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资料合法性的立法建议

❶ 作为法官如何判断行政处罚行为认定的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或主要证据不足），利用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规定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真实可靠的证据是法院判案的根据。这部分证据称为“可定案证据”。可定案证据具有三方面的特征：⑴客观性；⑵相关性；⑶合法性。

受行政诉讼性质决定，其证据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⑴行政诉讼证据所要证明的最终事实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⑵行政诉讼被告必须自始至终地承担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法定举证责任；
⑶行政诉讼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证人和原告收集证据，作为被告代理人的律师也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⑷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收集证据的权力，而无收集证据的义务，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判断证据。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将其分为以下七类：
⒈书证。即以文字、符号、图案等所记载的内容表达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的思维或者行为的书面材料。如行政机关的文件、文书、函件、处理决定等。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提交的书证。
⒉物证。即以物品、痕迹等客观物质实体的外形、性状、质地、规格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如肇事交通工具、现场留下的物品和痕迹等。
⒊视听资料。即以录音、录像、扫描等技术手段，将声音、图像及数据等转化为各种记录载体上的物理信号，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如音像磁带、计算机数据信息等。
⒋证人证言。即直接或者间接了解案件情况的证人向人民法院所作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陈述。一般情况下，证人应当出庭陈述证言，但如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精神病人、未成年人作证应与其心理健康程度、心智成熟程度相适应。
⒌当事人陈述。即本案当事人在诉讼中就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和承认。
⒍鉴定结论。即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鉴定人利用专门的仪器、设备，就与案件有关的专门问题所作的技术性结论。根据鉴定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医学鉴定、文书鉴定、技术鉴定、会计鉴定、化学鉴定、物理鉴定等。
⒎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与行政案件有关的现场或者物品进行勘察、检验、测量、绘图、拍照等所作的记录。现场笔录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与行政案件有关的现场情况及其处理所做的书面记录。

❷ 硬盘148.9GB监控录像能保存多长时间怎么能让它保存的时间久！

一般是每小时200兆每个摄像头。这个样你算一下一起有多少个摄像头，再乘以0.2G（200兆 ），，就算出来了。如果要想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可以改每小时的占的空间。但是，还是推荐加硬盘的方法。因为现在硬盘都便宜了。改了每小时录像占用空间 ，图像清晰度会下降。

