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李昌麒答案

Ⅰ 什么是经济法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相当一部分中外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础部门。在不同国家中，根据其调整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广义经济法和狭义经济法。前者指调整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后者指国家直接干预、管理国民经济，以及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法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法律的要求是承认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不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概念和经济法律。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垄断组织的出现及垄断组织对经济的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必须放弃原来的“自由放任”原则，承担起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等职能。为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于是在20世纪初，就诞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 “经济法”这个概念，是则御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法国另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并且发展了摩莱里关于经济法的思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这部法律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开始。进入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莱特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首先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但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1919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煤炭经济法》，1923年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经济法规。德国经济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鉴德国的经验，随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重视经济立法，捷克斯洛伐克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但随着东欧形势剧变，法律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我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进行了大培盯慎量的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经济法规以土地法和劳动法为核心，辅之以其他经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法。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立法得到迅速发展。配敬我国逐步制定实施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劳动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破产法、商标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经济法的概念 对于经济法概念如何定义，国内外理论界争论较大。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对经济法理论颇有研究的德、日学者中，大多数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秩序法、经济干预法，属于公法范围；但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属于社会法性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中，大多数曾认为经济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调整国家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法。 在我国，法学理论界较一致的认识是：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首先，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特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其次，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经济内容的物质利益关系；最后，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因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众多，经济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所以需要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共同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一定经济关系”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一度分歧较大，有主张经济法综合调整纵向(管理)和横向(协作)经济关系的，也有主张仅调整纵向或经济行政关系的，还有主张以纵向关系为主兼及横向关系的。如徐杰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陶和谦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杨紫垣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确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调整它们在经济管理和与管理、计划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王榕、马绍春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兼有商品性(财产)和行政性(权力)双重因素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组织国民经济中、国家在管理企业中、企业在内部管理中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或者说，经济法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等等。但随着以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对经济法定义的认识正趋向一致。 根据经济法伴随市场经济孕育，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实际作用，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宏观性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内在要求，我们可以对经济法作如下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和干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由以上经济法的定义可见，经济法调整的一定经济关系就是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协调、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协调与干预并列，范围可更广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间接调控、也可涵盖直接管理，既可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特征，也可适合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需要，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协调与干预并列，还可照顾到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共同特点，又可兼顾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三、 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除具备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性：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是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关系的，因而它不仅要对各种经济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必须直接体现、反映和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它同经济关系有着更为广泛和直接的联系。 (二)综合性：经济法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规范的构成上，经济法既包括若干部门经济法，又包括若干经济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既包括对内经济法律规范，又包括对外经济法律规范。其次，在调整主体上，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包括法人主体，也包括自然人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包括各种不同身份的个人。再次，在调整范围上，既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包括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协作关系。 (三)指导性：经济法的指导性是通过经济法规所具有的促进和限制两种功能、奖励和惩处两种后果表现出来的。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不同的经济法规。有的法规侧重于限制，有的法规侧重于促进，有的法规则兼而有之，来引导各项经济活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Ⅱ 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a.认为经济法就是和经济有关的法律的总称。比如德国的艾斯特豪思认为经济法就是有关经济的法。德国的努斯鲍姆认为经济法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这一学说是经济法产生初期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尝试性定义，现已经没人认同了。
