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道德观

1. 红头文件的问题文件

问题的“红头文件”都会有具备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设定公民义务或剥夺公民权利无法定依据；
二是违反国家行政处罚法，擅自设定行政处罚内容或自行规定罚没款的收缴方式；
三是无行政审批设定权的机关，擅自设定行政审批事项或增加行政审批环节和条件；
四是规范性文件制定技术上不够规范；
五是强调管理相对人义务多，规定管理机关责任和制约措施少等。 一是要加大规范文件备案审查法规宣传力度，切实做好“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文章；二是要强化源头治理，有效约束和监督权力，在提高“执行力”上下功夫；三是要加大问责力度，对于滥批乱发违法违规的“红头文件”，用“权力”侵犯“权利”，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应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如此，方能使“红头文件”的发布科学规范、严肃公正，提升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2014年11月18日，中纪委官网刊发文章《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关系》，文中称：党规必须与国法保持一致。在实践中，少数“红头文件”作出不适当规定，突破了法律规定，比如，有的文件违法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有的文件违反公务员法有关规定，有的文件明显有地方保护主义之嫌，等等，都通过备案审查机制依法依规予以纠正，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2014年4月16日，有人在湖南红网上发帖称，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
网帖称，双峰县企业主李定胜在被抓后，利用关系私下说情，最终让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娄底市委政法委“请求”将已逮捕的李定胜取保候审，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
这份发给娄底市委政法委的文件显示，2012年11月2日，娄底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根据举报，从双峰县国藩工矿、中电机械、湘中农科董事长李定胜家中起获象牙25根，共计172公斤，随后，经侦支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李定胜实施了刑事拘留。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然而，涉及非法收购象牙或象牙制品的行为，最后都是按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显然，将此案定性为“非法经营罪”，量刑会轻一些。
在文件中，双峰县表示，李定胜是县里多家企业的董事长，其中有一家还是省重点企业，“如果对李定胜进行长期羁押，势必影响该项目的正常投产，进而影响全县……”
此外，双峰县还在文件中表示，李定胜的企业与县里其他企业长期存在资金拆借行为，“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
在这份名为《关于请求协调办理李定胜取保候审的紧急报告》中，三家企业称，李定胜是受到蒙骗才收购象牙的，“作为农民企业家，确实是不懂法而不慎犯法”。
和双峰县县委、县政府的文件一样，这份请求文件也提到，由于李定胜被抓，多个企业无法正常运转，而省重点项目国藩重点机械公司现在已经停工，公司的借款也可能会引发高利贷危机。“如不能在今日给李定胜办妥取保候审，不仅会对本企业集团造成致命打击，也会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将对双峰甚至娄底的经济发展、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
这份以三家企业名义起草的文件有多达8个印章。除去上述三家企业的印章外，还有一个是双峰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公章，剩下的印章有些模糊，但仍有一个可以看出“双峰县人民……”的字样。
网帖称，事发后，李定胜用做生意积累起的人脉，找到了县里的一个领导，这个领导指示有关部门要想办法将李定胜“救”出来，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危害到哪个人哪个企业的利益，要想办法保护”。此后，该领导还亲自拿着报告找到市里的领导说情。在领导批示后，娄底市公安局将案子移交给双峰县公安局查办。
172公斤象牙，按黑市价格，价值超过百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收购价值二十万元以上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该逮捕而不能取保候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除了法律规定的不可以取保候审的具体类型外，公安机关对是否可以取保候审具有自由裁量权。但此案中，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且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公安机关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不能受到政府的干扰，应该依法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当地检察机关应当监督公安机关。
洪道德表示，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从2013年1月1日起适用，即使是2013年1月1日前发生的案件，也应当按照现有条款执行逮捕。
在双峰县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的，是娄底市市委常委、秘书长王雄，称自己只是希望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双峰县的申请，因为被抓的是一个企业家，而这个企业有一定规模，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把企业搞垮了。
“我们绝对没有干预办案的意思。”王雄表示，批示之后，他并没有进一步了解后续的情况。
网帖称，李定胜至今“逍遥法外”。据了解，该案仍在司法程序中。2013年李定胜被取保候审，如今一年多过去了，案件已经移交检察院起诉，但至今仍未能开庭。 2015年4月28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包含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十大方面，其中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红头文件”是否合法尤为受到关注。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修”。针对新行政诉讼法增设的新制度、新规定，最高法此次制定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焦点 1直接认定“红头文件”合法性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李广宇称，行政诉讼法这次修改增加规定，可以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所谓规范性文件，是指俗称的‘红头文件’。大量的‘红头文件’由于针对不特定的公众能够反复适用，往往涉及面非常广、持续的效力非常久。而且如果一旦违法，所带来的损害是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不能同日而语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直接对“红头文件”提起诉讼。他解释说，由一个具体的个人针对“红头文件”提起诉讼，事实上是行使了公众诉讼的权利，这个诉讼应当属于公益诉讼。而公益诉讼主张的是公众的普遍利益，但是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目前，公益诉讼还没有正式写进行政诉讼法，个人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起诉因此无法纳入受案范围。焦点 2民告官诉讼法院须受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李广宇介绍，该司法解释把立案登记制摆在了首要位置，第一条就是立案登记制的相关条款。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当当场登记立案。不过，立案登记并不代表法院对任何一个起诉都要照单全收，对于不符合管辖等法定起诉条件的，在立案阶段可以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为了便于当事人寻求救济，该解释还明确，对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表示，5月1日立案登记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预计行政诉讼案件量会有大幅增长。各级法院的行政庭法官应提前做好准备，提高行政诉讼的立案率，尤其对于目前立案率普遍不高的征地拆迁类行政诉讼，应杜绝以往因案件敏感立案率不高的情况。焦点 3行政机关正副职应出庭应诉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首次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为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李广宇解释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这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里是没有规定的。从世界各国的行政诉讼法来看，应没有特别要求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亲自出庭应诉。李广宇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行政审判法官和行政机关一起实践探索出来的一个经验，从效果来看非常值得肯定。比如，它能够解决告官不见官的问题，很多老百姓说行政诉讼是民告官，可是提起这么多诉讼从来没有见过官能够出现在法庭上，首先就使百姓感觉到有那么一些不平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还可以增强行政机关依法应诉的意识，可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观念。他说，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还能更直观的了解本机关行政执法的水平，这可能比他的下属给他汇报十次、二十次的效果都更直观。

