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㈠ 论述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法治与德治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两大重要手段，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治，强调的是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社会行为，确保每个人都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之道，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法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法律，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德治则注重从道德层面引导社会行为，以善恶、荣辱等观念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行为，调整人际关系。德治在建立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为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人们在没有法律强制力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

在实践中，法治与德治并非孤立存在，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当某些行为因复杂性或特殊性无法通过法律进行有效制裁时，道德手段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道德作为一种软约束力，可以对法律难以覆盖的领域进行补充调整，使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和引导。同时，当仅依靠道德手段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或需要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法律制裁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确保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作用，不仅体现在它们在特定情境下的互补性，更体现在它们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的基石。法治提供了一套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长期稳定。而德治则通过内在的道德约束，激发了人们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双轮驱动，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㈡ 依法治教的重要社会意义是什么

依法治教，即全部的教育活动都应当符合教育法律的有关规定，所有的教育法回律关系主体在从事答各类教育活动时都应当遵守或不违背教育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依法治教的意义：
（一） 依法行政是现代国家民主，尤其是行政管理民主发展的前提与保证；
（二） 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保证；
（三）依法行政是控制行政权力膨胀趋势的必然选择；
（四） 依法行政是推进与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有效途径。

㈢ 法治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版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权。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
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㈣ 怎样认识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建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党中央把依法治国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国策提出并加以落实，尤其在政法机关正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作为一名直接从事法律监督工作的检察工作者，应当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认识其重大意义，并在建设有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伟大实践中，结合执法办案工作，自觉按照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做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模范，为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统一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同志的讲话精神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法治国的内涵简明地说，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它包括以下内容：l、依法治国的终极主体是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家事务。3、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4、我们的党是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然后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法”字，在当代中国就是指真正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行宪法和法律。

二、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依法治国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国家能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各项制度和方针、政策能够符合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根本条件。实行依法治国，能够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是有人类社会以来最高类型的民主，这种优越的民主要真正成为现实，这要靠法制来保障，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当今中国，十三亿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去执掌政权，而只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为了保证这种权力的行使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体现人民意志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并保证这种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来确保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机构制定良好的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的利益的意志办事，就是从根本上体现了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否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可以按照个人的认识、愿望、意见和主张任意处理各种问题的，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是可以不按民主的程序办事的，就有可能滥用权力，使“公仆”脱变为“主人”。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各种权利，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等等，如果没有完备和良好的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予以全面确认和切实保障，是根本靠不住的。十年“文革”的教训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人民代表大会有十年之久没有召开，宪法这一根本****成为摆设，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终于成为“文革”浩劫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公民的权利如果遭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济。

其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计划经济的经济主体隶属于政府，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容易造成经济主体应有的物质利益被忽视，经济自身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不被尊重，维系这种经济关系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行政手段。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难以做到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式，一切经济活动和行为者都要遵循价值规律，各种生产要素都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平等、自由的交易和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经济产权的明晰化、运行机制的竞争化、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宏观调控的科学化是它的主要特征。这种具有自主、平等、诚信、竞争等属性的经济形态，除了依赖经济规律来运作，同时又主要依赖法律手段来维系，它必然从客观上要求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和服务。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其三、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外历史上，从字源上看，“法”字一出现就具有正义、公正等含义。中国古代，“法”字象征一种寸以判明是非曲直和正义与否的独角兽。西方古代，法则被喻为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天平的正义女神。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能够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依法治国反映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应该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完美统一。离开了法制建设的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没有可靠保证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必将难以达到现代化所要求的相应的水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一部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制度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在现今条件下，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政府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当然是不文明的表现。

其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法律集中了多数人的智慧，反映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点，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随意改变，也不会因政府的更迭而改变。因此，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道理已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在我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曾有过一个过程。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十年“文革”悲剧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它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基本国策和根本保障。

㈤ 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意义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㈥ 如何理解用法治保障实现"中国梦

法治追求国富民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是国家富强的制度基石。实现中国梦，前提是国家富强。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有坚实基础，人民幸福才有根本指望。今天，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日益展现出光明前景。法治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覆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各领域，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基石。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奋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治中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相伴而行。

法治是民族振兴的制度保障。实现民族振兴，主要是指中华民族开启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方位演进的新征程，追赶上走过几百年历程的世界现代化潮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以现代化中国的国力和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要如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必须继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与精华，积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强法治建设。只有真正实现法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获得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法治是人民幸福的根本要求。实现中国梦，目的就是人民幸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公正、民心稳定、人民幸福的关键还是法治。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只有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法治建设的最高目标，才能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使亿万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成长进步的机会,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法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法治是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方式。

法治捍卫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法治能够巩固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依据进行各项制度安排，既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经济权益和生存条件，又能够促进人的潜能、创造力的提升；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服务，也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既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法治增进社会共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法治不仅是衡量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法治有助于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还可以通过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定程序来汇聚民意、反映民情、集中民智， 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牢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根基。始终沿着法治轨道推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最终变为现实。

