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疫情和法治

㈠ 对比中西方抗疫答卷,我们的制度有哪些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显著优势：

1、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2、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同时又不断释放出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政治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3、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提高站位看问题，配合大局作谋划，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次疫情防控斗争，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内的科学制度体系，其显著优势涵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抗疫斗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5、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人民军队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㈡ 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多人被处罚！

近期，多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我们_力同心、众志成城，携手共筑疫情防控安全防线。但部分地方的群众不顾疫情传播风险，公然违反疫情防控管理相关规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针对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严惩不贷，依法严厉打击处理。
现将近期6起典型案例通报如下，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以案为戒，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全力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01
2022年9月6日，日照市黄海路派出所民警在检查中发现，辖区居民孙某、韩某未按规定要求做核酸检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孙某、韩某均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2
2022年9月16日，日照市高兴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高兴镇向阳村村民丁某某长期无故未做核酸检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以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对丁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03
2022年9月29日19时许，枣庄市市中区田庄村一超市店主高某在明知市中区人民政府规定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提醒监督扫验场所码，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等情况下，仍然在顾客进店时不予提醒，且允许多名店员、顾客未佩戴口罩进入超市。其中一名顾客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致使多人被集中隔离，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和周边正常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规定，违法人员高某因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由市中公安分局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04
9月29日，贵州省黔西市金碧镇丁某某在实行静默管理期间，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私自驾车外出，在疫情防控卡点拒不停车登记，强行冲撞卡点设置的栏杆后离开。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对丁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05
2022年9月30日，河南省孟州市阳性感染者薛某某、张某某、乔某某三人自新疆运送水果至中牟县万邦果蔬市场，中途经过孟州市，三人均未向所在社区主动报备，抵孟后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出入饭店、菜市场等多个场所，造成疫情传播风险。孟州市公安机关依法分别对薛某际、张某龙、乔某胜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和罚款处罚，其共同居住人隔离费用自理。
06
国庆期间，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出翠刘村村民刘某、平顶山市鲁山县让河乡红岗村村民周某，二人系夫妻关系，现住地上海。刘某9月28号将前往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出翠刘村的行程进行报备，10月1日返乡。因其他原因改变行程，10月1号，刘某、周某从现居住地自驾车前往平顶山鲁山县让河乡红岗村探望亲人。10月3号，刘某、周某从平顶山鲁山县让河乡红岗村自驾车前往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出翠刘村探望亲人，未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向目的地(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出翠刘村)进行行程报备。根据漯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要求，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依法对刘某、周某以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㈢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始终坚持什么的原则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始终坚持

一，反事实框架、政策干预与设计原则

二，坚持科学、依法和人性防控的原则

原则1：坚持科学化防控，强调防控要讲究理性和专业主义，让专业的人员和知识在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

原则2：坚持法治化防控，强调防控要按照法律规则和精神来进行，使得防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原则3：坚持人性化防控，强调防控要体现对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真正关怀，从关心人和将心比心出发，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㈣ 指出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4)关于新冠疫情和法治扩展阅读：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1、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

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㈤ 如何理解“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回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答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这一论断为当前依法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指明了方向。

国奉圭臬，治依良法。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即便是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也绝不允许突破法治底线。“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蕴含着党领导广大人民应对历次重大挑战的实践智慧，疫情防控越到最吃劲的时候，就越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显著优势，以统筹各方力量，兼顾不同利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㈥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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