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史

A. 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和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是：(1)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地或者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2)社会经济及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
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
(一) 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需要运用完备的经济法律手段来干预经济的运行。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国家也对经济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预，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实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经典理念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井水不犯河水”，国家如果侵犯市民社会之私事的话，人民就有权起来造它的反。在这种情形下，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干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信条被奉为经济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实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宗旨和原则。国家调节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缩不全，因而不存在经济法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由于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的过分集中产生了垄断财团，这些垄断财团大量吞并、挤垮中小企业，独占或者操纵市场，严重恶化了竞争环境并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自由市场的竞争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都被破坏殆尽，资本主义经济由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活力和生机受到压抑和摧残。而且，财团实力的膨胀，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领域渗透，国家政权于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财团所控制，成为服务于财团利益的机器或工具。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制定有关反垄断的法律来取缔垄断组织，限制垄断的发展。最早的反垄断法由此得以产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预防和禁止贸易合并法》，1892年美国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经济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原则，而改为奉行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原则，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预经济的法律法规的产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单靠市场的力量，显然无法摆脱这种日益深重的困境。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被动的不干预政策，逐步改而采用“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混合经济”、“组织经济”、“管理贸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开始奉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适度干预主义”，加强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他们以“有形之手”，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以国家的经济集中限制私人垄断财团，以社会总代表的身份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控经济进程。诸如通过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尔等，防止市场竞争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坏：通过国有化和政府投资建设，控制那些有关国计民生和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宜被私人垄断的重要产业部门；制订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力图诱导和制约私人的经济决策；运用金融、税收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规范格式合同，兴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约自由原则和经济实力被滥用；强制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行“福利社会”：通过诸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政府间政治组织或经济组织，在国际上实行联合干预；在国际贸易和交往中，以国家的名义和形式开展经济协作和竞争，等等。上述种种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进程的干预和参与，都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实施的，于是就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传统法律特性差异较大的经济性法律、法规，于是有的法学家将它命名为“经济法”。
(三)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诱因和历史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事国和参战国德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经济性的法律法规来推行战时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严厉管制。众所周知，德国挑起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时大力推行经济管制的战时经济政策，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当时德国建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战时工业委员会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战时原料管理处后来升格为原料管理局，由它监督原料分配并支持重要原料的生产，统管的原料最多达到约三百种。德国在战时还控制居民生活，设立了帝国粮食局和帝国服装局，帝国内政部还下设了帝国采购公司等特殊企业，负责对粮食、服装、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分配。与此同时，德国于1915年发布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1916年发布的《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1918年发布的《战时经济复兴令》，1919年制定了以“经济法”命名的对煤炭和碳酸钾制造工业实行国家管制的《煤炭经济法》和《碳酸钾经济法》等。这一立法动向迅速引起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掀起了研讨经济法学的热潮。这样，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就伴着经济法学一起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法又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致达到了相当发达和完备的程度。

B. 日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经济发展就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为准备战争，不仅扶持了一批“政商”如三井、三菱、富士等财阀，且以立法设立了日本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布了《有关战时工业原料出口取缔事宜》和《战时海上保险法补偿法》（1914年）、《染料医药制品奖励法》（1915年）、《炼钢行业奖励法》（1917年）、《对外交易令》（1917年）、《军需工业动员法》（1918年）等一系列管制经济的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制定了以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为核心的战时经济法。如《米谷配给统治法》（1939年）、《粮食管理法》（1942年）等，可以说日本的经济法从产生到二战结束，都是绑在战车上的经济法。 日本为对付危机也在各领域分别制定了法律。如农业方面的《丝价稳定信贷损失补偿法》（1929年）、《金钱债务临时调解法》（1932年）、《农村负债清理组合法》（1933年）等；重化工业保护方面的《制铁事业法》（1933年）；在垄断促进方面的有《重要产业统治法》（1931年）、《工业组合法》（1932年）、《商业组合法》（1932年）等；另外在中小企业对策出口和汇兑的促进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C. 为什么说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经济法产生的一般基础和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谓一定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不断集中，产生了垄断集团，限制并恶化了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产生了新的部门法——经济法。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形式上的经济法（称为“经济法”法律现象），或实质上的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协调的法律现象），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末之后，也就是说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划分应肇始于19世纪。因此，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观点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可以上溯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诸法合体”法律状态时期，而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事情

D. 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作者简介

张世明，1966年出生于中国，于1996年至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首位历史学博士后。他的学术生涯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高度，晋升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曾分别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竞争法和税法研究所以及弗莱堡大学法律系经济法研究所进行过深入的学术研究。

他的研究成果丰富，已在多个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中包括《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他精通多种语言，涉及法律研究的译著颇丰，如英语、德语和法语。他的著作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如《清代西藏开发研究》（1996）、与戴逸教授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军事卷》（2000），以及专著《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2002）和《中国经济法历史渊源原论》（2002）等。

与戴逸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2006）和翻译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2008）进一步展示了他在多领域研究的深度。他还是《法律、社会经济资源与学术话语空间：世界精英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编（2009），并且在费肯杰教授，这位世界著名的经济法学研究权威的指导下，翻译了Wolfgang Fikentscher的两卷本《经济法》（2009）。

张世明教授的学术成就尤其引人注目，他经过长达十二年的辛勤努力，即将推出个人专著《法律、社会经济资源与时空建构》的四卷本，这标志着他在经济法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即将问世。

《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第2次全面修订版）》讲述了：经济法学是法学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目前学术上对其仍是众说纷纭。我一直以为，要使经济法能够站得起、立得住，仅对有关具体经济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须对经济法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理论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以奠定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品格。世明教授不惧辛苦，对法学及经济法学界存在的避重就轻倾向和不时滋生蔓延的畏难情绪不以为然，独辟蹊径，对经济法学的理论渊源和流变进行研究，着重梳理经济法学术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