b.认为经济法是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法，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内容。日本的丹宗昭信认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日本学者正田彬也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以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法。经济法的认为在于纠正这种垄断主体与非垄断主体之间显著的不平等关系。
c.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公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德国经济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这一观点认为应该坚守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规定国家公务的法律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法律为私法。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法律，是官方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措施。有一种比较狭隘的观点把经济法等同于经济刑法，理由在于经济法的规定大多包括了刑事责任的内容。这一观点已经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而被摒弃。
d.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与‘经济公法论’不同的是，此学说虽然也以公私法的划分为认识论基础，但认为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领域，即社会法。我国很多学者同意这一学说。
e.认为经济法是企业法。德国的卡斯凯尔和库拉乌捷，日本的西原宽一等，主张以企业为中心来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认为经济法是关于企业的法，企业的概念构成了经济立法的出发点。法国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商法的扩展，人们更多的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这也可以归于“企业法说”的范围。 1921年，苏联由于粮食匮乏引出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法受到德国经济法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和苏联一样，摆脱不了实质上实行的集中的体制的束缚。
a.两分法。苏联法学家斯图契卡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存在两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私有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由民法调整，社会主义成分的各种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民法最终将灭亡，被经济法取代。30年代中后期，两成分法被认为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而遭到全盘否定，当时的法学权威雅辛斯基斥之为“法律机会主义”的理论。在随后的大清洗中，斯图契卡被处决，两成分法也淡出了苏联主流经济法思想。
b.大经济法说。20世纪30年代，金茨布尔格和帕舒卡尼斯对两成分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法不仅调整了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内容就是以经济法囊括民法。这一学说尽管同样受到了雅辛斯基批判，却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学和民法学研究的重视。
c.纵横统一经济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纵横统一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学流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经济法理论，其影响不仅遍及战后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涉及今天的中国经济法思想。这种学说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具有特定的法律调整对象和特定的法律调整方式。其代表性人物拉普捷夫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倡导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来规范国民经济中的纵向，横向经济关系以及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由于体制上的弊病，苏联的纵横统一经济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所谓的“纵横统一”实际上演变成了“纵统一横”，过于强调经济上的集中。苏联解体后，拉普捷夫对于转型期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做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经济法概念。
d.经济法商法化理论。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它实行了“社会自治计划”，实质上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否定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南斯拉夫的经济法概念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更加接近现代经济法的本来意义。《南斯拉夫法律网络辞典》认为，“经济法这一概念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商业法’或者‘商法’一词，商法是调整企业的地位和商业事物法规的总称”。 经济法概念在我国出现得较晚。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的官方文件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制定各种经济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经济法确立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七大法律部门之一，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与非诉讼法（程序法）并列。 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A.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综合经济法说，也称为货综合法律部门说。这一学说由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树教授于20世界80年代提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并非单一的经济关系，它是以经济民法的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多种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律规范之“集合”或“总和”。由此构成“综合的法律部门”。
b.学科经济法说。认为在法的体系下并不存在“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无非是运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基本部门法的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规，或者说，经济法是对各种经济法律的概括。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法学在经济的法律调整方面缺乏综合研究，建立以经济法规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科，可以弥补传统法学学科的不足。
c.经济行政法说。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中调整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的一部分法律规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不应该独立成整体为法的部门。王利民、梁慧星教授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
B.肯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需要国家干预论。代表性人物李昌麒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此学说不断发展和完善，历经了“国家干预-适度干预-谨慎干预”的理论进程，对我国经济法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国家协调说。代表性人物是杨紫煊，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是应当注意到，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协调，有时可能是强制性的。
c.纵横统一说。这一学说源自苏联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经济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刘文华、史际春，认为我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d.密切联系说，也称作管理-写作说。这是由纵横统一说发展而来并为《民法通则》颁布后法学统编教材采纳的一种经济法学说。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张经济法只调整上述横向经济关系的以部门，即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经济协作关系。
e.宏观调控说。该说认为，我国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经济关系主要由民法调整，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直接管理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
综合众家所长，目前我国经济法权威采用的概念是：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上述所谓的权威概念也并非是真正的权威，随着我国经济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经济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必然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而无论是管理也好、协调、干预也罢，都不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的一种描述，以之作为经济法的概念提出，总是略显单薄。关于此一点在我的论文中曾多有提及，请参看链接部分。而从经济法的本质看，经济法的概念应当归结为如下表述：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经济利益和稀缺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经济法中的和解，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就企业延迟清偿债务的期限，企业进行整顿的方案，内容计划等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

