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法治共战役

㈠ 战争、战役和战斗有什么不同吗

战争、战役和战斗之间有：整体与局部、持续时间、实施目的等区别。

一、定义：

1、战争是由超过一个的团体或组织，由于共同关心的权利或利益问题，在正常的非暴力手段不能够达成和解或平衡的状况下，而展开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初期以暴力活动为开端，以一方或几方的主动或被动丧失暴力能力为结束标志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精神活动以及物质的消耗或生产共同存在。

2、战役是战争的一个局部，直接服务和受制于战争全局 ，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战争全局。它直接运用战斗，也为战斗的成败所直接影响。

3、战斗是敌对双方兵团、部队、分队（单机、单舰）进行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主要手段。

二、具体区别：

1、整体与局部。

（1）、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民族、派别、国家、政府之间的极端行为。

（2）、战役是战争的一个局部，直接服务和受制于战争全局 ，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战争全局。

（3）、战斗是战役的一个局部，由多个战斗组成战役，各个战斗的成败组合后影响战役。

2、持续时间

（1）、战争以具有一定规模的初期以暴力活动为开端，以一方或几方的主动或被动丧失暴力能力为结束标志。是指整个完整过程，时间跨度长。

（2）、战役根据战略赋予的任务，在战争的一个区域或方向，于一定时间内按照一个总的作战企图和计划，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是指局部过程，时间跨度较短。

（3）、战斗是三者之中时间最短的，战役中可以划分出很多大小战斗，短至几分钟都可称为战斗。

3、实施目的

（1）、战争最终服务于政治，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

（2）、战役服务于战争，为达到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带全局性的战略目的。

（3）、战斗的目的就是坚决消灭敌人，力求减少损失。

(1)同法治共战役扩展阅读：

没有硝烟的战场，网络战从未偃旗息鼓。

软件开发行业里有个名词，叫“千行代码缺陷率”，意思是一千行代码中的漏洞率。绝大部分软件公司的每一千行代码就有可能存在一个漏洞。据计算，最常使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代码量是5000万行左右，安卓系统大概是1200万行，其中的漏洞可想而知。

“世界上只有两种系统，一种是已知被攻破的系统，一种是已经被攻破但自己还不知道的系统。”美国首任网军司令亚历山大在2015年的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观点是，在攻击者面前，没有任何安全的系统。

有例为证。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100公里的布什尔核电站是由国防军守卫的机密目标，在2010年7月被一种名为“震网”的新型网络病毒侵害，核电站里正在工作的8000台离心机突然出现故障，电脑数据大面积丢失，上千台被物理性损毁。

2014年，韩国2座核电站的内部文件遭到泄露，包括核电站近万名员工的个人信息、核电站程序运行说明、空调和冷却系统设计图、阀门设计图等。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称，自今年5月以来，黑客一直在渗透美国核电站和其他能源设备公司的计算机网络。

不同于传统战争有明显的开始和结束，网络战时时刻刻都在不宣而战。从这层意义上说，全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战时代。而在这片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过去人们关注的飞机、大炮不见踪影，新型的网络病毒就已经粉墨登场了。

“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其破坏效果甚至能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有核国家几乎不可能动用核武器，但是网络攻击在目前却接近于不受任何约束。”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法治协创中心教授刘为军表示，与乌克兰的电力系统遭到破坏相比，更可怕的是核电站遭到攻击，直接威胁着国家安全。

㈡ 八三年严打的起因是什么

1983年的严打究竟啥样？年轻的民警一般都说不出来，那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那个严打，那可真叫严打，抢个军帽都可能被判死刑，耍个流氓就可能枪毙，说个流氓笑话就可能被劳教。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枪毙了。如果被判刑，很多人送去新疆劳改，跑都跑不出来。开展严打的背景是犯罪太嚣张了，内蒙古有几个小青年啥原因也没有见人就杀，上海有那么几个青年见着女人就往屋里拽，不严打老百姓的生活没个过。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是第一战役，9月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正式下放至地方各省高院。“严打”第一战役重点打击对象是流氓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就是“浮在面上的刑事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杀人、抢劫和重大盗窃犯罪，抓紧侦破大要案和久侦未破的重大积案。

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天津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000多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完蛋了，公共场所治安良好，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不用送了，晚上睡觉关门不关门无所谓，反正也没案子，警察闲得没事儿干。

想想那段历史，让人热血沸腾，令人难忘。

㈢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有哪些

1、陈毅制定“入城守则”

1949年5月24日夜里，上海街头响起半夜激战的枪声。第二天，天蒙蒙亮，市民们小心地打开一点门，从门缝里望出去，只见马路两侧，整齐地躺满了抱着枪，合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市民们感到奇怪，“这些军队怎么和以前不一样的呢？”

不一会，市民们开始走出家门。他们看到战士已经起来了，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吃饭，吃的是馒头、咸菜。于是，不少市民拿出热水瓶，给战士们倒开水。战士们笑嘻嘻地摇着头，谢绝了。

