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学派

⑴ 历史法学派的法家评价

第一，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形成和发达作出了贡献。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诞生于法国，但由于当时法国学术界对法典的过分崇拜，导致了忽视习惯法和判例法，仅仅以法典条款为研究对象的注释学派的诞生，该学派统治法国近一个世纪，阻碍了民法科学的发展。与此相对，在德国，由于学者们埋头于对罗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法体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学学科。而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国法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历史法学派的成员：胡果、萨维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温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法学派，那么，近代民法学就不会达到如此高的水准。
第二，历史法学派在挖掘、整理、恢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贡献。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学学科的历史基础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的前、后期注释法学派（伊纳留斯、阿佐、阿库修斯以及巴尔多鲁等）、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阿尔恰特、居亚斯等），以及18世纪法国私法学家朴蒂埃等，都对罗马《国法大全》进行了整理、注释。历史法学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总结、汇集、出版，从而使古代罗马法的经典文献能为创建近代法学服务。后者即日耳曼法，虽然从11世纪后，也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但大规模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历史法学派中的日耳曼学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论》和《德意志团体法论》，在保存、恢复和阐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超越。
第三，历史法学派人物众多，观点也不一致，不能以萨维尼否定自然法理论、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反对编纂统一法典而否定该学派对世界法学发展的整体贡献。
第四，即使是萨维尼，笔者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萨维尼的作品《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对近代民法学的诞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学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萨维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观点，如同自然法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人的理性一样，是人类在认识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在比较虚无的“人类理性”之外，去寻找法的起源的途径。正是受了萨维尼这种历史主义的、民俗学的法学研究的启发，后人便进一步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了法学之中，从而创立了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等，丰富了人类认识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手段。萨维尼的观点是人类试图科学地认识法的起源的无数智慧链条中的一环，不能全盘否定。三、至于萨维尼的政治立场，由于其出身贵族，加上他反对自然法学派和反对编纂法典等，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动保守的。但从他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从政时表现来分析（1842年他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专心于改革贵族制度、拥护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确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据条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说19世纪40年代后的萨维尼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和法学家也并不过分。

⑵ 历史法学派关于哲学宣言解释一下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作者:马克思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时间：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86

