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礼仪道德

『壹』 为什么说道德是为人做事之本

中国自古以来便被誉为“礼仪之邦”，这不仅是一个美誉，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礼仪，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土壤之中。身处这样一个礼仪之邦，我们自然应当成为礼仪之民，知书达理，以礼待人。

人生的价值，在于我们如何以德行服人，如何以德治天下。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有道德之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关注。相反，那些缺德之人，只会受到人们的唾弃与痛恨。因此，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追求，更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石。

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流传千古的伟人，无不以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他们的言行举止，成为了后世学习的典范。而有些人，却因一时的私欲或贪念，走上了歧途，成为了千古恨。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安宁与满足。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我们更应注重品德的修养，以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为目标。

让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让“礼仪之邦”的美誉在我们这一代继续发扬光大。同时，也要时刻提醒自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

『贰』 个人礼仪蕴含的道德意义有哪些

一、个人礼仪的内涵

个人礼仪是社会个体的生活行为规范与待人处世的准则，是个人仪表、仪容、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的个体规定，是个人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教养良知等精神内涵的外在表现，其核心是尊重他人，与人友善，表里如一。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个人礼仪是一种文明行为标准，其在个人行为方面的具体规定，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尚而诚挚的特点。讲究个人礼仪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友好的表示，这也是一种美德，是一个人的公共道德修养在社会活动中的体现。“行为心表，言为心声”是众所周知的，个人礼仪如果不以社会主义公德为基础，以个人品格修养、文化素养为基础，而只是在形式上下功夫，势必事与愿违。因为它无法从本质上表现出对他人的尊敬之心，友好之情，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打动对方，感染对方，增进彼此间的友谊，融洽彼此间的关系。那些故作姿态，附庸风雅而内心不懂礼，不知礼的行为，或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假文明、假斯文行径均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所为，众人将对此嗤之以鼻。“诚于中则形于外”，只有内心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有风流儒雅的风度，只有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学识的人才能“知书达礼”，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觉按社会公德行事，才能懂得尊重别人，就等于尊重自己，懂得遵守并维护社会公德，就是为自己创造一个文明知礼、轻松愉快的生活环境的道理，才能真正成为明辨礼与非礼之界限的社会主义文明之人。

对个人来说，个人礼仪是文明行为的道德规范与标准；就国家而论，个人礼仪乃属一种社会文化，它是构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与传统的象征，更是一国治国教民的经典。素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就十分崇尚“礼”，也极为重视礼仪教化。历代君主、诸路圣贤均把礼仪视作是一切的准绳，认为一切应以礼为治，以礼为教。关于个人礼仪与社会文明的问题，我们的先人也有过不少的论述。如《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大意为：用政权推行一种“道”，并用刑律惩处违反“道”者，老百姓想的是如何逃避惩处而不看行为的对错和荣辱；用德来推行“道”，以礼教化人民，老百姓懂得对错、荣辱，并会自觉地遵守之。这十分清楚地说明人们对个人礼仪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天子》中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更明白、直接地将“礼”列为立国四精神要素之首，也可见其突出的社会作用。无数事实证明了个人礼仪对一个社会的净化与美化起着积极的作用。个人礼仪所形成的一种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道德力量，使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自觉按社会文明的要求调整行为，唾弃陋习，最终将自己的言行纳入符合时代之礼的轨道，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可以说，个人礼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个人礼仪不仅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和有无教养的尺度，而且也是衡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个人礼仪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个人礼仪的形成和培养需要靠多方的努力才能实现的话，那么个人礼仪修养的提高则关键在于自己。个人礼仪修养即社会个体以个人礼仪的各项具体规定为标准，努力克服自身不良的行为习惯，不断完善自我的行为活动。从根本上讲，个人礼仪修养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把良好的礼仪规范标准化作个人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能力行为。今天，我们强调个人礼仪修养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个人礼仪修养有助于提高个人素质，体现自身价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追求着自身的完美，寻找通向完美的道路。争当“名牌”人，强调“外包装”者有之，注重“脸蛋靓”，在乎“身段好”者也有之，但这些均不足以使人发生美的质变。费时费力费钱财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依然是“败絮其中”吗？所以，只有将内在美与外在美统一于一身的人才称得上唯真唯美，才可冠以完美二字。加强个人礼仪修养是实现完美的最佳方法，它可以丰富人的内涵，增加人的含金量，从而提高自身素质，使人们面对纷繁社会时更具勇气，更有信心，进而更充分地实现自我。