天大亮了，“解放军露宿街头”，“解放军秋毫无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市民蜂拥上街头，欢迎人民子弟兵，庆祝上海获得新生。

原来上海大战役打响前，陈毅就让秘书长起草了《入城守则》，为接管上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㈣ 拿破仑一生指挥了40多次大战役，他们都是那些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返回家乡参加革命活动。雅各宾派当政时期，他被提升为炮兵上尉。1793 年参加驱逐英军的土伦战役，他立下战功，被破格晋升为将军，从而在兵营中崭露头角。督政府时期，他曾两次率军成功地镇压了妄图复辟的巴黎保工党人发动的武装暴乱。1796 年，督政府又命令他统率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突人意大利， 从那里打败了“反法同盟”的重要国家奥地利。从此，他誉满全国。在法国众多的军事将领中，他占有突出的地位，得到了同事们的夸赞，说他“富有才能、勇气和不倦的精力”。在欢迎他凯旋回国的仪式上，巴拉斯把他当做英雄，敦促他“举行一次出征，为伟大民族雪洗耻辱，恢复尊严”。1798 年 5 月，拿破仑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击了英国在地中海以东的利益， 又侵入埃及等地。在远征埃及、叙利亚的战争中，他为法国资产阶级掠夺了大量财富。他的卓越军事才能和令人眩目的显赫战功，为他把握历史的机遇， 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雾月的剑影刀光 夜幕像一张巨大的灰色帷帐，笼罩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海岸，击起银色的水花。四艘战舰从亚历山大港悄悄起航了，正乘风破浪向西北方向急驶。一位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将军，正仁立船头，注视着大海的远方。这时，他脑海里正孕育着一个翻天覆地的计划，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回巴黎去，夺取政权，挽救法兰西”。他就是法国远征军统帅、威震四方的拿破仑将军。历史记载的这一时刻是1799 年8 月22 日深夜。
历史赐予英雄以成功立业的机遇，而真正的英雄却是那些充满自信和勇毅、善于捕捉机遇的人。
这时，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在国内，西部和南部发生了封建复辟势力的叛乱，人民的反抗运动日益高涨，督政府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国外， 俄、奥、英等六国又组成了“反法同盟”，从三面向法国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督政府的统治显得苍白无力，大资产阶级渴望着“铁腕人物和利剑”， 来保障其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利益。于是，他们把视线集中在远在埃及作战的法军统帅拿破仑身上。
拿破仑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政治野心家。为此，他毅然丢下了在埃及的2 万法军，只率领了500 名亲信随从，巧妙地绕过了英国海军的严密封锁， 经历了40 个昼夜的艰苦航行，突然出现在巴黎的街头。
大资产阶级把他看成救星，给予了他超常规的热烈欢迎。他们希望的“一把利剑”，终于展示在自己面前。凭着拿破仑在军队中的巨大魅力，他身边很快便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和资产阶级政客，而喜不自禁的大财阀们很快便抛出了一笔巨款，以支持拿破仑的行动。这时，拿破仑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剩下的事情只是完备一下法律程序而已。
1799 年11 月9 日（法国共历雾月18 日），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惊心动魄的政变发动了。
首先，在元老院会议上，拿破仑亲信制造雅各宾分子云集巴黎，即将举行暴乱的恐怖言论，迫使议会通过了立法两院迁到圣克卢宫和任命拿破仑为首都及近郊武装卫队总司令的提案，这样，拿破仑便成了合法的军事领袖。
为了夺取政府权力，他安排西哀耶斯和罗歇宣布辞职，另外3 名督政官也只得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力，从而搞垮了督政府。
10 日，在全副武装卫队的簇拥下，拿破仑走进了圣克卢宫五百人院。在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拿破仑尽管一度惊惧失色，但当他恢复镇定后，立即调动军队，冲进了五百人院，用寒气逼人的刺刀赶走了惊恐而又愤怒的议员。
当晚，部分议员在刀光剑影中通过了解散议会和成立执政府的决议。“合法”的法国政府诞生了。拿破仑政治上平步青云，登上了第一执政的宝座， 从此他独揽大权。自始至终，他的统治都充满着血腥的镇压。
从皇帝变成囚徒 拿破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又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靠刺刀起家，又靠刺刀来巩固他的统治。1804 年，当了5 年第一执政的拿破仑，通过各种手段，被参议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他对内强化国家机器，制订法律，实行法治；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与教皇签订旨在和解的教务专约，并鼓励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对外，他则发动战争。从1799 年执政到1815 年止，他经历了6 次针对反法联盟的战争，从整体上讲，都取得了胜利。其中有许多战役足以显示拿破仑卓越的军事才能， 成为他军事上的杰作。如奥斯特里茨战役就是突出的一例。1807 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法国与俄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法国成了欧洲的霸主，并允约帮助俄国实现其对东欧和土耳其的政治领土要求。依法携手，瓜分世界。
“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这时法国实际上已统治了西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是第一帝国的全盛时期。
然而，拿破仑帝国的强盛是虚假的。即使在他横行欧洲不可一世的时期， 国内外各种潜在的矛盾就在不断发展，而且愈演愈烈。
1812 年，拿破仑发动了对俄国的远征。他率领50 万大军，军中包括说 12 种语言的士兵，一举占领了莫斯科。这时，俄国人民纷纷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法军以沉重的打击，拿破仑只得下令撤退。这次远征，法军得以生还的仅有3 万人。侵俄战争的惨败，敲响了第一帝国的丧钟。
1813 年，英俄等一些国家，利用各国人民反法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的良好时机，组成了第6 次反法联军，与法国的50 万大军决战于莱比锡，结果法军大败，巴黎失守。在内外交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 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了。
厄尔巴岛是个土地贫瘠，总面积仅有200 平方公里的小岛，与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遥遥相望。然而地中海的涛声抚慰不了他受伤的心灵，年仅45 岁的他并不甘心给自己的英雄史诗画上句号。在命运和机遇的又一次召唤下，他逃离了这荒僻的孤岛，终于在儒昂港安全登陆。他很快凭着巨大的勇气和人们对他的偶像崇拜，汇集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不费一枪一弹，像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了杜伊勒皇宫，重新当上了法国皇帝。
然而，他的东山再起，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做了近百天皇帝的拿破仑在第7 次反法联盟的百万大军的猛扑下，由于滑铁卢战役的惨败，他第 2 次被迫退位，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直至他的生命结束。