Ⅲ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

Ⅳ 论述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经济法存在吗？它能与民法、行政法相区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无疑要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因为通常人们判断一个法域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事实上，我国许多经济法学者也都将此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入口，可见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确实非常重要。本文从分析国外两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经济法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和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入手，试图逐步揭示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找到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从各国经济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简述各国经济法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常我们都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德国。在经济法学创立之初，德国的经济法学家就对经济法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不过是企图指出当时各种经济关系有趋向于法制化的观点而已；另一派则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企业法”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社会法”说认为经济法是把“社会”作为调整对象的法，介于公私法之间：“组织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统制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统制经济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个经济法学较为繁荣的国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社会方面”的内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是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一系列法规。

英美法系的国家因其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划分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虽然在英美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不主张使用“经济法”这一独立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经济法现象，如今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就首先诞生于美国。

（二） 分析各国经济法现象和经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不管各国对经济法承认与否或所持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事实上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垄断出现以后，以上各国都存在需要由公权力介入自由市场进行调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这种实际上的由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客观上有了调整的对象，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要从法律部门形成的条件上看，我们知道，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在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领域，而当时的德国，由于一战的战时经济政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立法活动和法律现象。在战后，又开始出现有关战后经济复兴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门产生的法律现象。在主观方面，学者们对一系列的经济法规进行汇总分类，使经济法有了学术的土壤。所以，在笔者看来，经济法在德国产生，并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决非偶然，而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从其产生的背景中我们又不难看出，经济法源于特别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无奈的干涉，其调整对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时期需要国家介入干预调整的一种经济关系。

二、从经济法的经济根源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凯恩斯主义的法律体现

在笔者看来，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如果说民法的繁荣是基于经济自由主义，那么经济法所体现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疑来自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在这样做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大。”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是“无为”，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冲击后，凯恩斯行动主义逐渐兴起，凯恩斯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的，但这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并非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有对称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会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指由于许多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出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就是“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冲突。 而凡是市场可能失灵的地方，都是政府监管干预的地方，都可以揽入经济法管辖的范围内。

（二） 对市场经济在不同状况下的调整-分析经济法与民法异同

笔者认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市场运作良好时以个体为本位的私法，而后者则是市场失灵时以社会为本位进行补救的公法。但最终殊途同归，两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民商法的性质和特点适合当时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机制的需要，它通过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使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所以有人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纪末以后，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出现使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其所引发的生产过剩、社会投资结构失调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民商法所无能为力的。 此时，经济法作为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救济措施和国家的调节机制就应运而生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在市场失灵时需要靠国家公权力介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关系。如果说民商法是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第一道防线，那么经济法就是进一步在需要的时候对市场秩序进行保护的第二道防线。

三、 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 从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仅指公共行政或国家管理，并没有表示私营管理的意思，是相对于立法、司法的一个概念。行政法所调整的也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行政关系。 应该说，行政法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国家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所以其当务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规范行政行为。在今后很长的日子里，恐怕还无暇顾及研究行政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问题。毕竟，目前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依然是发挥其政治职能而非经济干预职能。所以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但它与目前我国的刚刚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泾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当然，随着国家职能的演进即经济调节职能的逐渐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笔者相信，总有一天，政府职能的重心将从政治职能逐步转移到经济调节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更趋社会化的职能上来。但目前来看，还过于理想化。

（二） 从我国目前社会的焦点问题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改革开放硕果累累，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其所隐藏的社会问题却严重困扰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恶化的矛盾；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解决，靠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竞争是不行的，还要靠经济法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分配，发展“预算、税收、社会保障”。 保护市场自由竞争中淘汰下来的弱者的利益，使经济法和民商法成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点。从这一点看来，经济法还是大有作为的。

四、结语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下个结论，说经济法的确存在，其调整对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国家介入干预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存在的意义重大。为了明天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公共利益，我们还是要好好发挥今天经济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页。

[2] [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24-29页。

[3] 杨心明主编《当代经济法学》（第二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2-13页。

[4] 周林彬《经济法的经济根源》 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5] 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5页。