2. 急需2008年9月11-15日中的一两个今日说法案例大神们帮帮忙

[今日说法]劝架时的意外(2008.09.11) 总导视： 自行车和公交车发生纠纷 骑车人从公交车上摔了下来 就这样一推 就倒下来了 倒了以后 后脑勺摔得咚地一声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识(把他)推下去 我存在个什么呢 劝架的人被指认为肇事者 这是事实还是冤枉了他呢 分导视： 道路上的一次小磨擦最终会酿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意外的发生真的是事出偶然吗 主持人：在街上经常会有好心人，比如说有点麻烦有人吵架一定会有热心人就上来劝架，但是有时候好心未必能够办成好事儿，比如武汉的张先生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情。 2006年8月20日晚19:00多，湖北省武汉市常青路上发生了一起意外，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认为一辆公交车别了他，随后骑车人就跑到了公交车上与司机发生了纠纷，这时公交车上有位乘客上前劝解，不料那个骑车人突然从公交车上跌落摔倒在马路上。在出事地点复兴村附近不少人听说了这件事儿但没有人现场目击。据了解，在骑车人摔倒之后公交车上有乘客报了警，那么究竟那个（骑车）人是怎么掉到车下去的？ 那辆出事的公交车是585路车隶属于武汉市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当时开车的司机康师傅讲述了事发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面，汽车自然而然晃动，康师傅说当时他是正常驾驶车辆并未注意到那辆自行车，那个骑车人名叫杜付林，当时正和一个同事骑车去上夜班。杜付林的同事老李说他看见公交车是别了杜付林的自行车，但是公交车未停，老李说当时很生气的杜付林就去追公交车，老李也跟着往前赶。 585路公交车停在复兴村站的时候杜付林先追了上来，从前门上了车并且开始拉扯开车的康师傅。康师傅说他发现骑车人杜付林是喝了酒的就没有理睬他，而这个时候公交车上有位乘客走了过来把手伸向了杜付林，这个人名叫张幼启，他走过来是来劝慰。张幼启说随后他看到杜付林突然从前车门摔了下去，头触到了马路上，那么杜付林究竟是怎么摔下去的呢？张幼启说杜付林是酒后失足摔下去的。开车的司机康师傅也证明当时杜付林喝了不少酒，意识不太清醒行为有点失控，但是杜付林他是怎么掉下去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而杜付林的同事老李则说他看到是张幼启把杜付林推下了车。老李说他骑车追上公交车的时候杜付林已经站在车门口了，他恰好看到杜付林被推了下来。老李的这个说法让张幼启很气愤，张幼启说他从来没有推过杜付林，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两个人在扯皮在打架的时候，在拉扯的情况之下，张幼启说他本身是去劝架而不是去打架的，连推杜付林下车的想法都没有。 张幼启还对老李的目击提出了质疑，骑车人杜付林当时是站在公交车门内侧而劝架的张幼启站在车厢的更里面，老李从车后方追来受视线的限制，不可能看到车里面的情形。老李说他当时是从便道儿上骑车过来的，位置已经快和公交车的前门持平了所以恰好能够看到，而张幼启则说出事时的585路车是老式的公交车，前车门和第一个车窗之间的距离将近1米，当时张幼启就站在这个位置，所以即使老李能看到站在门口的杜付林也看不到站在里面的张幼启。张幼启的律师画了张图来说明问题，车厢的前门和车厢的第一个窗子，车厢那个有80厘米左右。律师说这里是前车门，司机在这儿，喝了酒的杜付林在这儿，而去劝架的张幼启则站在这儿，因此车外面的老李视线恰好受到车厢板的遮挡，不可能看见张幼启。 张幼启还说出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李隔着七八米远，从便道上应该看不到车里面的情形。事发时585路车是否开灯这个细节老李说他记不清楚，而如果没有开灯天黑的时候，从车的外面看不清车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让张幼启怀疑老李是故意说他推了杜付林。根据几个人不同的说法杜付林是怎么摔下车的无法确定。事发后，110民警很快来到了现场，杜付林在老李的搀扶下也起来了，民警分别对康师傅、杜付林和张幼启等人进行了询问。警方当时的接警单上处警结果显示，杜付林是“酒后摔倒”。 在这之后公交车开走了，杜付林也回了自己的家，我们的记者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来调查杜付林摔下去的完整过程，是因为当时看着没事儿，杜付林回家结果没想到横生枝节，在家呆了两天之后杜付林突然觉得自己有问题头疼难耐，果真接下来出事儿了。 杜付林的妻子说杜付林每天都会喝点酒而且酒量还不错，摔跤的那一天他喝得也并不多。妻子赶忙陪着头痛难忍的杜付林去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脑疝。脑疝是由外力撞击而形成的严重的颅脑水肿，病情让医生也很着急，根据病情情况医院进行了紧急的治疗措施， 然后建议他转上级医院治疗，当时家属就拒绝了到上级医院治疗，医院称患者脑疝加重、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患者家属强烈要求仍在医本院治疗并拒绝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她自愿承担一切风险的后果，医院出示陈桂花的签字。 那么杜付林的妻子为什么会采取消极的治疗态度呢？杜付林家是低保户，全家的生活都依靠杜付林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由于妻子拒绝了进一步治疗，一周后杜付林因病情急剧恶化而去世。 