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社会发展

⑴ 法律的历史和发展

法的历史发展
一、法的历史类型
法的历史类型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基本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具有活跃性、革命性，当其向前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生产关系发生与之相对应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当生产力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化出现了一定量的变化时，那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就会发生局部的变化。当生产力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也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时，则会导致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发生历史类型的更替。
1、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即是法的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
2、(1)法的历史类型是按照法所据以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和体现的阶级意志的不同，对人类社会的法所作的分类。
(2)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凡是建立在相同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相同阶级意志的法，就属于同一历史类型。
(3)划分法的历史类型，有助于认识和揭示法的阶级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
3、(1)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社会形态的划分相一致，人类社会存在四种历史类型的法，即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
(2)前三种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社会的法，体现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称为剥削阶级类型法。社会主义法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是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法。
4、(1)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经过法的这四种历史类型。
(2)但法的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表明，从奴隶制法到封建制法，继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是法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的历史类型也由低级类型的法向高级类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运动是法的历史类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这种更替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先进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并实现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
二、关于法的历史阶段的其他划分方式
英国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约”的法 2
美国的庞德 原始的法，严格的法，17、18世纪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会化的法，以及下一阶段的世界法 5+1
德国的马克斯•韦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实质不合理的法、实质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国的昂格尔 习惯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义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国的不少学者 自然经济类型的法与商品经济类型的法 2
义务本位的法与权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专制的法与民主的法 2
三、资本主义法
(一)资本主义法的产生
资本主义法的产生有几种典型的模式：英国式模式、法国式模式;
1、在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步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
(1)商法的兴起：这些商法渊源于习惯法，最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后又有一些票据、保险、公司、破产等方面的法规。
(2)罗马法复兴：罗马法原先是统一的、拥有世界霸权的帝国的法律;罗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简单商品生产关系极为发达基础上的，对这方面的法律关系作了详尽规定;罗马法代表了相当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资本原始积累的法律的出现：
(4)宪法性法律的开始制定：限制王权，试图以政治契约形式确立国王与臣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
2、总的来看，资本主义法主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1)维护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原则。
(2)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和代议制政府，规定资产阶级民主制、政党制、代议制等法律制度。
(3)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保障资产阶级法治。
(二)资本主义法的发展
1、除法西斯时期这样的特殊发展外，资本主义法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自由竞争时期到垄断时期的变化。
2、从自由竞争时期发展到垄断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法从“个人权利本位”变化为“社会本位”
(1)法律原则有了许多变化，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权的限制”的内容，并制定了不少调整经济、文化关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出现了“法的社会化”的趋势。
(2)但资产阶级法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的发展表现为：
(1)法律基本原则的变化，私有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有不少限制的内容。
(2)法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仅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国家、政府通过法律来干预经济。同时，出现了法的社会化趋向。
(3)法的运行方面的变化，如委托立法、授权立法的出现，行政机关权力日益扩大;准法院组织的出现。
(4)两大法系逐步靠拢，国际立法增多，出现了像欧盟法律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的法律。

四、社会主义法

1、(1)社会主义法是在推翻旧政权、摧毁旧法体系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2)社会主义法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

2、(1)新中国的法是在摧毁国民党法律的基础上创立的，是革命根据地法的继承和发展。

(2)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建立还经过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

五、法的继承与法的移植

法的继承是指不同时间条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击。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间条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击。

(一)法的继承的含义与根据

1、法的继承是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延续和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的承接和继受。

(1)法的继承是客观存在的，法就是在继承中发展的。

(2)法作为文化现象，其发展表现为文化积累过程，其继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的继承性，社会主义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法和其他类型的法。

2、法的继承的根据和理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的继承性。

(2)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的发展过程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3)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决定了法的继承的必要性。

(4)法的发展的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如资产阶级的《法国民法典》即是以奴隶制的罗马法为基础制定的。

3、法的继承的内容：

(1)法律术语、技术、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术语;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释方法;法律体系的结构、形式，法律机构的设置等都是可以继承的。

(2)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定。其中有许多属于技术性规范或者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规范是可以继承的。