其次，加强个人礼仪有助于增进人际交往，营造和谐友善的气氛。有人称个人礼仪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作为社会的人，我们每天都少不了与他人交往，假如你不能很好与人相处，那么在生活中、事业上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俗话说：礼多人不怪。人际交往，贵在有礼。加强个人礼仪修养，处处注重礼仪，恰能使你在社会交往中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使你在尊敬他人的同时也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融洽，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更为宽松，使人们的交往气氛更加愉快。

第三，加强个人礼仪有助于促进社会文明，加快社会发展进程。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文明的社会需要文明的成员一起共建，文明的成员则必须要用文明的思想来武装，要靠文明的观念来教化。个人礼仪修养的加强，可以使每位社会成员进一步强化文明意识，端正自身行为，从而促进整个国家和全民族总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加快社会的发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之际，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都有理由以自觉加强自身的品行修养为己任，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三个文明建设之中。

三、个人礼仪特征

个人礼仪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个人为支点。个人礼仪是对社会成员个人自身行动的种种规定，而不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其他群体行为的限定。但由于每个群体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所组成的，每一个社会组织也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所构成的。因此，个人行为的良好与否将直接影响着一个群体、社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从此意义看，我们强调个人礼仪，规范个人行为，不仅是为了提高个人自身的内在涵养，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有序与文明。

第二，以修养为基础。个人礼仪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表现，而是个人的公共道德修养在社会活动中的体现，它反映的是一个人内在的品格与文化修养。若缺乏内在的修养，个人礼仪对个人行为的具体规定，也就不可能自觉遵守、自愿执行。只有诚于中方能行于外，因此个人礼仪必须以个人修养为基础。

第三，以尊敬为原则。在社会活动中，讲究个人礼仪，自觉按个人礼仪的诸项规定行事，必须奉行尊敬他人的原则。“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尊敬别人，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礼仪不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友好合作的新型关系，而且还可以避免或缓解某些不必要的个人或群体的冲突。

第四，以美好为目标。遵循个人礼仪规范，尊重他人，按照个人礼仪的文明礼貌标准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个人的自身形象，更充分展现个人的精视风貌。个人礼仪教会人们识别美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引导人们走向文明，它能使个人形象日臻完美，使人们的生活日趋美好。因此，我们说，个人礼仪是以美好为目标的。
第五，以长远为计。个人礼仪的确会给人们以美好，给社会以文明，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立竿见影，也不是一日之功，必须经过个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和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因此，对个人礼仪规范的掌握切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

『叁』 道德礼仪知识

道德礼仪知识

仁、义、礼、智、信合称“五常”，是儒家从古代众多的德目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五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五种道德规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也是个人修养的最主要的内容。它贯穿于整个道德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道德素质的培养和道德精神的形成。

(一)仁

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仁是“全德”之称，是一个包罗众德的范畴，其他的道德规范，如忠恕、克己、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都可以视为仁的不同方面的要求，包括在其中。一个人如果称得上仁，那就是完美无缺了，而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具备某些方面的优良品德则未必能够称得上仁。也就是说，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而非仁的充分条件，只有全部美德的总和才构成仁。