主持人：杜付林一死这个事情就闹大了，警方随后介入了调查，而杜付林的同事老李的那个证词就得到了警方的重视，所以呢警方是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来对张幼启进行了拘留，随后进行了逮捕。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判断张幼启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来说所谓的过失致人死亡是否能够在这个事件当中成立？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的电话。洪老师，应该说不论是从证据上还是从法律规定讲，定为过失致人死亡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勉强的？ 洪道德：被害人（杜付林）当时摔伤这个情况可能跟被告人（张幼启）的推搡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后来的这个死亡应该说，中间缺乏刑事法律上所要求的那种因果关系，再加上杜付林当时是属于醉酒的状态，然后可能醉酒的人会站不稳这也应该是考虑的因素， 这个应该说从不论是从那个司机来讲还是从现在这个被告人来讲，从民事上讲他们是有这个责任的，我们把它叫做高度注意义务。就是说你考虑到他站在那么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他又是喝了酒的人，神志不是特别清醒的人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危险的这个事项，这个情况下尽量地把他拉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个是有一个注意事项，但是这个不构成犯罪的构成要件。 主持人：您认为是不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洪道德：一定要看证据是否足够地充分，是否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 但是这个时候张幼启已经被拘留而且在被羁押了1年3个月之后，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法院认定张幼启的确推搡了杜付林，但是他的行为和杜付林10天之后的死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法院认为杜付林的死亡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但是毕竟张幼启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杜付林死亡的后果所以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张幼启无罪但需承担对杜付林的民事赔偿4.4万余元，公交公司则承担民事赔偿11万余元，对此判决张幼启的家人和公交公司都不满意均提起了上诉。张幼启认为既然判无罪，本身也没有罪，为什么还要我赔4万多块钱？公交公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故意的行为或者说是其它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和死者死亡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官司还要继续打下去，而对于张幼启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终于走出了看守所，目前关于此案的民事赔偿等事宜还在二审之中。当事各方都相信法院最终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在武汉市很多市民都听说了张幼启在公交车上劝架的事情，大家认为（张幼启）的出发点为了主持正义应该提倡，给予保护。公交公司说司机有时候感到很孤立、很无助，特别是碰见一些无理的行为出现，这个时候如果有乘客或者社会上的公众能够伸出援手，他我们也是很感谢的。毕竟从车上摔下去的杜付林他的死亡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仅仅是出于偶然吗？ 据了解，585路公交车在武汉市内起点和终点附近的路况是这样的，路面较狭窄没有区分快慢车道和人行道、没有明确的交通标志线，并且有的公交车还随意在路上停车载客，而就在这次事件中，自行车与585路车发生摩擦的路段上共有5个线路的公交车经过这里，这种人车混行的状况让本来就不宽阔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了，道路通行充满着风险。 目前，张幼启一家和他的岳母住在一起，张幼启2002年从原单位下岗现在正给一家餐馆打工，尽管案子一度影响了全家人的生活，但是日子终究还要过下去。 主持人：其实张幼启当时的行为，虽然有人说他是多管闲事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当时他不管这个闲事任由现场去发展，现场的局面可能混乱，危险需要援助，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紧急状态下对别人施以援手的人有过多的苛求，这个案件如果在案发之后，大家能够在以和为贵的这种思路指导下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最有效的调解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今日说法》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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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年少污点难圆公务员梦 专家称处理失之过当