(3)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原则和规范。

(4)反映法的一般价值的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都是可以继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法，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

(1)法的继承体现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法的移植则反映一个国家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

(2)法的移植的范围除了外国的法律外，还包括国际法律和惯例。

(3)法的移植以供体(被移植的法)和受体(接受移植的法)之间存在着共同性，即受同一规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纳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会发展和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必要移植先进国家的某些法律。

(2)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场经济要求冲破一切地域限制，一个国家借鉴和引进别国的法律，特别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法律原则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动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途径，是法制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对外开放的应有内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几种类型：

(1)经济、文化和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吸收对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趋同;

(2)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先进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法律;

(3)区域性法律统一运动和世界性法律统一运动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1)要注意国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

(3)同时法的移植要有适当的超前性。

⑵ 对法律渊源的理解和深入研究为什么有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是法律，法律要由相关部门起草，由人大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纲要，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和指导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工作。虽然不是法律，但是有权威性，这是政府制定并要在之后的几年里执行的。

⑶ 论社会发展与法律的进化

法律局限性问题是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且至今尚难有定论的社会课题。秦国荣在《法学》二○○五年法律局限性矫正：基本思路与对策

由于法律及其运作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局限性，因而我们在肯定和强调法律乃是现代社会最具权威和效率的社会调控手段的同时，需要注意理顺法律运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注意运用社会综合控制手段矫正法律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第一，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发挥。

法律及其调整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仅靠法律运行是难以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有效调控的。所以，对于过去那种摒弃法治、否定法治功能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我们固然要从根本上予以批判，但那种认为有了法律就可以万事大吉，只要实行了法治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同样是非常幼稚和有害的。事实上，过分依赖法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病态已引起了西方社会深刻的反思。比如海外学者余英时就曾指出，西方法治观念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不良影响，他理智而深刻地指出，上述现象均属社会病态而决非现代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注：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对于法律局限性以及单纯依靠法治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强秦因法制完备而致兴盛，也因法律过于残苛而致败亡的教训，给了后世历代统治集团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汉代以后，经过儒法之争，主张“礼法”并举的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应当说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重视“法治”的同时特别注重“德治”，强调“德法并举”、“出礼入刑”，诸种社会控制手段综合运用的做法早为实践证明为高明理智之举，它对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这是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适性的治国之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人性与法治本质的深刻领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家们经过世代传承所积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国的成熟经验和高超技巧。我们说，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领先世界，保持其文化上的先进性，甚至在近现代仍然能对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法制文明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当说与此不无关系。

事实上，法律与道德以及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只有与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社会调整手段有机结合，形成彼此协调互动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内在功能。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所组成的有机集合体，人类在需要物质生活维系生存的同时，更需要精神生活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存在。那种离开了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内涵的社会则决不是人类社会，只能是“动物世界”。而尽管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是相互包容涵盖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并不能自动提升社会的精神风尚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证法律得以良性运作，我们就要在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同时，着力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因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公众整体素质与文明状况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该民族、该社会的法律意识情况，而恰恰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水平。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说，道德素养较好的人，虽然法律知识欠缺，但因其恪守内心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底线，往往能够做到严守自己的做人准则，其违法的概率一般相对较低。而那些法律意识较强但道德素质很差的人，由于没有起码的道德防线和规则意识，不能用道德信念来克制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往往难以抵制诱惑，容易滋生犯意和邪念，其违法犯罪的概率一般相对较高。比如那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罪分子，其实施故意犯罪时应当说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后果，其不仅有很强“法律意识”，而且懂得如何钻法律的漏洞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要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社会，我们就应当要将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的同步提高作为基本标尺，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反映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提升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环境和良好社会风气氛围；必须将法治与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法律和道德所内蕴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公众内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觉以此来反省、判断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缩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与法律运作效果之间的落差，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既要重视法律的形式理性，更要重视法律的价值理性，在保证法律形式正义实现的同时，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强调“德主刑辅”的同时，虽然建构起了庞大的行政司法体制，但其法律的内在精神和功能在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而不是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因而中国传统法制充满了残暴、腐败和黑暗。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法制建设，使得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文革”期间，法制更是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包括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都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任务特别繁重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首先应当要按照法治运作的要求架构体系完备的现代法制模式，实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在立法上建构概念科学、逻辑严密、内部结构相互和谐统一的法律体系；在司法上建立程序严格、运作规范、各司法机构相互制约与配合的司法机制；在执法上建构严格执法、依法办事，既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运作，又使这种权利能得到有效监督的执法体制；等等。只有建立起形式合理完备的法律机制，才能为现代法治社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确保法律能够实现平等与规则正义的前提，而要使法律能够实现良性运作，我们还必须对立法进行价值选择与定位，实现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既可以正向价值为依归，成为维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保障社会公众福祉及其正当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有效手段；也可以负向价值为取向，成为推行专制和压制、维护特权和私利、实行暴政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只有实现了法律的价值合理性，法律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安定的保障器，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器，社会文明的推进器。