人们通常 认为，历史学派是对18世纪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这种观点流传的广泛性 和它的真实性 恰好成反比。确切地说，18世纪只有一种产物，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轻佻， 而这种唯一轻 佻的产物就是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把自己对起源的 爱好发展到了极端，以 致要求船夫不在江河的干流上航行，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因此 ，要是我们返回到历史 学派的起源去，返回到胡果的自然法87去，这个学派肯定会认为 是合情合理的。历史学 派的哲学产生于历史学派的发展之前，所以，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 身中去寻找哲学是徒劳 无益的。
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虚构，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 性的真实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 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出自然人——巴巴盖诺，他 们纯朴得居然身披羽毛。在18 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有人曾经设想，那些原始民族具有非 凡的才智，那时到处都听到捕鸟 者模仿易洛魁人和印第安人等的鸟鸣术，以为用这种办法 就能诱鸟入彀。所有这些离奇的 言行都是以这样一种正确的想法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是 一幅幅描绘人类真实状态的纯朴 的尼德兰图画。
胡果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 的历史学派的自然人，他的自然法教科书就是历 史学派的旧约全书。赫尔德认为，自然人 都是诗人88，原始民族的圣书都是诗集，他这 种观点丝毫也不会妨碍我们作出上述论 断，尽管胡果是用最平淡、最枯燥无味的散文语调 来说话的；因为正如每个世纪都有自己 独特的性质一样，每个世纪都会产生出自己独特的 自然人。因此，如果说胡果不是在作诗 ，那他毕竟是在编造虚构，而虚构是与18世纪的 平淡无奇性质相适应的一种散文诗。
当我们说胡果先生是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人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这个学派自己的意 愿 行事的，最著名的历史法学家所写的那篇纪念胡果的文章89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认 为胡果先生是18世纪的产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的意图行事的，这位先生 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自称是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作康德哲学的支脉①。 现在我们就从胡果的宣言中的这一论点谈起。
胡果曲解了自己的老师康德，他认为，因 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只要不真 实的事物存在着，我们就合乎逻辑地承认它完 全有效。胡果是一个否认事物的必然本质的 怀疑主义者，因此他就像霍夫曼那样对待事物 的偶然现象。所以，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 的②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他力图证明， 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 竭力从各方面搬出证据，以便证明下列论点是 显而易见的，即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必然性 都不能使各种实证的
① 见胡果《作为实在法 、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
版第Ⅻ页。——编者注
② 德文“positiv”既有“实证的”意思，又有“实际的”、“实在的”意 思 。
——编者注
制度，例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等，具有生命力；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相矛盾的；人们至多只能在拥护或 者反对这些制度的问题上空发议论而已。我们决 不应该把 这 一方法归咎于胡果的偶然的个性，其实，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 的坦率而天 真的、无所顾忌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是实证 的，那么我 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除了证明不 合理性的事 物是实证的，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实证的事物不是由于理性，而是违背 理性而存在 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 物的尺度， 那么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这些虽然是疯话，但这是方法！ ”①因此， 胡果亵渎了在正义的、有道德的和政治的人看来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 这些神圣的 事物，只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历史上的圣人遗物来加以崇敬，他当着理性的面玷 辱它们，是 为了以后当着历史的面颂扬它们，同时也是为了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他不知道什么 是 差 别。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所以 ，他 在某一段文章里引证了摩西和伏尔泰、理查森和荷马、蒙田和阿蒙，引证了卢梭的《 社会 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各个民族，把他们等 同起 来。在胡果看来，暹罗人和英国人一样实际，尽管前者认为，按照国王的命令缝住饶 舌者 的嘴巴，把笨拙的演说者的嘴巴一直剪到耳朵，这是永恒的自然定律，而后者则认为 ，要 是他的国王专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编者注
横地决定征收哪怕只是一分尼的捐税，那也是政治上的荒谬行为。不知羞耻的康奇人 也和法国人一样实际， 尽管前者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至多用淤泥来涂抹一下自己的身体 ，而后者则不仅要穿衣 服，而且还要穿得很考究。德国人也并不比拉杰普特人更为实际， 尽管前者把女儿当作家 庭宝贝来教养，而后者为了免去哺育之累，索性把女儿杀死。总而 言之，皮肤上的疹子就 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
