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对依法治国的指导意义

1.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对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德治为主，法制为辅的国家。中国奴隶制度时代，虽然有成问法，但是不向社会公布，以便奴隶主贵族临事议事，任意施刑。奴隶主还假借神意，执行天罚，来增加司法镇压的威慑力，到了西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强调“明德慎刑”，可以说这是中国德治的开始。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法律得到了统一。秦朝重用一些法家的人才，让中国的法律突飞猛进，如申不害、邓析、商鞅、管仲、李斯、韩非等都是中国法家的开山鼻祖，又有后世的晁错，裴政等人延续了中国的法制，成就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法系。但是中国古代因为是君主专政，导致了中国法律的内在不公。当时的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公开的确认良贱的法律地位，致使贵族享有公开的法定特权，又制定了特殊的法律程序来保证贵族们的特权，使本来严明的法制一旦遇见了皇权，就成为了一张废纸。各地的法律执行也完全是由地方执掌，导致了内外异法，法律条文一致而案件审理却大相径庭的局面。而法自君出，权高于法，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律法规都是以君主的名义下达，往往君主的饬令直接成为法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所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因为皇权至上而成为了一纸愚民的空话。同时君主又享有全国最高司法权，所有重案、要案、疑案包括死刑都要由君主审核批准，但是家族氏族的本位思想又导致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偏私和保障贵族权益的不公。虽然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根本思想，而以法治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道德的约束，是无法约束住所有人的，所以无论什么时期，中国几乎没有离开过法制，虽然某些阶段处于不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是法治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法自君出，狱由君断；“德主刑辅”已经成为中华法律思想体系最主要的支柱；另外还有刑民不分，诸法合体；司法和行政不分，行政长官兼管司法等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并不能完全的发挥出他的职能，在政治清明阶段，法律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譬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独揽朝政，“赏罚二十皆亲自过问。”内部的法律和政令都十分严格的执行，就连皇室内部都有所检点，“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一篇出师表就能说明诸葛亮这位政治家对政令和法令的见解和看法。唐代更是中国法律盛及一时，太宗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等人编纂的《唐律疏议》几乎是法律中的典范，它不仅仅是法律规束范围的扩大，而且他的条文也几乎是十分有文学价值的。到明太祖时期，是典型的严法治国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法律的执行，虽然有过苛，但是却使当时的官吏清廉不少。《大明律》规定：对于受财枉法的所谓"枉法赃"，从重惩处。对于监守自盗，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40贯即处斩刑。对于执行监察职务所所谓"风宪官"的御吏，若犯贪污罪比其他官吏加重两等处刑。这是明洪武二十二年，撰定。洪武三十年，颁布修定后的《大明律》。该律脱胎于唐律，又不同于唐律。它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封建统治与司法镇压的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但是他的实行却使明初期的动荡平稳下来，而使战后的明朝得以修养生息。
到了清代，中国的法律更是将中央的权利集中到了极点，顺治五年制成清朝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雍正五年颁布《大清律集解》，乾隆五年重修大清律，定名《大清律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在结构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7篇，30门，436条，律后分别附以奏准的"条例"。清朝的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压政策，扩大反逆罪的范围及其株连范围，以"文字狱"的形式惩罚异端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维护满族享有更大特权，使良贱同罪异罚，保护满汉地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

2.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成功的例子

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首先战国时，韩国国相专申不害教韩昭侯“属术治”，其时的“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其次在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再次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3. 历史比较题