法律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有机统一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有效途径。法律形式理性指向的是法律自身的结构或程序意义，它着眼于法律的操作功能，注重法律的逻辑严谨性，从技术层面说明了法治是一种“真法之治”。法律价值理性指向的是法律所内蕴的价值目标，它着眼于法律的精神理想，注重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和普遍性。它从客观的角度，从社会的层次上，说明了法治是一种“良法之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只有实现了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赢得全体民众从内心深处对法律心悦诚服的信任和信仰，真正使法律成为令人信服的社会理想信念和社会民众自觉遵行的行为规则。

法律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法律具有权威性的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法律制度设计时，应当要注意从古今中外吸取既适合于我国现实国情，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制运作的成功经验，精心架构结构精巧、程序完善细备、运作精良的法律机器；应当能够敏锐洞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要求，准确把握社会前进的脉搏和主线，将那些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气质，反映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共通要求和一般道德观念，反映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的通行规则和一般价值理念的内容纳入到立法之中，真正使立法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地注意防止法律出现“时滞”现象，及时改良法制运作中存在的弊端，剔除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内容，始终保持法律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第三，既要重视法律的制度建设，更要重视司法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做到法治的“硬件”与“软件”相配套。

建国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忽视法制建设，使得执政党以及党的领导人失去了有效的法律监督与制约，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并直接导致了“文革”浩劫的发生，小平同志对此透辟地分析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继续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趋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否真正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能否真正做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能否最终建立井然规范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完善、系统、严密的法律制度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更应看到的是，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毕竟都是人所设计出来并靠具体的人去推动和实施的。法律地位越重要，它对立法、司法和执法者的素质要求就越高。从某个角度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注：《荀子·君道》。）实践证明，法律的实际运行状况与法律操作者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度如果有了高素质法律人的操作，必然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善法”功能。而如果没有素质良好的法律操作者，则再好的法律制度都可能会或形同虚设，或变形走样。

在建构现代法制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硬件”法律制度建设，形成完整配套的对公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制衡机制、对权力行使者进行问责落实的责任追究机制、对非法公权力行使对社会主体侵权造成损害时予以赔偿的司法救济机制、对法律操作者进行遴选、考评、提拔、监督、奖惩、淘汰的组织用人机制，将公权力行使严格限制在法定范围内，确保法律操作者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注重法律人才的“软件”建设。必须在思想意识上加强对法律操作者的道德素质教育，使其养成忠于法律，信仰法律，愿为神圣的法律献出一切的意志品质；在业务素质上加强对使其进行业务素质教育，使其能够做到精通法律、熟谙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操作技巧，成为法律实务上的行家里手，等等。只有使法制做到制度“硬件”精良精巧，人才“软件”优品高质，法制才能得到良好的实施与运作。

第四，既要加强法制建设，更要重视法制运作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条件建设。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脱离社会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的法制变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对于法律与现实社会生活条件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39页。）所以，尽管法制变革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法律的内容和性质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所决定的，法制变革能否成功也往往取决于后者。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其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变法者的态度是否坚决，也不在于变法的内容是否先进，而在于这种变法具不具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支持等现实社会条件。

