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第八条

A. 立法法第8条蕴含的财税法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是财税法中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起源于西方 无代表不纳税 的民主思潮,根本目的在于控内制和规容范国家的强制征税权,保护公民财产权益免受非法侵害。我国2015年《立法法》第八条进行重大修改,通过立法全面贯彻实施税收法定原则,使国家征税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此外,税收法定主义还关系到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问题,也关系到财政预算的问题。

B.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具体内容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复制定制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C. 为什么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等事项能由行政法规来调整立法法第八条不是规定

犯罪和刑罚只能由刑法来规范。行政法规不是狭义上的法律，位阶没有法律高，应服从法律，但刑法是对最低限度的保障，所以一般较轻的情节会适用行政法规来调整，行政法规是经过法律授权来立法的。

D.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哪些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立法法》
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版大会、人民政府权、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E.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这个“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下列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某某法》的形式作出规定才有效，其他任何机关、任何文件不能规定，即使规定了也无效。明白了？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F.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专代属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G.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八条 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就是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前的香港地方法律，一般情况下予以保留继续版实施，除非原先的法律权与基本法相抵触，或者香港立法会对原有法律做出了修改。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原有法律停止实施；特区立法会修改了的原有法律，按修改之后的实施。

H. 法律保留原则的中国实践

《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立法法》的这一规定可以视为除宪法特别保留的45处之外，对一般保留的标准的规定。该项规定采取了“列举+概括”的方式，本来一般保留应从概括条款中归纳出来，但是，很可惜，该条仅仅规定“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判断标准并不明确，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必须”两个字，但是，何谓“必须”？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解释，“必须”等同于“法定”。 但是，假如必须等同于法定，那么，势必在逻辑上陷入循环论证。因为哪些需要一般保留？
法律规定需要一般保留的就一般保留，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某些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这基本上将一般保留的判断标准等同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认为标准”，显然，这一判断标准的主观随意性太大。
那么，假如我们不从概括条款来推导，转而从列举条款来归纳的话，还是可以发现若干有关一般保留的标准：
（1）第4、5、6项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干预有关，主要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财产权和程序权。
（2）第9项“诉讼和仲裁制度”，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程序保障功能的实现，如果从该视角来观察，诚如前述，诉讼和仲裁制度对基本权利的实现是重要的。
（3）第7、8项中都包含“基本”二字，如果对其字面解释，可以认为“基本”与“重要”是等同的。
（4）第1、2、3项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基本”，但从这些制度的性质来看，涉及国家主权、国家机构的组成、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等，毫无疑问都是重要的公共事务。
因此，从列举条款来归纳的话，可以基本得出结论：我国的一般保留采纳了基本权重要性标准和公共事务重要性标准，但是，这一标准仍然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究竟是否采纳重要性保留，还是干预保留说、全部保留说等，最主要是要通过宪法解释或法律解释来确定。但是，有关解释制度我国具体实践中还很不成熟，甚至极少有先例。
其次，对于基本权的重要性保留贯彻得并不彻底，现有的基本权利仅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和财产权、程序权，其他的一些基本权利，尤其是给付行政下的社会权，没有规定。
再次，公共事务的重要性是不是仅限于国家主权、国家机构的组成、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等，也要通过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来完成。
最后，上述标准均是积极标准，缺少消极标准的排除。 《立法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这一条款规定了我国绝对保留的标准，即将一般保留中的更重要的事项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亲自制定法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但是，如果用“更重要性”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该条款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绝对保留的范围不明确。就第9条来看，在列举了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三项事务外，还规定了一个“等”，这个“等”是“等内等”还是“等外等”，立法条文和法律解释均未明确界定。