中西方各自的特点
一.我国法律重刑法轻民法,西方则比较注重民法的调节功能 中国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因此刑罚异常残暴，表现为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刑在氏族内部是镇压的工具，在氏族争战中表现为对外诛伐的武力。三代的刑、秦汉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唐律疏议》十二篇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典范，其特点是法律条文以刑为主，民事法律行为和道德行为也做刑事化处理。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古希腊的人们把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由于法在雅典、罗马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代表并等同于国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观念便与中国截然不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中国的法观念（以刑为中心）更为丰富和广泛。它不仅包含具体规则、规范的内容，还拥有正义、平等、道德的含义，像中国古代的“刑”只是它内容中的一个部分，且所占比例较小。因此，法在西方从来就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另一方面，雅典和罗马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通过一次次对法的变革来实现的，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会进步的杠杆作用，也是历史本身进步的表现。
二.中 重公法轻私法 西方 公私法分开 中国古代则无公法、私法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基本上是公法文化、刑罚文化居于绝对优位，法律在事实上也被认为只具有公法性质。由于国家的宗法伦理性，家族义务也深深渗入到所谓“公法”的领域中。中国古代社会是把本应适用于政治国家的公法用来调整市民社会中的法律关系，比如，官员任职须避父祖名讳，若在职期间父母亡故，法律则规定丁忧，违者均有刑罚。这种家族义务与国家义务的混而不分正好反映出中国古代公、私法不分的传统。 由于公法、私法不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异于西方法律文化，其典型特征是其个人独立人格之缺失，个人平等自由之不可得，个人的地位，只能存在于家、族等群体与等级之中。法律要求于每一个人的，首先是对于社会（家族、国家）的各种绝对义务，它主要表现为要求与禁忌，同时它又没有或很少地赋予其权利。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于公、私法不分，从而法律不能够也不可能以维护社会成员合法利益，维护其精神安宁，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出发点，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能以“权利”为本位，它只能朝着远离现代理性法律文化的轨道发展。 原因 1 政治制度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君王的“特权”、“专制”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权力的观念根深蒂固.而权利的观念单薄 近现代 社会主义 强调公有制 集体主义 西方 封建制度相对短,近代的资本主义更是强调私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2 思想文化领域 中国的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 强调 贵贱有别 "君君臣臣夫夫子子"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宋代朱熹的呈朱理学更是 "存天理,灭人欲" 西方 资产阶级宣扬 自由 平等 天赋人权
三,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不同 (一) 法的含义或者说人们对法的感性认识. ,中国人提到法 往往想到的是 刑 罚 是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 所以 我们往往对法"敬而远之" 我们相信法律能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现实中发生纠纷时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 我们一般不原借助诉讼 这也就是所谓的"厌诉心理" 而在西方法的观念便截然不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中国的法观念（以刑为中心）更为丰富和广泛。它不仅包含具体规则、规范的内容，还拥有正义、平等、道德的含义 人们相信通过法律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现实生活中诉讼也相当普遍 甚至会出现好多在我们看来不值得诉讼的诉讼. (二) 司法机构的设置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理论上虽然也强调司法独立.但现实生活中司法受行政干预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官也远不及西方的法官受人尊重 西方根据三权分立的理论,立法,行政.司法 完全独立.法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备受人们尊重的.
法律的保护性和惩罚性
如前所述，西方古代法律是以保护性为主，而中国古代法律是以惩罚性为主，这与中西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民刑不分，而西方明确分开了刑法和民法，注重事前预防和保护,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正正符合了公民对法的法律和社会的要求。因此人民尊重法律，崇拜法律。公民对正义的法律有感恩的精神，因为法律给公民带来了幸福、和谐的保障，这样就会形成社会对法律的整体的遵守，使法制的实践不要再借助于强制性的力量，而是公民自觉自愿的行为。 而中国古代注重事后的惩罚，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且多以身体刑为主，民刑不分。而且法律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来制定。带有个人色彩，经过国家的不断更迭，法律也经常随之变动。所以，中国古代的公民，乃至现代部分公民对法律所抱有的态度仍然是惧怕、怀疑，不相信政府更不相信法律。公民拒绝主动寻求法律的帮助，认为上了法庭必定出现惩罚。这样给我们的法制对公民的保护就没有了意义，就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而站在现代的司法意义上来看，现代人更加注重人权和平等，更加向往被保护的法律，希望法律更加的公平、正义。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是每一位公民的愿望，只有当实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的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 关于现代法制建设的建议——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坚持以德治国 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法律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扩张和渗透，而且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是人们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和法律史家伯尔曼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 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而要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有的各种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人们就能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4. 中国古代法律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什么的特征