❸ 浅析公诉部门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相关问题

刑诉法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几乎占了现有条文总数的一半。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共111条，主要对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公诉工作，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规定，积极做好公诉部门的应对工作，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执法理念方面刑诉法的修改最大的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强调在打击犯罪的时候，更加注重对于人权的保障，这就促使公诉部门干警要切实更新执法理念，而只有通过加强对新刑诉法的学习才能落实执法理念的更新。因此公诉部门要尤为重视新刑诉法的学习，不断开展并积极参加各种新刑诉法的学习活动，积极组织公诉人原原本本地学习研读，深刻领会修改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全面掌握修改内容，准确理解立法原意，做到学懂弄通、熟练掌握。特别是要教育引导公诉人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关系，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权限意识、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真正做到在严格公正执法的同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二、机制建设方面（一）加强检察机关自身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提出量刑建议制度机制。公诉人在办案当中要强化量刑的意识。公诉人是一个量刑建议制度的执行者，必须要树立强化量刑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在具体诉讼行为当中是要有所表现的。比如说在审查案件时要加强对细节的审查，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身份、作案动机方面。在审查时要加强这些细节的讯问，在审查报告讨论笔录当中，要反映出对如何提出量刑建议以及提出量刑建议幅度的问题。但是如果检察机关屡次提出司法建议，都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这实际上会造成社会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公诉人应当与法官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在进行充分的探讨后，在情理法的基础上，达成较一致的观点，在此观点基础上，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和保护制度。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办案人员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决定的依据。因此在办案中，公诉人应当牢固树立严格审查意识，对于不符合规范的，有可能违法的证据予以重点审查。借鉴其他省市的作法和经验，公检法移送故意杀人等五类案件时，必须随案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由此取得的材料，不仅可以固定言词证据，而且还可以作为视听资料，独立证明取证过程的合法性。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仅明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而且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与此同时，新刑诉法还对证人、被害人因作证面临的危险，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包括因作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以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但是，强制证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适用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刘辉提醒，证人出庭率过低，不完全是因为法律滞后，还有着丰富的国情因素。目前公诉部门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多数采取积极劝说、说服的方式，在此方面仍有待改进。当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的口供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实践中，当证人的口供与之前的证言相悖时，以证人当庭的口供为准，这对于公诉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公诉人必须要加强庭前与证人的沟通，庭中问话技巧的运用及庭后对证人的保护，确保证人及其亲属不受威胁。（三）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重视捕前审查，而且在捕前审查中，更加重视审查的是案件证据情况和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公诉部门通常认为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使逮捕工作显得比较随意，有损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因此捕后往往忽视了对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四）正确认识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意义。新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变化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和申请调取证据权的保障制度，我们作为公诉工作者，在法庭上处于与辩护人职责相对立的立场上，落实这一规定，首先要消除两个误区：一是对立抵触情绪，即片面地认为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会给公诉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碍，工作中会出现更多的困难。二是消极等待思想，即不是积极主动适应刑事辩护制度新发展，而是漠视等待。其次，要积极面对，认真贯彻执行，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积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对待辩护人的合理要求不推脱，不刁难，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五）力求“三效结合”，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机制。为了在检察公诉环节求得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结合和充分体现，建立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工作机制应当至始至终作为公诉改革工作的重点长抓不懈。结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应当重点实施以下几项制度。一是案件进展情况告知制度和“亲情会见”制度。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结合案件性质、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和悔罪程度，告知其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适当情况下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二是专门办理制度，结合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分类督办”制度，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并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公诉人承办。三是社会调查制度。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调查，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的针对性，增强执法效果。四是坚持宽严相济，当宽则宽，以教育挽救为主。此外，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牢牢把握以下三个适用原则：一是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新刑诉法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异议权，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先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检察机关不能强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这种特别制度，而应当由其自愿处分。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公诉人在认真审查案件材料后，认为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采用书面形式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选择;二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向公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诉部门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启动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二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按照新刑诉法规定，对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涉罪未成年人可以附条件不起诉，这个限定条件比较宽泛。在办理具体案件中，首要考虑公共利益因素，如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的危害程度、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以及诉讼成本等，综合权衡利弊，严格把握适用条件，明确不能或不宜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为对象，对惯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与维护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对于曾经适用过附条件不起诉的，也不宜重复适用，以确保该制度不被滥用。三是必须坚持监督制约原则。为增强透明度，保证适用的公开、公正，必须加强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制约。三、能力建设方面近年来，基层检察院公诉部门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新罪名案件逐年增多、社会热点案件、涉众型案件逐年增加，人民群众对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现实中，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显，使得大部分公诉办案人员疲于应付办案，放松了业务学习。此外，部分公诉人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及个人的原因，也忽视了对新知识、新政策的学习。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证据要求的提高，执法理念的转变，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实现公诉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才能使公诉部门在应对更重的任务时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要改变公诉人整体素质与新形势下的执法要求不相适应的现状，进一步提高公诉人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特别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所需要的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加强公诉能力建设。（一）建立公诉人教育培训工作体系和机制，提高公诉人的专业理论水平。全面精深的法律知识，广博深厚的文化基础是公诉人出色开展公诉工作的有力支持。具有全面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有利于公诉人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以及正确酌定犯罪情节、手段、结果诸要素的轻重、性质、因果关系等有关问题。为此，要大力提倡公诉理论研究，通过多种途径为公诉人提供学习机会。如可以通过开设公诉论坛的方式，邀请司法界、法学界的权威人士召开讲座，使公诉人能从优秀法学工作者的身上吸取新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拓宽视野，启发思维。（二）深化岗位练兵，提高公诉人的业务能力，培养专家型公诉人。公诉工作是实际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承办案件时的阅卷、制作各种笔录、报告以及起诉书、公诉意见书等法律文书乃至法庭辩论活动，不仅要求公诉人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能力、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还要求公诉人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雄辩、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三）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公诉部门办理的各类案件是社会矛盾进入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新时期的公诉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依法办理案件，还要向修复社会关系延伸职能、深化内涵，坚持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公诉工作始终。要提高公诉人化解矛盾的能力，首先要转变思想，破除旧的执法理念，不能简单地把公诉权定位在追诉犯罪这一个方面，要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三个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的理念，恢复性司法和源头治理的理念等，使公诉人充分认识公诉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其次，克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要将化解和调处矛盾纠纷作为执法办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改进办案方式方法，着力提高公诉人对执法办案风险的评估能力，提高公诉人开展释法说理、心理疏导等工作能力，提高公诉人与各部门、各当事人的协调能力。（四）通过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增强诉讼监督的实效。公诉部门除了打击犯罪之外，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任务。但现实中，部分公诉人还存在着不重视监督、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问题，导致诉讼监督权的弱化。此外，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不科学、不完善也是制约监督工作有效开展的一个方面。为此，公诉部门要拓宽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突出监督重点，消除监督盲点，增强监督效果。在侦查监督方面，针对案件质量逐年下降的情况，通过建立案件质量定期通报制度，建立追诉案件情况通报制度，完善引导侦查工作机制等方式，及时、全面、有效地对侦查活动开展监督；通过推进捕诉衔接与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堵塞监督漏洞。（五）拓展公诉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空间，努力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是三项重点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考量公诉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形均不相同，当事人的司法诉求不同，案件当中所涉及的社会矛盾也各有不同，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也自然不同。四、人员保障方面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责任加重、出庭公诉难度加大等问题使得公诉部门人员数量与工作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要充分保障公诉部门的人员配备，并且从财力、物力方面加以辅助。新刑诉法实施后，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公诉人需要参加庭前会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需要出庭公诉等等，这无疑又加大了公诉人的工作难度和强度。因此，对待适用简易程序出庭的案件，公诉人在保证司法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简化庭审方式来节约司法资源。公诉人办案过程中，对于一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适当简化审查报告、量刑建议和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从长远考虑，建议可以从社会上招聘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员帮助公诉人从冗杂的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办好案，提高公诉工作整体效率。