中广网北京4月13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时23分报道，山东临沂青年黄廷伟2007年在报考当地公安机关公务员时，笔试、面试都顺利过关了，但在政审阶段，他的录用资格却因为年少时的“污点”被取消。原来，黄廷伟被查出在15岁考中专时，曾经冒用他人学籍。

黄廷伟曾两度将临沂市人事局、公安局告上法庭，认为自己当时做法只为维护合法教育权，要求恢复录用资格。最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黄廷伟的诉讼请求。那么，一个人在未成年时期的道德“污点”是不是就要背负一辈子了？连线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

主持人：从表面形式来看，此案的判决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在案件的判决中，情和理也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个案件的最终判定有没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洪道德：我个人还是主张认为有点商榷的地方。主要是说，法情理之间，我们要有一个适度的平衡。就本案来讲，这个原告，也就是没有被录取的黄廷伟，他在当年冒用别人的时候，他并没有侵犯被冒用人的权利。当然冒用本身是不对的，但是第一点，他没有顶着别人的成绩去上学，而只是用了别人已经弃之不用的学籍，通过用了这个学籍，进而用了别人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讲他没有侵犯到被冒用人的学习权利，他是自己考试的成绩。第二点，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他是在很久以前顶替别人的学籍上学（不能叫冒用，只能叫顶替别人的学籍上学），在参加公安机关招录过程中并没有任何冒用的情形。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以他过去很久以前的一种行为来确定他今天这个行为不诚实，我认为失之过当。

主持人：在本案中，黄廷伟当年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仅仅是为了规避不合理的招生规定，争取自己合法的受教育权。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由制度的缺陷造成的矛盾？

洪道德：在这个地方，我个人主张有些不合理的制度，我们是可以想办法规避这些制度，只要在规避过程中没有侵犯到他人利益，我认为还是可以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像刚才讲的事件，他当年只是顶着别人的学籍，而且是别人弃之不用的学籍给自己创造一个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是对当时不合理制度的一种合理的规避，应该允许这种现象存在。

主持人：黄廷伟当时只有15岁，显然不可能独立完成使用他人学籍报考中专的行为，而是在学校和老师主导、帮助下完成的。那么一个人在未成年时期的道德污点就要背负一辈子吗？