㈤ 身边的法治故事例子

⑴ 急拍轿用，我身边的法治小故事作文素材三个，谢谢大家提供，谢谢谢谢

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约束力，是法律的一大特征。一个人刚出生时就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同时也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一个国家与法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国家的治理离不开法律。
法律是人们安全的保障，有的不法分子扰乱人民的正常生活，给人民群众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此时公民就会利用法律这道护身符保护自己，不让罪犯继续猖狂，这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经济生活法可谓是无处不在，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迹贺禅是现在有的不法商贩在做经商过程中经常偷工减料，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从不考虑到顾客的权益。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顾客对卖肉的人说：“给我九两肉。”那人笑眯眯地劝道：“买一斤吧，好算账。”顾客便无奈地说：“唉，无所谓，反正我每次要一斤你也只给我九两。”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这种商贩，他们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法来获利，而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可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顾客一样，宁可自己吃亏也不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其实他那样做不只自己吃亏，还让商贩更加猖狂，危害到更多人。
“普法”如一场持久战，其重要战役则是对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法律意识淡薄怎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的接班人呢？另外，青少年看问题容易走极端，有时候遇事会因失去理智而走向违法道路。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普法教育尤为重要。
对我们的恩赐，不能成为法盲。知法，我们应在平时多看多学法律知识，多参加一些法律知识讲座，更应做一些法律宣传工作，扫除新时代的法盲；守法，更是我们毕生的义务，法律规范着我们的言行和思想，时时提醒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⑵ 身边法律故事的例子 注意是例子不是作文

其实买卖合同中侵权责任纠纷是最常见的，例如你在商店买了一个电热水袋，买回去内后将电插好后，容突然它就爆炸了，此时将你的手和脚部多出烧伤，你要求商店和热水袋的厂家赔偿你的损失。这就是一个法律小故事的例子……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到您……

⑶ 我身边的法治小故事有哪些

新疆乎图壁县6年级秦雪

⑷ 我身边的法制故事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六（3）班的龙琦。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身边的法制故事》。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律吗？法律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有了法律，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有了法律，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有序，更加和谐。其实，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我做起，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法律故事。

一天晚上，由爸爸驾车，妈妈陪同，我们来到“民乐福”商场，买了许多我爱吃的东西，有饼干、蛋糕、牛肉干、鱿鱼丝，还买了一些饮料和水果。在回家的路上，正当我兴高采烈地跟妈妈讲学校里的事时，突然对面射来一道强光，射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了。原来是对面的一辆车开着远光灯。难道那位司机不知道，汽车相遇时开远光灯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吗？听妈妈说，最近市里的交警管得很严，很多司机都被处罚了，原因就是在夜晚行车时开远光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开远光灯容易使对面车辆上的司机视线模糊，给司机的驾驶带来不便，严重时，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路中间有段护栏被撞得严重变形，这一定是某位司机开车时不注意撞到的。虽然我没有看见事故发生时的情景，但从护栏“惨状”猜想，那一定不是一桩小的事故。也许正是司机小小的一时疏忽，却酿成了大大的事故！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们怎能不小心地爱护！

最姿尘近在爸爸的办公室，我看到一本小册子《中小学生法律小顾问》，上面有一篇文章记载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2006年，全国共有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37万多起，造成8.9万人死亡，43万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4.9亿元。其中，约20%涉及中小学生和儿童。我真想呼吁：请遵守法规，爱护生命！

