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价值法

⑴ 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
是一种国家机器。

⑵ 依法治国体现了怎样的社会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法治国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价值支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依法治国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首先，国家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是依法治国的首要价值理想。

国家层面的价值观选择，实际上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管理国家事务以及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国家事务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程中应该秉承的价值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立足国家发展提出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五位一体”的布局和奋斗目标，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前景，凝聚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形象塑造的追求和向往，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凝结了中华民族长期艰苦奋斗与不懈追求的梦想。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要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活动全部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彻底否定人治，确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权的原则，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随意被个人意志所干扰。当今世界综合国力角逐日趋激烈，当代中国完备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任务愈发紧迫。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中决定性的深刻变革。越是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更好凝聚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力，让深刻变革中的我国社会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依法治国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是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根本保障。

其次，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价值目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会发展提出的价值导向，顺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相对自主与自治的发展趋势。它的每一项内涵都与依法治国密切相关，成为引领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自由”，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受限制和约束的自主选择，其实质是依法赋予并保障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充分、自由、全面而个性的发展空间，激发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创造活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平等”即社会权益和地位平等，其实质是社会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社会主体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公正”即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的良好社会环境。“法治”即依法治理，一切社会事务均有法可依，其实质是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使公共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使政府权力边界得以确立，使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社会是由各种组织、团体、阶层、群体等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由于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存在差异，所抱持的价值观存在分歧，因而必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乃至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有利于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还要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公民个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依法治国的基本价值追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公民个体提出的价值导向，彰显了公民所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涵盖了公民社会行为的各个环节，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爱国”，其实质是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立志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敬业”，即敬重本职工作，遵守职业道德，忠于职业操守。“诚信”，即诚实守信，要求人们在经营或交往中，杜绝弄虚作假、投机欺诈。“友善”，即友好醇善，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友好互助，摒弃见利忘义、恶言恶行。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际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体现。法律是指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生活工作的重要规范之一，它惩恶扬善，既保护和鼓励人们的善行，又禁止和惩戒人们的恶行。其本身所具备的特殊权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敬畏和遵守法律。依法治国的至高境界，不是让人们寸利必争、事事争讼，而是要使法律原则和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使人们自觉承担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与义务。实现人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法律的追求、向往和理想，为依法治国树立了一个催人奋进的价值标尺和价值目标。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⑶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法的价值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其所创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表述。 其中涉及到法的内容主要有：（一）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根源于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二）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的政治的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三）法属于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的领域。按照这个科学的理论，法在社会上被定位为：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属于社会意识的领域。 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得出的唯一的科学结论，是解决法的具体问题的立足点和归宿，是不可动摇的。非常明显，社会必须首先解决人们的吃、穿、住等生产和生活的经济问题，然后才能进行政治、法律等活动，这个道理极为仆素和科学。法起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定发展阶段，法的发展历史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生产方式所制约，法的功能是把社会存在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固定化，法的价值是实现代表社会经济基础的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可视为观察法的本质的第一个层次

⑷ 在法治社会中，你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在这五个方面中，公平正义被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指导原则，是发展中的马克思法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价值取向为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应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以人为本”为本质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公平正义，其实现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公平公正执法司法理念的树立。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以公平为基本特征、以正义为最终价值的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法治的精神不仅在于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复杂的执法工作机制，更在于公平正义精神与价值在法治各个环节中真实的体现和实现。

公平正义是评判社会善恶的首要标准。有关社会价值的学说可谓精彩纷呈，“利益”说、“自由”说、“效率”说、“秩序”说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人们的正当利益，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奉“利益”或“功利”为最终的依归，这个社会将成为德性尽失的社会；“自由”是社会生命力、创造力的源泉，但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将会使社会退化为原始丛林；“效率”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但是“效率优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漠视公平、践踏正义的借口；“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无秩序便无社会安全可言，但是当秩序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的时候，则有可能将社会导向活力窒息的境地。由此可见，利益、自由、效率、秩序作为社会价值之一部，固然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但都不能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准则，它们最终都要受公平正义这一基准的评判和检验，它们中的任何一项均不具有超越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能力。所以，一个社会的善恶及其文明程度，最终要看它是否奉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