❹ 法律如何认定事实的真实性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标准不一致，民事案件要求达到高度盖然性（即非常有可能但又不一定必然），刑事案件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至于事实，需要诉讼参加人通过举证、质证来还原。

❺ 请帮忙如何固定犯罪证据

固定犯罪证据主要方法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以及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还具体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询问证人以及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侦查实验等侦查取证行为的程序。要求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收集、固定证据。据此，
只有来源合法的证据才会被法律所认可。要使证据来源合法，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必须严格的按照程序规定的方式、步骤进行，不能图省事而减少环节，造成证据来源不合法，导致千辛万苦收集到的证据丧失证明力。

❻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哪些要求

新行政诉讼法的新制度新规定新要求较多，该司法解释从九个方面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一、是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边界，既要解决“立案难”痼疾，又要防止滥诉现象。解释用排除法进一步明确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规定：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过程性行为、协助执行行为、内部层级监督行为和信访办理行为等五种行为不在可诉之列。

二、是总结行政诉讼管辖改革成果，既要解决“诉讼主客场”的问题，又要遵循“两便”原则。司法解释就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改革以及需要履行的程序作了进一步明确，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

此外，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利用管辖权异议制度干扰行政诉讼的问题，解释明确规定了管辖异议处理程序制度。

三、是明确界定当事人资格，既要畅通救济渠道，又要确保有限司法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为了确保有限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解释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作了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在行政诉讼被告方面，明确了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村委会和居委会、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的被告资格。

四、是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既要力求恢复客观真实，又要坚持程序公正的导向。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处于取证优势地位，为确保“官”民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实质平等地位，解释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了当事人的到庭义务和因被告原因导致损害的举证规则。

五、是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度，既要保障当事人合法诉权，又要保证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实施立案登记制后，一些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因为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查进入到诉讼程序，导致案件激增。