其实，法律法规就在我们的身边。走路，我们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用水，我们要遵守节约资源法；上网，我们要遵守网络管理法……只有人人守法，才能维护他人与自己的权益。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⑸ 写一篇1500字的“我身边法治小故事事”

法律无处不在，法律故事随时发生。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我们家里的真实故事。
俗话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小时偷油，大时偷牛”。发生在我们家里的这个故事也跟“偷”有关。我的一个爷爷家有个最小的儿子，爷爷奶奶看他很亲，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他，他有点什么小毛病也不怎么管。上学后，我这个叔叔见别的同学经常在校门口买一些小零食吃，自己也想要，但爷爷觉得他长大了，应该培养他良好生活习惯了，就拒绝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几次后，他不再开口要钱了，就擅自把茶几上的几毛钱“拿”走了。一次、两次、三次……他见爷爷奶奶没有什么反应，自以为这种行为没有被发现，就大胆地从几毛到几元钱，甚至十几元也敢从家里拿，自己吃不完还请同学们吃。其实，他的这些小动作早被奶奶发现了，她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没当回事。后来，他从家里拿的钱越来越多，终于被爷爷发现了，训了他几句，也没太认真。后来爷爷奶奶把钱放到他找不到地方，在自己家里找不到钱，他就到亲属朋友家里偷，因此经常受批评教育。
几年过去了，他没考上学，就在家里干点活。但从小养成的“习惯”没有改掉，总是从家里偷钱、偷东西卖，在外面吃喝玩乐。后来就到哪儿偷哪儿，亲戚朋友们没一个敢招惹他的。终于有一天，他“离家出走”了，四处漂泊一段时间后，没吃没喝也没弄到钱，就在他快走投无路时，邻村一个他不太熟的朋友家办喜事，他把人家的一辆新摩托车借了出来，说是他爸爸让他往城里送点东西，马上回来，天黑之前如果没有还车，就让人家到我爷爷家里取。结果，天黑之后，朋友去他家要摩托车，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这件事，他也不见了踪影。邻村那家办喜事的人报了警，警察找到了他，发现他把六七千元的摩托买了二千元，花了。
警察把他抓进了劳教所，他在里面呆了两年，整个人瘦了一圈。他告诉我们里面很苦很累，每天干活，没一点自由！家人们见他有了这么多的感悟，觉得他应该改了！可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在网吧上网没钱就偷，再次被送进劳教所。那次我跟爸爸妈妈去看他，见面时间很短，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说对不起家人。他哭爷爷奶奶也哭，仨人哭成一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富贵与贫贱，今天我讲的这个故事使我受教育很深。法律从娃娃抓起，从小要让孩子学法、懂法，才不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叔叔就是因为小时候偷钱，爸爸妈妈不管，大了偷得越来越多，爸爸妈妈再管也管不住了，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庭、社会都要负起责任，让孩子们从小遵纪守法，只有法律才能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维护社会良好秩序。

⑹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作文）800——2000字

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演绎着大大小小的道德故事。我也曾经历过一些道德故事，它们就像一个个小小的贝壳，在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妈妈到市场买菜，有一车绿油油的小青菜吸引了妈妈的目光，我们来到车前，妈妈弯腰买菜，我在旁边等她。忽然，我发现妈妈身旁的一个阿姨在付钱是不小心掉了十元钱，她一点也没感觉到。这时一位中年妇女发现了。她走过来，用脚踩住钱，蹲下来，假装在系鞋带，刚把钱拾起来时，就听见一个小女孩大声说：“阿姨，你的钱掉了。”当丢钱的阿姨正疑惑得看着地面时，小姑娘指着中年妇女说：“阿姨，你的钱掉了，是这位阿姨帮你捡起来的。”中年妇女的脸通红通红的，只见她把拾到手里的钱递给丢钱的阿姨，甩头走开了。这短短的一幕让我意识到：这小小的十元钱，在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心中的位置是多么不同啊。小女孩一定知道，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拿的。 记得还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位老人，弓着身子吃力得骑这一辆装满蔬菜的三轮车。那是一段上坡的路，路很陡，老人骑得很费劲。尽管他竭尽全力，车子仍像蜗牛一样慢悠悠的向前移动，甚至将要滑下来。这时，他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眼看他力不从心，我急忙跑过去，帮他推车。老人顿时感到轻松了一些，三轮车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爬上了坡。我的脸上也憋得红红的。老人转过头来，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说：“谢谢你，你真是个好孩子。你叫声么名字？在那上学呀？”我抹着脸上的汗水自豪地说：“我叫少先队员。”老人笑了，我也笑了，天边的晚霞也笑了。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那么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许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事，虽然平凡，却不能忽视，就像《钓鱼的启示》一文中的父亲讲得那样，“道德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我要向钓鱼的孩子那样，做一个有道德有志气的人。 累死我了 选我