仁的核心是“爱人”。从字源学上看，仁从人从二，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已经开始用“爱人”来解释仁，认为仁者应该同情、关心、爱护、尊重、帮助他人，时时处处以己推人，为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主张由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在孔孟看来，人一生下来，就被置于家庭血缘亲情之中，享受着父母亲人的爱抚，并由此逐渐产生了对亲人的深深依恋和敬爱。因而仁爱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发出来的，有其自然的心理基础。仁爱的基本内涵就是亲亲敬长。把这种家庭血缘的亲爱之情向外扩充，就会产生对他人的爱心，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谐的人际关系，并最终扩大为对天地万物的爱。可以说，儒家的仁爱观念源于家庭血缘亲情而又超越了血缘亲情，它要求在尊亲敬长的自然道德情感的基础上，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层层向外递推，最终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儒家经典《礼记·儒行篇》颇为细致地阐述了仁德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内涵。认为温和善良，是仁德的根本;肃敬谨慎，是仁德的实质;宽舒从容，是仁德在举止上的体现;谦逊待人，体现着仁德的功能;礼节言谈，体现着仁德的庄重与文采;诗歌音乐，体现着仁德的和悦;分财济贫，体现着仁德的施与。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在理论上对仁爱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大儒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提倡广泛的、普遍的爱;北宋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命题，主张应该把天下民众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把世间万物看作自己的朋友。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仁的内涵。此后，朱熹、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家对于仁爱思想都有所发挥。仁爱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把“仁”视为做人的基本准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情感要求，他们还往往希望把“仁”的精神渗透于政治运作过程之中。在先秦时期，孟子曾大力提倡“仁政”，提出了一整套仁政的方案。《礼记·礼运篇》中更设计了一个洋溢着仁爱精神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幅人与人相亲相爱、和睦融洽的美妙图景，也成了古往今来人们孜孜追求、无限向往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历代许多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以“安人”“安百姓”为最高准则，“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体现了仁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宋初名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正是传统儒家仁爱精神的升华。

(二)义

义是儒家的“五常”之一，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从字形上看，义的繁体由“羊”和“我”构成，羊象征美和善;从字义上看，“义者，宜也”。宜的意思是应当、应该。因此，可以说，义就意味着是善的和美的，是应当的和合理的。

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行为规范，它必须为人们确立一个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告诉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怎样做才是应当的、合理的，怎样做就是不应当的，不合理的。应当的、合理的行为可称为善，反之则称为恶。“义”就是这样一种判断人们行为的善恶当否的价值标准，它对人们的行为起着导向、定向的作用，是人们思想和言行必须遵循的准则，因而儒家非常强调“居仁由义”，把义看作是人们实现道德完善所必须经由的道路。

从其现实内容看，义是人类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的体现，它与个人自身现实的特殊利益之间关系如何?换而言之，如何正确认识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儒家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孔子曾提出“见得思义”的主张，即在利益面前，要首先考虑是否应该、合理的问题。这一思想并不否定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只是要以义作为衡量其行为的标准。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一这思想，而更加重视义对人们行为的指导作用，认为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拿天下的财富给他作俸禄，拿良马数千匹送给他，也不应该回头看一下，甚至在生命和道义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二者不能兼顾时，也应该舍弃生命而取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激励了历代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的思想中，表现出一定的重义轻利的倾向。当梁惠王问孟子有什么对魏国有利的方法时，孟子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孟子·梁惠王上》)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又进一步把重义轻利的观念推向极端。宋代理学家继承了这种观念，强调“义利之辨”，视义为儒者为学做人、立身处世的首要原则。认为君子以义为根本，得义则重，失义则轻，由义为荣，背义为辱，一切轻重荣辱都以符合义与否作为标准，其余一切功名利禄都不值一提。这种正义的观念，具有坚持人格尊严、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深化了义的内涵。但是，与此同时，理学家对个人的私利追求也进行了过分的排斥、否定，从而形成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中重义轻利的倾向占主导地位的状况。

当然，历代也有一些儒家思想家主张把道义与功利结合起来，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义利关系问题。战国末期，荀子就已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他认为，即使是上古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去除人民对利的追求，而只是能够使他们喜好财利不胜过喜好正义。所以，在义利关系上，不应该排斥、否定利、而应该“先义而后利”，在首先肯定道义的前提下也兼顾个人利的满足。清初思想家颜元更明确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为了矫正长期以来超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偏颇，颜元针对董仲舒的观点，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主张，把义利二者结合、统一起来。应该说，这一主张已经较好地解决了义利关系问题。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具有确然不拔的主导地位，而义利统一的观点却遭到了正统儒家的攻击与否定，甚至被视为异端邪说。对于我们来说，如何确立适合时代需要的义利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历代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各种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儒家传统正义观念所包含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以为上”等思想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见利忘义”的观念也应该批判和唾弃，但是，对于那些只重义而否认利的观点，我们也应予以扬弃。

