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几有两汉之风，且驾唐宋之上”（10）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为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朱元璋的重典治国一系列立法措施建立了整个明朝的基本法律体系，对明朝的法治进程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明代的后世诸君，基本沿袭明初的典章制度。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既促成了明中前期比较繁荣的社会经济局面，也为明朝后期极端腐败的政治埋下了祸根。明朝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宦官专权，以及无法扭转的颓势局面，无不跟明初的重刑主义有直接联系。

四 对于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认识。

第一， 重典治国根本在于为专制和集权服务。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完成高度集权和直接控制行政权利的典型案例。洪武十三年，丞相胡唯庸谋反案发，胡本人被处死，受诛连人数之众达一万五千人，而此案最大的影响则是朱元璋将自秦以来沿习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形成皇帝直接管辖六部的行政组织架构。自秦汉以来，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伴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从未停歇，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相权对于皇权的削弱，甚至威胁成为封建君主维护自身政权的首要障碍，封建制度发展到明初，相权也成为皇帝对国家进行直接控制的最大障碍，因此，废除丞相制度是封建制度发展的必然选择。朱元璋所推行的重典治国，显然也是其完成封建集权统治，完全达到个人专制的显著表现。

第二，重典治国强调“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首先，不能简单地把“刑乱国用重典”理解成为朱元璋的重刑主义思想。“刑乱国

用重典”语出《周礼?秋官?大司寇》，原文为“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

曰刑乱国用重典”，意思是刑罚应该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和社会时期而制定。太平盛

就可采取条文简约、处罚从宽的法律，而对于乱世则应坚持重典治国。可见，“刑乱国用

重典”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重刑主义。其次，从明初时期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并不是一味的强调刑罚，而是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宽猛相济、礼刑并用的原则。虽然贯穿洪武一朝始终的法治主线始终是明刑重典，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先正纲纪”、“惩创奸顽”，惩治朋党及贪污腐败，以巩固新生政权。这从朱元璋后来特别告诫继任者朱允炆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11）。故而，笔者认为对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理解仍应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世轻世重”原则（12）。

第三，重视法制宣传，务求立法简明彰显历史进步。

朱元璋十分重视法制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这与历代君主所认为的法为“神秘利器”不同，他认为法律的普及与宣传能使普通百姓知法而不致犯法，使万民“奉法守分”。《明大诰》制定完毕，朱元璋亲御午门，面谕群臣。阐明其制大诰示臣民的目的。他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要“臣民熟视为戒”，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动知所遵守。”“民间子弟于农隙时讲读律令”，规定村社节日、民众集会时，官府专人负责讲解《大诰》内容。为了强化普及法律，他甚至还规定民家有《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13）。如此重视法律的宣传和普及，这在古代社会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朱元璋同时强调立法一定务求简明，朱元璋认为法律简当则无出入之弊，严明则民知畏而不敢轻乱，立法简当可以言直理明，人人易晓；相反，若法网严密则国无全民。《大明律》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吸收各朝立法成功经验，务求简约通用。在简明务实的思想知道下，《大明律》的制定完全摆脱《大元通制》的繁冗体例，甚至比有古代法律基准之誉的唐律还要简约，篇目从唐律的十二篇减为七篇，条文从唐律的500条减为460条，但却含盖了比唐律更为宽泛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重大进步。

第四，全力反腐，整肃吏治是重典治国思想留下的历史光辉。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重要落脚点就在整顿吏治上，《明大诰》的制定和颁布，以及令人惊叹的普及程度，是朱元璋全力治贪，整肃吏治的集中表现。《明大诰》中，绝大部分的条款是针对官员贪污地方豪强地主，只有一小部分是对强盗、贼杀等行为的惩处。作为底层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清醒地意识到官员的贪赃枉法和地方豪强的不法行为会是危胁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大隐患，“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因此，朱元璋始终坚持重典治吏方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毫不留情。朱元璋言出必行，执法不分亲疏、不论功过，只要犯法，一律重处。例如，驸马欧阳伦贩卖私茶被处死，对侄子朱文正横行不法严惩不怠。他对贪官污吏施以最残酷的刑杀，官员贪污只要上六十两即枭首示众，还特别发明“剥皮实草”的刑法，专门针对官员的腐败犯罪。可见，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方略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官员的贪赃枉法。这是朱元璋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五，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明太祖通过废除宰相建立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事实证明，这种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是行不通的，它不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勤于政务，而且还要有高超的执政能力，这必然与封建社会的世袭君主制发生严重抵触。朱元璋自己恐怕也做不到皇帝丞相一起做，从而管理好整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后继者们就更难做到了，如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居然连续罢朝28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只会对精细的木工活感兴趣，导致封建皇权旁落，给明代的宦官专权和厂卫特务的横行留下最大机会。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14）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却并没有带来统治者所期待的“天下太平”与“皇位永固”，反而使人治体制下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这说明封建专权里的人治因素早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桎梏。

其次，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与法治体制，重典治国的成效注定是昙花一现。朱元璋在打击官员腐败方面挖空心思，费尽心力。但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状态，反而使得他以后的明王朝怪相丛生，贪腐横行，整个国家陷入瘫痪。究其原因，这是由封建集权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君主集权制度要求国家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朕即国家”，“国者，君之车也”，但皇帝却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通过官僚集团来执行自己的意志，皇帝虽然痛恨官僚集团的腐败，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个官僚集团，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吏治整顿上的恶性循环规律，严厉打击则官员个个自危，政局万马齐喑。一旦放松则腐败马上反弹，无法控制。历史表明，官僚的腐败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体制，民主法治才是防治腐败的根本措施，只有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才能把政府官员纳入有效的权力监督之下。

最后，朱元璋任意践踏法治，大搞残酷的法外用刑，是中国的法制进程倒退。诚然，朱元璋是中国古代集权政治和人治思想的理论大师，他的一整套理论和措施对当时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破坏作用同样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厂卫特务组织的设立，其权力凌驾于“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权，破坏国家正常的法治秩序，这都必然导致朱元璋重典治国蓝图的落空和整个帝国大厦的倾塌。此外，他还大兴残酷刑罚，恢复了自汉文帝以来就被逐步废止的肉刑，使明代法制表现出及其残忍和野蛮的一面，也让后世理解这个朝代时都心生阴暗。所有这些，都阻碍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5. 论述历史法学的产生、主要理论观点并结合社会法治实践进行评价

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2〕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3〕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4）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5〕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6〕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7〕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 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

6. 下载道德和法治和历史能联系一块吗

能。
道德与法治课的相关内容和历史学的相关内容具有互通的特点，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依赖。我们常说政史不分家，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观念。而单纯的通过道德与法治的教材本身是很难完成这些目标的，所以应该注重通过与相关历史人物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在展示给学生们，从而辅助道德与法治教学。

7. 我国法治发展史简述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体现法家高碧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秦王以后儒家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旧长远地影响着后世.先哲们对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历史踪迹,值得我们去追寻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构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论的提出
与儒家“礼治”、“德治”思想相对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韩非子·心度》中说：“治民无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书·君臣》中说：“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熟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学派对“以法治国”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统一,权威集戚宴举中,如此,则举措之间可以治国.
（一）先秦法家的法祥握治思想.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义,是“以法治国”,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翡翠a货福圣真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