⑺ 一个800字的《我身边的法律故事》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800字篇一

法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好人夺回正义、惩恶扬善，也能够帮助坏人改邪归正、走向光明。但是，会有不少人觉得，只有杀人、抢劫这样的大罪才会收到法律的制裁。其实，在生活中不经意犯下的“小罪”，若不及时改正，也是极有可能让人走上犯罪的道路，然后后悔莫及的。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偷了一个鸡蛋回家，母亲非但没有骂他，反而高兴的称赞他能干。他心里美滋滋的，从此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铅笔、书本、皮带、手机……他年龄越来越大，犯罪的念头越生越重，偷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值钱。终于有一天晚上，他钻到一户人家偷钱，被巡夜的警察逮住了。警察调查了他，决定判他死刑。在行刑那天，他说要和母亲说话，当母亲把头低下时，他咬下了母亲的耳朵……是啊，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如果小时候小偷小摸的习惯没有及时改正，长大了就会越来越猖狂。我们一定要制止犯罪念头的出现，将法律牢记在心。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也曾有过“犯罪”的念头，不过幸运的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并发誓再不会有这种想法。记得那是四年级一节体育课，我因病没有去上课，我静静地趴在桌上，等待下课。突然我的眼前一亮，看见了一支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的笔。我的心一动，慢慢地走向它，我不自觉地向四周看了看，又朝后退了一步。可是看着闪闪发光的它，我的内心纠结着，像是恶魔和天使在打架：“全李萌，不要啊!不要做人人讨厌的小偷!”“不是小偷，只是借用几天，到时再还就是了。”“借需要和她说，这样不让人知道只能算是偷!”“别听它的，拿吧!拿了就是你的了。多漂亮啊!”我心动了，正准备伸手拿时，却听天使说：“拿了它你就会有罪恶感，而且还会控制不住地一直偷下去，到那时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是啊，法律!”我向后退着回到座位，试着放弃、忘记这个念头。我成功了，心里异常轻松。

通过种种故事、事例都可以证明：犯罪的人一定会被法律的惩罚，而“罪”是由小变大的。让我们牢记：法律在身边，法律在我心!

我身边的法律故事800字篇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简简单单的谚语告诉了大家规矩的重要性。自古以来，规矩就无时无刻不在人们身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规矩也在不断变化。到了今天，规矩仍以成千上万种形式出现，但是最大的规矩应该算是法律。

自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推广法家韩非子的思想时，法律渐渐了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它让秦国兴盛起来，一统天下。经过改朝换代，法律也是在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法律也在不断完善。

法律，简单地说，就是立法机关制订的用以规范人民行为的一种载体。像“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交通法;九年义务教育属于义务教育法;惩罚恶人靠刑法等等都是法律的例子。

法律约束着每一个人，法律让社会更加安定、更加和谐，让生活更加美好。但还是有不少人以各种理由，触犯法律，甚至还企图通过法律的漏洞占便宜。对于这样的人，法律会给予相应的惩罚。

最小的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最常见的要属于闯红灯了。随时随地都能见到闯红灯的人。“红灯停，绿灯行。”是三岁小孩都清楚的规矩，然而能有几个人遵守呢?法律是严格的，记得前不久北京罚了两万闯红灯的行人，每人10元。曾记得去惠州时每一处斑马线都有“行人闯红灯罚十元”的标志。想起平时自己为了节省一点时间，闯了不知多少次红灯，真是倍感羞愧啊!

如今人们生活提高了，但依然存在小偷小摸的、敲诈勒索等非法行为。无论他们的手段多么高明，都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每个时代都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人，他们的下场只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管有多大的权利，不管有多大的胆量，终究要被绳之以法。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个正直的人。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排除非法行为出现的可能，共同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大家庭。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㈥ 1983年我国开展了什么运动

1983年，我国发起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一特殊的阶级斗争，2012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在《炎黄春秋》第5期撰文，以《反思八十年代“严打”》为标题，对“严打”的发动原因、采取的措施、发起的战役、取得成效、应当有哪些反思与经验教训等进行了总结。
上世纪80年代，“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在中华大地迅猛展开。它虽然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却以运动的方式进行，邓小平对它赋予了政治的意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于是，类似于建国初期“大镇反”那样的一场“严打”，便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严打”的发动

“严打”的发动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治安形势恶化引起中央领导震怒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1979年9月9日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案；1981年4月发生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发生卓长仁等6人劫持飞机事件；1983年又发生亡命天涯、沿途杀人越货的“二王”案件，这些案件震动全国，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彭真最先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彭真主持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提出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市公检法负责同志的汇报后说：“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从重从快”。

1981年5月，彭真主持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在会上有人诉苦说：“我们的干警不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有个持刀抢劫案件，我们抓到歹徒，也找到了犯罪工具，可是检察院说证据不全，不能起诉。那个歹徒抢了个皮包，拿出钱以后把皮包扔了。我们破案只能找到刀子，却找不到那个皮包，这样证据怎么也找不全。”彭真说：“找证据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找到全部证据。我们可以这样规定：找到基本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就可以起诉、定罪。”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就可以定罪处罚。在这次座谈会上，彭真明确提出要实行“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三）邓小平下令开展“严打”