洪道德：这个结果是不应该的。很简单，我们现在对未成年人有特殊保护，特别强调，未成年人个人的一些违法行为、一些不足之处在此后是要逐渐抹去的，现在已经有法律层面的规定了。就这个案例来讲，应该注意到，我们法律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当中，因此，像这种要求未成年人在今后一辈子背负一个他在未成年时造成的、且不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很小的污点，这个是不符合潮流发展方向的，应该给予纠正。

4. 3·31南京虐童案的事件进展

2015年4月19日下午3点左右，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南京检察”发布消息称，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南京“虐童案”犯罪嫌疑人李征琴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
承办检察官介绍，按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李征琴应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属于轻罪案件。李征琴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能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认罪态度端正，真诚悔罪。另外，李征琴在南京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工作，无任何前科劣迹，表现一贯良好。经综合评估，李征琴不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或者打击报复证人、被害人或者有自杀、逃跑等对妨碍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因此，对犯罪嫌疑人李征琴不批准逮捕，不会妨碍刑事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
办案检察官表示，“小孩多次向检察机关表达了想见妈妈的意愿，其亲生父母也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不批捕李征琴的请求。且不批准逮捕李征琴可以让小孩早日安心正常学习、生活，对恢复其身心健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依法作出了不批捕犯罪嫌疑人的决定。”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14年6月以来，因为教育问题，李征琴对受害儿童有过打骂行为。2015年3月31日晚，李征琴再次因学习问题，使用抓痒耙、跳绳抽打受害儿童身体，造成其体表分布较广泛的挫伤。经鉴定，受害儿童挫伤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10%，属轻伤一级。
面对质疑，2015年4月20日晚上9点左右，“南京检察”又再次发布长微博，对为何对李征琴故意伤害案不予批捕，给出了几点理由。
审查逮捕听证会上，多数人建议不批捕
4月12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以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该院经审阅案卷、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被害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并以公开召开审查逮捕听证会的方式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后，认为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无逮捕的必要，遂于4月19日依法作出了不批准逮捕李征琴的决定。
针对网友普遍感到陌生的审查逮捕听证会，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听证是指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审查逮捕案件，向诉讼当事各方及社会公开案情，就是否有逮捕的必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的一种办案方式。
“这是人民检察院在诉讼实务当中总结出的较为实用的方式。”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说，根据检察院的需要，可以依据实际情况以听证的形式对案件进行审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说，通常比较有争议或是敏感的案件会举行听证，以便更全面地听取归纳各方意见。
中央电视台报道，出席听证会的有19人。其中，12人明确表达了建议不予批捕的意见。
曾担任“南京饿死女童案”陪审员的黄琼花是参加听证会的成员之一。据她介绍，参与听证会的人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妇联、民政、学校、社区相关人员等。
黄琼花说，她给出的建议是不批捕。听证会上，辩护律师读了养母李征琴的致歉信。但黄琼花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中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和李某致歉信没有关系。
“犯罪嫌疑人会不会二次犯罪，是否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这是衡量是否应该逮捕的重要条件之一。”黄琼花说，自己给出不批捕建议，更多的是考虑案件性质是否严重，作案人主观恶性大不大，会不会毁灭证据，会不会逃跑甚至自杀等。黄琼花曾接触过多起未成年人受伤害的案件，她说，在这起案件中，孩子受伤害的情况也属于比较轻微的。
“批捕还是不批捕，它其实针对的是还要不要继续对李征琴采取强制措施，还要不要继续把她关在看守所。”黄琼花说，如果不是在李征琴是否犯法、应该如何量刑这些问题上纠结，作出不批捕的决定是合理的。
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律师李晓霞也参加了听证会，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是否会危害社会、是否会逃跑、自杀等因素，她也给出了不批捕的建议。