㈦ 法治理念对依法治国有什么重要意义

六、依法治市的观念基础

依法治市不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而且需要与之相应的观念的支撑。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拥有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在忠诚与信仰基础之上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一种由此激发出的对法律的信赖、尊敬和崇尚。法律意识的发达程度既是一个国家法律运行的实现基础，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法治建设的尺度。没有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抑，没有深厚的法治观念，依法治国就没有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现代法律观念的价值取向

法律意识或法律观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和法律这种特殊社会范畴的观点、看法、情感和态度的总和。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法律意识的内容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定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它又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与一个民族的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紧密联系。法律观念是社会物质生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中介，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作为法律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在二者之间，法律制度又是根据法律意识建立的，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法律意识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整个法律上层建筑。国家政治制度、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机制直接决定法律在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取向、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的运行体系等，从而也直接决定了法律意识。同样，一定社会的法律意识对社会政治体系和权力运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现代法律意识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不仅是法治建设内在的精神支撑，也是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衡量法治状态的一项标准。关于现代法律观念的内涵，学者的表述各有不同，有学者用“法治的精神”来概括现代法律观念，认为法治的精神是一种安排国家制度、确立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观念力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为保持法的崇高地位而指导人们认同法律权威的尚法理念。其实质是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这种精神是展现法治品格风貌的方向和灵魂，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即使法制状况不为理想，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也会逐步走向完善。现代法治社会中，构成法治精神的要素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一社会中，人们有无抵抗恶法的意识，是衡量其法治观念强弱的标准之一。公众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法制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二是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它要求全社会所形成的主流信念是只承认法律这一种权威。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不是法治社会。三是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这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它首先要求统治者守法，不承认法律之外另有主宰法律而不被法律制约的主体。四是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人文条件，它要求在观念和制度上解决社会主体的人格独立、身份平等、行为自由。权利文化的凝聚形态是权利本位理论(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等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法律意识作为社会主体的自觉的精神理念，它的产生及存在是与现代社会中社会主体的公民角色分不开的。因此有学者从公民意识的角度对法治理念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诠释(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的运行形态是现代市场经济，奉行财产私有、契约自由和责任归己的原则，社会主体成为以交换价值为纽带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政治国家则成为以市民社会为目的的、公民平等而广泛参与创制并共享的公共产品。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的市民同时也是政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组织生活，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公民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要在日常交往和交换、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关系领域维护自己的私权利，弘扬个性自由和自律精神。在国家生活中，公民要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主张政治权利，塑造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公民的这些权利的要求与理性的价值取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发展中，就形成了现代的公民意识。它展示着一种自主自律、自由自觉的主体价值取向，是公民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重组织生活中的个性与共性、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和谐统一。公民意识在本质上必然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平等、自由为轴心的正义价值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是自由追求与理性自律的统一(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第17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公民意识的理性自由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仅是权利义务观念的简单合成，更具底蕴意义的是对公民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双重组织生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价值判断和规范认同。公民意识包括合理性意识，公民对理想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国家、社会制度合理与否的价值评判；合法性意识，公民对符合合理性价值的国家制度有效性的信仰、认同和服从，从而使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获得权威和尊严，并得以维系；积极守法的精神，基于合理性意识与合法性意识而形成的护法精神、权利主张精神和义务的自觉履行精神。法治理念依托于公民共同体，公民意识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平等及权利的正义价值诉求，则构成法治理念的生命根基。正是公民意识的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使法治的理念得以确立。赞同3| 评论
向TA求助 回答者： thyzt111 |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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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31 11:26 jinyanyan2 | 一级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它标志着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了党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在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强化政法队伍建设、提高维护社会主义法治能力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以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人民群众法律需求的增加，迫切需要根据新时期新阶段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政法工作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创新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正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政法工作实际出发对政法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升华。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行为准则和方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司法体制是现阶段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受西方法理思潮的影响，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改革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置疑的问题与不足，西方国家各种法治思想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干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健康顺利发展，迫切需要根据我国司法工作实际，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澄清模糊思想认识，明确改革的方向和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满足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必将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政法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提供了根本指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指导政法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政法工作进一步服务大局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我国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过程中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是摆在各级政法机关、部门面前的重大任务，譬如在立法规划中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立法、社会发展立法和保护生态环境立法的协调统一；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如何正确处理既重视案件办理数量也重视办案质量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有明确科学的思想来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科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方向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思想武器

㈧ 法治的历史意义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有以下六条：

第一，依法治国是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8)法治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保证。

㈨ 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深化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举措。这一战略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刻认识，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发展需求，这一抉择展现出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特别决议，标志着依法治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党和国家历史上，这一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中国在法治道路上的坚定步伐和决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提升了法治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还促进了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增强了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而且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法治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高法治素养，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为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形成法治社会的良好氛围。通过法治教育、法治实践和法治监督，提升全社会的法治观念，使得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综上所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抉择，是基于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深刻洞察的明智选择。它不仅对于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引领着中国走向一个法治、文明、和谐、繁荣的新时代。

㈩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意义有哪些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10)法治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特征：

1、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

2、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3、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它们由不同立法主体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制定，区分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效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4、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始终立足于基本国情，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充分体现这个法律体系在文化上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广泛性。

5、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反映并规范这种制度和体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必然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阶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