[6] 杨解君、肖泽晟《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2页。

[7] 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66-69页。

Ⅳ 李昌麒的学术观点

李昌麒教授鉴于任何一门法学学科的独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论观点为其基石的，经济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个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始终是把对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图构建一个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
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总是在不断寻求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或能够走出某种经济困境的理论支点。这个支点一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主张，往往就要为这个国家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作为政策目标而加以采纳，进而通过立法把这种政策上升为普遍的规则，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立法实际上就是其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与此相适应，法学家们也总是沿着某种经济学说而确立的经济政策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立法来阐明自己的法学主张。因此，在他的论证体系中，也总是沿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影响资本主义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们的主张，来阐述经济法理论及其立法实践，从而才能从深层次上把握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进而加强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
把科学社会主义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
法律思想本来是属于法律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考虑到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对法学理论乃至立法都要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纵观我国和外国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对经济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从教学还是科研角度来讲，都有必要把经济法律思想纳入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于是他沿着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法律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济法律思想，邓小平建立法治社会的法律思想的逻辑顺序，对它们的经济法律思想进行了概括。这种概括不仅有利于拓展人们的知识领域，也有助于丰富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
多学科多维度阐明经济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依据
经济法为什么应当成为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树立人们对经济法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的认识，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论、对象论、专业化分工论、优化调整论、协调发展和共同作用论等“五论”作为确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公私法兼容论”表明经济法既不是纯粹的公法，也不是纯粹的私法，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对象论”表明凡是体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所不能包容的。“专业化分工论”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同类社会关系都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进行调整，而应当按照法律专业化的分工原则，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进行调整，即组织行政关系由行政法调整，经济行政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优化调整论”表明现代部门法的调整不应是一种一般过得去的调整体制，而应当是一种能够达到最优化调整目标的体制，只有把现实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从行政法和民法调整体制中划分出来，由一个新的经济法部门调整，才能达到最优调整的目的。“协调发展和共同作用论”表明不要对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社会法作“一刀切”的划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个法律部门的独立存在，而应当按照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面来确定其部门法归属。
把经济法定位于需要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预经济，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为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以调整行政隶属关系和平等关系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难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经济法调整。为此，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定义方法，即把经济法的功能与经济的调整对象和范围结合起来的办法，将经济法定义为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此，人们将其称为“需要国家干预论”。“需要国家干预论”与一般的干预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准确的切入点即市场缺陷理论，并以“需要”两字加以配合，因而显得独树一帜。“需要干预论”表面上使用了“需要”这样一个不确定且模糊的词语，但是事实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的干预以及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等理念，从而有助于国家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经济法干预措施。
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
他在对国家权力促进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二重性”进行分析以及对过去社会主义国家过多地强调权力干预、资本主义国家过多地强调权力放任进行批评之后，提出我国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要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和放弃干预这两个极端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既不是放弃干预又不是一味干预、而是一个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权力运行机制。为了更好地揭示经济法的历史作用，他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国家运用法律特别是经济法的方法干预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历程，进而把经济法划分为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认为传统经济法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设”为认识论基础的，因而它是从全面干预出发构筑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这时的经济法表现为强烈的扩权趋势，其特征是经济控制权的高度集中；而现代经济法则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认识论基础的，因而主张政府只应适度地干预经济，这时的经济法表现出追求授权和限权相结合的趋势，其价值目标是经济民主和经济公平。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在过去经济法学界，由于对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显得较为混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他一方面对过去在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中的缺陷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把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本位、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它又是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干预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