建设国家、管理国家所要实现的理想境地是经济富足、政治进步、文化昌明、社会和谐，这些目标的实现皆有赖于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统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的主流价值决定着社会的文明走向和发展方向。一个良善的社会必定是将公平正义奉为圭臬的社会，而一个公平正义不彰的社会必定会走向经济的衰退与凋敝、政治的专制与腐化、文化的消沉与堕落、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在一个国家中，利益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冲突与矛盾也是变化多端的，因此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并非是缠身于具体事务的细枝末节中而是要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进而消除冲突，维护公平，匡扶正义。在此意义上，我认为管理国家的本质就在于价值选择；而一个好的执政者的标准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公平正义。当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成为全社会的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并能够分享得到的结果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公平正义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公平正义如果不是抽象的教条，就应拥有反映时代要求的具体内容。公平正义社会首先应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首先要回答的是“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权利保障体系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人”的层次，二是“公民”的层次，三是“弱者群体”的层次。公民权利主要指向政治参与、担任公职、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弱者群体权利主要指向妇女、老人、儿童、身体残障者等特殊对象；而第一个层次，也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层次指的是“人人”、“所有的人”，也就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讲的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的差别，平等享有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中的“人人”。

“以人为本”其次要回答的是“以人的什么”为本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两方面内容，首先，“以人为本”必须以人的共同需要为本，人的共同需要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民众的共同的普遍的要求，所以，满足人民的共同要求就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以人为本”还必须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成为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时，公平正义的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是告成之时。

“以人为本”最后还要回答“如何将人的需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这一问题。人的需要惟有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才是现实的、安全的。“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在价值上是一致的，它们一方面解决了目的性问题，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解决了一系列关系问题，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统一与和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正是这些理念逻辑的产物，因此，对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理解也必须从建立在这些理念基础之上。各级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如果不能透彻理解“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髓。

公平正义的核心是制度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历史久远的人类理想，它的基础是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从直观的层面看，社会不公现象是形态各异的，但概括言之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起点的不公。其典型表现是，在人们出生伊始就被依照自然生理状况和社会出身的不同进行人格身份的差等划分；第二，机会的不公。对人们进行人格高低区别的目的，是要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发展机会，这便是机会不公。在高考招生中，同一张试卷面前不同地区的考生享有不同的上学机会，甚至在同一个地区的考生因户口的差异也有所不同，这就是机会不公的具体表现；第三，规则的不公。用一类规则对一群人，用另一类规则对另一群人，便是规则的不公；表现在法律上，便是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便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种种特权的存在；第四，结果的不公。同劳而不同酬，少劳而多得，多劳而少得，劳而不获，不劳而获，就是结果不公的表现。

可以说，没有公平正义便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便没有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是等义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识的不断深入，社会所弘扬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不断发展的。“公平正义”观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本质所系，我们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进而对制度予以重建。

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制度的和谐

制度的本质在于调整社会各种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制度的和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所要求的和谐里面第一个要素便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和谐。国家之成型，是人民意志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曰公共权力存在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以人民利益为本，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然而，公共权力自其诞生起，就存在着暴力性、过渡膨胀等弊端。自近代以来，民众所努力致求者、思想家所竭力思考者不外乎如何驯服公权力这个问题。法治社会，公共权力应具有谦抑性、去暴性，公共权力之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前提，公民的权利诉求应当能够通过适当程序反映给权力执掌层，权力和权利之间应当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可以说，什么时间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相处了，法治社会就形成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就具备了。

制度和谐的第二个要素是公权力之间的和谐。党的执政、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国务院的行政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权，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和谐，在和谐前提下相互进行配合和监督。制度和谐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要和谐。公民权利的和谐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权利内容的和谐。法律对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应符合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不同等级效力的法律对权利的规定应逻辑统一、体系严谨，对特殊人群应给予特殊的权利保护等等；其二是权利与义务的和谐。马克思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是我们分配公民权利与义务是应把握的总原则；其三是权利主体之间的和谐。建设法治社会，我们不仅要高扬规则意识，还要努力锻造团结友爱、诚信文明的社会文化。讲求规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处处要以规则制人，而在于我们在行为时应谨奉规则，尊重他人的权利边界。权利主体的和谐还应该包括所有公民应平等地参与到法治的整个进程中来。

