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全文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全文

未见合同…施工中被停工…公司叫我退场我该怎么办

B.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来场经源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制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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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的内容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

所谓无效合同就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的合同。一般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就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无效合同却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其成立，也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无效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一般来说本法所规定的无效合同都具违法性，它们大都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合同当事人非法买卖毒品、枪支等。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合同不符合国家的意志和立法的目的，所以，对此类合同国家就应当实行干预，使其不发生效力，而不管当事人是否主张合同的效力。

2．无效合同是自始无效的。所谓自始无效，就是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以后也不会转化为有效合同。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国家不承认此类合同的效力。对于已经履行的，应当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

本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本项是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效力的规定。在经济生活中出现很多以此类合同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和侵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但是受害方当事人害怕承担责任或者对国家财产漠不关心，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若此类合同不纳入无效合同之中，则不足以保护国有资产。

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欺诈的种类很多，例如，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虚假的商品说明书，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对外签订合同骗取定金或者货款等。欺诈具有以下构成要件：（1）欺诈一方当事人有欺诈的故意。即欺诈方明知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并且会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而仍为之。欺诈的故意既包括欺诈人有使自己因此获得利益的目的，也包括使第三人因此获得利益而使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失。（2）要有欺诈另一方的行为。所谓欺诈行为，是指欺诈方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欺诈行为既可是积极的行为，也可是消极的行为。欺诈行为在实践中可分故意陈述虚假事实的欺诈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的欺诈。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就是虚假陈述，如将劣质品说成优等品；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是指行为人负有义务向他方如实告知某种真实情况而故意不告知的。（3）受欺诈方签订合同是由于受欺诈的结果。只有当欺诈行为使他人陷于错误，而他人由于此错误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而与之签订了合同，才能构成受欺诈的合同。

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而使他人产生恐惧。将要发生的损害可以是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等方面的，这种损害必须是相当严重的，足以使被胁迫者感到恐惧。如果一方所进行的将要造成的损害的威胁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任何根据的，或者受胁迫方根本不会相信的，不构成胁迫。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为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害，而迫使对方签订合同。这种直接损害可以是对肉体的直接损害，如殴打对方；也可以是对精神的直接损害，如散布谣言，诽谤对方。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要具有如下构成要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并且胁迫人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的意愿一致。（2）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如胁迫者必须要有以将要有的损害行为或者接对对方施加损害相威胁的行为。如果没有胁迫行为，只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胁迫行为。胁迫在合同中常常表现为强制对方订立合同而实施的，也可以是在合同订立后，以胁迫手段迫使对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3）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是给对方施加一种强制和威胁，但这种威胁必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一方有合法的理由对另一方施加压力，则就不构成合同中的威胁。如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如对方若不按时履行合同，就要提起诉讼，则因为提起诉讼是合法手段，不构成胁迫。（4）必须要有受胁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如果受胁迫者虽受到了对方的威胁但不为之所动，没有与对方订立合同或者订立合同不是由于对方的胁迫，则也不构成胁迫。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所谓恶意串通的合同，就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例如，甲企业产品的质量低劣，销不出去，就向乙企业的采购人员或者其他订立合同的主管人员行贿，然后相互串通订立合同，将次品当成合格产品买入。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还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由于这种合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本法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将此类合同纳入了无效合同之中。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合同。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七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此类合同中，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又称为伪装合同。例如，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买卖行为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由于这种合同被掩盖的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所以本法把此类合同也纳入了无效合同中。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违反了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无效。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对于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社会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虽然没有采用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提法，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确立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例如，与他人签订合同出租赌博场所。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从本条的规定可知，只有违反了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包含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排除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即当事人在合同中不得合意排除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如果当事人约定排除了强制性规定，则构成本项规定的情形；对任意性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如当事人可以约定商品的价格。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如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等都属于强制性规定；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只是指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的规定。由此可见，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本项的规定只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任意扩大范围。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如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违反了刑事法律或者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如我国税收征管、外汇管理的法规。实践中存在的将违反地方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是不妥当的。

D.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全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全文扩展阅读：

第十五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规定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E. 中国合同法