在中国以现代法治社会为建构目标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有着极为特殊而复杂的国情背景和阻碍因素。中国古代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和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严重窒息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生长发育，“官本位”、“义务本位”等传统观念则时时侵蚀着现代法治文明理念的形成。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模式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艰难的过程，我们决不能企望仅靠法制变革就能一蹴而就地实现现代法治社会，而必须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法制的外在运作环境建设，使已经建构起来现代法制模式能够获得良性运行和实施的社会基础条件。

我们所说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指要加强对立法、司法及执法的内在规律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要革除现有立法体制中的弊端，促进立法活动本身的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推动高度透明、高效运作的现代立法体制模式的建立，从而迅速提高我国立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并使我国的相关立法实现与国际先进立法和通行规则相接轨；在司法上应当要在法律上和体制上真正赋予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权，坚持司法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要完善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遏制和防止司法腐败，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执法上要使各级政府部门养成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办事的习惯，遵循政府行为“法无授权即非法”的理念，坚决摈弃过去那种不按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而只按上级“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甚至是“领导批示”来办事的做法，做到行政行为的适法、公开和透明。

加强法制的外在运作环境建设是指要按照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形成良好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氛围，从而为现代法制运行提供强大的社会力量支持。具体而言，要做到：

要加快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和完善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先进的对公务员进行遴选、考核、评价、回避、升降、淘汰等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相对完备的对公务员非法行政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与处罚的法律制度；应当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范围、义务内容和角色定位，在赋予其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同时，要明确其应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义务与责任，切实改变行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恶习，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公众的“公仆”意识；应当要求形成高效顺畅和法治化的政府运作机制，建立廉洁精干的公务员队伍，培养行政机关注重行政行为的公开合法性和依法行政的习惯，从而能够做到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和法律的正当程序才能作出，任何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因行政权力的非法行使而致损害的都能依法得到救济，一切违法违纪的官员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要加快市场经济建设，建立能够对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管理和市场秩序等进行有效调控的现代市场运行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证券金融监管体系、市场管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法律制度，将一切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都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规则范围内，使其在享有法定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经营自主权和自由竞争权的同时，能够做到公平竞争和守法经营。如果其行为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并使受害当事人能够依法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安全运行，使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此外，还要在社会民众中培育和普及现代法律意识，大力建设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法制改革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之间既互为内容与目标，也互为手段与途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乃是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和谐统一，而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乃是传统法制实现向现代法治嬗变的最重要保证，是中国最终建成现代法治文明社会的最深刻或最根本的标志。惟有大力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现代法制才真正得以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得以建成。

⑷ 法律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建议你看一本法理学的书 上面有你认真找就找得到
我给你到网上找复制一大堆可能用处也不大

法律与经济发展

第一,政府的立法必须要兼具防制性与促进性的双重功能。我们一方面要运用法律以保障人民的权益,而另一方面也要用以增进公共福利。因此,法律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工具。法律必须能领导活动的进展,而绝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我们应该可以用日本的经验来证明:

经济法规应配合社会经济结构的进步与变动而随时修正。例如,日本的造船工作,虽具相当规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几乎已为盟军完全摧毁,且其设备与技术亦已远落在美国之后。故在战争甫经结束的一段期间,造船业的恢复甚至显得并无多大希望。但经颁布法律,对自己电动焊接机械及其他造船机械免除进口关税,并自美国引进新技术之后,造船业开导突飞猛进。经过十年多后,日本在世界造船业中已居于领导地位。日本法律允许关税税则随时修订,以配合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战后经济能有非常的快速进步,法律的高度配合与适应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而间接的也是日本人对于立法特别重视的结果。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及内阁固均设有法制局,各部会也都有立法顾问人员,专门担任法律的修订工作。即使从事经济活动的民间机构,也相当重视立法,且经济提出修订法律的建议,也因此,日本的法律才能适当的灵活运用,随时适应实际需要。

同样,在于其他若干国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将法律继续不断修正的事例,例如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便都设有立法资料室。国会图书馆藏有极丰富的参考资料,也对立法工作颇有贡献。