不批捕不代表不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黄琼花强调，不批准逮捕，并不代表之后不再追究养母的刑事责任。她希望之后能进一步审查起诉，使之成为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家里鞭打孩子构成轻伤也是违法的。”
南京检方在通报中也解释说，不逮捕也不意味着宣告犯罪嫌疑人无罪。
“逮捕只是强制措施中的一种，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宋英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是否逮捕只是程序措施的适用问题，与最后的量刑没有必然联系。
据宋英辉介绍，对嫌疑人批准逮捕通常需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若不逮捕会存在妨碍诉讼的现实危险。“这些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如果可以随传随到，能保证不脱逃、遵守相关制度的规定，可以不逮捕。”
洪道德也认为，就本案而言，“不逮捕”的决定是合法的。“孩子最后经鉴定属轻伤。故意伤害结果是轻伤时，应依法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洪道德说，法律规定，只有严重犯罪，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才属于无条件的逮捕范围。
南京检方在通报中称，李征琴归案后，深刻地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认罪态度端正，真诚悔罪。此外，目前全案基本证据已得到搜集、固定，不需要再通过对李征琴采取羁押的方式进行调查取证。同时，李征琴在南京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工作，无任何前科劣迹，表现一贯良好；经评估，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方式也不会对被害人再次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打击报复，因此，具备取保候审的条件。
此外，南京检方还给出了另外两个不予批捕的理由
一是该案的发生系事出有因。系不当的家庭教育方法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因此李征琴实施故意犯罪与其他故意虐待、无端殴打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所差异，其主观恶性也较小。
二是不批准逮捕符合各方当事人意愿。通报称，本案被害人表达了想见妈妈的意愿，被害人亲生父母也表示不希望批捕李征琴，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人员从多个角度表达了赞成不批准逮捕的观点。因而，对李征琴批准逮捕，继续对其进行羁押，会对被害人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很可能会引起新的心理创伤，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在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前提下对李征琴不批准逮捕，有利被害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学习状态，将有利于其健康成长。 2015年9月28日上午9时30分，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称，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在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
检方指控称，“虐童案”的当事女主角、男童“小宝”的养母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李征琴认为鉴定程序有严重问题，在刑事立案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将其拘留。
9月28日庭审，根据检察机关指控，2015年3月31日晚，被告人李征琴在其家中因教育问题，用抓痒耙、跳绳对男童施某某殴打，致其体表分布范围较广泛挫伤。经公安部门鉴定，施某某伤情已构成轻伤一级。
庭审中，被告人李征琴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持异议，认为自己未构成犯罪。她承认自己对孩子进行殴打的事实，称“是因孩子经常说谎，我用抓痒耙打他的腿，用折好的跳绳往他身上刷。”打完孩子后，李征琴表示没有查看过孩子的伤情，但认为自己“打得不重”。
庭审从上午9点半一直持续至晚上10点，连续12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暂时休庭，29日上午九点，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该案。
在28日的庭审中，被告人李征琴承认打了孩子，但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李征琴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取决于孩子伤情所达到的程度，而这也是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9月29日继续开庭审理，由于被告人李征琴在法庭上情绪失控，喊叫哭闹，致使庭审中断两次。上午11时继续开庭，审判长宣布，因李征琴出现企图自杀行为，经院长批准，决定对李征琴逮捕。 李征琴情绪失控欲撞墙自杀，被当庭逮捕
2015年9月29日上午，庭审刚开始，李征琴对法官庭审直播有意见，大吵大闹。法官解释说，双方此前同意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随后，检方出示证据，其中一份是会议记录，刑侦部门召开法医会议，对孩子伤情鉴定所依据的标准进行了明确。对于这份证据，李征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已经出具了法医鉴定报告，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的专家来给它作证、说明，难道这个鉴定不能 说明孩子轻伤一级的问题吗？而且她提出，自己开庭前并没有看过这份证据，她希望案件能够延期审理。
李征琴情绪激动，不听审判长的解释。审判长多次敲槌制止，但她仍然喊着要咨询专家，导致庭审无法继续。
随后，审判长宣布休庭5分钟。一直到当天上午11点钟，才恢复开庭。