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第402条规定的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这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实际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条规定，“代理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前款规定，准用于第三人对代理人所进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条规定了未明示为本人的行为，“代理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所为或可得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31〕《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为被代理人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应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并无区别。〔32〕
综合考虑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借鉴《日本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条的构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义订立合同则直接适用代理的规定，发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我国有学者认为，第402条的适用前提为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即受托人虽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谁。〔33〕还有学者认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应当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确切的情况。知道的内容包括具体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权的内容及期限。〔34〕笔者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该是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的事实以及被代理人是谁，而委托授权的内容以及期限则不必知道。因为如果是出于保护第三人的目的而做这种解释，就有些杞人忧天了，毕竟还有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信赖代理外观的相对人利益。笔者这样定义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对照《日本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0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规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人必须知道本人是谁，否则他也无法将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日本学者在解释第100条但书适用的情形时，进行了举例说明：虽然本人的姓名没有明确指示出来，但是，从具体情境能够推断出本人是谁，例如在某经营场所内雇员进行的行为，一般来说就是为经营者的雇主（本人）所为的。〔35〕其次，如果从体系上考虑，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规定的代理情形是区别于行纪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则应该适用行纪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情况并非针对的是英美法中的隐名代理。隐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关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这是部分显名本人，也称作不公开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隐名代理”是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与他订立合同的人是在为另外一个人而订约，而是以为他是在与同他订约的人进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进行交易的对方事实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进行合同交易，则这时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隐名的（undisclosed）。〔37〕权威的法律词典对隐名代理所做的定义也采取这种理解，如“隐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隐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另一个人缔结合同的事实；由此，在事实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诉。”〔38〕“隐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进行交易时成立”。“在代理人进行交易之时，另一方当事人并不知晓代理人是为本人而行为的，此时的本人就是隐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将隐名代理定义为代理人姓名的隐去，而代理关系存在之事实当事人均知悉，这是对英美法中隐名代理制度的误读。
再次，从时间上看，知道的时间应该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因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关系的话，则无法判断出第三人要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关系的意图。第三人要与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缔结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违约时做出判断。
又次，必须没有证据表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双方在签订契约之时特别约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规定的是直接代理，因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而不是赋予委托人介入权或者第三人选择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原型实际上是大陆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条的但书规定和《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该条规定时，不能依据隐名代理制度设计其构成，在适用该条规定时，也不能参考隐名代理制度来理解。同时，该条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与第403条的规定联系不大。
第403条规定的情况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则适用第403条的规定。这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释这个条件却得大费周章。从字面解释，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有两种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国有学者将该条适用的前提定义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笔者赞成此点解释。但此点解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首先如果是这样，文面索性就规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关系”了事，免得徒生歧义；其次，本条与第402条使用的语言完全一致——“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那解释上也应该一致——委托人应该是具体特指的那个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应该解释为第三人不知道具体的委托人是谁。〔41〕最后，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告诉我们，第402条和第403条的内容曾经是作为对外贸易行纪的内容放在行纪部分里，那么，只能说明，立法本意中这两条所规定的就是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行纪关系。因为行纪人是专门做行纪业务的，行纪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代理的问题，那么，似乎这样一种解释——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谁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说该条是借鉴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规定，那么如此解释就会使我们的《合同法》犯一个原则性错误。因为做出这样的解释后，该条规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开本人姓名的半显名代理的情况，而在半显名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的选择权是不适用的。半显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对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权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直至其权利全部实现。有两个逻辑支持这一处理原则：首先代理人必须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希望完全和一个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显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与代理人交易的相对人希望合同为之计算的那个人来承担责任。〔42〕如此分析后，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该条的规定实际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图专门解决的外贸代理问题被架空了。无奈之下，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参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隐名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不得不忽略适用前提问题。但让我们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发展使得隐名代理与半显名代理的区别越来越小，如下文详述的隐名代理中，法院已经开始放弃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选择权规则，第三人的地位已经趋近于半显名代理中第三人。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忽略规则适用的制度背景的一个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如下：
其一，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则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这里的披露内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体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受托人无法向第三人履行义务，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无法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会发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问题。这是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则只能由受托人自己来承担法律后果。这时，就需要按照纯粹的三方当事人，两个独立的合同来处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限制。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则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根据学者的解释，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况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纯粹是因为信赖受托人个人而与之缔结契约，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约能力等；一些必须要由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经与委托人协商订约，因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约能力等情况而拒绝与其缔结合同。〔43〕