最早提出“从重从快”实行“严打”的是彭真，但最终拍板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则是邓小平。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了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扮带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后来又发生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以及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6·16”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并提出了打击的重点和注意事项；同时说明了公安机关人、财、物严重短缺的状况，要求党中央帮助解决。7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刘复之（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开门见山，指着公安部的报告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埋哗情况不得人心。”公安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求对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邓小平说：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提出：

在厅液芦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对刑事犯罪分子，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发出了开展“严打”的动员令。

（四）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7月29日至8月3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研究确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行动的实施方案和具体部署。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提出：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要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二、修改基本法的三个重要决定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对基本法进行修改的三个重要决定。

（一）《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该《决定》对刑法做了重大修改，规定对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此外还增设了一个“传授犯罪方法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总之是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突破了当初限制死刑的立法精神。

（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该《决定》对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修改。尽管只有两条，表面看来似乎只涉及办案时限，其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法律（后文详加分析）。

（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该《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作了修改，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此后，死刑复核权长期下放，直到2007年才收回。

上述三个《决定》，对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做了伤筋动骨的修改，这就应验了邓小平曾经批评过的一种现象：“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三、若干配套措施

为了实行“严打”，公安司法机关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主要有三项：

（一）授权基层法院可以判处死刑

高法、高检和公安部于1983年8月16日发出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这段期间，中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决定把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这一通知改变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管辖制度，授权基层法院可以判处死刑。三个半月后，高法、高检和公安部又于12月2日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对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仍执行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尽管用语委婉，但总算是纠正了此前的不慎重授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

（二）对判决已生效的案件重审改判死刑

1983年8月28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在改造期间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对于“在改造期间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要“重判一批，注销城市户口一批，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要坚决杀掉。”据此，将一大批劳教人员逮捕判刑，注销城市户口，发往边远地区改造，并从监狱中拉出一批罪犯，改判死刑处决了。

（三）对服刑期满者强制不予释放

1983年8月19日，司法部、公安部、高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对犯人刑满和劳教期满的人员暂停放回社会的紧急通知》，规定：“自文到之日起，对犯人刑满和劳教期满的人员，无论其家住城市或农村，均暂不放回，暂按留场就业人员对待。”这个《通知》把劳教人员等同于服刑的犯人，强制“留场就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实际上还是“政策高于法律”的人治。

“严打”期间大量捕人，再加上对服刑期满的人员不予释放，致使监狱和劳改队、劳教所人满为患。那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监号竟关押三四十人，晚上睡觉很难躺下，这一现象前所未见。

四、连续展开的三个战役

“严打”启动后，从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接连开展了三大战役。

（一）第一战役

从8月上旬开始到12月结束，“严打”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全国共收容审查、劳教、拘留、逮捕108.29万人，处决了数万名罪犯。各大城市注销了一批犯罪分子的户口，向青海、新疆等地送去5000多名劳改犯和劳教人员。

第一仗结束后，稍事休整，年底又打第二仗，到1984年3月底告一段落，共收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27.24万名。

1984年5月至7月底，除西藏外，陆续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三仗。全国共收捕人犯20.23万名。

（二）第二战役

“严打”第二战役第一仗自1984年8月31日全面展开。9月10日夜至14日凌晨集中搜捕，三天内共抓获流窜犯与嫌疑人6万余名。这一仗，全国共抓获各类人犯12.16万人。

从1984年12月5日起，陆续展开“严打”第二战役第二仗，至1985年2月17日基本结束。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3.19万多人，收容审查1.76万人。

从1985年3月下旬到7月底，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开展了“严打”第二战役第三仗，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2.85万人。

（三）第三战役

从1986年2月至1987年1月，开展“严打”第三战役。全国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34万名,劳动教养7.6万名,少年收容教养4458名。

1983年启动的“严打”，接连发动了三个战役，持续三年，后来并没有宣布结束。1990年和1996年又发动了两次“严打”，前后延续了20余年。

五、“严打”的绩效评估

“严打”期间高潮迭起，在全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一度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打”的成效逐渐减退，犯罪高发的势头并没有压下去，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严打”自有其正当性。谁能说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应该严厉打击？问题在于沿用过去搞运动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各种偏差。由于“严打”的矛头是针对严重的刑事犯罪，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因而在党内高层很容易取得共识。公安机关更是备受鼓舞，认为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1983年“严打”伊始，仅仅三个月时间，全国就拘捕了108万余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社会治安一度有所好转，因而在初始阶段，多数民众对“严打”持肯定态度。但是，随着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出台，大大突破了法治的底线，它的负面效应就突显了出来。最初，人们按照“矫枉过正”的惯性思维，对“严打”中的某些过火举动也觉得可以谅解。后来“严打”竟成为常态，广大干警也被拖累得极度疲劳，震慑犯罪的效果反而逐渐减弱。

