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道德的影响

① 先秦诸子百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深远影响

百家争鸣的展开对当时以及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当时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促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

百家争鸣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用“智慧精华，惠泽千年”这八字来形容。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所列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中，孔子被排在第一位。他与穆罕默德、耶酥和释迦牟尼一起，被称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哲”。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阶段，奠定了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精神文明的基础，对中国文化甚至东方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百家争鸣流派代表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他主张“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著作：《春秋》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五种教本,连同《春秋》被后人称为"六经"。其中《乐》后来亡佚了，现存《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亚圣”之称。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他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伦理观是“性本善”。
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也哲学方面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形成了人们“好利”“好声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过学习礼仪，通过法治，可以使小人变为君子，普通人变为圣人，荀子的这种主张，被称为“性恶论”。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综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
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
老子主张以柔克刚。相传老子曾张开嘴让弟子们看，然后对弟子们说：“我那坚硬的牙齿早就掉了，可我那柔软的舌头还在！”
政治上提倡“无为”、“顺应自然”。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又名《逍遥游》是与《道德经》齐名的道家经典。
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为学说为基础而发展的。《庄子》一书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对道家学说加以解说。其中的语言形式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道家思想讲究一切讲究自然，不可强求，与儒家思想相反。
庄子认为，水行要乘船，陆行要乘车，治理国家也一样，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庄子批评孔子在鲁国想要恢复西周制度的做法，就像在陆地上推船，劳而无功。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杨朱。

墨家
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宋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
他主张“兼爱”，消除亲属，贵贱的分别，同等的去爱所有的人、
“非攻”，谴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尚同”，“明鬼”、“尚贤”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愿望。
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主张“兼爱”（爱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万民”的阶级差别）“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墨子创立严密的组织，墨者团体的领导者成为巨子，墨者行动必须遵守巨子的指挥。墨家思想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征用，战国后期逐步不受重视。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主张“以法为本”“法不阿贵”（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德约束）。主张君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法术势）。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

兵家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的一部军事名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就出自这本书。今天此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很多西方的军事学校都把它列为教材。战国时期，孙武的后代孙膑继承发扬了他的军事思想。他反对空谈仁义，提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这与[2] 的形势相适应。他主张：“事备而后动”，写成了《孙膑兵法》。他们当时被称为兵家。
代表人物：孙武、孙膑。

名家
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
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
“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十家九流”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
代表人物：邹衍。

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在张仪、苏秦之后，齐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纵横家鲁仲连，人称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纵和六国抗秦，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
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杂家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综合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

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代表人物：许行

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先秦九流十家之一。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被归类于古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方技家
方技家代表人物，远古有岐伯、俞拊，战国有扁鹊、秦和，汉初有仓公，其中以扁鹊最为知名。
《汉书·艺文志》录有“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今大多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现分为《素问》、《灵枢》二书。
方技家以医学为理论基础，但研究范围远宽于医学，当包括后世之医家与方士。房中、神仙二家后世多归入道家。方技家甚至还由治身及治国，《艺文志》指出其有“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特点。后世“方技”一词则泛指医、卜、星、相之术。

② 文学与真理和道德的关系

道德和真理是两码事，
我坚信
道德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准绳，俗称良心。是上帝起初造人放内在容里面的。
其实上帝放在人里面的有三样：
1.德性即道德属性，知道有尊贵与卑贱的，像楼主所说有高尚和可耻之分。
2.法性即法律、公义，知道这件事的对错，比如世上的立法者（宪法），立法人心里立法的标准心中的“法”。
3.理性即思维逻辑分析的推理能力，如可通过对事物的研究等手段作出判断（狄仁杰）。

还有一点，就是道德会丧失，死不是终结。
人死不是如灯灭。

③ 文学家是否都是有道德的人谈谈文学与道德的关系。

如果没有道德，谈文学也是空谈，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为接受，就像如果学艺术，要想学艺，先学做人。这是很重要的

④ 社会道德标准变了，文学形象的生命力会受影响吗

我认为这取决于文学形象的生命力来自于什么，一部分与道德有关，或体现专道德的美好属，或作为典型的道德被批判的对象，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标准变化的可能会影响文学形象的生命力。比如一些比较极端的红色英雄，或封建的愚忠愚孝，时过境迁就难以动人了；也有一些不会变，就像楼下提到的可以作为终极价值的基本道德，是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
另一方面，一部分形象的生命力本来就不是源自道德，可能源自特殊的审美，或独特的性格，比如曹禺笔下的繁漪，郁达夫的沉沦者等等。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生命力
望采纳，谢谢

⑤ 什么是道德，它与文学有什么特殊关系

道德是调整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劝导性的行为规范，通过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维系。
1、道德和文学都属于思想上层建筑。
2、道德借助文学传扬；文学需要道德之魂。