制度的和谐最终要和谐于制度的正义这一核心点上。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如果全社会的规则意识没有养成，如果各个公权力机关不能从实现公平正义社会的高度上把握公权力的性质，实现和谐运行，社会的公平正义定难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终极目标在于公平正义，其现实道路在于保障和发展人权，其具体途径在于公平执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原则的入宪，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确立了现实的基准、法律的标杆。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思想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不再仅是一句口号，不再仅是一个理论术语，而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已经融汇进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执政理念，成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执法的灵魂和动力。

⑸ 法律的基本价值和一般价值是什么

一般价值和基本价值是一样的：出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客观需要，产权经济学和法经济学备受瞩目。作为产权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的基础性定理，科斯定理拥有着强大的阐释能力。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标准经济理论的一个假设），当事人各方之间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在科斯定理中，法律的诸种价值，如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等等均能得到论证。科斯定理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研究不仅拓宽了法律制度研究的畛域，而且对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有更深刻地揭示。

(5)社会总价值法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由人民而立，并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的基本精神既体现了国家性质，也反映了社会矛盾。

法律是最高的社会规则，掌控了法律就等于掌握了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由人民来制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被人民所掌握。如此才可确保国家性质的纯粹性，调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性。

法律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为了规范活着的人而不是死去的人。法律工具主义者把法律当成了僵化的工具、不变的教条。它违反了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法律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客体，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工具，它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⑹ 请问什么是法律的价值标准、规范标准、社会标准

法律规范（法律规则）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 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反映国家意志的，具体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 法律规范，是指通过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或者认可的，用以指导，约束人们行为的行为规范的一种。它是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基础，可以说它是连接理论法学和实践法学的桥梁。法学家对于法律规范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其本质并非仅仅是用以指导实践，而更重要的要是通过这种研究来加强法律人在法律实践中的论证，推理能力。 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不是实体规范，就是程序规范，这也可以说是法律初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比如民法之外有民事诉讼法，刑法之外有刑事诉讼法）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问题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它容易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容易造成我们视野的狭窄。其实法律规范除了以上两种规范外，还有一种规范，即冲突规范。学术界倾向于将冲突规范归入程序规范之中，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做是欠考虑的。冲突规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论述： 首先，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实体规范是用来具体的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而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当事人，责，权，义明确。从而形成可见的预期，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通过实体实现正义的规范。而程序规范，本身并不追求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明确，而是使得当事人在追求实体权利，义务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它追求的是一种秩序，一种看的见的正义，即“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我们可以称其为通过程序实现正义的规范。而冲突规范，是在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产生的。它本身既不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不规定使用何种程序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通过指导，来告诉法官选择那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国际民商事关系。因此它也被称做“法律适用规范”，“法律选择规范”。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通过选择，指引来实现正义的法律规范。 其次，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实体规范是最先出现的，程序规范次之，冲突规范最后。但是这只是在当历史按照一种由内而外，由闭塞到交往的路线发展时才成立。我们通过观察法律的最初形态“习惯法”就会发现，最初的习惯法是实体和程序不分，但是这种混合状态中实体是战具着很大一部分，而程序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程序性习惯的效力没有实体性习惯的效力高。古时候衙门的县令可以同过各种方法，哪怕是当今看来是非常荒唐的方法来实现自己心中认为的实体正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实体正义第一，程序无关紧要。而冲突规范，只有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个社会关系，有两种或者多种法律同时调整它而且规定不一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是它出现的前提，只有当前两者规范彼此内部出现矛盾的时候，才需要通过冲突规范的选择，指引来做出决定，选择出具体的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来调整具体的社会关系。 最后，从规范的结构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存在着“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前者认为法律规范是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组成；后者认为法律规范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无论是“三要素说”还是“两要素说”，传统学者认为都是为了达到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概括性，稳定性。这种观点对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来言是非常的适合的，尤其是实体规范。但是冲突规范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结构。这是由他的目的和价值所决定的。一般的冲突规范都没有规定法律后观，没有将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区分开，而是将两者合在一起。由“范围”+“系属”构成。前者是应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后者是指明对这种社会关系应该适用何国，何地，何种法律来进行调整。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实体规范，程序规范还是冲突规范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目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结构，尤其是冲突规范和前两种规范的区别更是明显。因此不应该简单的把冲突规范归如到程序规范或者是实体规范之中。 法律规范又由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组成。若法律规范要求受约束的人以规范的价值取向行为或不行为，则为行为规范。若目的在于要求在法律上有争端的人或机关以规范为标准进行裁判则为裁判规范。法律规范大都由这两种组成，但有侧重。例如民法规范重行为规范，刑法规范重裁判规范。