在一个地方这种事物是实际的，而在另一个地方那种事物是实际 的。无论这种事物还 是那种事物，都是不合理性的。那就服从那些在你自己的小天地里是 实际的事物吧！
这样看来，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否认现存事物的理性的18 世纪的怀疑主 义，在胡果那里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主义。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他 不认为实证的 事物是合乎理性的事物，但这只是为了不把合乎理性的事物看作实证的事物 。胡果认为， 人们消除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是为了承认没有理性假象的实证的事物 ；他认为，人 们摘掉锁链上的虚假的花朵，是为了戴上没有花朵的真正锁链。
胡果同 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大体上就像摄政者①的荒淫宫廷主政时期 法兰西国家 的解体同国民议会时期法兰西国家的解体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解体！在宫廷 主政时期， 解体表现为放荡的轻佻，它懂得并嘲笑现存状况的思想空虚，但这只是为了摆 脱一切理性 的和道德的束缚，去戏弄腐朽的废物并且在这些废物的戏弄下被迫走向解体。 这就是自己 拿自己寻欢作乐的当时那个世界的腐败过程。相反，在国民议会时期，解体则 表现为新精 神从旧形式下的
① 奥尔良公爵菲力浦第二。——编者注
解放，因为旧形式已不能容纳新的精神.这就是新生活对自身力量的感觉。生活正在破坏已 被破坏的东西，抛 弃已被抛弃的事物。因此，如果说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 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 ，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 。我们又一次在胡果身上发现了摄 政时期放荡者的全部轻佻，即庸俗的怀疑主义，这种怀 疑主义对思想傲慢无礼，对显而易 见的东西却无比谦卑顺从，只有在扼杀实证事物的精神 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目的 是为了占有作为残渣的纯粹实证的事物，并在这种动物 状态中感到舒适惬意。胡果甚至在 权衡论据的分量时，也以绝对可靠的本能把各种制度中 合乎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东西都看作 对理性来说是一种可疑的东西。对胡果的理性来说，只 有动物的本性才是无可怀疑的东西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从旧制度的观点出发的启蒙思 想家是怎样说的吧！应当从胡果 本人的话中听出胡果的观点来。应当给他的全部论断一概 加上“他自己说的”这几个字。
导言
“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①
自由篇
“对自由〈指 合乎理性的本质〉的限制，甚至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种本质不可能随 心所欲地不再成为 合乎理性的本质，即不再成为能够而且应当合乎理性地行动的本质。” ②
第5 2页。 ——编者注
② 同上，第147页。——编者注
“不自由丝毫不会改变不自由的人和其他人的动物本性和理性本性。一切道义上的责任仍然起作用。奴隶制不仅从肉体方面来看是可行的，而且 从理性方面来看也是可行的；任 何证明与此相反的观点的探讨，肯定包 含着某种误解。当然，奴隶制也并不是绝对合乎法 理的，也就是说，它既不是从动物的本 性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理性的和市民的本性中 产生出来的。可是，奴隶制同奴隶制的 反对者所承认的任何一种法一样，可能是一种暂时 的法，这一点可以在和私法以及和公法 的比较中看出来。”证据就是：“从动物本性的观 点来看，属于富人所有的人，显然比穷 人更有免受贫困的保证，因为失去前一种人对富人 是不利的，富人也很关心他们的疾苦， 而穷人身上只要有一点东西可以榨取，就会被他们 的同胞榨取出来……”“虐待奴隶和使 奴隶致残的权利并不重要，即使发生这种情况，那 也不见得比穷人所忍受的痛苦严重多少 ；至于从身体方面来说，这种情况也并不像战争那 样严重，因为奴隶本身到处都必定是用 不着参加战争的，甚至在切尔克斯的女奴隶中间美 女也比在女乞丐中间更加容易找到。” （请听这个老头说些什么！）
“至于说到理性的本性，那么当奴隶也要比忍受贫困优越 ，因为奴隶的所有者即使从 精打细算的角度出发，也宁愿为教育有某种才能的奴隶解囊， 而不愿意在行乞的孩子身上 花钱。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正是奴隶才免除了种类奇多的压 迫。押送战俘的人只是由于 暂时要担负责任才去关心战俘，难道奴隶比战俘更不幸吗？政 府派看守去监管苦役犯，难 道奴隶比苦役犯更不幸吗？”
婚姻篇
“与对婚姻作完全 自由的探讨时相比，以前从哲学观点来考察实在法时，婚姻往往被 看得重要得多，又合乎 理性得多。”②
诚然，在婚姻中，满足性欲是合乎胡果先生的心意的。他甚至还① 胡 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 第24 7、249、251—255、257页。——编者注② 同上，第276页。—— 编者注从这一事实中引出有益于健康的道德来:
“从这种情况以有无数别的情况中，人们本来应当看到，为了一个目的把人的身体作为手 段来使用，并非像人们其中包括康德 本人对这一说法所作的错误理解那样，都是不道德的 。”①
可是，用排他性来使性欲 神圣化，用法律来约束欲望，用道德的美把自然要求理想化 、使之成为一种精神结合的因 素——婚姻的精神本质——这一切在胡果先生看来，恰恰是 婚姻中的可疑的东西。但是， 在进一步探讨他那轻佻的无耻思想之前，我们且来听听一位 法国哲学家的声音，以便同这 位探究历史的德国人进行比较。
“一个女人既然为了唯一的男人而抛弃这种神秘的矜 持（这种矜持的神的戒律她铭刻 在心上），那她就把自己献给了这个男人。为了他，她在 委身于他的时刻抛弃了从来没有 抛弃过的含羞心理，仅仅为了他，她撩开了平时用作庇护 所和装饰品的面纱。于是就产生 了对丈夫的亲密无间的信任，这是只能在她和他之间存在 的排他性关系的结果，她并不因 为这种关系而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就产生了丈夫对这种 牺牲的感激，产生了对这个人的 情欲和尊敬交织的情感，这个人甚至在和他共享欢乐的时 候似乎也只是一味迁就他的。这 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一切都秩序井然的原因。”
自由的推究哲理的法国人本杰明·贡斯当就是这样说的！90现在我们就来听听那位 奴 颜婢膝的、探究历史的德国人是怎样说的吧！
“更加可疑得多的是第二个因素，即未经结 婚不得满足这种欲望。动物的本性是和这 种限制相违背的，理性的本性更是如此，〈因为 ……你们猜他要说什么！……〉因为一个 人要预见到这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就应当是几乎 无所不知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 订第4版
第279页。——者注
