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信息舞

㈠ 孔子向老子问礼，问的什么礼

孔子问礼于老子 历经两千五百年亦颇具启示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亦颇具启示。
公元前五百余年的某一天，两位衣袂飘飘的智者翩然相遇。时间，不详；地点，不详；观众，不详。但是，他们短暂的对话，却留下一段妙趣横生的传世佳话。
其中的一位，温而厉，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另一位，年略长，耳垂肩，深藏若虚，含而不露。这也许是他们的第二次会面，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后两千五百余年的岁月中，我们将渐渐知晓这场对话对于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

一

他们，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孔子是两千五百年来儒家的始祖，老子是两千五百年来道学的滥觞。司马迁对两人有过明确考证，“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史记·孔子世家》），“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这一天，年幼些的孔子将去向年长的老子求教。

贵族世家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尽管他被后世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但身世并不光彩，“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七漏，首上圩顶，所以他的母亲为他取名曰丘。与孔子相比，平民出身的老子身世颇为含混，除弥漫坊间的奇闻逸趣外，只知道他“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某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一去不复返。

两千五百年来，人们对他们的会面颇多好奇，也颇多猜测和演绎。《礼记·曾子问》考据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地点在鲁国的巷党，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史记》载，他们的第二次相见是在17年之后的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地点在周都洛邑（今洛阳），孔子适周，这一年他已经34岁。第三次，孔子年过半百，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只有《吕氏春秋·当染》简单的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历史不可妄测，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这样的记载虽然未必逼近真实，却足见后人的善意与期待。

孔子对老子一向有着极大的好奇。我们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两位孤独的智者踽踽独行，他们的神情疲倦而诡谲，赫然卓立，没人理解他们的激奋，更没人理解他们的孤独和愁苦。

孔子的弟子曾点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颇得孔子的赞许。这是一幅春秋末期世态人情的风俗画，生命的充实和欢乐盎然风中。阳光明媚，春意欢愉，人们沐浴、歌唱、远眺，无忧无虑，身心自由，我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煦，歌的嘹亮，诗的馥郁。

老子也徘徊在这春末的暖阳中，他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在他的耳边，是呼喊声、应诺声、斥责声，世事喧嚣纷扰，世人兴高采烈，就像要参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台揽胜，媸妍良善邪恶美丽狰狞，又有什么分别，谁又能够分辨？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如此忧伤而又抒情的语气，在老子散文般的叙事中，并不少见。在茫茫人海中，老子反复抒写自己“独异于人”的孤独与惆怅，在“小我”与“大众”之间种种难以融合的差异中，老子在反思、在犹豫、在踟蹰、在审视众生、在拷问自己。这孤独和惆怅曾吸引过年幼的孔子，而这一次，他想问的是，孤独和惆怅背后的机杼。

历史的天空，就在这一刻定格。

一个温良敦厚，其文光明朗照，和煦如春；一个智慧狡黠，其文潇洒峻峭，秋般飘逸。他们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两千五百年前的这一刻，他们终于相遇。司马迁以如椽巨笔记录了这历史的一刻：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妙趣横生的描画，读来令人浮想联翩。

老子直言不讳。他认为孔子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其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老子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他建议孔子，抛弃他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孔子、对于世人，都是没有好处的。

寥寥数语，意味隽永。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时光远去，短暂的四次会面，诸多细节已不可考，其对话却涉及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所有核心内容。毋庸置疑，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数次向老子讨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与此同时，孔子的提问也敦促老子的反思。司马迁评价老子之学和孔子之学的异同，历数后世道学与儒学对于他者眼界、胸怀的退缩，怅然若失：“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二

这次问礼对于孔子，是晴天霹雳，更是醍醐灌顶。

孔子辞别老子，沉吟良久，对弟子们感慨：“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而龙，御风飞天，何其迅疾。回味着与老子的对话，孔子说：“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一千六百年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引用诗人唐子西的话来表达他对这位坦荡求真、不惧坎坷的君子的崇敬之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老子与孔子性格迥异。老子致虚守静、知雄守雌，孔子信而好古、直道而行。然而，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为摄相事的鲁国大司寇，两者自然都有辅教天子行政的职责，救亡图存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诸侯国君的私欲膨胀引发了各国间的兼并战争，诸侯国内那些权臣之间的争斗攻杀更是异常激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值此之时，老子的避世、孔子的救世，不可谓不哀不恸也。

老子之高标自持、之高蹈轻扬，确是世俗之人、尘俗之世难以想象，更难以理解的。老子研究道德学问，只求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于世。他傲然地对孔子说，周礼是像朽骨一样过时而无用的东西。老子在否定周礼的同时，其实更是在阐释自己的思想，这种观念与孔子的理念大不相同，所以孔子才会以能“乘风云而上天”的“龙”来比喻老子，他对老子内心的敬仰和钦佩，溢于言表。