(三)礼

礼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个人修身成人及人际交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内容上看，“礼”大概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指整个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伦理规范的总称;第二个方面，着重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第三个方面，指礼仪、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作为“五常”之一的礼，主要是指人们具体的行为规范。

礼是与仁、义有着内在联系的范畴。儒家把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最根本的道德要求，同时要求爱人又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不是没有差别地去爱一切人。这个原则就是义。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相互之间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的人际关系，人们的行为就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就需要把义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使这些行为规范分别对应于特定的人际关系。这样，礼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具体的行为规范产生了。可以说，礼就是仁的外在规范，是义的具体形式，是仁义的贯彻与外显，而仁、义则是礼的内在实质。在儒家看来，礼与仁义是紧密联系起来的，离开仁义，礼就只是虚伪的形式;离开礼，仁义也就成为无从落实的空谈。

儒家对礼非常重视，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讨，构建了一个庞大、完善的、涉及社会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礼的体系。儒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对主要的社会道德关系进行了整体的概括，提出了包括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在内的五伦之礼，对于其中每一种特定的关系，都有具体的礼节规定，如在父子关系中，规定子女孝敬父母的礼有敬顺、敬养、承教、继志、送死、祭祀等等。这些具体礼节之下，又还有十分详细的规范和要求。整个体系十分庞大、详细，各种规定渗透到人们的视听言动、饮食起居各个方面，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行为都有所依循。

正因为礼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所以在儒家看来，礼是立人之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孔子就说过：“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我们知道，人总是生活在社会，处于种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扮演着某种特定的角色，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礼就是社会某一类特定的角色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某一特定的角色，就必须遵守礼所规定的不同角色的行为规范，做父亲的要符合父亲这一角色的要求，做儿子的要符合儿子这一角色的要求。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呈现出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而对于个人来说，要成功地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就必须首先认同、学习社会对该角色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并体现到行动中去，否则就寸步难行。《礼记·曲礼上》中甚至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可见，在儒家看来，礼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而学礼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前提条件。

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规范，礼在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维系社会秩序的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礼义之邦的形象的塑造，与礼的观念的深入人心无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的道德规范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受到等级制度及尊卑观念的影响，往往存在着过分“卑让”等消极方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加以扬弃的。

(四)智

智即理智、理性、智慧，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儒家对智的伦理价值予以高度重视，把智作为“五常”之一。《礼记·中庸》把智与仁、勇并提，称为“天下之达德”。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智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正确的道德认识是正确的道德行为的前提与保证，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多次以仁智并举，并将智、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品德。孟子把智看成是判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和观念，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题。汉儒董仲舒强调仁智兼重，既仁且智，并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从许多方面对智的内涵作出详细的申论。此后，历代儒家也一般都肯定智的重要，并对智进行了说明或发挥，赋予了智以丰富的道德内涵概而言之，智的道德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知道遵道;第二，利人利国;第三;自知知人;第四，慎言慎行;第五，见微达变。此外，还包括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等。

智在“五常”之中有着非常特别的地位。作为道德认识，智的基本功能就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人总是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之中，处在现实的道德环境之中，各种社会现象扑朔迷离，是非善恶难以区分，这就需要运用理性、智慧进行分析、判断，树立正确的道德认识，并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对行为作出正确的选择。一个人如果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没有明确把握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很难想象会有正确的道德信念与道德品质以及自觉的道德行为。在儒家看来，某些类似于道德的行为也存在于动物之中，如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蚁有父子之义。但这些只是动物的自然行为，只有人类才能在道德认识指导之下，实施自觉的道德行为。因而，儒家认为，智是一切道德品质、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的前提，是认识其他四德的工具。