的，所以，如果我们答应只能与某一个特定的人满足 这一种强烈的天然欲望，那么， 这就是对上帝的诱惑！”“对美好事物的按其本性是自由 的感情就要受到束缚，而与这种 感情相联系的东西就要与之分离。”①
请看，我们那 些青年德意志派在向谁学习！91
“这一制度②是和市民的本性相矛盾的，因为……最 后，警察就要承担一项几乎无法 完成的任务！”③
哲学是多么糊涂啊，对警察连这点 关照都不加考虑！
“婚姻法细则的一切后果都向我们表明：不管遵循怎样的原则，婚姻 仍然是一种极其 不完善的制度。”
“可是，这种用婚姻限制性欲的办法，也有其极大优 点，因为它通常能避免传染病， 婚姻使政府省去了许多麻烦。最后，到处都有极其重要意 义的那种见解，即认为私法的因 素在这里已经成了唯一合乎习惯的因素，也起了作用。” “费希特说：没有结婚的人只算 得半个人④。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即胡果〉，抱歉得 很，不得不认为把我凌驾于基督 、费奈隆、康德和休谟之上的这一美妙格言是一种骇人听 闻的夸张。”
“至于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那显然要取决于人的动物本性！！”⑤
教育篇
我们一开头就读到：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 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 4版
第280—281页。——编者注
② 在胡果的 著作中这个词为“限制”。——编者注
③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 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 4版
第281—282页。——编者注
④ 费希 特《根据科学学原则创立的伦理学体系》1798年耶拿—莱比锡版第44 9页
。——编者注
⑤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28
5—289页。——编者注
“教育的艺术所能提出的反对与此〈即家庭教育〉有关的法律关系的理由，并不少于爱的 艺术所提出的反对婚姻的理由。”①
“困难就在于人们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进行教育，不过这种困难远不像在满足性 欲 时 那样令人忧虑，其原因还在于允许以契约形式委托第三者进行教育；因此，凡对这项工 作有 强烈兴趣的人，都能很容易得到满足。不过受教育者当然不一定是他愿意教育的某个 特定 的人。然而，一个谁也不会把孩子委托给他的人，却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进行教育，从 而排 除他人进行教育的可能性，这种事实也是和理性相矛盾的，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强制 在起 作用：一方面实在法往往不允许教育者放弃这种关系，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又不得不让 这样 的人施教。这种关系的现实性多半是以出生的纯粹偶然性为基础的，而出生必定是通 过婚 姻同父亲发生联系的。由于这里通常有一种本身就妨碍良好教育的偏爱在起作用，上 述关 系的产生方式显然不是特别合乎理性的；而且父母双亡的孩子也得受教育，可见这种 产生 方式也不是绝对必要的。”②
私法篇
第107节教导我们说：
“私法的必要性完 全是一种臆想的必要性。”③
国家法篇
“服从掌握权力的官府是神圣的道义上的责 任。”“至于政府权力的分配，那么实际 上并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绝对合乎法理的，可是 ，不管权力如何分配，每一种制度又都是 暂时合乎法理的。”④
人们也能抛弃自由的最 后束缚，即抛弃那强使人们成为合乎理
① 胡果《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 法教科书》1819年柏林修订第4版
第33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8— 339、34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38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 512、519—520页。——编者注
性的存在物的束缚，这一点胡果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我们认为，从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引来的这几段摘要，足以给这一学派作出历 史的 评价，以取代那些非历史的臆想、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这几段摘要足以用来判 明胡 果的继承者92能不能承担当代的立法者的使命。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 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雾 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 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 上被摇落下来，晒干，并且被加以 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库房中。可是，实际上只 须略加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 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度的启蒙思想家 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 层浓重的油彩后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 词滥调。
胡果说，“动物本性 是人在法律上的特征”照这样说来，法就是动物的法，而有教养 的现代人则不说“动物的 ”这种粗野而坦率的字眼，而说“组织法”之类的术语了，因为 在说到组织的时候，谁会 立即想起动物的机体①呢？胡果说，在婚姻以及其他道德法律制 度中都没有理性，而现代 的先生们则说，这些制度固然不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但它们却 是更高级的“实证”理性 的反映，其他一切东西莫不如此。只有一个结论他们都是用同样 粗野的语调来表达的，那 就是：专制暴力的法。
应当把哈勒、施塔尔、莱奥及其同伙的法律理论和历史理论看作 只不过是胡果的自然 法的旧版翻新，在经过几番考证辨析之后，在这
① 德文“Orga nismus”既有“组织”、“机构”的意思，又有“机体”的意
思。——者注
里又可以看出旧的原文了，以后如有机会，我们将更为详细地来说明这一点。
因为我 们手里还有旧的宣言，所以，一切修饰美化这一原文的伎俩就更是枉费心机了 ，这一宣言虽 然不太明智，但它的意思还是非常清楚的。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2年7月底—8 月6日
载于1842年8月9日《莱茵报》第221号附刊（缺《婚姻篇》）
第一 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 卷第1分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⑶ 历史法学派的理论渊源