⑥ 如何理解文学与道德

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在当今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风尚和生存方式正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激变之中，谨防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面貌的下滑，是最为深刻、最为重要的课题。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需求，新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新的公平的、平等的、竞争的关系正在形成，新的道德萌芽正在破土而出。但是市场化的原则也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它既是建设的，又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时，科技、信息技术的进步，同样具有两重性的特征。在一部电脑终端机前，人们可以把握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而来的各种信息，在知识的太空里遨游，但同时也正按照资本与白领阶层的生活趣味，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风尚、审美情趣；其中自然还有无孔不入的地摊文化与无休止的媒体炒作出来的文化时尚。

人的生存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自应趋向于双向的完善与完美。人们本应利用物质的富有，进而建立最具人性的文化关系，人性的精神家园。但是物欲的追求淹没了生存的理解，于是人们的活动转向为自身的生物行为、经济行为服务，于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钱、性、权”式的人物。文化中的颓唐趣味，使一些人深感精神家园的残破，使另一些人痛感灵魂的飘零无依，他们似乎都踯躅于灯红酒绿、金迷纸醉的现代荒原。

文学创作能够与道德伦理连带上关系吗，能够发现道德伦理诉求的声音吗？八十年代至今，要使文学艺术成为一种纯而又纯的审美的精神现象极为流行。其实，一百多年以前，这种论说就已不断出现过了，而且很有权威性。例如，英国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就反对文学艺术与道德伦理有关。一百年后，他的这类论说，仍被一些人当作文学创作无关伦理道德的有力驳论。王尔德说：“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他还说：“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批评涉及伦理道德，那就是“伪道德批评”。我们有些论者是很相信这类观点的，所以也就主张写作非关道德，评论也不能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析，否则就是“假道学”，就是把文学创作视为伦理道德的宣传了。

王尔德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文坛标举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旗号，反对当时文学艺术中的自然主义与过分的功利主义，宣扬艺术家在伦理上是不分好恶的，否则就是矫揉造作，就是伪道德批评，这时他对唯美主义理论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身陷铁窗，经历了身心的苦役之后，他才意识到人是需要同情与怜悯的，他自己心胸此时就充满了同情，而且竟认为同情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东西了！

我国八十年代文艺中出现的唯美倾向，可以说是对过去极端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有力反驳，同时也是文艺自身多样化的一种表现，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即没有树立起作家人格上的那种凛然正气与道德的思想力量，却是销蚀了创作中的那种道德伦理的强大批判力。自然，这也并非仅仅是唯美主义创作倾向的缘故，弥漫于当今社会每个角落里的新的实利主义、食利主义习尚，实在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了。文学创作是一种通过语言结构进行审美或是审丑的创造活动。它固然可以避开伦理道德的负载，以至可以说它无关伦理，这类作品自然是存在的，也有不少好作品。然而，有一些作品进行文字游戏，它们消解了话语表述的涵义，虽也可算作叙事形式的一种探索，但是它们瘦骨伶仃，好像是些皮包骨头的女人，毕竟内涵单薄，这也是事实。

人们常说，文学创作是描写人的，人性的方方面面都是可以进入文学描写的视野。那么人性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呢？文学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人性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就是人栖居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就是人与人的多种相互的文化关系。写作者实际上总是面临着审美的或是审丑的多种文化选择。社会文化的多方面的内涵，如政治、伦理、道德、哲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乃至两性生活，无疑都是文学创作进行审美或是审丑的文化选择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无法把这些文化因素排除在创作实践或是文学理论研究之外，满足于说说文学艺术或是无关道德，或是无关政治，等等。

创作中的那种审美或是审丑的多种文化选择，必然折射出作者人性中最最基本的品格，即那些使人所以为人的基本因素，血性与良心，怜悯与同情，也即人文精神的基本方面。这些人性的体认，都显现在作者以及人物对社会、政治、战争、历史、伦理、道德、哲理、人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包括两性关系的审美或是审丑的把握之中。读者感受与体味那些画面描绘、感情抒写所渗透出来的人性的动向：庄严与鄙俗，高尚与卑微，凶残与善良，或是兼而有之的极端复杂的人性品格。对于人性的品格如人的血性与良心、怜悯与同情的蔑视，必然会使文学艺术失去自身的灵性与灵魂，而变得平庸与恶俗。当前的一些优秀作品，或是描写旧时的没落贵族，家族的兴衰历史；或是表现边陲的民族风情，经历几个时代的女人的幽怨命运；甚至读者关注的现实的故事，历史地、现实地显示出对于人生的感叹、人的命运的同情、道德伦理的批判力，从而提升了人的情感和境界。不知那些钟情于淫乐、在淫乐的写作中猎取名利的人，会不会有王尔德式的省悟！