“严打”前的1982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为74.8万余起，1983年的刑事立案数下降为61万余起（请注意：仅在三个月内就拘捕108万余人，大大超过了全年的刑事立案数，可见被拘捕者并不都是当年的罪犯）。到2005年，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达到464.8万余起，是1982年的6倍多、1983年的7倍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并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急剧增长。近些年发生的恶性案件，较之“严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也更为恶劣。实践证明：运动式执法尽管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并不能够遏制刑事犯罪，还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有损法制的尊严。

六、“严打”政策的调整

“严打”在道义上有正当性，开始时得到民众的拥护。但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严打”的成效愈来愈差，社会矛盾更加突显，人们才感觉到这种运动式执法似乎出了什么问题，进而研究如何调整政策。

2004年7月，《公安研究》发表云南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的文章，他写道：“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这种新思维由一位公安厅厅长说出来，表明了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声称，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于是，“中国将彻底告别‘严打’”，成为一些媒体的醒目标题。

经过由上上下下的反馈和互动，逐渐达成了某些共识。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着从倚重“严打”转向了“宽严相济”，这是对刑事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20多年的法制建设，又走了一个“之”字形。

七、对速判快杀之“9·2决定”的检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3年9月3日同一天通过了三个重要《决定》，总的精神是增加死罪、多判死刑，尤其是《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要求速判快杀。这一《决定》的标题很长，读起来又觉拗口，一般简称“9·2决定”。虽然只有两条，从字面来看，不过是加速了审判的进度和缩短了上诉期限，其实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

从法理上来说，该《决定》存在诸多问题：

（一）剥夺了被告人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至迟在开庭7日以前将起诉书送达被告人，《决定》却规定送达起诉书的期限不受刑事诉讼法的限制。换句话说：在开庭的当天送达起诉书，就可以立刻把被告人拉过来审判，致使被告人根本不可能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直接违反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和“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的宪法原则。在其后的13年间，硬是在不允许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判处了数以万计的死刑，冤假错案便在所难免。

（二）侵犯了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将传票和通知书送达当事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决定》却规定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意味着只要发一个通知，诉讼参与人都必须立即到庭，实在违情背理。

（三）将“应当判处死刑”作为“迅速审判”的前提，本末倒置

按理说，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应当判处什么刑罚，只有在开庭审判以后才能确定。该《决定》竟将“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应当判处死刑”作为“迅速审判”的前提，这就把本末倒置了。在案件尚未送交法院之前，就已内定了“应当判处死刑”，这就不仅违背了诉讼原理，而且无异于剥夺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定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发现犯罪事实没有查清，证据并不确实或者并不充分，对被告人不应当判处死刑，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严格按照“应当判处死刑”去逆推，法院不判处死刑，岂不构成了“违法”——足见这样的规定着实荒唐！

（四）“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限制”的立法用语开了十分有害的先例

如果修改法律都采用类似用语，今天决定不受某条规定的限制，改日再决定不受另一条规定的限制，那就势必会造成有法形同无法，无异于自毁法制。

综上所述，这一《决定》不仅违反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从法理上、文理上都讲不通，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五）对照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类似立法

有人说，上述“9·2决定”所规定的速判快杀程序，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其实不然。早在1934年12月20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个决议，题为《关于反抗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后来被增补为《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7篇第33章，共有5条，与“9·2决定”极其相似，原文如下：

第466条关于反抗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案件的侦查，应当在10日内终结。

第467条公诉书在法院审理案件日期的前1日送达被告人。

第468条审理案件时无须当事人到庭。

第469条对于判决不准上诉也不准声请赦免。

第470条判处最高刑罚方法的判决，应当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此处所谓“最高刑罚方法”，是指枪决。苏联的法庭通常设在一座大楼内，地下室即为刑场。而“在判决后立即执行”，是指在判决宣告后随即将罪犯拉到地下刑场执行枪决。这5条特别审判程序，在苏联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正是按照这些规定，既不允许当事人辩护也不允许上诉，甚至无须当事人出庭，就将成千上万的人判处死刑并当即处决，造成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这一段历史，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成为后来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之一。

（六）不断曝光的冤假错案反证了“9·2决定”的失误

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必须严厉打击，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判处极刑应该有所节制，即使必须判处死刑，也应当通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以程序的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像“9·2决定”那样任意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甚至剥夺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那还有什么“司法公正”？在缺乏起码程序保障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冤杀或错杀，就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例如，震惊全国的魏清安被冤杀案，就是由郑州市巩县（现巩义市）法院一审，在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一个毫无过错的24岁淳朴农民魏清安判处了死刑。郑州市中院二审、河南省高院终审都草率从事，核准了死刑。魏反复争辩：“这事我冤枉，我希望见见我的证据。”临刑前仍一再喊冤，竟无一人过问，迅即被处决。半年后，真正的罪犯田玉修被抓获，才使冤情大白。近些年来，一系列原先被认定已被杀死的被害人“复活再现”案，极大地损伤了司法的公信力，它对国家法制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算的。