历史法学派
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版历史性的权”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
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

⑷ 哲理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的异同

1.哲理法学派来
由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自表，从法的外部着手，把他们的法律观建立在自己的哲学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形而上色彩。康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而黑格尔则具有国家主义倾向。
2.历史法学派
这个学派以胡果特别是以萨维尼为代表，他们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随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而自然地、逐步地发展的，法的主要形式应当是习惯法。可是历史法学派的观点趋于保守，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法学派”。

⑸ 都有哪些法学派，能把他们的观点主张简要概括下吗

萨维复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历史法制学派的核心人物
1、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这个民族的法也就趋于消逝。
2、法学家固然有独特的知识，但这仅是法的技术成分，而法主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意识，即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它是法的政治成分。
3、法主要体现为习惯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
4、法是自发地、缓慢地和逐步成长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地、任意地制造的。
普赫塔---历史法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
1、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
2、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⑹ 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观点的区别

一、古代法学派别 1、古典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内秀斯（荷兰）、主容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

⑺ 历史法学派的系统发展

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
历史法学派法本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⑻ 历史法学派的学派分化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罗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还有温德海得（B. 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该学派强调当前德国法学家的任务，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罗马法穷根究底，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内含的原理，区别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死亡了的。胡果和萨维尼，都试图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构造一门概念清楚、体系完整的民法学学科，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学派开始向概念法学发展。
法的精神
19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德海得等人为代表，在研究《学说汇纂》的基础上，使概念法学发展得更为充分、更加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则以耶林为首，逐步意识到概念法学的弊端，主张对法不应当仅仅作历史的、概念的研究，还必须从法的目的、技术、文化等角度来研究。
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统一的德国对于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是必要的。为此，在德国出现了统一立法的趋势。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据条例》开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国实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绝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员国实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声也甚高。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这无疑刺激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由专事研究《学说汇纂》的学者海塞（Heise）创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德海得。
温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关于前提的罗马法理论》（1850）、《条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顿教科书》。温德海得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后者中。该书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首先，该书在对所有“潘德克顿法学”文献进行概括、整理和阐明内容的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该书体系完整、理论结构严密，不仅在各项制度研究上运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逻辑性操作构成的系统的法学方法，而且将其推广到了整个私法学领域；第三，传统的“潘德克顿法学”作品，或偏向于理论或偏向于实用，而本书则第一次将理论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以往“德国普通法”理论的集大成，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支配了整个德国的民法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 （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说成是“小温德海得”。）。
“潘德克顿法学”的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尤其是温德海得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确立的五编制民法学体系，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包括后来的日本和旧中国等的民法典）的渊源；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顾名思义，它是《学说汇纂》（Pandekten之音译）的注释学，
历史法学派
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
在温德海得将“潘德克顿法学”发展至顶峰的同时，以耶林为首的“目的（利益）法学”（功利主义法学）也在罗马学派内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罗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为权利而斗争》（1872）、 《法的目的》 （全2卷。1877～1884）。在这三本书中，耶林对“潘德克顿法学”只注重概念、脱离社会现实利益（权利）斗争、脱离社会法的目的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权利概念。萨维尼将权利定义为“意思的力”，耶林主张将权利定义为“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对人的目的和动机作了研究，这种目的或动机形成两个大的系列即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人对社会行为的利己动机有两种：报答（Lohn）和力（Zwang）；社会动机也有两种：义务的观念和爱的观念。这一学说为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出台创造了条件：目的是法的创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者不可偏废等等。这些思想，对以后的社会学法学的勃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法学派中另一个学派日耳曼学派，其特点是埋头于德国本民族法（日耳曼习惯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创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麦尔（K.J.A.Mittermaier，1787～1867）、 阿尔普莱希（W.Albrecht，1800～1876）、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 ）以及祁克等。该学派自1830年以后，开始与罗马学派决裂，而1846年在吕贝克召开的“日耳曼法学家大会”则是这种决裂的公开化。
日耳曼学派坚持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该学派也赞成罗马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用逻辑的、概念的、体系的手段来研究历史上的法律。但是，与罗马学派不同，该学派主张发掘德国私法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罗马学派为近代民法学的体系、原则、概念和术语奠定了基础相对，日耳曼学派的贡献除了为近代提供社会团体主义理念之外，还表现在促进了近代商法学和有价证券法学的发达方面。而对日耳曼法学的总结、整理和定型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则是祁克。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德意志团体法论》（全4卷，1868 ～1913 ）和《德意志私法论》（全3 卷，1895～1917）等著作中，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关于法的本质、法和道德的关系以及社会法思想代表了他的历史法学派的基本立场。