概括经济法的调整方法
根据他对经济法基本属性的认识，他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概括为指令性的调整方法、指导性的调整方法、国家直接介入经济的调整方法以及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调整方法。同时，认为这四种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调整方法的简单的分别实用，而是经济法独有的调整方法。
把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
鉴于国家已经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和推进分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而统一考虑，因而，他把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归结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把市场主体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基于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识；把市场运行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形成市场秩序中起着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观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基于政府责任的考虑；把社会分配调控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意志，因此对社会分配领域，国家不能不进行适度干预。
树立属于经济法自己的法律关系范畴
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仍然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所构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经济法的主体分类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这既可以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相区别，又能体现经济法自己的特性，从而有助于构筑经济法自己的主体制度；把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概括经济权限，即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总和，从而构筑了经济法自己的权限结构体系；把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归纳为经济调控行为、与国家调控因素有直接关系的物、科学技术成果和经济信息，从而构筑经济法自己的客体范围。
法律部门的划分应以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
他认为我国法学界在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等“四法”的划分上却出现了教条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为：（1）固守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标准，忽视了法律部门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交叉与融合；（2）部门法的本位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不适当地夸大了某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轻视其他法律部门；（3）过分注重法律部门的划分，忽视了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出现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径。这是对“四法”各自的调整对象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重大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他在对“四法”特有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在研究“四法”关系的时候，不能把思维仅仅局限于研究它们的区别，同时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进而提出了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建立各个部门法互动机制的命题。他认为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是法治有效运行的基本环境，法律部门的划分本身应当是以法律部门的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的，如果过多地、孤立地强调法律部门的绝对划分，而看不到它们的互动作用，这不仅可能造成人们对“四法”认识上的隔阂，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门划分的最终目标，同时还可能影响科学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构思了我国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
他认为，研究经济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脚于在我国应当建立起什么样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体系。对此，他作了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从经济法的等级层次出发，可以将它划分为统帅性的基本经济法、领域性的基本经济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经济法三个层次。同时，认为我国制定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经济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应当逐步推进它的出台。二是从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出发，认为我国经济法体系应当由市场主体规制法、市场秩序维护法、宏观经济调控法和社会分配法所构成。鉴于分配关系的经济法调整一直未能引起经济法学界的广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编的司法部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就将社会分配法作为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子部门加以论述，之后他又鉴于我国过去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通常只是笼统地把效益与公平兼顾作为一项分配原则，但并未清晰地指出应当怎样兼顾，于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编并撰稿的法学主干课程教材《经济法学》中的“社会分配法概述”时，提出了应在不同分配层次上适用不同的分配原则的主张，即初次分配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再分配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的原则，从而达到效益与公平在整体分配过程中的有机统一。这一认识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构筑了经济法的实施保障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形势下，经济法制建设的重点或者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应放在经济法的实施上，已经制定的法律不能实施的负效作用要比无法可依的负效作用大得多。为此，他在建立经济法实施保障体系的时候作了五个方面的强调：一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中的新课题即经济行政执法和监督。认为经济行政执法和监督的任何偏差，不仅影响政府职能的正确发挥，同时还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与群众的联系。二是强调了排除经济法实施中的最大障碍即经济审判工作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经济参考》上发表了反对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章，并对经济审判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对策作了深层次的论述。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为法院审判工作一项重要任务而提了出来。三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四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中一个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即经济法实施中国内经济法的冲突问题，并对这些冲突的种种表现及克服对策提出了见解。五是强调了解决经济法实施中的最后一道难题即执行难，并对造成执法难的当事人原因、社会原因以及法院原因进行了中肯的揭示。