鉴于“9·2决定”存在诸多弊端，造成了许多恶果，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将其废除，逐渐成为多数同志的共识。终于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时，明确宣告将这一不成体统的《决定》予以废止。1996年4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谈及“9·2决定”被废除一事，很有感慨地说：“终于去掉了我的一块心病。”笔者当时在场，亲耳听到了王汉斌的这次谈话。

八、对“严打”中其他问题的反思

1983年开始的“严打”，不仅搞乱了司法程序，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对法制建设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

（一）死刑复核权的长期下放助长了有法不依

俗话说：“人命关天！”因而判处死刑理应慎之又慎。但是，“9·2决定”却要求速判快杀，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把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一放就是20多年，助长了有法不依，造成有法形同无法的状态。

（二）对原来未判死刑的罪犯改判死刑，造成国家公信力丧失

“严打”期间，根据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1983年8月28日的联合《通知》，将正在服刑的罪犯拉出一批改判死刑。司法机关自己毁弃了已经生效的判决，在服刑的犯人中造成极度惶恐，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它使国家失信于民，对国家法制所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

（三）对服刑期满的罪犯不予释放，毁掉了法制的信誉

“严打”期间，根据司法部、公安部和高检、高法1983年8月19日联合发布的《紧急通知》，“对犯人刑满和劳教期满的人员，均暂不放回，暂按留场就业人员对待”。这一非常举措违情背理，既没有法律依据，从法理上更说不通。它使司法机关失信于民，其负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大量使用收容审查，是对法制的蔑视和破坏

收容审查发端于1961年为对付“盲流”而创立的“收容遣送”制度。中共中央于1961年11月11日批转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规定“凡是自由流动人口，一律坚决收容起来，分别处理”。1975年又将“收审”用于对付流窜犯。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并没有“收容审查”，但在“严打”中大量扩建和新建收审所，使之成为关押各种人犯的大仓库。尽管“收审”不算正式逮捕，但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与逮捕没有什么差别。大量使用“收审”是对法制的蔑视和破坏。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再呼吁取消“收审”，直到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才正式取消“收容审查”，消除了游离于法外的一大赘瘤。

（五）“两个基本”毁弃了证据规则

在“严打”中，司法机关将“两个基本”（“基本证据确实，基本事实清楚”）作为判断证据和定罪处罚的指导原则。由于“两个基本”含义不清，留下了任意解释的很大空间，降低了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近年来，一些奇冤假案不断被曝光，究其源头，都是由于对证据降低了要求造成的。迄今还有些司法机关仍在遵照“两个基本”办案，可见它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六）“提前介入”更使刑事诉讼乱了套

为了贯彻“从重从快”方针和适应“速判快杀”的要求，与“9·2决定”相呼应，有关部门又层层加码，进一步倡导“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有两种形式：一是人民法院在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尽早了解案情，为下一步“及时审判”做准备；二是上级法院提前介入第一审程序，指令一审法院对案件如何定罪与量刑，一旦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立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就把两个审级合二为一，等于取消了法定的两审终审制。这就造成了诉讼程序的混乱：一是搞乱了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分工；二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审级。由此必然造成办案粗糙，难免误杀、错杀以及轻罪重判、罚不当罪，种种弊端，不一而足。

九、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改革开放之初，治安形势不好，刑事犯罪猛增，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时普遍贫穷，谁家也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自然就很低。改革开放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人、财、物的大流动加上社会控制能力减弱，便出现了犯罪高发的势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只要存在产生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刑事犯罪就不可能“一网打尽”。试图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发动几次战役就把刑事犯罪压下去，是不现实的。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提法并不错，问题在于：惩治犯罪必须依法进行，要遵守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并且要有适当的节制，做到罪罚相当，罚当其罪，不能只是一味“从严从重”，更不能强调“从快”。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可以“从快”，唯独杀人不能“从快”。“速判快杀”必然导致草率从事，这些年来，一系列奇冤错案不断被曝光就是明证。

一度曾宣传“治乱世，用重典”，力主采取重刑主义，厉行严刑峻法。这是一个蕴涵着政治陷阱的荒谬提法：一面宣传“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提出“治乱世”，岂不自相矛盾？无异于否定了当前的大好形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从严治罪”并不错，但不能乱来，应当严之有理，严之有据，严之适度，不能抛开正当的诉讼程序，突破法治的底线。历史早已证明，严刑峻法决不是治国的良策。“严打”的最大失误就是舍弃了既有法律，突破了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舍弃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再次重蹈了“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和由党委审批案件的覆辙，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更使人们对依法办事失去了信心，其负面影响是持久而且很难校正的。

当初，在“严打”斗争发起之时，曾有“四个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信，对这种运动式执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只要遵照执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