⑼ 历史法学派的提出学说的背景

. 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学生、德国著名私法学家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专作品有《占有权属论》 （1803）、《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1814）、《中世纪罗马法史》（1815～1831）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1840～1849）等。继胡果和萨维尼之后， 历史法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习惯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顿教科书》（1838 ）、 《教会法入门》（1840）和《法理学教程》 （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 萨维尼和普赫塔外，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还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温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⑽ 简述历史法学派的缺陷。

历史法学派的所谓的缺陷仅仅在于它的时代局限性和唯心主义的观点，综合来讲，历史法学派的优点更多，详解如下：
一、关于历史法学派的简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二、历史法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的代表人是萨维尼，详解如下：
萨维尼出身于贵族家庭，从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起就在该校任罗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长、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1842年起任普鲁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为了反驳戴菩，他写了一本《论当代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的小册子。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后来又创办了历史法学泥刊物，传播这一派观点。
戴菩在他的小册子中，虽然没有对《拿破仑法典》直接作出评论，也没有将他关于制定法典的倡议提升为理论，但萨维尼及其门生却直接、间接地认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仑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议体现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并声称，双方争论代表了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之间的对立。
萨维尼在其1814年所写的小册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性主义的立法观点，即通过人类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类普遍适用的法典这种观点，完全是“幻想”、“荒诞无稽的”；自古以来，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它“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趋于消逝”。总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法学家阶级，他们代表共同体，负责法律的技术方面，此后法律就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法学家手中的一种独特知识，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识）以及技术成分；法律主要体现为习惯法，后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因为法律是自发地、缓慢地和进步地成长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地、任意地创造的，等等。他的结论是，不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据德国法学家还缺乏历史精神等条件来看，德国“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萨维尼的那些观点同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一样，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但它们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所讲的理性主义的立法，实质上就是制定资产阶级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反神学、反封建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虽然以“历史”为标榜，但却歪曲了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事实是：法律并不是超历史、超阶级的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法律不同于语言，也决不是什么抽象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传统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意志起作用的。
萨维尼的那些观点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在19世纪欧洲的历史条件下，更代表了一种历史复古主义的反动思潮，是与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精神，即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虽然在理沦上并没有完全否认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将立法或制定法典贬低为从属于习惯法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反对当时在德同制定像《拿破仑法典》那样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而维护代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习惯法，即当时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会法，等等。
他的这些观点当然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戴菩关于实现德国法律统一化的倡议，这也就意味着他反对德国的民族统一，要求继续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