然而,台湾现行政政府机构中,却并未设立类似的法律研究单位,因此,我们便不能经常进行法律的研审与修订工作,结果遂使立法赶不上时代的进步。

诚然,要使立法随时赶上时代,并不简单。主要的必须一般民众能了解有这种改变的需要,才有成功的希望。举例而言,在制定与执行有关空气污染与水污染的法律时,这种法律能规定到如何程度或能发生如何的效果,就要视一般公众对于国民健康与经济福利所了解的程度来决定。因此,如何以普遍的教育来激起广大民众的新观念,将是法律修订能获致成功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谨慎的计划并加以有效的倡导。

第二,法律修订的方向必须以孙中山先生首创的三民主义为基础。根据国父学说,为经济发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均须以实现民生主义为目标。经由投资得利润固然是合法的,成功的企业家的财富累积,也因此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过度的财富集中与不正当的企业竞争,仍将破坏社会秩序,而应该严格制止。政府已采行累进课税的所得制度,以期达成公平分配财富与所得的效果,但也仍须制定类似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以防止独占行为。

第三,法律的修订工作应遵守下述几点原则:

(1)所有法律的制定须充分顾到当前的时势、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俾其规定能切实配合实际需要。事实上,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不同的法律。虽然这时陈旧的立法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是将已开发国家的法律,不加适当修改,迳行移植于开发中国家也会显得荒谬而不切实际。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已开发国家的若干成就,有时可以很快的采行开发中国家,但有些成就却不是短期所能获得的。因此,盲目接受整套新的立法,并不能发挥充分的效果,并可能会弊多于利。(2)法律规定必须要能适切的解决现实的问题,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势将毫无意义。当然,法律的规定也不能自相矛盾,或与事务的常理相违,为使法律规定便于实施而无困难,于制定法律时,自必须对有关事务作充分了解。

(3)法条的形式,在质与量上应尽可能予以简化。现行经济法规颇为繁杂,且有重复矛盾情事,修订法律时,立法者必须谨慎删除为繁杂,且有重复矛盾情事,修订法律时,立法者必须谨慎删除无法再适用、重复与矛盾的规定,俾新颁法律能够因简化与法典化,可以随时适用,发挥其效能。

(4)在研订法律时又必须同时考虑到执行法律所需要的人力与物力。换言之,在颁布法律时,应对各有关机关的设备能力预作适当的考臣,以确保日后执行不会发生困难。关于食物与药品管理的立法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一年半,经合会因经行政院指定研讨本案,即曾广泛征询与管制药品、食物、饲料、农化品、兽医用药等业务有关机关之意见。经合会同时也建议台湾省政府设立一个专案研究小组和一个管理食物和药品的机关。而且除了必要的设备与人员外,省政府也必须能提供充足的预算以供运用。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财力,此项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利益,且为保护大众消费者利益所不可缺少的工作,势必不能顺利实行。

最后,经济立法一定会涉及许多非经济部主管的业务。因此,修订经济法规时,经济部必须与各有关机关保持密切合作。例如,关于免税事项,须征询财政部意见。修正有关国民健康与公共卫生的法律,必须与内政部共同合作。事实上,我们在进行法律修正工作之前,必须征询所有有关机关的意见,并适当的考虑其所提建议。此外,为避免意见相互冲突以阻碍法律修正工作的进行,须先审慎的研订修订的原则,并明确的阐释其意义。如此,则即使整个修订工作不能不分成若干阶段完成,也仍能确保政府政策前后一贯。

在立法过程中有关政策的订定,则须经由行政院详细讨论,俾能符基本政策,而不致受到任何机构本位主义的影响。

现在可以下一结论,即法律规定乃直接的影响于人民的权益与活动,因此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随时修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情况的随时变动,也必须有新的法律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所以,我们所需要的立法,是富于机动性的法律,作为促进社会安定与进步的动力。

本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将暂以两年为期。为了能在此短期间完成较重要的法律修订工作,必须就预期立法院能于1966年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修订案,订定工作的进度表。希望本会的工作进度能配合立法院一年两次的会期,使本会在每六个月期间内所研拟的修正草案能适时呈报行政院通过后提出,由立法院于次一会期内完成立法。倘能如此,则本会将可达成一项极有价值的目标———助于两年内为台湾经济立法的现代化奠定继续发展的基础。
作者：李国鼎 时间：2007-11-22 9:46:0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⑸ 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哪个更适合中国社会发展