为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解释在几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起诉人提交必要起诉材料的义务、人民法院的审查权力和释明义务、复议维持情形下的起诉期限和行政机关未履行教示义务情形下的起诉期限。

六、是规范审理判决程序，既要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又要注意提高诉讼实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理和判决程序，不仅要求审理的实体和程序公正，也要求行政诉讼的实际效果。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的行为损害了诉讼程序的严肃性，还有的案件判决标准和规则不统一，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据此，解释明确了滥用回避申请权的法律后果、拒绝陈述的法律后果、确认无效的判决规则、共同过错的赔偿责任和不作为的赔偿责任。

七、是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既要体现行政诉讼的严肃性，又要确保行政纠纷实质化解。

为了进一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确保行政纠纷获得实质化解，解释适度扩大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明确了应当出庭应诉的情形和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的说明义务，明确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含义、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均不出庭应诉的不利后果。

八、是落实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既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职能，又要聚焦真正争议的解决。新行政诉讼法为了强化行政复议监督职能，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

为了在强化行政复议机关监督职能前提下，保证争议真正得到解决，解释明确了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概念，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法定性、举证责任和裁判规则。

九、是细化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既要依法维护合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又要防止不合法条款进入实施过程。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有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是新行政诉讼法的制度创新。

对于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行为的执法依据；对于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为此，解释明确了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权利、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具体方式、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处理方式，以及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审判监督程序。

(6)视听资料合法性的立法建议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十大亮点:

一、立法目的作变化，删去维护行政机关行使职权。

二、明确行政首长出庭制度，告别“告官不见官”的历史。

三、破除地方行政干预司法审判，实行跨区域审判。

四、复议维持共同告，督促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

五、起诉期限延长至六个月，更好地保护原告诉权。

六、诉讼审查范围扩大，可附带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七、部分行政案件可调解，服务社会稳定大局。

八、明确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彻底做到定纷止争。

九、建立公告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履行相关职责。

十、建立简易审判程序，高效便民解决争议。

❼ 2网络证据的法律地位分析（是否属于视听资料，还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类型

在民事诉讼法上属于新的独立分类，即电子证据。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作者:mhyy1982 发表时间: 2002/12/27 13:13 点击:183次 修改 精华 删除 置顶 来源 转移 收藏
摘要：本文在确认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基础上，分析了其作为一种新型证据所具有与传统证据类型不同的特点；以此说明在国内进行证据规则的立法时，应该将电子证据作为独立证据类型列入可接受的证据清单中。
关键词：电子证据 可接受性 证据清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使得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统计、发布等环节实现无纸化。但是，这种信息载体的革命性变革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单从程序法律角度来讲，就涉及到网上法律问题的管辖和电子商务中相关电子资料的证据力问题。而电子资料的证据力又与电子证据在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直接相关；从最近的学术资料中可以看出，电子数据的证据价值在法学研究与法学实践中得到相当的肯定，这也使得讨论电子证据法律地位问题的时机日渐成熟。
我国关于证据规则的立法一般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1）书证；（2）物证；（3）视听材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这类立法不象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可以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开放程度较低，致使经过计算机传输和处理形成的电子证据难以确定其证据价值和法律地位。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足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
鉴于我国证据法的相对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法学理论界关于电子证据的一些争议，本文针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问题仍须阐明如下观点：

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诉讼证据

电子证据是存储于磁性介质之中，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诉讼证据。反对电子证据作为诉讼证据的人认为，电子证据可能由于人为因素以及网络环境和技术限制等原因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但是其他传统类型的证据在真实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没有弊端的。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些规定表明任何证据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证属实”。依此逻辑，电子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与其他证据一样成为诉讼证据。
证据的“可接受性”不仅是电子证据面临的问题，其他证据也不例外；诚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诉讼证据，但是这种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无法回避。“实践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实客观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结合国际通用的证据规则对此予以应答”。从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方面看，可以从《联合国电子商务法范本》中找到佐证。该范本第九条第一款指出，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应用有关证据的任何规则时，如果涉及一条数据消息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就不能以它仅仅是一条数据消息为理由予以拒绝，更不能在当它是提供者在合理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证据时，仅以它不是原初形式为理由加以否认；其第二款进一步阐明，“以一条数据消息存在的信息，应当获得其应有的证据分量。在评价一条数据消息的证据分量时，要考虑到生成、存储或传播该数据消息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虑到保持该信息完整性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虑到判明其原创者时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以及其它的相关因素”。电子证据不为法院和仲裁机关采纳的后果是不可想像的，它意味着电子商务交易的实体法保障难以实现，使电子商务交易演变成高风险的交易形式。
如果我们在法律上对计算机存储数据的采集，保全以及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认证等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那么一项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电子证据就基本扫清了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与技术障碍。