当然，同样作为一代宗师，孔子也不会因为一次谈话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志向。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孔子依然故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赶起牛车，带领他的弟子出发了。他们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纵使困难重重，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这是春秋时代怎样的一幅画卷？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两千五百年前漆黑的长夜里，两位仰望星空的智者，刚刚结束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对话，旋即坚定地奔向各自的未来——一个怀抱“至智”的讥诮，“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一个满腹“至善”的温良，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狗”。在那个风起云涌、命如草芥的时代，他们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终于用冷峻包藏了宽柔，从渺小拓展着宏阔，由卑微抵达至伟岸，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秉烛探幽，才有了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博大精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道家思想有效地成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动，儒家思想有效地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中国历史文化在秦汉以前，尽管百家诸陈，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盖了当时的文化精神。唐、宋之后，释家繁荣，儒、释、道三家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笼罩了中国历史文化一千余年。南怀瑾说：“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之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不论汉、唐，还是宋、元、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实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存世价值可见一斑。

老子与孔子的这一次会面，尽管短暂，却完满地完成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第一次碰撞、升华。

老子与孔子所处之时代，西周衰微久已，东周亦如强弩之末。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周朝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不难理解，老子的哀民之恸，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对这个时代的悼挽与反拨。

举凡春秋诸子，大凡言人道之时，必亦言天道。其实，老子和孔子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处在中国历史最分崩离析的年代，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所进行的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社会行至低谷之时，中国文化没有随之衰微。

事实表明，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对中国社会起到最直接推动作用的还是儒家、道家两家学派，他们试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治国之道，尽管他们的理论体系、社会影响大不相同，但是两者的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交锋，最终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三

假设时间是一条线性轴，我们从今天这个端点回溯，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内，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等地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在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老子与孔子。尽管他们处于不同的文明之中，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推动着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完成了从低谷到高峰的飞跃，这些智慧、思想和哲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人类生活。

一百余年前，德国海德堡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对当时流行的研究方法很不满意。终于一天，这位医生抛弃了厌倦已久、陈旧刻板的日常工作，由心理学转向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从此成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甚至断言，“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亦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

值得重视的是，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规模宏大，但最终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两个中国文化巨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孔子专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承，老子侧重文化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一部《论语》，11705字，一部《道德经》，5284字，两部经典，统共16989字，按今天的报纸排版，不过三个版面容量。然而，两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激荡着中国文化延绵不绝、无限繁茂的多元和多样。

孔子与老子，不仅是春秋时代的春与秋，更是文明形态的生与长、守与藏。

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与春秋末年自由、开放、包容、丰富的思想氛围不可分割，也与他们之间平等包容的切磋、砥砺不可分割。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继承他的职帜，将儒学思想发扬光大。老子一生独往独来，在老子之后的韩非子、淮南子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思想体系，庄子更是将他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老子的无为、不言、不始、不有、不恃、不居，不仅是春秋战国纷乱局面的一种暂时的应对，其对后世更有着无穷的影响。在这里，大道是精神，也是生活。

孔子、老子相继卒于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几乎就在这个时刻，在遥远的恒河岸边，乔达摩·悉达多刚刚涅盘成佛，即将开启佛教的众妙之门；在更加遥远的雅典城邦，苏格拉底将要诞生，即将开启希腊哲学的崭新纪元。几乎就在这个时刻，承续春秋的战国大幕即将拉开，为求生存，各诸侯国继续变法和改革，吴起、商鞅变革图强，张仪、苏秦纵横捭阖，廉颇、李牧沙场争锋，信陵君、平原君各方斡旋、招贤天下……大秦帝国即将訇然而至，中央集权的统一中国萌芽即将形成。

老子哲学和孔子哲学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他将哲学问题扩大到人类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畴，甚至由人生扩展为整个宇宙。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这不仅是个人与自我相处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与社会相处的一种能力。

有意思的是，与东方文化秉持的守礼、中庸、拘谨的儒教情怀不同，老子在西方的传播要盛于孔子。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写道：“西方读者都认为，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老子曾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林语堂在做这句话的注释时写道：“相信大半西方读者第一次研读老子的书时，第一个反应便是大笑吧！我敢这么说，并非对诸位有何不敬之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如此。”

大笑，恰是进入老子哲学迷宫的一把密匙，也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一条暗道。

就在孔子带领弟子们兀兀穷年，在城邦之间奔走宣告、比武论招之时，老子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以心中的胆气与剑气，打通了江湖武林的所有通关秘道。

㈡ 《道德经》做人智慧，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道德经》中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眼里自有自己优点的人，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自以为是的人，就听不进别人的话，很容易目中无人。

自己夸耀自己功劳的人，其实没有功劳，也不会让自己彰显。

生活中，总会遇到很多自以为是的人。平常的人，精神上至少应该是半开放的，就是见到新事物，或者听闻新道理，会尝试接受。

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精神上是封闭的，拒绝接受新事物，也从来不把别人说的道理当回事。