文学艺术创造是需要人性的同情，是需要强大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力的，在艺术家身上，正是这种人文精神造就了伟大的艺术胸怀。人性同情的沉沦与伦理道德批判力的消解，将会使文学艺术黯然失色而至枯萎，使人的精神家园破残荒芜。虽然文学艺术并不是人的精神家园的全部，但无疑占据着主要地位。因为，人是不能没有文学艺术的，我们应该怀着良心与人性的道德品格，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⑦ 社会道德标准变了，文学形象的生命力会受影响吗

个人认为不会。
文学形象不仅仅有道德标准这一个评价标准，好的作品是专经久不衰的属。
另外我们在赏析一个作品的时候也要代回到写作的时代背景中去，并不会影响文学形象的生命力。
文学形象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会不断发掘其新的时代意义。

⑧ 为什么文学是道德的

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回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答出的功能之一；文学的道德化和文学化的道德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厘清二者的关系，不仅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当下的和谐会建设意义重大。
卜召林等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新华出版社出版）即是这样一部学术专著。
该书深化了20世纪文学与道德关系研究，填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道德关系研究的某些空白。尤其是对20世纪初叶和20世纪末叶文学中道德表现的再次勘探和首次命名，意义深远。

⑨ 文学应不应该有道德界限

文学的功利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首先追求着功利性。工人做工，农民耕田，是要生产产品，我们学生读书学习，是要获取知识……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

在漫长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人类追求功利性的同时发现了无功利性的美。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听一场音乐会，逛一趟图书馆……都属于我们生活中非功利性审美方面的追求。不为得到什么物质利益上的满足，而是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而文学的审美无功利性则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舍弃只的功利考虑而以淡泊之心对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需要保持无功利目的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世界。所以，文学直接地是无功利的。康德说：“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

康德论述他“美的无功利性”观点时指出：凡物都有功利性，对人不是有益就是有害。如一朵花可能散发出有毒的气味，损害人的健康；也可以经过提炼制成药物，有益与人。所结的果实，可以鲜美可口，也可能包含剧毒。在审美活动中，花的有用或是有害，这些功利方面都在主体意向中被超越了，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在于它呈现出直观形象本身，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再如林逋有名的咏梅诗“众芳摇荡独鲜妍，占尽风情向小园。淑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首联写梅花的傲世；颔联写梅花的疏郎和幽香；颈联通过霜禽和粉蝶的爱慕，烘托出梅花的高洁；尾联写出了诗人超凡脱俗的梅花精神。梅花的这种直观形象从功利性中超脱出来，占领观察者注意的中心，使人们刹那间忘记现实的功利性考虑，获得洒脱的自由。审美心胸的无功利性使我们在人生的波动中保持一点宁静，能静故能思。

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都属于性情写作。这类写作往往毫无功利性，基本上是个人心境的记录。此类写作与古代诗人词人而言是极寻常的，现代人中就少有这般现象了。然而校园大学生中的确有这样的写作之人。他们多少有点清高，不屑于向报刊投稿，不打算发表博取赞赏。

再如李白的《静夜思》，朱德的《我的母亲》等等，都是感情极其真挚的状态下写的，你能从中看出什么功利的东西吗？我们就称这类下作为“感情写作”吧。它有时也许很糟糕，很直白，不讲任何写作之章法和技巧，但它的品质是“真”的，完全没有矫揉造作。

文学不带有直接功利目的，“但它由于在其话语结构中显示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丰富与深刻变化，因而间接地也体现出掌握现实社会生活这一功利意图。（自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

简单的说吧，人类创造的每个东西都是有个功利问题的，都存在一个有用与无用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创造，自然地也不例外。文学的功利是人们创造的一种动力，也就是文学存在的一个理由。如前面提到的“性情写作”：我们的性情在写作过程中能摆脱浮躁和乖张之气。即使原本那么着，写完后往往排遣了大半。还有“感情写作”：人心被事物所纠结，情郁于衷，通过写，心灵的结节，才得以舒缓，平复。作者在写作中得利了。

我们强调的不是肤浅、短视的功利，文学不应该是飘渺不可及的，它应该有多一点人间烟火。康德还提出审美中最高级的一种美不是纯粹的形式美，而是和道德结合在一起的依存美。实际上康德是从人文主义最深刻的功利心来看待艺术的，因为高度的道德心是人最最尊严的地方。人创作的文学，只有或多或少地，或公开或隐蔽地蕴含功利在内的，才是有价值的。

总而言之，文学的无功利性是直接的，功利性是间接的，直接的无无功利性总是实现间接功利性的手段。因此是存在道德界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