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的理解
Ⅰ 法制 法治 人治 的理解和区别
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我们注意到《决定》中强调：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从这一重要表述中我们看到从过去的“法制宣传教育”到《决定》中提出的“法治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折射的是法治建设理念的飞跃、内涵的丰富和领域的拓展。
从“一五”普法到现在“六五”普法中期一直统称为“法制宣传教育”，普法主管部门也一直延用“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组（办公室）、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称谓。如今这样的统称和称谓已属于过去，它将作为历史载入我国灿烂辉煌的普法史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其次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
第三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人们更习惯于把法制理解为更高层次、更广含义的法治，这个转变经历了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探讨与摸索。从“法制”到“法治”的置换，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法治一系列的原则和理念的认可和强调，体现了一种思想和观念上的进步。法治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和信仰，成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决定》明确的“法治宣传教育”，标志着普法工作将加快从法律知识普及向培育法治信仰迈进，它既包括对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宣传，也包括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一系列法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宣传，更加突出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更加突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培养。
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法治宣传教育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法治宣传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职责和使命, 把法治宣传教育全面拓展到我区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全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深入。
Ⅱ 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人制，区别在哪里。
人制和法制 区别:
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历史上对法治与人治的三次争论与三种不同理解 ：
(一)三次争论 ：
儒法之争：这是第一次争论，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提倡“法、术、势”；
2.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这是第二次争论，其中柏拉图提倡“哲学王”治国，即提倡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
3.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争：这是第三次争论，其中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阶级则主张人治与专制。
(二)三种理解 ：
第一次争论引起第一种理解，即“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国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法治论认为国家由主权者通过法律来治理。
(2)在中国古代，儒家(人治论者)将天、道德、权力溶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则主张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出“务法不务德”。
(3)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并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了“法治”一词。
2. 第二次争论引起第二种理解，即“对人的行为应采取一般性指引还是采取具体性指引”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应对每个人采取个别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论认为应对所有人采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国古代，法家尽管也提到了法的规范性，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3)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硬性条文，不可能对社会事务的处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的法律条文，所以必须依靠“哲学王”利用技术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点的，法律上是众人之治，因而它更应该适用于大多数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同时为适用于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授权法官造法等方式来克服法的原则性带来的局限性。
3. 第三次争论引起第三种理解，即“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
(1)总观点：法治论认为应该主张民主、实行共和政体，而人治论认为应该主张君主，实行专政。
(2)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纲领中。
(3)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并末出现，因为这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
Ⅲ 如何理解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法治与民主相容，人治与专制相对应。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2、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准绳；而人治则强调“领袖”至上，一切强调以领导或领袖的意志为准。
3、法治的人治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了不平等的原则，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
总之，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是否严格依法运作。法治国家要求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创设“法大于权”的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把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这就是人治的最通俗的要求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