儒家的智，是不能脱离道德来谈的。人的认识、理性如果不与德性、德行相联系，就不能成为人们现实的道德品质，甚至会走向道德的反面。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就谈到，智离开仁便显得苛刻，离开礼便显得浅薄，离开义便显得乖巧，离开信便显得诡诈。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谈智，总是与其他四德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五常”之一的智，实际上就是对仁、义、礼、信等道德原则的认同与理解。当然，作为道德认识，智也必须要落实、体现到道德行为上，与道德行为相一致，真正成为现实的道德品质。

(五)信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人们真实无妄，诚善于心，言行一致。人们往往把信与忠、诚连称为忠信、诚信。在中国思想史上，各派学者都对信予以不同程序的重视，其中儒家对“信”最为推崇。尤其是在汉代信被儒家列入“五常”之后，其地位进一步突显，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在儒家看来，信是“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在《周易·乾》卦的《文言》中，就有“忠信，所以进德也”的论断，把讲求忠信视为增进美德的根本方法。孙子则不仅提出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的命题，把信作为立人之本，而且把信视为立国之本，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人民不信任，国家朝政就立不住脚，因而即使去兵、去食，也要存信，宁死必信。不仅如此，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更把诚、信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天道，对它作了哲学思辨分析。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一种客观实际的存在，客观的天道是真实无妄的，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也同样应该是真实无妄的。《中庸》中有“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命题，《孟子》也提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诚、信是天道的属性，人们讲求诚信，就是对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的效法，对客观天道的尊重、认同与遵循，对人类本性的完善。这样，儒家巧妙地论证了诚信原则的客观性、合理性与绝对性。后来，宋明理学家又沿着这一思路对信作了更为精致、深入的阐发。

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信的基本要求是真诚相待、诚实不欺，讲究信誉，信守诺言等。孔子就说过，“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中，必须言行一致，重然诺，守信用，这是取得他人尊重、理解，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如果不以诚挚之心待人，言行不一，翻云覆雨，相互欺骗、相互猜疑，则会产生信任危机，造成沟通的隔膜，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魏晋时期思想家杨泉在《物理论》中曾指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可以说，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精神纽带，它能把人紧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缺少信这一纽带，人与人之间，哪怕最亲近的人之间，也无法建立真诚、和谐的关系。

儒家重视、提倡信，要求人们能够言行一致，但并不是把言行一致作为绝对的行为戒律，僵化地套用于人际交往之中。我们知道，由于主体的素质、客观环境等等的制约和变化，人们的言论并非都能做到，甚至并非都应该做到。所以讲信必须要联系义来看，所说的话是否需要付诸行动，也要以义为标准去衡量。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北宋理学家张载也说“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于非义之信”(《正蒙·有德》)。如果讲信有违大义，则宁愿食言。可见，儒家讲信，注重的不是其形式，而是其精神实质。如果离开道德的标准，片面地强调信，必然导致对道德责任的否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不符合信的本质的。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在弘扬优良道德传统时所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道德礼仪小故事：给予比接受更快乐

有个教授和一个学生一起散步。他们在小道上看到一双鞋，估计是在附近干活的人的。学生对教授说：“我们把他的鞋藏起来，躲到树丛后面，看他找不到鞋子的感受怎么样?”

教授比较有教养。他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那人的痛苦之上。你可以试一试另一种方式——你在每只鞋里放上一枚硬币，然后躲起来观察他的反应。”学生照做了，随后他们躲进了旁边的树丛。

那个人干完了活儿，回到这里，一边穿衣服，一边把脚伸进鞋里。突然感到鞋里有个硬东西，弯下腰去摸，竟然发现一枚硬币。他的脸上充满着惊讶和欣喜。他继续去穿另一只鞋，又发现了另一枚硬币。他激动地仰望着蓝天，大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的话语中谈及了生病和无助的妻子，没有东西吃的孩子、放弃了甚至要去轻生的念头。

学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的眼中充满了泪花。这时教授说：“你是不是觉得这比恶作剧更有趣呢?”年轻人说：“我感觉到了以前不曾懂的一句话----给予比接受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