另外，所谓“司法制度”对应第8条中的哪些事项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法工委的解释，司法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有关司法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制度，以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司法程序中的侦查制度。另一方面是有关诉讼的制度。
显然，前一方面中的“司法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制度”可以与《立法法》第8条第2项中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相对应， 后一方面可以与第8条第9项中的诉讼制度相对应，但前一方面中的“侦查制度”与第8条中的哪一项对应呢？需要解释，假如没有对应，那么，没有被列入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如何成为绝对保留的事项呢？
（2）绝对保留的标准不统一。根据绝对保留的事项应比相对保留的事项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公共事务更重要的原理，两者之间应有明显的层级差别。然而，对比之下，犯罪和刑罚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是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财产权的最严重的干预，作为绝对保留的事项更好理解。
然而，作为刑罚中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与第8条第6项的“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相比，同样都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前者的重要性就高于后者吗？引更令人不解的是，司法制度中的“司法机关的产生、组织和职权”都列入了绝对保留的事项，而与其同层级的“各级人大、人民政府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则没有列入绝对保留的事项？甚至，有关国家主权、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事项难道都没有司法制度重要吗？引显然，绝对保留的“更重要性”标准还缺乏一致性。
（3）与一般保留的标准相同，仅有积极标准，缺乏消极标准。 《立法法》第10条规定了我国授权明确性的一般标准，即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与德国的理论相比，我国缺少对授权内容的明确性要求，但这一缺失倒也无妨，因此从当前德国的实践来看，尽管规定了授权目的、内容和范围的三要素，但后两者往认为可以从授权目的中推导出来，因此法院是将明确性的审查重点放在授权目的上面。引当然，假如只有两个要素存在，那么对这两个要素的审查的严格程度就要提高。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授权立法仅限于《立法法》第9条的对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授权和《立法法》第65条的对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授权。而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将授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行政立法领域。这不能不说与我国对带行政立法的性质的态度有关，即行政立法是职权立法还是授权立法之争。
对此，笔者曾撰文认为，我国行政立法的性质不应是职权立法，因为职权立法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具体来说，主要在行政保留思想比较强烈的国家存在，如法国，更进一步，是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地位均衡的国家存在，反之，在传统的立法之上、议会支配的国家，职权立法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可能，如德国。
对于我国而言：
首先，宪法上不存在专门的有关行政保留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89条属于行政保留的范围。因此，行政机关依据这些条文立法属于职权立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行政保留不仅仅是行政的自主职权，更重要的是行政保留必须足以使行政权能够防范立法权，比如法国宪法第37条第2款、第41条第1款、第61条。反之，在上述法条所规定的事项上，我国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并无发生冲突的可能，我国宪法也没有提供行政权就上述事项对抗立法权的手段。
其次，笔者认为，我国对行政立法采取的是一般授权的方式，即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根据宪法和法律；各部委制定部门规章要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这里的“根据”就是指根据上位法的具体授权。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立法也应适用《立法法》第10条有关授权明确性的规定。
《立法法》第56条第2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第71条第2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从这两条规定来看，我国行政立法的内容主要有两项：
（1）执行法律。有关执行法律的授权明确性，必须是需要具体化或细节化的个别条款的具体授权，笼统地规定“本法实施细则由某某机关制定”将因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而无效。
（2）行政法规可以制定属于行政自主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关于这些事项，有学者认为应属于一种无需适用法律保留的职权命令，笔者对此表示质疑：
首先，从法律保留的原则来看，不存在无需立法机关授权的行政立法。
其次，该条款既然与宪法第89条相对应，应视为宪法的一般授权。
再次，如果真要承认该规范无需法律保留的话，那么应将其视为行政规则。

I. 《立法法》第八条所提到的民事基本制度具体指的是哪些

第八条是法律保留原则，规定的还是比较具体。但是第七项“民事基本制度”确专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也纠属结过。说点个人的理解吧，宪法第8、9、10、13、16条，都是民事基本制度的规定；还有民事主体资格、物权制度、人身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债权制度、侵权责任、婚姻家庭、收养、继承制度。

J. 立法法中关于行政立法中授权立法的规定

授权立法制度

中国最早的授权立法出现于1955年，当时的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1959年又通过了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法律的决议。