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在此后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
这一点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动态特征：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各个时期的法律文化也是不同的。从其动态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的。
在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法律是以神权法思想为指导的。夏商奴隶主贵族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工改造为“君权神授”和“代天行罚”说，使之成为为少数剥削者服务的工具。关于夏代的思想状况，至今仍无确凿的史料来说明。但从古籍的一些片断记载可以看出，夏朝的统治者已开始利用神权法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如《论语·太伯》说禹“致孝乎鬼神”，《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天命”。到了商代，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神权思想也有所发展。商朝统治者也极力宣扬天命迷信的神权思想。《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诗经·商颂·长发》说：“帝立子生商”。到了西周，统治集团一方面继承夏商“受命于天”、“代天行指卜罚”的政治法律思想；另一方面鉴于商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强调以“德”作为天命的补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理论和基本国策。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明德慎罚”和“刑兹无赦”的法律思想，即章明德治，慎用刑罚。
西汉初期，经济上经过连年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民生维艰；政治上秦的暴政使得天下沸怨，民心浇离，社会动荡不唯哪穗安；从思想上看，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亲身经历了农民大起义，亲眼目睹了强大的秦朝迅速灭亡的过程，也深知秦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朝所实行的酷刑，重赋的暴政，为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初统治者常常以秦为鉴。因此为了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初统治者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为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从汉高祖开始汉朝采取了“约法省禁”的措施，并按照这一原则制定了一整套与秦朝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使得西汉政权迅速巩固。
汉武帝时期，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但无为而治的这种政策与当时统治者日益增长的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愿望相悖。而儒家学说则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西汉的法律思想从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转向了“独尊儒术”的德主刑辐思想。这一思想经过魏晋南北朝七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状态。《唐律疏议》将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朝建立后，统治者从隋亡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提出以“仁本、刑末”的政策取代隋末的暴政。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封建统治。
宋朝统治者制定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国策，因而也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法律内容，使“编敕”等法律形式有了突出的发展，惩治“贼盗”的法律变得愈加残酷，司法上出现了“御笔断罪”的制度。
明朝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由于吏治腐败，法纪废弛，提出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导思想和“重典治国”的司法指导思想。朱熹在对“明刑弼教”做出阐释的时候有意提高了礼、刑缓蔽关系中刑的地位，说：“礼字，法字实理字”。[10]认为礼法均是理的表现，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因此在明朝时明刑弼教思想是将刑罚和教化并列为同等重要的统治手段的一种法律指导思想。朱元璋以元末“朝廷暗弱，威福下移”，纲纪废弛，官吏放纵，导致矛盾深化，王朝倾覆的教训为鉴，针对动乱之后的明王朝初立，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声言：“胡元以宽而生，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的“刑用重典”不同于秦代的“专任法治”，而是“仿古为法，明礼以导民，定罪以绳顽”，从而与“明刑弼教”原则相统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贡献：
跨进新时期的中国，正着力思考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反省传统法律文化的走向。然而，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当今时代就是处于一个多元重构的矛盾境地，承受着多方面的文化引力，我们既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的矛盾，又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诚然，以自然经济和封建皇权政治为其产生土壤的中国传统法制，其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与黑暗，其糟粕与弊害确实不胜枚举。

5. 中国的法律特点是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一）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国法律体系的性质由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构建的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体系，它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它包括的全部法律规范，它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区别。哪些法律需要制定，哪些法律不需要制定，具体法律制度的内容如何，都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和长远利益出发。
（二）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法律体系构建提供内在需求和动力，提供实践基础和经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越向前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对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的要求就越迫切，法律体系构建所依赖的基础也就越扎实。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构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制环境，积极发挥促进、规范、指引和保障作用，注意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和改革变动性的关系，在及时肯定已有成功做法、巩固已有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又要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留下空间。
（三）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此相适应，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了使我们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国，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不同情况的需要，以便在实践中能行得通，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宪法原则，我国逐步确立了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实践证明，这一立法体制符合我国国情，是行之有效的。与这一立法体制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结构上表现为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特征，既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还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法定权限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这一立法体制也决定了各构成部分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地说，宪法是统帅，法律是主干，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对国家法律的细化和补充。它们由不同立法主体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制定，区分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效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符合统一、系统、分层的科学要求。
（四）该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始终立足于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坚持将传承历史传统、借鉴文明成果和进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充分体现这个法律体系在文化上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广泛性。一方面，继承中华法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充分吸收人类法律文明的成果，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吸收有益之处，为我所用。实践证明，只有既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又借鉴吸收人类法律文明成果，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五）这个法律体系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经过30多年的努力，目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必须看到，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实践没有止境，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它必然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国家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还有个完善过程，因而反映并规范这种制度和体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必然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阶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的特点，必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进程的现实需要而不断发展完善。社会实际变化了，法律体系必将随之变化并与之相适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要及时制定新的法律规范，修改原有的法律规范，废止不符合社会实际、过时的法律规范。因此，不能用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法律体系，而应始终保持发展的、开放的态度。