审判长宣布，在休庭期间，经过合议庭评议后认为，第一，关于李征琴此前在庭审中提出的控方提交的证据问题，这份材料公安机关已提前提交法院，且法院已电话通知李征琴的辩护人到法院查阅，不存在“证据突袭”的说法；第二，在上午庭审中，李征琴不服从审判长指挥，当庭吵 闹，被法庭依法训诫，在休庭期间，她在羁押室试图撞墙，被法警制止。经合议庭评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5项，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9条第2项规 定，李征琴出现企图自杀行为，经由浦口法院院长批准，决定对李征琴逮捕。
随后法官再次宣布休庭。而当庭被带上手铐的李征琴，情绪激动到无法行走，被法警抬出法庭。
当天下午，案件继续审理，此时的李征琴，看上去平静了很多。
听到孩子的话，她偷偷擦拭眼泪
在这两天的庭审中，小虎的亲生父母也请了一位律师，作为小虎的代理人出庭。昨天下午在公诉机关出示完证据后，他也向法庭出示了一份视频证据，是小虎想跟养母说的话。由于视频涉及到孩子的个人隐私，审判长没有允许当庭播放，但是让他把视频里小虎说的话，当庭转述。
以下是代理律师转述内容：
“妈妈，我好想你，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你的事情处理好了吗？我不想住在表姨家，我要回家！
妈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说谎了，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一定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后好好孝敬你。
妈妈，暑假已经过了一半时间了，我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做，我不会做，又没有人教我，我该怎么办呀？
爸爸，我好想你，说好放暑假带我去北京玩的，我想姐姐了，想去北京看姐姐，什么时间才能去呀？”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听代理人转述小虎的话时，李征琴低着头，手撑在脑袋上，时不时用纸巾擦拭眼睛。
后来她说，孩子提到的姐姐，是她的亲生女儿，在北京读书。他们之前说好暑假去北京玩，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出示孩子生活照，微笑着回忆往事
2015年9月29日下午，李征琴也向法庭提交了证据。她首先出示的，是50张照片，她说，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收养小虎之后，她为孩子拍的生活照。
第一张照片，是孩子的百日照，李征琴告诉法官，那是孩子6岁之前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小虎很瘦，皮肤黑黑的。她刚把孩子带来南京时，孩子上幼儿园、幼儿园毕业、读一年级，这些重要的时段，李征琴都拍了照片。甚至小虎换下来的乳牙，她都保存下来并拍了照片。
照片一张张往后翻，孩子也一天天长高长胖。照片中的小虎，在吃饭、做鬼脸、学包书、逛动物园、去海边等。甚至李征琴给孩子辅导作文留下的修改痕迹，她都拍了照片留存。
在讲述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时，李征琴的语气柔和了许多，说起其中的有几张照片，李征琴还露出一丝微笑。她说，照片中还是能看到孩子灿烂的笑容。 孩子皮肤特殊，他们不怪李征琴
2015年9月29日下午，庭审至5点多钟时，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证据，是2015年4月23日小虎生母向公安机关提出对案件予以调解的请求书。据了解，这份证据他开庭前不久才拿到。
在这份请求书中，小虎的生母提到，李征琴给小虎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孩子照顾得很周到。她说自己了解表姐，她之所以打孩子，肯定不是故意的，希望公安机关能够不要为难李征琴，不要追求她的刑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小虎的生母还向公安机关说明，孩子的皮肤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轻轻一碰就会出现红印子，过几天这些红印就会完全消失，并不会感到疼痛。因此她说，她并不怪李征琴打小虎，只希望孩子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如果李征琴因为教育孩子不当而受到刑事处罚，他们夫妻二人会觉得对不起表姐，跪求公安机关同意他们的请求。
据了解，在这份申请书之后，小虎的生母还向浦口检方提交了刑事谅解书和刑事和解书，同样提出不愿意追究李征琴的任何法律责任。
李征琴的辩护律师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8条规定，应该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在立案审查时，应当尊重被害人选择公诉或者自诉的权利。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不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应当书面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查确系被害人自愿提交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撤销案件。
因此律师认为，案件应该撤销。 继续审理此案，律师称逮捕不影响定罪量刑
2015年9月29日傍晚6点多钟，庭审的质证阶段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并于第二天上午9点继续开庭审理。此前李征琴的辩护律师当庭提出要求对她进行取保候审，并由她的丈夫作为担保人。但对于这一请求，法院并没有当庭给出答复。昨天庭审结束后，李征琴被带往看守所。
对于李征琴被逮捕一事，她的辩护律师认为，法院的逮捕决定没有法律依据，李征琴要求延长答辩期的要求是合理的。他提出，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做出过约定，必须把证据提前5天交给对方，而他们9月27日下午才拿到这份证据。鉴定问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专家的意见都是 不一致的，非专业人士需要咨询相关的专家。李征琴提出延期审理，是合理的。
不过，对于他的意见，法官已经在宣读逮捕李征琴前进行了解释。至于逮捕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律师表示并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