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从最高的法律效力上规定了授权立法，根据《宪法》第89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2000年3月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进一步使授权立法趋于制度化。

授权立法不同于职权立法，行政机关有固定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职权立法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而进行的立法，其立法权产生于宪法和法律的直接规定。例如《宪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的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立法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又如该法第73条的规定。

中国学术界认为授权立法可分为两种：一般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前者是指立法权来源于授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中的法条授权的授权立法。后者是指立法权来源于授权机关专门制定的法律性或法规性的决议或决定的授权立法。

例如根据《著作权法》第54条的规定：本法的实施条例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这就属于一种一般授权立法的情况。又如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市经济特区实施。

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珠海经济特区实施。这就是特别授权。

事实证明，授权立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及在立法实践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授权立法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见研究授权立法对我国授权立法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10)立法法第八条扩展阅读

授权立法制度是国家立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成为各国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自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开始的，自产生后它就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政府职能的扩张而逐步发展起来。

（一）提供法律依据，完善授权法 中国许多授权法的形式要件不规范，内容规定不完备，对授权主体和受权主体的资格、授权的条件、时限、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范围，及它们与法律和地方性法规权限的区别和关系等内容规定不足，给授权立法实践中纠纷的解决带来许多困难。

所以完备授权法的内容和形式应是立法工作的重心。授权立法作为立法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制度，《立法法》对此应单独立章进行详细的规定。

完善授权立法的内容。应该通过《宪法》和《立法法》的修改完善对授权立法的规定，也可以制定<授权法>对其进行详细的规定，这些内容应包括以下这些：首先，明确授权立法的主体和权限。同时应对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的立法权限作明确的划分，应规定法律中的“保留事项”和专属立法事项不得授权，被授权机关不得再把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其次，设定授权立法的标准。特别在授权决定中应规定具体的标准，这一标准包括授权立法的依据、范围和目的。再次，规定授权立法统一的程序。《立法法》虽然对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以作了较详细的规定，但授权立法不仅仅只局限于行政法规和规章。最后，还应明确授权的有效期限。

（二）加强授权立法程序制度的建设

授权立法程序是规范和控制授权立法权运行的规则，体现了对授权立法权运行的规范和制约。授权立法的出现使得行政机关获得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使得完全依靠实体法的精确预测和详尽规定来实现制约行政机关立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想法变得不现实。

必须借助程序制度来制约行政机关立法权。国外许多国家法律都规定，被授权机关在行使授权时，要遵守协商、听证、公布实施等基本程序，我国也应当明确规定授权立法的正式程序，尤其是协商、听证等具有民主、公正性的科学程序。

例如：规范授权主体与受权主体的资格审查程序、完善批准程序和备案程序、确立授权立法公开程序和公众参与程序等。使立法律更加公允，容易得到人们的自觉遵守和执行。

（三）授权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都需要以完善的监督为基础，就授权立法制度而言，对它的监督应关注以下几点。

监督主体，对授权立法的监督应尽量由处于中立地位的机关来进行。授权机关对授权立法享有当然的监督权，但是这种监督往往是属于同一机关内部的隶属监督，很难保证监督的中立性。即使是人大和常委会的监督，由于立法任务的繁重和缺乏相应的专门审查监督机关，监督力度和实效很低。

监督方式。一般可分为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授权立法的事前监督主要包括批准和备案。我国宪法、法律和法规中都规定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但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部门，这就使得备案工作缺乏组织保障，因此对授权立法的备案应有的具体工作部门来负责。

而批准制度在授权立法中适用的不是很普遍，由于这一制度对于授权立法的监督很有效，授权机关认为被授权机关的立法不符合授权的目的和范围，可以不予批准。因此应设立授权立法的批准制度。

监督标准。授权立法监督的主体应以不越权为标准，即授权立法的内容不得违背宪法、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超越授权法规定的授权范围。授权立法作为与职权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活动之一，必将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和迅速发展。中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在授权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来推进和完善授权立法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授权立法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授权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