二、电子证据不同于传统的书证

传统的书证是有形物，除可长期保存外，还具有直观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征，如合同书、票据、信函、证照等。而电子证据往往储存于计算机硬盘或其他类似载体内，它是无形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呈现出与传统书证不同的特征。
首先，电子证据保存的长期性、安全性面临考验，计算机和网络中的电子数据可能会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袭、误操作也可能轻易将其毁损、消除，传统的书证没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其次，电子证据无法直接阅读，其存取和传输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体系的支撑，如果没有相应的信息技术设备，就难以看到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提取电子证据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传统书证；再次，虽然传统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也容易被改变，在司法实践中亦曾发生过当事人从利己主义考虑，擅自更改、添加书证内容的现象，但是作为电子证据的电子数据因为储存在计算机中，致使各种数据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补充变得更加方便，即便经过加密的数据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的查证难度是传统书证无法比拟的。
电子证据与传统书证的差异是显著的，在证据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将其归入传统书证只能是权宜之计。事实上，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体现为文本形式，还可以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出现；这些暂且不论，电子证据以其对现代信息技术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依赖，就已显示出不同于传统书证的独立性格。

三、电子证据不宜归入视听材料的范畴

诉讼法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从电子证据的可视性、可读性出发，对视听材料作出了扩大解释，突破了视听材料关于录音带、录像带之类证据的局限，把电脑储存的数据和资料归于视听材料的范畴。但是，视听材料在证据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证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说，视听材料能否作为定案证据，还必须结合其它证据来考察。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把电子证据归于视听材料的人认为，这是电子证据易于被伪造、篡改、拼接，且难以被觉察和发现的特点所决定的。事实上，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领域值得探讨。
拿网上购物合同为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该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基本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民事争议，他们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法院将电子证据按视听材料处理时，就会陷入缺乏其它证据可供印证的尴尬境地。由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网上的隐私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合同问题日益突出，电子证据在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过程中将起着关键作用，这是视听材料的印证作用所无法解释的。虽然电子证据与视听材料都必须通过一定手段转换成能为人们直接感知的形式，但是电子证据是从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中提取，并且需要对数据重新整合才能反映出案件事实，其中一些数据经计算机输出后更象是一种书证。
因此，笔者认为将电子证据简单地归入视听材料一类会限制其证据效力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正确认识与电子证据有关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联合国贸法会采用了功能等价方法，以使电子证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并且对“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主要考虑到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会制约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事实上，英美等国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也已突破了传统证据法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是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如德、奥、瑞典等国）或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我国），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接纳上看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功能等价方法作为全球化解决方案主要解决的是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而电子证据在各国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仍然需要各国在各自的证据法体系中予以确证。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差异，在电子证据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证据这一问题上的规定是不可能一致的。如果我们继续在证据的可接受性上进行争论，就可能会丧失证据法律为信息化社会服务的良好机遇，也会给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带来不必要的程序法律障碍。因此国内证据法在考虑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时，还要规定相应的具体规则以统一认识，以避免法院和仲裁机构因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电子证据归类方面的分歧。

结语

鉴于电子证据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存在，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性，也由于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另外，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如文本、图形、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也使它难以完全归入任何一个传统类型的证据当中。在确立电子证据的具体规则时，如果考虑到这些重要特点，我们就会把电子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类型，进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原则、收集方式及其运用作出有利于实务操作的规定，以适应计算机网络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