⑺ 法律之最高价值

1、正确答案应当是两者都是，即公平正义、自由。
2、法的价值包括自由、正义、秩序等。自由处于法的价值的顶端，法律必须接受自由、正义标准的约束。

⑻ 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又称为法律的价值，第一种使用方式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回中能够保答护和增加的价值。例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民的自由、社会的公共福利、经济的持续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等都是其体现，还有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更是这层意义上的法的价值的根本体现。这种价值是法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又称为法的"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指法的"形式价值"，它是指法律在形式上应当具备的那些值得肯定或好的品质。比如任何一种法律都应该具有逻辑严谨、简明扼要、明确性等特征。
(1)同价值的概念一样，法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2)法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
(3)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法的追求。

⑼ 劳动法的价值本位是什么

劳动法的价值取向为社会本位

我们知道，劳动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已属于社会法领域。社会法的价值理念乃是社会本位，那么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当然亦为社会本位。并且更重要的是，劳动法最终要选择社会本位为其价值取向，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1.历史原因
劳动法的产生，究其根本原因应当是劳动力再生产这一客观要求所致，而不应当是“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18世纪产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工人阶级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劳动力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资产阶级的疯狂压榨，虽可以短时间内聚敛起巨额财富，而相对也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贫困而言，是极度不均衡的。劳动力的再生产的不能维续，从长远来看，资产阶级获得剩余价值的源泉就会枯竭、消失，最终劳资双方的利益都会遭到损害，社会利益最大化更不能实现，社会秩序必然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如果从社会本位出发，使整个社会利益达到均衡，社会秩序自然会保持稳定，劳动力再生产也会源源不断地持续下去，这样反过来有回促进经济发展，社会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所以说，劳动法以社会本位为其价值取向，是历史发展的要求的结果。

2.现实原因
劳动法发展至今日，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做出了应用的贡献，且当今社会各国劳资关系相对稳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相当缓和，不争的事实证明了劳动法在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方面，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从当前我国形势分析，国家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这又一全新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立提到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与劳动法的社会本位理念是不谋而合的，社会本位所要求实现的目标，正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可见劳动法的社会本位理念乃是正确的判断。

3．制度、内容原因
无论是我国的劳动立法，还是外国的劳动立法，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的劳动法在内，劳动法中关于工资、工时、劳动安全、休息休假时间等方面的规定，形成了劳动基准法。基准法不是国家为实现其自身利益而设定的，它保护的不是诸如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也不是保护纯粹的私人利益，而是保护的是全体社会弱者的社会利益。基准法在西方国家是对传统私法自治流弊救治产生的，它在传统私法的空间里划了一条最起码、最基本的，能够保障社会弱者生存权的基准线。这条基准线所确立的各种制度，缩小了意思自治的空间，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

具体到我国现行劳动立法，有在工资方面，“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在工作时间方面，“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在休息休假方面，“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等规定；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除《劳动法》所列规定外，立法还出台了《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质作业场所劳动保护》等法律法规，并且还特殊规定了女工、未成年工以及残疾人就业权益保护内容。内容可谓之多之全，俯仰可拾。尽管这些具体的制度和内容无不体现的是我国劳动立法上关于倾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之理念，但根本上目的还是为了通过此方式，来维系健康持续的劳动关系的形成，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促进整个社会进入一个和谐稳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