Ⅵ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Ⅶ 李昌麒的经济法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在逐步走向成熟之际，必然也会伴随着某些不成熟，如果分析一下这些成熟或不成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李昌麒教授在自己的论证体系中，一方面重视对自己过去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又重视对外国和我国学者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借鉴，并力图从多样化、整体性、多角度和多维度出发，寻求建立一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要求的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
他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对此，他认为经济法的理论观点必须反映经济体制的要求，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经济法观点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他又认为，任何理论都不应是“现实的奴隶”，经济法学观点以及经济立法实践也不能像镜子一样地反映现实要求，从而认为超前的理论思考和超前的立法都是必要的。
把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引进法学研究领域
早在1984年他就发表了《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的论文，这是在钱学森教授最早提出把系统工程学运用于法治实践之后，较早的一篇把系统工程学原理引入法学研究领域的文章。该文按照系统论的“大系统”的观点，主张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即“社会主义法制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个子系统和孙子系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建立法制大系统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强调系统各个单元要素之间的同步协调，互为作用，进而使系统的功能大于各个子系统的功能，最终去实现一个统一的目的，即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这种良好的法律秩序，不是任何一个子系统和孙子系统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要由它们的协同动作才能完成。接着，该文又运用系统论的“优化控制论”、“决策论”、“信息论”的原理，对建立法制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该文1987年收入由钱学森教授作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统科学论著选》。1995年他又在其个人专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一书中，提出了建立“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要运用系统论所揭示的整体性原则、互相联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建立经济法学科的结构体系。按照“整体性原则”建立的经济法学体系不是被分割的体系，而是由各个部分所组成的其总体功能大于部分简单相加的功能总和的有机整体；按照“互相联系原则”建立的经济法学体系，不是各种现象的孤立存在，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整体；按照“有序性原则”建立的经济法体系，不是一个现象之间的无规律杂乱无章的联系，而是一个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结构；按照“动态原则”建立的经济法学体系，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机械式体系，而是一个由体系内部多个要素之间通过对立和统一的运动而不断变化并适应客观需要的高级活动的动态体系；从而认为，经济法学体系是由经济法理论体系、经济立法体系、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和经济法实施体系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序的、动态的有机整体。这就使经济法学体系从狭隘的、孤立的、静止的认识状态中走了出来，而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
大胆吸收西方法学流派中科学的法学研究方法
他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西方各个法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法，采取全盘拒绝和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法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世界观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法学研究方法。就世界观而言，无非是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区别；但是，就一个单个的法学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而言，两种世界观可能是泾渭分明的单独存在，也可能兼而有之，在兼而有之中，又有主导和非主导之分，因此主张对西方法学派及其法学研究方法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办法。凡是有利于解释和树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学研究方法，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逾百年，他们积累的许多反映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已经成了人类共同的法律文化，没有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拒绝。但是，他又认为，我们的法学研究方法应当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因为，西方法学流派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国情，所以也不应当全盘接收。通过对西方法学各个流派研究方法的分析，他提出了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可以借鉴的方面主要有：借鉴自然法学派把法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我国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以便把握经济法应有的品格；借鉴实证主义法学派以法律为对象的研究方法，阐明“经济法是这样的法律”，以便把握经济法的立法含义；借鉴非实证主义法学派不拘泥于只对现行法律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经济法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以便从更高层次上完善经济立法；借鉴法社会学派对现实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现行经济法律本身的局限，以便及时规范未曾规范的现实经济关系；借鉴法经济学派把法律与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阐明经济法必须具备的经济效应，以便使经济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借鉴制度法学派把法律规范和社会现象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阐明法律是一种制度性的事实，以便全面把握经济法律制度的实质 。
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实证性与假设性相结合
他认为，所谓适合性是指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经济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土壤，符合我们党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所谓移植性是指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立法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符合市场经济普遍要求的经济法理论和经济立法实践。所谓实证性是指通过对现实存在的经济法律和法规的研究，阐明经济法的共同的一般的定义、原则、特征、功能及体系。所谓假设性是指经济法的理论研究要从预测和完善的角度，阐述经济法当具有的功能和体系。

Ⅷ 李昌麒个人简介

李昌麒，男，汉族，出生于1936年2月，重庆潼南慧光人。他拥有深厚的教育背景，1959年毕业于享有盛誉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他曾在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和贵州省建筑工程管理局任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直至1979年底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在西南政法学院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如今，李昌麒在学术领域声名卓著，他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和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他在西南大学法学院担任特聘教授和名誉院长，引领着经济法学科的发展，是国家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点的学术带头人。

作为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李昌麒还是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以及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为政府官员提供法学教育。他在重庆市的学术界也担任重要角色，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同时也是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在西南政法学院，他曾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和经济法系第一任主任，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他曾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也曾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法学）的成员，对法学教育和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曾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地方立法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昌麒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公共服务，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五一"劳动奖章和重庆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荣誉和成就。

李昌麒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领域中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社会分配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保护法的教学和研究，曾赴美国、日本、法国以及香港地区等考察法学教育并讲学，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独著、主编、副主编、参编的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共3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