美国判例法确定，在下列情况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与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对本人履行将给第三人带来更大的负担，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离上多出一倍。这时，第三人有权要求额外的费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义务。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恶意隐瞒了代理的事实。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亲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风景画画家，同时也是艺术家们的经纪人，同意为第三人的农场做画，但内心里却想让另一位画家来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代理人没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画家来完成，则必须由其亲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张其对代理人能够主张的抗辩权。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笔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则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张从履行中抵销掉这100元。〔44〕在美国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对代理人的义务后，对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担责任，其前提是抗辩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实前成立。因为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对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隐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当事人。〔45〕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但没有就该款的适用做出限定。考虑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谋恶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辩，应该以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未显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辩理由为限。
2、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第三人选定相对人以后就不得再变更。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后未获实现，则第三人就无法再向受托人主张合同义务。这是英美法上的一项原则性规定，认为第三人对于代理人的权利和第三人对于本人的权利是冲突的，一旦选择其一就不能改变主意向另一方起诉。〔46〕不得变更相对人的规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经向代理人支付了价金，但代理人没有将其付给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国法中，答案是“他必须这样做”！〔47〕我国合同法在规定第三人选择权的同时，又规定了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这样，如果委托人已经与受托人了结了债务，则委托人就不会再做出第二次给付。我国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实际上与所谓纯正的英美法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论背道而驰。〔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对于第三人所担负的责任，这在美国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有过反复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个显在的法律分支领域，只是后来因为组织性社团的出现，才使得对其研究和讨论蓬勃发展起来。19世纪美国关于代理制度的讨论并不区分本人的责任和雇主责任，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雇主-雇员之间关系适用的严格责任。正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论述的那样，在一般授权（general
authority）的情况下，本人要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代理人违反了本人所发出的指示。尽管在特别授权（special
authority）时情况不同。这种论点被归结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说。19世纪中叶，斯托里关于一般代理和特别代理的分类受到了批判。当时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企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托里时代，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个人关系，而19世纪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超越代理权限范围。于是，西奥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对斯托里的分类进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个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顿（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与代理人法释（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书中，将代理与雇佣（service）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事关业务经营，雇员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而后者是事务性的操作，雇员必须执行具体明确的指令。这样，19世纪上叶作为独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消迹于侵权或者合同法领域之中。沃顿还试图把本人从雇佣关系的严格责任中解脱出来，而采用过失标准。也是在这个时代，代理法被司法实践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据严格的合同意思理论（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对第三人负责、第三人向本人承担责任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和并不知晓其存在的人进行交易，不能说是意思达成了合致。但法院认为，如果让本人不承受任何负担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隐名本人要对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负责。〔49〕20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亚瑟·科宾（Arthur
Corbin）关于合同的论述，影响了对隐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的研究。他认为“违约责任不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而是法律的产物”。〔50〕紧在科宾之后，192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沃伦·西维（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隐名本人对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所应该具有的当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规则，本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法律根据具体情形之正义要求设定的义务，与当事人的意志无涉。〔51〕在今天，当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却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时，该如何处理，美国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仍然不一致。多数说认为，在本人尚未公开时，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对于债权债务的处理出于诚信，本人认为代理人会向第三人履行，则本人可以免责。而少数说认为，隐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偿之责，除非第三人的行为让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经进行了偿付。多数说的根据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损害第三人，因为第三人的预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对方，因此他也必须承担和代理人之间的信用风险。而少数说的论据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无穷无尽的措施可以保护他自己。不能因为本人倚赖其代理人的诚实而不是他自己的调查就让第三人受损。〔52〕和美国法院的多数观点进行比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对有效抗辩做出限定，从主观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为必须出于诚信和善意；从客观上看，有效抗辩必须是在第三人选择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选择以后，本人要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虑。因此，《荷兰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一个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违反了他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或者如果他已经破产，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书面通知，并且直接对其起诉，但范围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对代理人所承担的责任。〔53〕
第三人的选择权在美国很多州受到了攻击，在这些州第三人获得了大翻盘，他们争取到了针对本人的额外的权利，而不是原来的选择性权利。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选择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权利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关键性的代理人破产的情况下，往往会仅仅因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够的资产偿债的错误，便使本人从交易中获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义务。〔54〕摒弃第三人选择规则（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时下在美国的多数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