非洲部落也不用奴隶封建的按部就班。
还有美洲土著，他们只需要学习知识即可成为一个现代人。
知识是保护规则的手段，知识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总结，是用无数教训和鲜血换来的，普世价值观。

⑹ 为什么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人们常说“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但是法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法就是规范人们行动的规则。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和学习当中，人们无法避免地要参加一些政治、经济、变化和社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总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守一定的规则。简单地说，这些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即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一般情况下，道德规范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地遵守来维持。无论谁违反了道德规范，都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是法律并不是靠人们自觉自愿遵守来维持的，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任何人违反了法律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见，法律和道德规范是不同的。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机关批准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一种规范。

作为强制人们遵守的法律规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既没有国家与法律，人们也不知道国家与法律为何物。这个时期就是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的原始社会。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水平也非常低下。当时，单个的人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并把劳动得来的产品平均分配。

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剥削和压迫。所有的原始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这种习惯不需要有专门机构来强制执行，而是靠人们的自觉遵守、氏族首领的威信来保证实施。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不平等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产生了，剥削和压迫也产生了。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奴隶的反抗，就建立了国家。伴随着阶级对立的产生，法律也就产生了。奴隶主们制定了反映自己利益的行为规则，这就是奴隶制法律。奴隶制法律是通过国家暴力机器来实施的，国家暴力机器就是军队、监狱等。奴隶主阶级迫使奴隶服从他们制定的法律，也要求所有人遵守这些法律。

那么，为什么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产生了阶级和压迫就会产生法律呢？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经历原始群、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个三个时期共100多万年。在原始社会的前期，由于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了，也就不会存在阶级和压迫。没有阶级和压迫，自然也就没有法律存在。

但是生产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在劳动中占主导地位，所以女人统治一切，世系也以母亲来计算，故人们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加速，男子的劳动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母权制也就十分自然地过渡到了父权制，对偶婚也随之过渡到了一夫一妻制，世系以男子来计算，因为每个父亲都需要有一个确实属于他自己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

父权制确定以后，生产力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有了剩余生产物，出现了私有财产，特别是氏族首领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这样阶级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加深，逐渐形成了富人和穷人。从前生产力很低，人们把战争中俘虏来的其他氏族成员杀掉；现在生产力发展了，人们把俘虏变为奴隶，让他们给主人创造财富。后来，本氏族的成员也有因为贫穷降为奴隶的，遭受奴隶主的压迫与剥削。

这样，到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就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此外还有少数的自由民。原始公社是在没有阶级对立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现在社会分裂为阶级并展开了剧烈的斗争，这样就打乱了原始社会的生活秩序，它按老样子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特别是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加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他再也不以本身所据有的显赫地位为满足了，权力谋取把他的权力传给他的子孙后代。

这样就逐渐由“选贤任能”的公天下过渡到“父死子继”的家天下，由氏族民主制过渡到王位世袭制，国家与法律也就随之而出现了。

由此可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与国家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当然，这并不是说，产生了法律，人与人之间突然变得不平等了，社会就比从前更加野蛮，更加落后了。法律的产生和国家一样，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换句话说，法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奴隶制法律是极其残酷的，甚至一人犯罪要祸灭九族，但它用法律手段建立了某种公共秩序，使人们在秩序的范围内活动，从而制止了部族间的野蛮残杀，这当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⑺ 法制与社会发展的介绍

《法制与社会发展》1创刊于1995年，是由国家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学主办的法学学术刊物。该刊原为综合性的法学学术刊物，从2004年起改为理论法学学术刊物。该刊主编为张文显教授，顾问为邓正来教授。

⑻ 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大陆法系的国家首先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社会法是什么呢？比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计划和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这些现代法律主要是解决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性的问题。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会法”的提法。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一国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与经济相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需要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门加以保护，社会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天生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法治途径即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环境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