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大圆和小圆的比喻，真正的高人就像大圆，视野大、格局大，接触到的信息多，他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反而觉得自己很渺小。

自以为是，自视甚高的人就像小圆，格局小，视野小，接触的外面世界也小。坐井观天，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不过如此。

美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达姆罗施少年得志，刚刚20岁就当上了乐队指挥，当时他名气很大，自己也非常高傲，有些飘飘然了，以为自己无人可及。

直到有一天，达姆罗施不小心把指挥棒忘在了家里。他准备派人去取，这时候，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可以向乐队里他人借一支指挥棒用。

达姆罗施有些愣神，他略带怀疑地向乐队成员说：“请问，谁能借我一根指挥棒？”话刚说出来，就只见场上的钢琴手、大提琴手、长号手等十几个人纷纷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了指挥棒······

达姆罗施好像被什么击中了，他似乎开始变得清醒起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人物，很多人都在默默努力，准备替代自己。

静水流深。低调，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一个低调的人，不炫耀，不自以为是。与人相处的时候，懂得尊重别人，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长处，默默地向周围优秀的人学习，不断完善自我。

自以为是，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也是悲哀的。

钱钟书在《一个偏见》中说，人在精神上都要有客厅，还要有卧室。在客厅里我们仪表端庄，高谈阔论，自信地展现自我；在卧室里，我们卸下“礼貌”“庄重”“自信”等等，自由自在地，“放肆地”休息。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会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社会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社会，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社会，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

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精神上只有客厅，没有卧室。他们去哪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处处希望展现自己，自己始终也端着架子。精神上缺少一间让灵魂休息的卧室，这是何等的悲哀。

王阳明和曾国藩，这两大完人，不约而同地指出，傲，是人生第一大敌人，是人身上的第一大恶德、第一大毛病。

因为傲慢、自满的人不会继续学习，不会继续修身，而只会用他们的傲慢、目中无人的“毒箭”去伤害周围的人。

《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天道、地道、人道，都是厌恶满、盈的。谦就是不满，永远以学习的心态，不断学习，这样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㈢ 朗诵道德经配套什么样的舞蹈比较贴切

古典舞。根据相关资料查询显示适合配古典舞因为古典舞比较柔和加上道德经比较有古典韵味的故事会更加贴切，体现出其中的美。

㈣ 老子为什么叫老子老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聃居周日久，学问日深，声名日响。春秋时称学识渊博者为“子”，以示尊敬，因此，版人们皆权称老聃为“老子”。

老子降生，体弱而头大，眉宽而耳阔，目如深渊珠清澈，鼻含双梁中如辙。因其双耳长大，故起名为“聃”；因其出生于庚寅虎年（公元前571年），亲邻们又呼之曰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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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大约于公元前571年（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出生于楚（原为陈）国苦县。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老子即李耳，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兰芳在《论老子哲学思想》中写道：老子姓李名聃，是楚国苦县的厉乡曲仁里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周王朝的图书馆长、管图书，是孔子的前辈，曾向他问礼。

㈤ 什么是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一种良好的选择习惯。实践的理性和思辨的理性不同，前者较为粗略，后者较为精密。思辨只有对错之分，没有中间状态，而实践的精髓正在于选择，并且中间状态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中文中，道德是道和德的合成词，道是一种良好的选择，德是一种素养或习惯。二者合起来就构成它的定义，即一种良好的选择习惯，其中习惯是它的种，良好的选择是它的属差。道德属于伦理学范畴，其题材是人的活动或实践，其目的是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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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准则

既然道德是一种良好的选择习惯，像射箭一样有一个标靶，即人的幸福，所以也像射箭一样，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感觉来调整和提高它的命中率。因此，说道德的准则是感觉当不为谬误。

有人说道德的准则是自由，而把自由又定义为既不压迫人，也不受人压迫。这话一半正确，一半不正确。因为相同人的幸福是相同的，不同人的幸福是不同的。对幸福一概而论，是智力不成熟的表现。

人的性格是有多样性的，有的人爱好思考，有的人爱好运动。即便同一个人，小时候和长大了的性格也有可能不同。因此，幸福和快乐也具有多样性。对待不同的人，幸福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论，相应的道德也就不可以一概而论。

如果对象全都是自由人，那么既不压迫人，也不受人压迫诚然是一种道德，但是如果对象一方是自由人，一方是奴隶，那么道德就是一方压迫另外一方。不可以强求相同的人遵循不同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不同的人遵循相同的道德。

具体来说，不可以强求古人遵循今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小孩遵循成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女人遵循男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穷人遵循富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发展中国家遵循发达国家的道德。

这种说法反过来也是正确的，不可以强求今人遵循古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成人遵循小孩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男人遵循女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富人遵循穷人的道德，也不可以强求发达国家遵循发展中国家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