6. 名词解释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唐初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制定《武德律》，于武德七年(624)颁行，是为唐律草创时期。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酌隋律，对《武德律》加以修订，于贞观十一年颁行，是为《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有所减轻，律条也比较完备，为《永徽律》所本，是《唐律》的奠基时期。

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修《永徽律》，翌年颁行。《永徽律》凡十二篇五百条(一作五百零二条)。其篇名及主要内容为：①《名例》，阐明唐律基本精神与立法意图、原则，相当于近代刑事法典的总则。其中规定五刑、十恶、八议、自首、过失、累犯、共犯、时效、并合论罪、责任能力、对外国人犯罪的处理原则以及法律用语的解释等。②《卫禁》，是有关保卫皇室宫殿、庙、苑和州镇城戍、关津要塞与边防安全的法律规定。③《职制》，是关于官吏设置、失职、贪赃枉法、违犯礼制、毁损公物和交通驿传等方面的规定，类似近代刑法分则与行政法规。④《户婚》，是有关户籍、赋税、田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民法分则、土地法、婚姻法以至户籍法、劳动法规。⑤《厩库》，是有关公私牲畜的养护、仓库管理、官物的保护和出纳之法，相当于近代行政法规和民事的赔偿规定。⑥《擅兴》，其前半部属于兵防，后半部属于工程，是有关军队征调、指挥、行军出征和兴建工程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兵役法、军事法规和工程建筑法规。⑦《贼盗》，类似近代刑法分则。“贼”指贼害，包括反逆、谋叛、杀害人命、掘墓残尸、造畜蛊毒等；“盗”谓盗劫，概括偷窃、强盗以及略诱、拐卖、赃物等。⑧《斗讼》，分斗与讼两部分，是关于斗殴、杀伤、保辜、诬告、教唆诉讼、投匿名书、违反诉讼程序等的处刑，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和刑事诉讼法范围。⑨《诈伪》，规定对诈欺和伪造的惩处，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的范围。⑩《杂律》，是拾遗补阙，将不能归纳于某一类的犯罪行为，汇成一篇，包括国忌作乐、私铸钱币、奸非、失火、赌博、借贷、雇佣契约、商品价格与质量、市场管理、堤防、水运、医疗事故、城市交通、公共危险等项。(11)《捕亡》，是追捕逃亡罪犯及有关事项的法律。(12)《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囚禁、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

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
篇名依次是：第一篇名例，是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第二篇卫禁，主要是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要塞方面的规定。第三篇职制，主要是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第四篇户婚，主要是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规定。第五篇厩库，是关于牲畜、库藏管理方面的规定。第六篇擅兴，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方面的规定。第七篇贼盗，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第八篇斗讼，是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方面的规定。第九篇诈伪，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规定。第十篇杂律，不便编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归入此篇，包括买卖、借贷、市场管理以及奸情方面的犯罪。第十一篇捕亡，是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第十二篇断狱，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图书馆藏宋到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

右图为《唐律疏议》书影（元刻本）

《唐律疏议》——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

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新版版本:

《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三十卷 唐•长孙无忌等编。中华书局1993.9北京二刷，以上图藏滂熹斋残宋本、北图藏滂熹斋残元大字本、上图藏滂熹斋元刻本、北图藏滂熹斋元至正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清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孙星衍刊《岱南阁丛书》本、日本文化二年乙丑（1805）官版本为主校本，以北图藏名抄本、上图藏清兰陵孙星衍覆宋抄本、北大藏清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曲阜孔氏钞本、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曲阜孔氏钞本、清诸可宝重刻本、江苏书局本、清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沈家本重校刻本、民国《四部丛刊》本、民国《万有文库》本、民国《基本国学丛书》本为参校本，并参考敦煌和吐鲁番唐写本残卷及相关文献排印而成，32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